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無論起點在何處，道路多曲折，最終，我們都可以得出結論：人格障礙是精神疾病的罪魁禍首。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心理學發現都包括這一論點，所以這個論點也可以說是一次再發現。任何時代的詩人和哲學家都知道，受精神障礙之苦的從來都不會是內心平靜穩定的個體，而是那些經受著內心衝突的個體。從現代的理論觀點來看，每一種神經症，無論其症狀如何，都是性格神經症。因此，我們在理論和治療方麵的努力方向都應當是更好地理解神經症性格結構。

事實上，弗洛伊德偉大的先驅性工作已經關注到了這一概念——雖然他並未對其做出明確的闡述。其他人繼續發展了弗洛伊德的成果——尤其是弗朗茲·亞曆山大、奧托·蘭克、威廉·賴希，以及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並對這一概念做出了更加明確的定義。但是，對於神經症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動態變化，他們並沒有達成共識。

我的出發點與他們的都不同。弗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學的假設和我們關於男子氣和女子氣的觀點引起了我對文化因素的思考。我意識到，弗洛伊德的某些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他沒考慮到文化因素的影響。我對這一課題的興趣在過去的15年中不斷增加，與埃裏希·弗洛姆的聯係更加深化了我的興趣。他在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方麵淵博的知識使我意識到社會因素除了在女性心理學上的有限應用之外，也會在其他方麵產生很重要的影響。1932年，當我來到美國時，我的觀點得到了證實。我發現，在美國，人們在處事態度和神經症等很多方麵的表現都不同於我在歐洲觀察到的結果，隻有社會文化的差異能對此做出解釋。我的結論最終發表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在這裏我的主要論點是：早期神經症是由文化因素引發的，更確切地說，神經症是由人際關係的紊亂和失調引發的。

在我寫《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之前的那幾年，我按照早期假設的邏輯，追尋另一條研究路線。它圍繞著“神經症的原動力是什麽”這一問題進行。弗洛伊德第一個指出原動力是強迫性驅力。他認為這些驅力在本質上是本能的，其目標是獲得滿足感、去除沮喪感。這樣一來，他便認為它們的存在並不局限於神經症患者，而是存在於所有人身上。但是，如果說神經症產生自人際關係的紊亂和失調，那麽這種說法就不能成立。簡而言之，在這一點上，我關於這些概念的看法如下：強迫性驅力是神經症性的；它們來自孤獨感、無助感、恐懼感和敵對感，代表著在這樣的感受下個體對外部世界的應對方式；其首要目標不是獲得滿足感而是獲得安全感；其強迫性特點的原因是背後潛在的焦慮感。其中的兩個原動力——對愛和權力的神經症性渴望——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我都做出了明確的解釋和詳細的描述。

盡管我認可弗洛伊德學說中的基本原理，但我對更優化理解的追尋已將我引向了與弗洛伊德學說不同的方向。如果弗洛伊德所認為的那些起決定作用的本能因素，實際上是文化因素；如果他所認為的性欲望，實際上隻是一種由焦慮感所激發的對愛的神經症性需要，目標是在與他人相處時獲得安全感，那麽，他的力比多（即性力）理論就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曆固然重要，但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它對人生的影響。如此一來，將隨之會有其他的理論性變化。為了明確我對弗洛伊德觀點的立場，我便寫了《精神分析新法》。

與此同時，我對神經症原動力的追尋還在繼續。我把強迫性驅力叫作神經症傾向，並在我的下一部書中描述了其中的十種傾向。此時，我也認識到，神經症性格結構是最關鍵的。當時，我把它看作一種由多個相互作用的微觀結構構成的宏觀結構。每個微觀結構的核心是一種神經症傾向。這一神經症理論有非常實際的應用。如果精神分析在根本上並不涉及建立當前困難與過去經驗的聯係，而是依賴於對人格結構中原動力相互作用的理解，那麽，在隻有很少的幫助或沒有幫助的情況下認識自我和改變自我是完全可行的。麵對廣泛的心理治療需求和匱乏的資源，自我分析似乎可以為滿足這一重要的需求帶來希望。由於書中的主體部分探討的是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我稱之為《自我分析》。

