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高度決定你的眼界

優雅的女人從不會依附任何人，不做攀岩的淩霄花，而做展翅高飛的鯤鵬，所以優雅的女人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事業，熱愛自己的工作，並從中體會到快樂。

尼采曾說：“別爬上山頂去，也別站在山腳，從半高處看，這世界最美好。”站在不同的高度看世界，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而你看到什麽樣的風景取決於你所站的高度。

人生就像爬山一樣，有些人拚盡全力、不畏艱險，最終站在了高高的山頂；有些人隻希望一生順遂、不思進取、甘於平庸，於是在山腳下徘徊；有些人好不容易到達了半山腰卻沒有了繼續攀登的勇氣。站在山頂的人，也許會滿身傷痕，但是也體會到了一覽眾山小的豪情。

牛頓曾說：“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隻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居高者，見多識廣，思考得更多，離成功的距離也更近。林徽因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定位設在了高高的山頂，站在了讓人仰望的高度去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於是她最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驕子，被眾多的知識分子所傾慕，而她也竭盡所能地將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的建築事業。

或許是專業性太強的緣故，作為中國建築的先驅者，她為中國建築業做出的貢獻鮮少有人提及。人們對林徽因的熟識源於她的詩歌及與徐誌摩之間的愛情糾葛。所以林徽因留給人們的印象始終是才女而不是建築學家。

梁從誡說：“母親愛文學，但隻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對於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林徽因之所以對建築感興趣源於一件小事情。

林徽因跟柏烈特醫生一家到布萊頓度暑假。柏烈特醫生最小的女兒斯泰西在用沙子堆城堡，可是反複了幾次之後都沒有成功，於是喊自己的姐姐幫忙。她的姐姐黛絲是工程師，可是當時的林徽因並不知道工程師到底是做什麽的。於是問黛絲：“什麽是工程師？”黛絲說：“我對建築感興趣，將來想做工程師。看到我們身後的建築了嗎？那是中國風格的建築，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那裏，當然如果可以的話你也可以給我講講關於中國建築的事情。”

可是當時在林徽因的意識裏建築就是蓋房子，但是黛絲卻告訴她，建築和詩歌一樣是一門藝術，有自己獨立的特色和語言。林徽因被黛絲的話深深地吸引了，之後的幾天，她陪著黛絲到處畫素描，而布萊頓區別於將大教堂作為城市中心的英國其他城市，這裏的標誌性建築是英皇閣，在與黛絲參觀了所有的建築之後，林徽因深深地迷戀上了建築這門高深的學問。她知道了建築和蓋房子的區別，知道了建築與藝術的關係，這一次布萊頓之行為林徽因一生的事業奠定了基礎。當林徽因回到國內後，在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廟宇和殿堂後，對建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這更加堅定了她學建築的決心。

林徽因對中國建築學的貢獻不僅僅是那些學術論文和設計，還有為中國造就了一位偉大的建築學家——梁思成。梁思成在清華學堂時就表現出相當出眾的美術才能，曾經想致力於雕塑藝術，後來受林徽因的影響出國學了建築。

在國外學成歸來的林徽因其實有很多選擇，但是她最終選擇了和梁思成一起就任於東北大學，之後又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建築學係，後來又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係。她做的這一切無關名利、無關金錢，隻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人生高度是自己選擇的，林徽因一開始就將自己的人生設定了常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梁從誡說：“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穀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於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麵找到它，並確證其大殿仍是建於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麵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確鑿證據。而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一千年！”

新中國成立之後，林徽因進入了另一個高度。之前雖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才女，可是多數時候還是會稱她為梁太太，但是解放之後，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係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以林徽因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於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瓷等手工業。她對這件事給予了極大的關住，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製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思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裏去指導工人燒製樣品。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

林徽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給予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她將自己放到了同時代人仰望的高度。即使作為一個業餘的詩人她也有很多小女人的浪漫情懷，但是她始終活在現實裏。她將精力和時間花在了建築研究上，偶爾的浪漫隻是用來調劑生活，讓生活更加鮮活，而她的理想和初衷始終都沒有改變過。雖然她有足夠的資本去揮霍生活、去享受浪漫、將浪漫定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在她的人生詞典裏，研究和保護中國的古建築才是最亮眼的詞。

建築事業是她生活的支撐，即便是在戰火紛飛、食不果腹的時期，她依舊不改初衷，拖著病體堅持研究。在李莊，雖然疾病和貧困困擾著林徽因，但是麵對天空每天轟鳴的敵人的轟炸機，林徽因還是和梁思成完成了《中國建築史》。林徽因的內心強大可見一斑，而且在逃難的過程中，她從未放棄過自己辛苦得來的研究資料，他的兒子曾經如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情景：“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裏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丟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人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紀錄等等，他們卻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張也沒有遺失。隻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他們在離開北平前，曾經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當時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這個消息是兩年後才傳到李莊的。姐姐告訴我，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就在這幾間四麵透風的農舍裏，父親同幾位共患難的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攤開了他們的資料，決心著手全麵係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而母親隻要稍為好過一點就半坐在**，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

費正清和費慰梅曾經到李莊看望過林徽因夫婦，對他們的境況十分了解，多次來信勸他們去美國治療、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很感激朋友的關懷，但是對於他們的心意始終拒絕。他們給費正清夫婦回信說：“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林徽因用她的實際行動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即使是在情敵眼中，她也是優秀的。張幼儀曾說：“徐誌摩的女朋友是另一個思想更複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林徽因所站的高度讓那個時代的男子仰望的同時也備感壓力和挑戰，所以梁思成曾經詼諧地說：“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的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徽因不走尋常路，她所具有的獨特的魅力、不凡的見識、寬廣的心胸、強大的內心，不僅讓那個時代的人也讓後世人仰望。

很多人習慣仰望別人，認為自己永遠也到達不了那個高度，卻不知道高度是自己決定的，隻要我們足夠的努力和堅持，曾經那些仰望的高度也可以成為我們自己的高度。

人生的高度不取決於容貌、財富、家境、地位，而取決於你的思想，隻要我們有一顆想要改變和提升自我的心，哪怕我們的起點低到了塵埃裏，也能夠離自己預定的高度越來越接近。

人活著一定要對生活有所感悟，即使身體飽受折磨，隻要我們精神是愉悅的，隻要我們一直有自己所堅持的理想和追求，就能夠不斷提高自己人生的高度，讓世人不敢輕視你。就像林徽因一樣，在逆境中迎難而上，不論遇到任何阻力都不放棄自己的夢想，在磨難中越來越堅強，始終堅守自己的高度並為之奮鬥。

雖然高度可以自己決定，但是一定不要好高騖遠，要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要找準定位，正如著名作家賈平凹所說：“一個人在世上吃什麽飯是有定數的，本來不是吃那行飯的，就終究要回到這行來。你讓貓拉車，車就會拉到床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