臨終托孤：武帝安排身後事

時間來到後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劉徹已經六十九歲——人生七十古來稀，在古代，這應該算是高壽了。

自從劉據死後，大漢帝國儲位虛懸；而年邁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時日無多，所以當務之急就是盡早確立繼承人。

武帝原本共有六子，除長子劉據外，次子齊王劉閎早逝，五子昌邑王劉髆於這一年正月亡故，眼下還剩三個，分別是三子燕王劉旦、四子廣陵王劉胥和少子劉弗陵。

如果以長幼排行作為替補原則的話，最有資格繼任太子的無疑是燕王劉旦。另外，據《漢書·武五子傳》記載，劉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可見與青年時期的武帝頗為相似。假如武帝想要的是年紀最大、性格最成熟、各方麵都最像自己的繼承人，那麽劉旦顯然是不二之選。

然而，劉旦具備的這些優勢，卻都不符合武帝選儲君的標準。

前文已述，早在巫蠱之禍前，武帝劉徹就已明確表示，自己的繼任者必須是一位能夠讓天下安寧的守成之君，而不能再像他這樣一味進取，否則必定重蹈暴秦覆轍。簡言之，他想要的未來天子，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都跟他不一樣的人。

而劉據死後，隨著武帝的幡然悔悟和《輪台罪己詔》的頒布，他更是主動改變了自己的治國路線和施政方針，相當於提前進入了“守成”階段。

在這一背景下，燕王劉旦越像青年時代的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為未來的大漢天子。

可劉旦自己並不這麽想。他從皇位繼承的一般原則出發，認為自己是剩下三個兒子中最年長的，自然應該由他繼任太子。所以，他便迫不及待地上書武帝，要求入宮“宿衛”。這兩個字，其實就是急著想要當太子的委婉說法。

此舉是違背禮製的行為。武帝大怒，立刻將劉旦的使者斬於北闕之下；稍後，又以劉旦藏匿亡命之徒為由，削掉了他三個縣的封邑。

如此一來，燕王劉旦就與太子位無緣了。

再來看劉旦的同母弟、廣陵王劉胥。《漢書·武五子傳》稱其：“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意思是劉胥身材魁梧，喜歡聲色犬馬，力能扛鼎，還能徒手跟狗熊、野豬等猛獸搏鬥，很多行為都不合法度。

很明顯，這又是一個“粗獷版”的青年劉徹，當個武將上陣殺敵還行，但做太子肯定不靠譜，所以直接被淘汰了。

最後，就隻剩下鉤弋夫人所生、年僅七歲的幼子劉弗陵了。

當然，劉弗陵並非武帝排除掉所有不可能之後的無奈選擇。相反，據《漢書·外戚傳》記載，劉弗陵從小就與眾不同，“生與眾異”，顯得很早熟，不管是身體還是智力都比同齡人發育得早，“壯大多知”，所以“上常言‘類我’”——武帝經常說劉弗陵很像他。因此，武帝“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對他十分偏愛，早有立劉弗陵的打算。

不過，武帝卻擔心幼主即位，母後必然臨朝，而外戚也就隨之坐大，到時候就有可能重演漢初的“呂氏之禍”。所以，他遲遲下不了決心。

到了後元元年，武帝意識到立儲之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便想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能讓劉弗陵接班，又能避免女主幹政和外戚擅權。

這個辦法很簡單，就是殺了鉤弋夫人。

古代人常說母以子貴，通常兒子當上太子，做母親的後半生也就富貴無憂了。可凡事總有反例，鉤弋夫人就不幸成了這個少有的反例。

武帝晚年雖然寵幸鉤弋夫人，但為了大漢社稷的穩定和江山永固，他也隻能忍痛割愛。主意已定，武帝便找了個罪名，嚴厲譴責了鉤弋夫人。據《漢書》記載，鉤弋夫人不久便憂懼而亡；而《資治通鑒》則說，武帝先是把鉤弋夫人關進了掖庭獄，沒過幾天就將她賜死了。