然而，我對自己關於個體傾向的描述並不是完全滿意。這些傾向本身已經有了準確的描述，但在我的腦海裏總會有這種感覺：僅僅簡單地將其列舉出來會顯得各部分之間過於孤立。我認識到，對愛的神經症性需求、強迫性謙虛，以及對“伴侶”的需求可以歸為一類。我還沒能明白的是它們一起代表著一種對待自己和他人的基本態度以及一種特殊的生活哲學。這些傾向是我現在總結出的概念——“接近人”——的核心。我還認識到，對權力和名望的強迫性渴望與神經症野心有著某些共同之處。它們大體上構成了另一個概念——“對抗人”——的因素。但是，盡管對讚美的需求和完美主義原動力有著所有的神經症傾向性特征，而且影響著神經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但其主要影響的還是個體與自我的關係。另外，相較於對愛或權力的需要，利用他人的需要不屬於基本需要；相對來說它沒那麽全麵，就好像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某個較大整體的一部分。

我的質疑得到了證實。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所關注的重點轉移到衝突在神經症中所起的作用。我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說過，神經症產生於互有分歧的神經症傾向之間的碰撞。我在《自我分析》中還說過，神經症各傾向之間不僅相互強化，同時還相互衝突。不過，這些說法一直都沒有被重視。弗洛伊德逐漸意識到內心衝突的重要性，但他把衝突看作被壓抑的和壓抑的兩股力量的對抗。而我認識到的衝突是不同的，我認為這些衝突在兩種矛盾的神經症傾向之間起作用，雖然它們原本指的是患者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但有時也會包括患者對自己矛盾的態度。

越來越多的觀察讓我看到了這些衝突的重要性。首先，我強烈地意識到患者對自己身上那些明顯的矛盾一無所知。當我指出來時，他們會極力回避，而且顯得沒有興趣。後來在這類經驗重複多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回避表示他們對處理這些矛盾的深深厭惡。其次，對衝突的突然認識會引起患者的恐慌，這使我看到我的工作危機四伏。患者有充分的理由回避這些衝突：他們害怕自己被衝突的強大力量撕得粉碎。

然後我開始認識到他們為“解決”(1)衝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否認衝突的存在，創造假的和諧狀態——會拚命地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我看到在解決的過程中他們會做出四種主要的嚐試，按照本書描述的順序，我將其列出如下。

第一種是淡化衝突中的某個方麵，使另一方麵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種是“回避人”。此時神經症性超脫的運作就有了一種新的角度。超脫是基本衝突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一種對待他人的原始性衝突態度；但它也是嚐試解決衝突的一種方式——因為保持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情感距離會使衝突無法起作用。

第三種類型的嚐試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神經症患者沒有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全部的現實自我變得有點虛化，並用自我的理想化形象代替了現實自我，使其中的衝突性部分得到美化，看起來不再有衝突，而更像是豐富人格的不同方麵。這一概念有助於解決迄今為止許多難以理解並因此難以治療的神經症問題，它也對兩種起初難以融合的神經症傾向進行了恰當的設置。這樣一來，患者對完美的追求就是竭力符合自我的理想化形象；對讚美的渴求就是想被外界承認他的確符合自我的理想化形象。從邏輯上講，完美化形象與現實自我形象的距離越遠，需求就越難以滿足。在嚐試解決衝突的所有方式中，設定完美形象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但是反過來它又會產生一種新的內心裂痕，需要更多的縫合與彌補。

第四種試圖解決衝突的方式就是為了消除上述裂痕，同時也悄悄帶走了其他所有的衝突。通過這種被我稱為“外化”的方式，患者會認為內心的活動是發生在真實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說完美化形象意味著邁出了遠離真實自我的第一步，外化就代表著與真實自我的徹底分離。它會產生新的衝突，更確切地說，是大大增強了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原有的衝突。

