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焦慮
在詳細討論當代神經官能症之前，我要先拾起第一章丟下的話題，詳細闡明我所說的焦慮的確切含義。這樣做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我之前說過的那樣，焦慮是神經官能症的主要活躍症狀，是我們一直都要麵對的問題。
我之前曾把焦慮用作恐懼的近義詞，二者的親近關係可見一斑。事實上，焦慮和恐懼都是我們在麵對危險時所做出的情感反應，都會伴隨著種種生理反應，例如顫抖、出冷汗、心跳加劇，這種生理反應可能會非常強烈，從而導致突發的、強烈的恐懼，嚴重者甚至可能死亡。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不同之處的。
當小孩患丘疹或者輕微感冒的時候，母親會擔心孩子死掉，我們把這種情況叫作焦慮；若孩子確實患了非常嚴重的疾病，此時母親的擔心就是恐懼。當一個人一站到高處內心就害怕或者一討論自己非常了解的話題就害怕時，我們稱這種反應為焦慮；如果一個人在暴風雨的夜晚迷失在深山老林中，這時我們把這種害怕叫作恐懼。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有了一個簡單而明確的區分：恐懼是當一個人不得不麵對危險時的恰如其分的反應，而焦慮是麵對危險，甚至是想象中的危險的過度反應。(1)
然而這一區別卻存在著不足之處，即要判斷這一反應是否恰當取決於特定文化下的一般常識水平。但是，即使常識中認定某一態度是沒有根據的，神經官能症患者也會毫不費力地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事實上，如果告訴神經官能症患者他害怕被神經錯亂的暴徒襲擊隻是一種精神焦慮的話，我們就將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他會指出這種恐懼是會實際發生的，並且還會講出發生過的真實案例。如果有人認為原始人的某些恐懼性反應與實際危險是不相稱的，他們也會固執地堅持己見。例如，如果一個認為吃某些動物是會觸犯禁忌的原始人無意間誤吃了該動物，那他一定會嚇得不得了。作為局外人，你可能會認為那是一種不恰當的反應，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迷信；但是在知道了部落信仰中關於這些禁忌的內容之後，你才會意識到這種情景的發生，對原始人來說代表著一種真實的危險，意味著捕獵或打魚的領地可能會遭到汙染，或者有即將遭遇疾病的危險。
然而，這種原始部落中的焦慮和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背景下所說的精神性的焦慮還有所不同。和原始部落不同的是，精神性焦慮的內容和大家的共識並不一致。一旦這一焦慮的內涵被理解了，那麽認為是不恰當行為的這種想法就會消失。例如，有些人對死亡有種無法驅散的恐懼；但另一方麵，由於所經受的痛苦，他們又會對死亡有種隱秘的渴望。對於死亡的各種恐懼，加上對死亡的期盼性思考，會使他們對眼前的危險產生很強烈的恐懼。如果我們知道那些使人感覺無助而隻能對死亡產生焦慮的因素後，我們隻能說這是一種理由很充分的反應。另外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當人們站在懸崖邊上，或者高樓的窗戶旁，或者高橋上時，會產生恐懼。同樣，從表麵上看這是一種不太適當的反應。但是當這種情景發生在他們麵前，或內心被擾動的時候，一種對生存的渴望與因為種種原因想要從高處跳下去的衝動就會產生矛盾，而這種衝突就會導致焦慮出現。
所有這些思考都在暗示我們，定義需要做出一定的修改。恐懼和焦慮都是對危險的正當反應，但是在恐懼的情況下，危險是看得見的、客觀的，而焦慮則具有隱蔽性和主觀性，也就是說焦慮的強度和這一情景對人所具有的意義存在正比例關係，至於他為什麽會如此焦慮，可能連他本人都毫不知情。
區分恐懼和焦慮的現實意義就是想要說明，企圖通過說服的方法幫助神經官能症患者擺脫焦慮是無用的。他的焦慮並不是在麵對現實生活中的情景時產生的，而是源於內心感受到的處境。因此，心理治療的任務也隻能是找出某些情景對他所具有的意義。
當已經明確了焦慮對我們而言是什麽之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找出它所發揮的作用。在我們的文化中，一般人極少會意識到焦慮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們通常隻記得童年時的焦慮，記得曾做過一兩個焦慮的夢，曾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情境裏異常地焦慮，例如，要和一位顯赫人物說話之前，或者在考試前。
在這一點上，我們從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得到的信息絕不是一致的。一些患者能完全感受到自己身處焦慮之中，焦慮的方式卻各種各樣，可能是廣泛性焦慮（diffused anxiety），以焦慮症的形式出現；也可能伴隨著一定情景或者活動發生，例如，身處高處、街道或公共場所；還可能會有明確的內容，例如，擔心精神失常，擔心患癌症，擔心吞下什麽異物，等等。另外一些神經官能症患者意識到他們有時候會產生焦慮，有時候有激發這種焦慮的外在條件，有時候則沒有；但不管怎樣，他們並不認為這些外在條件十分重要。最後，一些神經官能症患者僅僅會意識到自己情緒低落、自卑、**紊亂，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但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曾有過任何焦慮。然而，進一步的調查表明他們最初的陳述是不正確的。在對這些人進行分析時，會不可避免地發現他們埋藏在表麵下的焦慮和第一組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精神分析使這些神經官能症患者意識到他們之前所具有的焦慮情緒，並使他們回憶起一些令人憂心忡忡的噩夢和生活情境。但是他們對於焦慮的認識並沒有超過正常的水平。這意味著有些焦慮是實際存在的，而我們對此卻一無所知。