左右近臣對武帝的這一做法都頗為不解。武帝也知道他們心裏滿是疑問，有一天閑著無事，就故意問左右說：“外人對此事怎麽看？”

左右答：“外人都說，明明要立其子，為何又要殺其母呢？”

武帝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這種事，不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和外麵那些蠢人能理解的。自古以來，國家之所以動亂，大多因為君主幼弱，其母正值盛年。女主一旦掌權，便會驕恣**，無人能夠製約。你們沒聽說過呂後的事嗎？所以，迫不得已，隻能先把鉤弋夫人除掉。”

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術，源於法家的權謀之學。武帝劉徹不僅對此諳熟於心，且在位這麽多年一直運用得爐火純青。在法家的觀念裏，君主的威權是人世間唯一至高無上的東西，絕不能受到任何威脅和挑戰——哪怕這樣的威脅並非現實存在，隻是一種可能性，也必須將其扼殺於萌芽狀態，防患於未然。

至於這麽做會犧牲誰的性命、犧牲多少人的性命，對帝王而言，都是在所不惜的。

解除了“女主幹政”這一後顧之憂，接下來，就是為劉弗陵物色幾位靠得住的顧命大臣了。在內廷外朝的文武百官中，武帝劉徹最信得過的人，莫過於時任奉車都尉、光祿大夫的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的異母弟，十幾歲就被霍去病帶到了長安，入宮擔任郎官，侍從武帝左右。霍光為人沉穩持重，做事極為嚴謹。據《漢書·霍光傳》記載，他每次出入殿門，落腳總在同一個地方；有好事的同僚暗中做了標記，然後專門拿尺子去量，發現竟然“不失尺寸”，就是幾乎沒什麽誤差。對此，班固不禁在書中讚歎：“其資性端正如此。”

霍去病去世後，霍光便被武帝擢任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他“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嚐有過”，所以武帝劉徹對他“甚見親信”。

二十多年的朝夕相處，且從未犯任何過錯，令霍光在武帝心目中有著任何人都難以比擬的地位——這是由漫長時光沉澱下來的信賴和情感，也是一種由無數日常細節構建起來的君臣相知。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精明過人的武帝才會認為群臣百僚之中，“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漢書·霍光金日磾傳》），隻有霍光能擔重任，可以把社稷托付給他。

為了讓霍光明白自己的托孤之意，武帝特地命人畫了一幅《周公輔政圖》，即周公旦背著年幼的周成王召見諸侯的情景，然後把畫賜給了霍光——一切盡在不言中。

武帝看上的第二位顧命大臣，是匈奴籍的金日磾。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當年休屠王本欲歸漢，中途反悔，被渾邪王所殺。隨後，年僅十四歲的金日磾便和家人一道被籍沒入宮，成了養馬的宮奴。據說成年以後，金日磾長得十分魁梧，身長八尺二寸，且“容貌甚嚴”，一表人才。而且，他還很善於養馬，被他喂養的馬都長得膘肥體壯。武帝因此對他分外賞識，便擢升他為馬監，後來又升為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因善於養馬而致富貴的金日磾，遂被後世尊為養馬業的祖師爺。

金日磾跟霍光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做人做事極為小心謹慎，且地位越是尊貴，就越是常懷臨深履薄之心；所以在武帝身邊侍奉多年，同樣從未出過差錯。對此，武帝當然十分滿意，“上甚信愛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後元元年六月，宮中發生了一起刺殺案，行刺目標正是武帝。如果沒有金日磾，武帝劉徹恐怕就遭遇不測了。

該案的主謀之一，就是在平定太子兵變中立功、受封重合侯的馬通。他有個兄長叫馬何羅，在宮中任侍中仆射，素與江充交好。兄弟倆本來都官運亨通，日子過得很滋潤，可隨著武帝的悔過，政治風向突然逆轉，馬氏兄弟就開始惴惴不安了。當武帝為太子劉據平反，並誅殺江充的宗族和黨羽後，馬何羅越發擔心遭到清算，便與弟弟馬通合謀，決定刺殺武帝。

