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要學會吃苦和堅強

我國有一句俗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意思是吃得千辛萬苦，才能獲取功名富貴，成為別人敬重、愛戴的人。

無論我們的生長環境多麽優越，都有可能會遇到各種坎坷，換句話說，可能每一個人在降生到這個世界之後，就注定了要背負起經曆各種困難折磨的命運。

不論是出身還是之後所表現出來的才華，都可以讓林徽因避免很多困難，讓她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但是她的一生卻經曆了很多“自討苦吃”的歲月，當然也正是她吃得了別人吃不了的苦，才鑄就了她無人能及的人格魅力和人生。

林徽因麵對任何的動**都能夠保持一顆平靜的心，即使是經曆了苦難也甘之如飴，即使是麵對人生的浮動，麵對生死離別，她也能夠憑借著靜謐的心境，安安穩穩，任憑風雨搖曳，處變不驚。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來形容她再恰當不過了。她卓然而立，既能夠耐得住學術的清冷和寂寞，又忍受得了生活的艱辛和貧困，從不怨天尤人，隻是用心地品嚐人生的苦茶。

人生有時候是個殘忍的詞，在外人眼裏風光的林徽因從一生下來就要麵對家庭的尷尬處境。雖然她夠聰慧，也深得父親喜歡，但是母親時不時將自己的鬱悶通過言語影響林徽因。母親雖出生於富商家庭，但是並沒有受過教育，又因為所生的孩子不是夭折就是死亡，最終膝下隻有林徽因一個女兒，在家並不得寵。於是她每每都鬱鬱寡歡，唯一的發泄方式就是不停地抱怨、責怪，所以林徽因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父母不和的陰影中度過的。

她一方麵為了讓父親更加重視自己而努力，一方麵又要維護自己的母親，對於一個孩子而言內心有多矛盾和痛苦。

對於母親對父親和姨娘的遷怒林徽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她同父異母的弟弟的苛責，卻是她不能夠苟同的。尤其是林恒，雖然他們不是同一房的人，但是感情很好，所以在林恒決定考取清華的時候暫居在了林徽因的家中，母親每每喜歡與之斤斤計較，弄得大家頗不愉快。林徽因夾在中間日子更是難過，她既不能將弟弟趕出家門，也不能對母親發脾氣。

對於當時的情景，林徽因的感覺糟糕透了，她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媽媽把我趕進了人間地獄。我並沒有誇大其詞。頭一天我就發現我的媽媽有些沒氣力。家裏彌漫著不祥的氣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異母弟弟講述過去的事，試圖維持現有的親密接觸。晚上就寢的時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沒有降生在這樣一個家庭……那早年的爭鬥對我的傷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隻要重現，我就隻能沉溺在過去的不幸之中。”

為了躲避戰爭，林徽因一家決定輾轉南下，母親何雪媛也跟著他們一起南遷，貧窮、病痛、精神的消磨一直伴隨著林徽因，這些已經讓她精疲力竭，而母親時不時製造出的摩擦更是讓她心力交瘁。

林徽因對於自己對母親的憤懣會毫不顧忌地表達出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她說：“我自己的母親碰巧是個極其無能又愛管閑事的女人，而且她還是天下最沒有耐性的人。剛才這又是為了女傭。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媽媽在不該和女傭生氣的時候生氣，在不該慣著她的時候慣著她。還有就是過於沒有耐性，讓女傭像鍾表一樣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須告誡她改變我的吩咐，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經常和媽媽爭吵，但這完全是傻帽和自找苦吃。”

林徽因年輕時，才華橫溢，眾星捧月，她受不了自己的母親是一個狹隘的人，她們爭吵，吵得越凶內心留下的傷痕越深，但是不可否認她和母親之間是有感情的，而且這種感情好像隻有通過爭吵才能表達出來。優雅、才華橫溢，似乎是人們對林徽因最直接的印象，甚至很多人都在羨慕她的出身、她的才華，卻忽略了她的這些才華是如何來的。如果說民國時期的才女們，如冰心、淩叔華都曾經曆生活得坎坷，那麽林徽因相對於她們而言經曆的世俗之事更多，所以身上俗雜之事的烙印也更深刻，她的《繡繡》中的繡繡其實就是自己曾經生活的真實寫照。

