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

小時候,有一天我和幾個夥伴一起在北密蘇裏州一棟荒廢的老木屋的閣樓上玩耍。我從閣樓爬下來時,先在窗欄上站了一會兒,然後往下跳。當時我左手的食指帶著一枚戒指。就在我跳下去時,那枚戒指恰巧鉤住了一顆鐵釘,結果我的整根手指都被拉斷了。

我恐懼至極,立即尖叫起來,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然而當我的手好了之後,我再也沒有為這件事煩惱過。煩惱能解決什麽問題呢?我隻能接受了這個無法扭轉的事實。我現在根本不會想到我的左手隻有三個手指頭和一個大拇指。

在幾年前,我曾遇到一個在紐約市中心一家辦公大樓中開運貨電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整個左手都沒有了。我問他缺了那隻手是不是非常難過,他說:“噢,不會,我根本就不會想到它。隻有在穿針的時候,我才會想起這件事情。”

如果有必要,我們大概都能接受任何一種情況,使自己適應它,然後完全將其置之腦後。

在我腦海裏時常會出現刻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座15世紀老教堂廢墟上的一行字:“事實就是這樣,而不是別樣。”

我們在漫長的歲月裏難免會遇到一些讓我們不開心的事情,如果它們是這樣,就不可能是別樣。當然,我們也可以有所選擇:我們可以將這些事情當作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否則恐怕我們隻能用憂慮來摧毀我們的生活,甚至精神崩潰。

我最喜歡的哲學家威廉·詹姆斯曾給過我們這樣的忠告:“要樂於承認事情就是這樣的情況。能夠接受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而居住在俄勒岡州波特南的伊麗莎白·康黎卻是經過諸多困難後才學到這個道理的。下麵是一封她最近寫給我的信:

“我在美國慶祝陸軍在北非獲勝的那一天接到了由國防部送來的一封電報,我的侄兒——我最愛的一個人——在戰場上失蹤了。過了不久,又有一封電報說他已經死了。

“我傷心至極。在那件事發生以前,我一直覺得命運對我很好,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將這個侄兒撫養成人。在我看來,他擁有著年輕人美好的一切。我覺得我以前的努力,現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然後這封電報無情地粉碎了我的整個世界,我覺得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麽意義了。我開始忽視我的工作,忽視我的朋友,我拋開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為什麽我最愛的侄兒會死?為什麽這麽好的孩子——還沒有開始他的生活——卻要讓他死在戰場上?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我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離開家鄉,把自己淹沒在眼淚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打算辭職時,我突然發現了一封我早已經忘了的信。這封信是我這個已經死去的侄兒寫給我的。幾年前,我母親去世時,他給我寫了這封信。‘當然,我們都會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說,‘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過去的——以你個人對人生的看法,你就能挺得過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教給我的那些美麗的真理:不論在哪裏,也不論我們離得有多遠,我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個男子漢,要勇於承受一切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在反複讀那封信時感覺他仿佛就在我的身邊,正在對我說話。他好像對我說:‘你為什麽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堅強些,挺下去,不論發生什麽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掩藏在微笑之下,繼續活下去。’

“於是我又投入到工作中,不再對人冷淡無禮。我一再告誡自己說:‘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我沒有能力去改變它,不過我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將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給前方的士兵寫信——他們是別人的兒子;晚上,我又參加了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興趣,結交新的朋友。我幾乎不敢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各種新的變化。我不再為已經發生而且永遠過去的事情悲傷,現在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滿了快樂——就像我的侄兒要我做到的那樣。”

伊麗莎白·康黎學到了我們所有人遲早都要學到的道理,那就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無法回避的事情。這一課可不是很容易學會的。就連那些高高在上的國家元首,也常常會提醒他們自己必須這樣做。例如,已故的喬治五世在白金漢宮的宮殿牆上掛有下麵這幾句話:“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後悔。”叔本華則以下麵的話表達了同樣的想法:“能夠順從,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時最重要的一件事。”

顯然,環境本身無法決定我們是否快樂,隻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能決定我們的感受。

我們在必要的時候,都能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辦不到,但事實上,我們內在的力量卻強大得驚人,隻要我們肯加以利用,它就能幫助我們克服所有的困難。