作為武帝身邊的侍從官，馬何羅擁有近水樓台的優勢，原本是很容易得手的，可他們的計劃就因為金日磾失敗了。自從馬氏兄弟開始密謀，一貫細心的金日磾就察覺到他們舉止異常，遂多留了個心眼兒，一直暗中跟蹤他們。

馬氏兄弟也不是笨蛋，很快就發現被金日磾盯上了，故遲遲不敢發動。

不久，武帝前往甘泉宮。隨行的金日磾恰好生了小病，在值班室休息，沒陪在武帝身邊。馬氏兄弟覺得機會來了，就叫上弟弟馬安成，兄弟三人假傳聖旨，帶上一幫手下，深夜出宮，殺了軍械庫官員，取出兵器進行了分發。

次日清晨，武帝未起，馬何羅袖中藏刀，徑直進入了武帝寢殿。金日磾正準備上廁所，一看就覺得不對勁，趕緊跑到武帝臥室門口守著。馬何羅從東廂房進來，看見金日磾，吃了一驚——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發，仍直奔門口而來。可能是過度緊張，馬何羅撞到了門旁的一把瑟，樂器落地，發出聲音，他嚇得僵在了那裏。

金日磾趁此機會，衝上去一把抱住馬何羅，同時大叫：“馬何羅造反了！”

武帝驚醒，此時侍衛們也都衝了進來，紛紛抽刀上前，要去殺馬何羅。武帝擔心傷及金日磾，就命侍衛們不得動刀。金日磾人高馬大，一把就將馬何羅摔倒在地。侍衛一擁而上，將其擒拿。隨後，馬氏兄弟三人及其黨羽全部伏誅。

作為天子近臣，心細如發和勇於救主，無疑是最突出的兩個優點，而金日磾全都具備。可見武帝對他的信任，絕非沒有來由。

第三位入選的顧命大臣，是時任太仆的上官桀。

上官桀，隴西上邽（今甘肅省清水縣）人，年輕時入職禁軍，任羽林期門郎。相較於霍光和金日磾，上官桀的入選就頗有幾分運氣成分了。霍光和金日磾都是在武帝身邊兢兢業業侍奉了二三十年；而上官桀博得武帝賞識，則是由於兩件小事。

有一回，上官桀護衛武帝前往甘泉宮，路遇大風，車駕難行。武帝就命上官桀把碩大的車蓋解下，舉在手中，以減少風阻。上官桀一路舉著沉重的車蓋，卻仍緊跟車駕，沒有掉隊。如此孔武有力，自然引起了武帝的注意。稍後，突然天降大雨，上官桀反應神速，立馬將車蓋罩在了武帝頭上。武帝“奇其材力”，對他的勇力和敏捷十分欣賞，隨即擢升他為未央廄令，負責管理宮中的名貴馬匹。

後來，武帝患病了一段時間，病愈後趕緊來看他最珍愛的那些寶馬，竟然發現馬兒比以前瘦了一圈，頓時大怒，對上官桀吼道：“你以為我從此都見不到這些馬了嗎？”

這一質問非同小可。起因是馬，但武帝這話的意思卻是：你上官桀以為我活不長了，才敢如此懈怠。說完，武帝就準備把上官桀抓起來關進大牢。就在這決定他一生命運的瞬間，生性機敏的上官桀撲通一下跪倒在地，一邊拚命磕頭一邊淚如雨下，哽咽道：“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漢書·外戚傳》）

臣聽說皇上龍體不安，日夜憂懼，心思全都不在馬上啊！

上官桀的反應雖然跟上回拿車蓋擋雨一樣神速，但這話其實並不高明，頗有狡辯之嫌，且諂媚的味道十分濃厚。假如是年輕時的武帝，一聽這話很可能會更加惱怒。可是，武帝畢竟老了，而人一老，耳根子就特別軟，特別容易被好聽話打動，而不管這好聽話有多麽廉價。

所以，上官桀非但沒有因此遭殃，反倒因禍得福——“上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仆。”（《漢書·外戚傳》）

