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台罪己詔》：一代雄主的最後懺悔
一場接一場由巫蠱引發的大獄，把整個大漢帝國攪得血雨腥風。
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眼看著隻要涉及巫蠱，無不一告一個準，於是有樣學樣，紛紛以巫蠱為名相互構陷、指控，都想利用這個由頭把平日裏有仇的或看不順眼的人搞死。
所幸，朝廷有關部門在經曆這麽多血的教訓後，已變得慎重起來，對於民間提告的巫蠱案都進行了翔實的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指控都是子虛烏有，純屬栽贓陷害。
武帝劉徹得知這些情況後，不禁回想起了太子。直到此刻，武帝才漸漸開始悔悟，覺得太子的確是在江充的逼迫下，因惶恐無措才起兵，其實並無謀反之心。
恰在此時，一個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廟的小官，給武帝上了道奏章，替太子鳴冤叫屈，說：“兒子擅自調動父親的軍隊，頂多就是受一頓鞭打。假如天子的兒子誤殺了人，該當何罪？難道還要拿命相抵嗎？微臣曾經夢見一個白頭老翁，教臣向皇上說這番話。”
平心而論，田千秋這幾句話實在沒什麽理論水平，既沒有嚴謹的邏輯，也沒有動人的情感，甚至連古人最擅長的引經據典都沒有，無非就是替太子喊個冤罷了。
可是，人的運氣就是如此奇妙。田千秋喊的這一聲冤，恰好就在武帝心有悔悟的當口，所以武帝就聽得特別入耳，乃至特別入心，比那些碩學鴻儒的高頭講章都好使。
武帝看完奏章，頓時“大感寤”，隨即召見了田千秋，十分感慨地說：“父子之間，外人難以進言，而唯獨田卿敢言明其中道理。這一定是高皇帝（劉邦）托夢給你的，讓你如此教朕。田卿應該擔任朕的輔佐大臣。”
就這樣，這個原本寂寂無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選擇在一個妙到毫巔的時機說了幾句恰到好處的大白話，便博得了武帝的賞識和重用，旋即火箭般躥升，連跳十幾級，一躍成為朝廷的大鴻臚，位居九卿！
既然武帝已經認為太子一案是冤假錯案，那麽製造冤案的江充、蘇文等人自然是罪不容誅了。江充已死，所以武帝就誅滅了他的三族；而宦官蘇文則被拉到長安橫門外的石橋上，當眾用大火燒死。
此外，當初在湖縣負責抓捕太子的官員，事後因功擢升北地太守，現在也從功臣變成了罪臣，不僅本人被罷官、斬首，全族老少也悉數被殺，共赴黃泉。
為了表達自己對太子的哀思，征和三年秋，武帝劉徹特意命人在長安興建了一座“思子宮”，又在湖縣建了一座“歸來望思台”。
據說，“天下聞而悲之”（《漢書·戾太子劉據傳》）。
然而，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無法讓死者複活。就算太子劉據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喚下歸來，他就能原諒自己的父親嗎？就算太子能原諒，武帝劉徹在這場巫蠱之禍中所犯的錯誤和應負的責任，就能因事後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雖然如此，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正是對太子事件的追悔，引發了武帝劉徹的內省和反思，從而讓他認識到了這些年來犯下的種種錯誤，以及導致的一係列嚴重後果。由此，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後幾年中對執政路線的撥亂反正和改弦更張。
征和四年春，時年六十八歲的武帝劉徹在最後一次封禪泰山後，召見群臣，公開說了這樣一番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朕自從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亂悖理，令天下臣民陷於愁苦，朕為此追悔莫及。從今往後，凡是會傷害百姓、浪費國財民力的事情，一律停止。”
聽到皇帝如此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評，估計在場百官都有些蒙，一時竟不知如何應對。隻有一個人站了出來，適時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諫言。
這個人還是田千秋。
他說：“如今的方士，談論神仙的甚多，真有效驗的幾乎沒有。還請陛下將所有方士全部罷黜。”
武帝深以為然，於是將所有方士和派往各地尋訪神仙的使者悉數遣散。過後，武帝不止一次對群臣感慨道：“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從前是朕愚昧，讓方士給騙了。天底下哪有什麽神仙，都是妖言惑眾罷了！隻有節製飲食、服用藥物，才能讓病痛少一點。”
田千秋的進諫，再次贏得了武帝的高度好感。於是，這一年六月，武帝一舉將田千秋拔擢到了人臣的最高位，即百僚之長、三公之首的丞相，並封富民侯。
田千秋從一個看守宗廟的芝麻官，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曆時才短短九個月。
這一幕，堪稱官場奇跡，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恐怕都極為少見。田千秋一無滿腹經綸的才學，二無征戰沙場的功勳，三無高貴顯赫的家世背景，卻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僅憑兩次恰到好處的進諫便封侯拜相，就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歎為觀止了。
不得不說，人生在世，時運和機緣實在是太重要了，其重要性有時候甚至大過才幹和努力。在此，最極端的反例就是我們多次提到的李廣——十六歲從軍，身經百戰，殺敵無數，九死一生，最後不僅沒能封侯，連戰死沙場、為國捐軀的機會都沒有，隻能死於自刎的刀下。
把田千秋和李廣放在一起，就更能感受到造化弄人的無奈，以及“命運”這個東西的詭譎與荒謬。