“我能承受人生加諸於我身上的任何事情,但除了一樣——失明,那是我永遠也無法忍受的。”已故的布斯·塔金頓總是這樣說。

然而這種不幸偏偏降臨到他頭上,在他60多歲時,他低頭看地上的地毯,色彩整個是模糊的,他無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個眼科專家,證實了那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減退,有一隻眼睛幾乎完全失明,另一隻也好不了多少。他最擔心的事情終於在他身上發生了。

塔金頓對這種他曾明確表示“無法忍受”的災難有什麽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這下完了,我這一輩子到這裏就完了”呢?沒有,甚至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於還能運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它們時時在他眼前遊過,遮斷他的視線,可是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麽好的天氣,它要到哪裏去。”

在塔金頓完全失明以後,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事情一樣。哪怕是我五種感官都喪失了,我知道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裏,因為我們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看,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生活,無論我們是否清楚這一點。”

為了恢複視力,塔金頓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是否會因此而害怕呢?沒有,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裏用私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裏,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的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裏動了些什麽手術——他總是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麽幸運。“多麽好啊,”他說,“多麽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這種技巧,能夠為像人的眼睛這麽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

對於很多人來說,如果經曆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就會變成神經質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曆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因此而失眠了好幾天並且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幾年前就誦讀惠特曼的詩句:

哦,要如同樹和動物一般,

去麵對黑暗、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及挫折。

我曾做了12年放牛的工作,從來沒有看到哪一頭母牛因為草地缺水而幹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是哪頭公牛追上了別的母牛而大為惱火過。動物都能很平靜地麵對夜晚、暴風雨和饑餓,因此它們從來不會精神崩潰或者是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

這是不是就表明了我們在碰到任何挫折時,都應該低聲下氣,逆來順受呢?不,絕對不是這樣,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隻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我們都要全力以赴;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機——那麽,為了保持我們的理智,我們就不要再“左顧右盼,自尋煩惱”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為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他的座右銘:

世上疾患多,數都數不清,有的可以救,有的難治好。如若有希望,就應把藥找,若是沒法治,幹脆就忘了。

在寫這本書時,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許多著名的商人。他們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這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壓垮。下麵就是幾個很好的例子:

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的創始人潘尼告訴我:“哪怕我賠光了所有的錢,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我看不出憂慮可以讓我得到什麽。我會全力以赴爭取做好自己的工作,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碰到我無力處理的事情,”他說,“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

我詢問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凱勒先生,他是如何避免憂慮時,他說:“當我碰到很棘手的情況,凡是想得出辦法解決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決的,我就幹脆把它撇開。我從來不替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麽事情,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能說這些影響都從何而來。既然這樣,何必為它們擔心呢?”如果你說凱勒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非常困窘,他隻是一個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紀以前,羅馬的大哲學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論相似。依匹托塔士告誡羅馬人:“快樂之道無他,就是我們的意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憂慮。”

可以說莎拉·班哈特是最懂得如何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裏獨一無二的“皇後”,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一位女演員。可是後來,她在71歲那一年破產了,所有的錢都付之東流,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還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掉。

事情是這樣的:她在橫渡大西洋時遭遇暴風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傷,染上了靜脈炎和腿**。如此嚴重的傷情使醫生覺得她的腿必須鋸掉。這位醫生有點怕把這個消息告訴脾氣很壞的莎拉。因為他認為這個可怕的消息一定會使莎拉大為惱火。可是他錯了,莎拉隻是看了他一陣子,然後很平靜地說:“如果不得不這樣做的話,那就這樣吧。”這就是命運。

當她被推進手術室時,站在一邊的兒子忍不住傷心地哭泣。她卻朝他揮了揮手,麵帶微笑地說:“不要走開,我馬上就會回來的。”

莎拉在去手術室的路上一直在背她演出過的一場戲中的一句台詞。有人問她這樣是不是為了給自己打氣,她說:“不是的,我是想讓醫生和護士們高興,他們的壓力可大得很呢!”