我之所以把它們稱為解決衝突的四種主要方式，一方麵是因為它們看上去在所有神經症患者身上都會起作用，雖然程度不同；另一方麵是因為它們會給人格帶來深遠的影響。但是對於衝突的解決來說，也絕不是隻有它們在起作用。還有其他一些普遍意義較小的方式，比如：自以為是，主要功能是壓製所有的內心疑慮；嚴格的自我控製，它依靠純粹的意誌力維係著殘破的個體；憤世嫉俗，通過貶低所有的價值觀，消除與完美化形象有關的衝突。

與此同時，我對這些衝突未解決的後果逐漸看得更加清晰明了。我認識到了由此引起的各種各樣的恐懼，對精力的浪費，對美好品質的損傷，對無法逃開衝突的糾纏而深感絕望。

在領悟了神經症性絕望的重要性之後，我才開始關注虐待狂傾向的意義。這時我才明白，虐待狂傾向代表的是通過替代**而進行補償性活動，通常由一個對自我深感絕望的個體進行。虐待狂性質的追求常常會表現出強烈的**，這來自個體對報複性勝利的無窮欲求。此時我開始明白，對毀滅性壓榨的需要實際上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症傾向，它隻是一種對永不失敗心理的綜合性表達。因為缺乏更準確的術語來定義這一群體，所以我們暫且稱之為“虐待狂”。

這樣就形成了神經症理論，其動態性的核心是在“接近人”“對抗人”“回避人”三種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由於一方麵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麵又需要保持整體性，神經症患者往往不顧一切地想解決衝突。盡管他這樣做可以製造一種平靜的假象，但是接著又會出現新的衝突，這就需要新的補救措施來解決它。在努力保持個體整體性的過程中，其中的每一步都會使神經症患者更加有敵意，更加絕望，更加恐懼，更加覺得應該與自我和他人疏離，結果病情就會越來越嚴重，更加難以獲得真正的化解辦法。他會變得絕望，會試圖在虐待狂性質的追求中尋求一種補償，這反過來又會加深他的絕望感，造成新的衝突。

這是一幅關於神經症和其造就的性格結構的淒涼畫麵。但我為什麽仍把我的理論稱作建設性的呢？首先，它消除了那種認為通過十分簡單的方法便能“治愈”神經症的不現實的樂觀主義，同時不會引起同樣程度的不現實的悲觀主義。其次，它使我們第一次著手處理並化解神經症性絕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它認識到了神經症患者內心糾結的嚴重性，它不僅可以使潛在的衝突退卻，還能找出真正的化解方法，這樣就能使我們進行真正的人格整合。神經症患者無法通過理性決策化解衝突，他們所付諸的解決措施不僅徒勞無功，反而會適得其反。但是這些衝突可以通過改變引起衝突的人格而得以化解。做好每一步分析性工作便可以改變這些人格特征，因為它可以使個體不再那麽無助、恐懼、充滿敵意，並且不再與自我和他人疏離。

弗洛伊德對神經症及其治療的悲觀來自他內心深處對人性本善和人類成長的懷疑。他認為，人類注定要遭受痛苦或者毀滅，驅使他們的那些本能隻能被控製，或者最多“被升華”。我的看法是：一個人既有能力，也有願望去發展自身潛能，那他就可以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但是，如果個體與他人、與自己的關係不斷受到幹擾，他的潛能就會減弱或者消失。我相信，人隻要活著，就能夠改變，也能保持改變。我的理解越深入，這種信念就越強。

(1)　這本書中，在提到神經症患者為去除衝突而做出努力時，我都會用“解決”這個詞。因為患者在潛意識中否認衝突的存在，所以嚴格來說，他並不是在努力“化解”衝突。他的努力在潛意識中是為了“解決”掉它們。——作者注（後文注釋若無特殊說明，均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