林徽因的世界在不停地變，因為那個時代在不停地變，沒有人能留在原地，隻能被迫前行，不知道未來究竟會怎樣。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講，建築業本就不是很迫切的需求，所以林徽因根本不用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她卻偏偏放棄那些能夠讓自己過得更好的工作和領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對建築業的研究更加艱難，而且在工作時經常能夠聽到槍聲。即使是這樣，她和丈夫梁思成還是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先後發現了隋代的趙州橋、唐代的佛光寺、北宋的龍光寺、遼代的獨樂寺和應縣木塔等有價值的建築，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結構，計算其尺寸，然後繪圖、照相、歸檔。

之後，他們輾轉到了昆明，她在寫給費慰梅的信中傾訴了向昆明逃難的經過：“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淩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車，這是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後來她們又搬到了李莊，梁從誡回憶說：“一九四〇年冬，由於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營造學社追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李莊。這裏距揚子江盡處隻有三十公裏（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濕、陰冷的氣候，終於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臥床不起。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愈來愈嚴重。

“在李莊的生活確實是艱難的。家裏唯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於‘現代化’的奢侈品。記得我在這裏讀小學時，除了冬天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都隻能穿草鞋。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父親愛吃甜食，但這裏除了土製紅糖之外沒有別的。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家裏唯一的一支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眼看著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麵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麵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有時候他們的生活需要依靠朋友的接濟才能夠維持，實在沒有辦法了也會拿衣服去典當，最後實在是沒有典當的了，梁思成會拿著他的寶貝——派克金筆和手表去典當。可是被他視為寶貝的東西，卻隻能換回來一兩條草魚，即使是這樣，他回家之後也會詼諧地說：“把這派克筆清燉了吧，這塊金表拿來紅燒。”

林徽因過著“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輩少年時期的粗簡生活”。出身於書香世家、從小生活富裕的她，在戰爭中不斷地遷徙，但是林徽因一直沒有改變她的積極與樂觀的心態，像她自己所說：“我認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隻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

李健吾抗戰期間聞聽林徽因雖罹患重病也沒有離開祖國時，激動地說：“她是林長民的女公子、梁啟超的兒媳。其後，美國聘請他們夫婦去講學，他們拒絕了，理由是應該留在祖國吃苦。”

美國學者費正清說：“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以林徽因的條件她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最起碼不會比她經曆的生活更苦，但是她沒有被現實壓倒，遵從了內心的呼喚，寧願吃苦也不願意因為安逸的生活而放棄自己的初衷。

現在的社會為我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我們不必經曆像林徽因一樣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是卻不得不學習和發揚她吃苦的精神。

人生會有成功的喜悅，也會有失敗的痛苦，會有波瀾不驚的坦途，也會有布滿荊棘的道路。俄國19世紀作家屠格涅夫曾說：“你想成為幸福的人嗎？但願你首先學會吃得起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不經曆風雨怎麽見彩虹？不經曆風雨怎麽能夠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強，怎麽能夠激發出我們本身的潛能？隻有艱苦奮鬥，付出辛勤的勞動，才能取得成功。

孟子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文中如是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在人生的道路上，誰都會遇到困難和挫折，它們是人生的一種體驗，是鍛煉意誌、增加能力的機會，關鍵是你能不能戰勝它。戰勝了，你就是生活的強者。所以能吃苦也是人生的一種資本。

人的一生就是跟挫折鬥爭的過程，一個身處逆境卻依舊能含笑麵對的人，要比一旦陷入困境就立刻崩潰的人，受益更多。身處逆境而樂觀自信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遭遇挫折而勇往直前的人，才具有獲得成功的潛質。自古以來，偉人大多是抱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從逆境中掙紮奮鬥過來的。如果我們從出身到死亡一直都泡在蜜罐中，又怎麽能夠體會到甘甜的味道？沒有經曆過苦，怎麽懂得珍惜現在的生活？

苦和甜本就是相對的事物，像林徽因一樣迎著苦難向前，保持樂觀的態度，這時候苦也會變成一種享受。如果你不想讓每天的生活中隻有鍋碗瓢盆，不想讓男人隻當你是保姆，想成為像林徽因一樣讓男人仰望的女人就要學會吃苦，一心向著目標奮進，爭取到成功的機會，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吃過苦的女人會更加善解人意、更加懂得體貼別人，會在生活或者事業出現問題時將方便讓給別人，困難留給自己，這樣的女人更容易獲得身邊人的認同、喜愛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