當手術完成,莎拉恢複健康之後,她又繼續環遊世界,觀眾又為她著迷了7年。

愛爾西·麥克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

任何人都不會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在抗拒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的同時又創造新的生活。你隻能在兩者之間選其一:或者你可以在生活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腰屈身,或者你可以抗拒它們而被摧毀。

在密蘇裏州自己的農場上,我就看過這樣的情景。當時,我在農場種了幾十棵樹,起先它們長得非常快,後來一陣冰雹下來,每一根細小的樹枝上都堆滿了一層厚重的冰。這些樹枝在重壓下並沒有順從地彎下來,卻很驕傲地硬挺著,最後在沉重的壓力下折斷了——然後它們不得不被毀掉。它們不像北方的樹木那樣聰明。我曾經在加拿大看到過長達好幾百英裏的常青樹林,從來沒有看見一棵柏樹或是一株鬆樹被冰或冰雹壓垮。這些常青樹知道怎麽去順從,怎麽彎垂下它們的枝條,怎麽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情況。

日本的柔道大師告誡他們的學生們:“要像楊柳一樣柔順,不要像橡樹一樣直挺。”

你知道為什麽汽車的輪胎能在路上支持那麽久,忍受得了那麽多的顛簸嗎?最初,有的人想要製造一種輪胎,能夠抗拒路上的顛簸,結果輪胎很快就被顛簸成了碎塊。後來他們做出一種輪胎,可以吸收以上所碰到的各種壓力,這樣的輪胎可以“接受一切”。如果我們在多難的人生旅途上,也能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顛簸的話,我們就能夠活得更長久,並能享受更順利的旅程。

假如我們不懂得接受,而是一味地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種挫折,那我們會碰到什麽樣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簡單:我們就會產生一連串內在的矛盾——憂慮、緊張,並且急躁而神經質。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拋棄現實世界的各種不快,退縮到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夢幻世界中,那麽我們就會精神錯亂、心神不寧。

在戰爭年代,成千上萬心懷恐懼的士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要麽在壓力之下精神崩潰。讓我們舉個例子,說的是威廉·卡賽流斯的事。下麵就是他在紐約成人教育班上所說的一個得獎的故事:

“我加入海岸防衛隊之後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這邊最可怕的一個單位。他們讓我看管炸藥。想想看,我不過是一個賣小餅幹的店員,現在居然成了看管炸藥的人!光是想到站在這千萬噸的TNT頂上,就會讓我毛骨悚然。我隻接受了兩天的訓練,而我所學到的那些知識更讓我內心充滿了恐懼。

“我永遠也無法忘記我第一次奉命執行任務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而且濃霧彌漫,我奉命到新澤西州的卡文角露碼頭。我負責船上的第五號艙,和五個碼頭工人一起工作。他們身強力壯,卻對炸藥一無所知。他們正將重2000~4000磅的炸彈往船上裝,每一個炸彈都包含一噸TNT,足夠把那條舊船炸得粉碎。我們用兩條鐵索把炸彈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對自己說:萬一有一條鐵索打滑了,或者是斷了,噢,我的天呀!我害怕至極,渾身顫抖,嘴裏發幹,兩條腿發軟,心跳得幾乎從胸中蹦出來。可是我不能跑開,那樣做就是逃亡,不但我會丟臉,我的父母也會跟著丟臉,而且我可能因為逃亡而被槍斃。我不能跑,隻能留下來。我一直看著那些碼頭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彈搬來搬去,心裏總是想著船隨時都會被炸掉。

“在我膽戰心驚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終於開始運用我的普通常識。我跟自己好好談了談,我說:‘你聽著,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麽樣?你反正也沒有什麽感覺了。這種死法倒痛快得很,總比死於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遠地活著,這件工作不能不做,否則就要被槍斃,與其這樣,你還不如做得開心些。’

“我這樣對自己說了好長時間之後覺得輕鬆了些。最後,我克服了憂慮和恐懼,讓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況。

“這段經曆讓我永生難忘。現在,每當我要為一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而憂慮時,我就會聳聳肩膀說:‘忘了吧。’”

太棒了,讓我們大聲歡呼,為這位賣餅幹的店員歡呼。

“輕鬆地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這句話是在耶穌基督出生前399年說的。然而在今天這個充滿憂慮的世界,人們比以往更需要這句話:“輕鬆地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