武帝認為他忠心可嘉，越發青睞他，遂擢升他為侍中，稍後又拜為太仆。

第四位入選的顧命大臣，是時任禦史大夫的“理財大師”桑弘羊。

前文已述，桑弘羊就是“鹽鐵專營”這一經濟政策的主導者。該政策為漢朝創造了巨量的財政收入，極大緩解了帝國的財政危機，且對後來的中國曆史影響深遠。桑弘羊因功擢升大農丞，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

不久，桑弘羊又以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代理部長），全麵主管國家財政，並開始推行一項新的經濟政策——“平準均輸法”。所謂平準，即賤買貴賣，平抑物價；所謂均輸，即對物資進行統一征購、運輸和調配。具體的做法，就是在京師長安和全國各主要城市設立平準官和均輸官，由國家在各地統一征購、運輸和調配貨物；然後根據市場行情，賤時收購，貴時拋售。此舉不但可為政府增加極為可觀的收入，還能平抑物價，打擊富商大賈囤積居奇、壟斷市場的行為。

盡管桑弘羊一直在千方百計為朝廷增加收入，可也架不住武帝花錢如流水。除了連年用兵、四處征伐需要大量軍費外，武帝中年以後幾乎每年都要出外巡遊，並且賞賜無度，這些都要花費巨資。“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資治通鑒·漢紀十二》）

通過正常的經濟和財政政策所增加的收入，已無法滿足武帝無底洞般的消費需求。為此，桑弘羊不得不挖空心思，想些別的生財之道。他奏請武帝，允許低級官吏捐錢買官，同時允許囚犯花錢贖罪。這兩個辦法一經實施，僅關東地區的年收入就超出預算六百萬石；短短一年間，太倉（中央糧食儲備庫）和甘泉倉就全滿了。另外，向來物資最為緊缺的邊防地區，糧秣及各項軍備物資也都出現了盈餘。

《資治通鑒》稱之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即老百姓不用加稅，而政府的財政卻非常寬裕。武帝大喜，賜給桑弘羊“左庶長”之爵，並賜黃金百斤。

顯而易見，桑弘羊可謂武帝一朝當之無愧的“財神爺”，隻要有他在，武帝劉徹就永遠不缺錢花。這樣不可多得的人才，自然應該進入顧命大臣的行列，讓未來天子劉弗陵也能當個“富家翁”。

後元二年正月初一，武帝劉徹在甘泉宮接受了諸侯王的朝賀。按慣例，文武百官也必須入宮朝賀，但此時的武帝已抱病在身，不想再多折騰，故僅接見了諸侯王，群臣則免了。二月，武帝前往長安東南盩厔縣的五柞宮。

剛到這裏，武帝就病倒了，且病情日漸沉重。

此時，雖然武帝早已為劉弗陵的接班鋪平了道路，但尚未公開冊立太子。

眼見皇帝已不久於人世，隨侍在側的霍光涕泣問道：“如有不諱，誰當嗣者？”（《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如有不測，誰可以繼位？

武帝答：“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你還沒明白之前賜給你畫的意思嗎？立少子劉弗陵，你像周公那樣輔佐他。

霍光當然早已明白，但謙讓一下總是要的，趕緊叩首道：“臣不如金日磾。”

金日磾也在一旁，聞言忙道：“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臣是外國人，不如霍光，而且這麽做，會讓匈奴輕視我大漢。”

金日磾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盡管已在漢朝生活了大半輩子，可他畢竟是匈奴人；武帝能一路提拔他為天子近臣，並給予他莫大的信任，已屬分外之恩，他當然不敢再奢求更多，更不用說當“首席顧命”了。

二月十二日，武帝終於正式下詔，冊立年僅八歲的劉弗陵為太子。

十三日，武帝頒布了一生中的最後一道詔書，向朝野公布了輔政班子的人員名單：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禦史大夫。四人共受遺詔，輔佐少主。

十四日，武帝劉徹在五柞宮逝世，享年七十歲；隨後，朝廷定其諡號為“孝武皇帝”，廟號“世宗”；同年三月，葬於茂陵。

一個恢宏壯闊、狂飆突進的大時代，一個開基立業、深刻影響後世的大時代，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