對於“三無人員”田千秋的官場奇跡，連司馬光都忍不住發了一段議論：“千秋無它材能，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嚐有也。”（《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當然，田千秋也不是完全沒優點。司馬光就說他“為人敦厚，有智”，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聰明，所以才能“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他在丞相位子上也能勝任，甚至比前後幾任還更稱職。
武帝晚年對過往錯誤的懺悔，不僅表現在上述幾則言行中，更集中體現在了一道正式頒布的詔書上。
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
頒布這道詔書的起因，是稍早之前，由搜粟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禦史大夫商丘成聯名呈上了一道奏章，大意是說：“輪台以東，有可灌溉農田在五千頃以上，應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設置校尉，栽種五穀；同時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擴張，既可威懾西域諸國，也可保護盟國烏孫。”
據《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料記載，武帝劉徹看完奏章後，“深陳既往之悔”，於是便有了這道罪己詔。撮其要旨，深自悔過的內容主要有這麽幾段話：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裏，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
…………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這幾段話的大意是：
之前有關部門上奏，要求給百姓增加賦稅，每人多繳納三十錢，用來加強邊防，這是在加重老弱孤獨者的負擔。而今又要求派遣士卒，去輪台屯田。輪台遠在車師國以西一千餘裏，此前開陵侯成娩進攻車師時，雖然獲勝，迫使其國王投降；但因路途遙遠，糧草不繼，死在道路上的士卒有數千人，何況輪台更在車師國之西！
前不久李廣利戰敗，將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中時常悲痛。如今又奏請到遙遠的輪台屯田開荒，並修建要塞，這是擾亂天下之舉，不是愛護百姓的做法，朕不忍聽聞。
當今急務，在於嚴禁苛酷和暴虐，不準擅自增加賦稅，致力於農業這一國本，鼓勵民間養馬，以填補戰馬缺額、不讓邊防缺乏武備而已。
《輪台罪己詔》被稱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道皇帝罪己詔，對當時和後世均有重大影響，因為它標誌著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國路線上的大幅度轉變。盡管學界也有觀點指出，《輪台罪己詔》的曆史意義被班固和司馬光誇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徹底；但大部分古今學者仍然認為，武帝劉徹在其生命最後兩年的悔過和轉變，是漢朝得以恢複安定並繼續發展的主要原因。
如唐代的褚遂良就稱：“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台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複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舊唐書·褚遂良傳》）
當代學者田餘慶也撰文表示，正是由於武帝劉徹對自己的擴張政策感到悔恨，將治國路線由“尚功”調整為“守文”，從而“澄清了紛亂局麵，穩定了統治秩序，導致了‘昭宣中興’，才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從《輪台罪己詔》的主要內容可以看出，武帝劉徹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麵做出了轉變：
其一，在治國路線和施政方針上，提出“禁苛暴”，即從嚴刑峻法的酷吏統治轉向溫和寬鬆的儒家仁政；
其二，在民生和經濟方麵，提出“止擅賦，力本農”，即從橫征暴斂、竭澤而漁轉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其三，在軍事方麵，提出“補缺，毋乏武備”，相當於從強勢擴張、戰略進攻轉向了持重守成、戰略防禦。
民以食為天。無論在任何時代，作為“吃飯問題”和“糧食安全”的農業，都是國家的根本。尤其在古代社會，農業生產更是國計民生的重中之重。隻有在民生富庶、經濟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國家的強大。武帝把丞相田千秋封為“富民侯”，便是取“與民休息，富養民眾”之意。唐代的顏師古稱之為：“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耳。”
要發展農業生產，就必須改進生產技術。武帝就找到了一個這方麵的人才——農學家趙過，任命他為搜粟都尉，專門負責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
趙過發明了“代田法”，使土地得以輪番耕作、充分利用，並且還能年年休耕，讓地力得以恢複。此外，趙過還發明了從耕地、下種到耘鋤的一整套新式農具，並教會老百姓使用，讓農民“用力少而得穀多”，因而“民皆便之”（《資治通鑒·漢紀十四》）。
就這樣，在武帝末年的幡然悔悟和改弦更張之下，已然民變四起、危機重重的大漢帝國，終於漸漸恢複了安定。就像一個大病一場的人，雖然元氣還沒有完全恢複，但至少脫離了死亡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