這樣講並沒有完全揭示這一問題的全部意義。它隻是更複雜的問題中的一部分。我們能夠感知愛、憤怒和懷疑，但這種感受又是短暫的，很難進入人的意識中，並且會被輕易地拋於腦後。這種感受可能真的是不相關的、易逝的，但是在這之後卻可能蘊藏著強大的推動力。對感覺的自知程度並不意味著這種感受的強度和重要性。(2)這意味著人們不僅僅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產生焦慮，並且這種焦慮還會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決定因素，盡管我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
事實上，我們看起來似乎是在竭盡全力地逃避焦慮或者避免去感受它。其中有很多理由，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強烈的焦慮是最折磨人的。一個經受過強烈焦慮的患者會告訴你，他寧可去死也不想再經曆這樣的折磨。此外，隱藏在焦慮中的某些因素可能對個體來說格外地難以忍受，無助就是其中之一。一個人在麵對巨大危險的時候會神經興奮、充滿鬥誌，但是事實上身處焦慮中的人們是絕望無助的。對於那些把權力、地位、主導權看作最高理想的人們來說，無助是格外難以忍受的。他們因為感受到自己的行為與理想狀態不相稱而心生憎惡，就好像它證明了自己的軟弱和怯懦。
焦慮中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它所表現出來的非理性。讓非理性因素控製自己的行為對於某些人來說是更加難以忍受的。那些默默發現自己正在被非理性的異己力量慢慢吞噬的人，以及那些無意間將自己訓練成嚴格遵守理性控製的人，是不會下意識地去容忍非理性的因素的。除了包含個人動機之外，後者的反應還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因為文化環境對理性思考和理性行為施加了大量的壓力，並將非理性或看上去非理性的行為視作低級的東西。
在某種程度上，包含在焦慮中的最後一種因素與此有一點關聯。通過它的非理性，焦慮向我們傳達了一種含蓄的勸誡，即我們身體內部出了一些問題，需要對身體進行徹底的檢修，現在潛意識裏已經將其看成是一種挑戰，但不管承認與否，我們都不喜歡這樣的一個挑戰。甚至說，我們最反感的就是意識到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某些態度。然而，一個人越是感覺自己深陷在恐懼與防禦機製的錯綜複雜的羅網中時，越會感到無助，越會堅持自己的錯覺，認為自己說的是對的，認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完美的，越是本能性地拒絕接受、拒絕承認自身出現了問題，需要做出改變——即使它隻是間接、含蓄的暗示。
在我們的文化中，避免焦慮有四種主要方式：理性對待；否認焦慮的存在；麻痹自己；避免能夠產生焦慮的思想、情感、衝動和處境。
第一種將焦慮理性化的方法是用來逃避責任的最好借口。它的實質在於將焦慮轉化成一種理性的恐懼。如果這種轉化的心理學價值被忽視了，那麽可以想象這種轉變並不會帶來太多的變化。過度焦慮的母親實際上就是在關心自己的子女，不管她是否承認或者是否將這種焦慮解讀為正當的恐懼。然而，人們可以做無數次這樣的實驗，即告訴一位母親她的反應不是一種理性的恐懼而是一種焦慮，並暗示她這種焦慮與現存危險並不相適，其中包含了個人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她會駁斥這種暗示，並且不遺餘力地證明你完全錯了。瑪麗難道不是在繈褓時期就感染了這種傳染病嗎？約尼在爬樹的時候沒有摔斷腿嗎？難道最近沒有人用糖果來誘導小孩子嗎？難道她的這種行為不是完全出於愛和責任嗎？(3)
任何時候，當我們遇到有人為非理性態度做出非常強烈的辯護時，我們可以很明確地認識到受到辯護的態度對一個人來說是多麽重要。一個母親並不會為她的這種情緒做無助的祈禱，而是會積極地做些事情來改變現狀。她不僅不會承認錯誤，而且還會為自己的高標準而感到驕傲；不會承認自己的態度中包含了非理性元素，而會認為它完全理性和合理；不會看到並接受一個使自己發生改變的挑戰，而會將責任轉嫁給外界社會，以此來逃避麵對自己的真正動機。當然，她必須要承受無法擺脫的煩惱作為換取暫時性優勢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她的孩子們也要付出代價。但她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歸根結底是她根本不想去意識到這些，因為在她內心深處有一種幻覺：她不能改變自己，但又想設法取得這一改變能帶來的所有好處。
這一原則適用於任何堅持認為焦慮是一種理性恐懼的觀點。不管它的內容是關於分娩的恐懼，還是疾病的恐懼，或是害怕飲食失調，害怕天災人禍，害怕窮困潦倒。
第二種逃避焦慮的辦法是否認它的存在。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否認焦慮的存在，將其排除在意識之外，並沒有真正地解除焦慮。這時候身體會出現一些伴隨恐懼和焦慮而產生的症狀，如戰栗、出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頻、嘔吐、腹瀉，並且在精神層麵上會表現出煩躁不安、易衝動或呆若木雞。當我們害怕並意識到自己害怕的時候，就會有這些感受和生理現象。同樣，這些感受和生理反應可能也是緣於一種被壓抑的現存焦慮。在後一種情況下，個人對自身情況的認識隻是一些外在表現，如在某些情況下會頻繁小便，在火車上暈眩嘔吐，有時夜間盜汗，而通常情況下發生這些都沒有任何生理緣由。
然而，人們也會在意識裏否認焦慮的存在，這是一種企圖在意識上征服焦慮的表現。這和通常情況下發生的事情很相像，即企圖通過不顧一切地忽視恐懼來消除它。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士兵受到克服恐懼的衝動驅使，做出了英勇的行為。
神經官能症患者同樣也會下意識地去克服焦慮。例如，一個擔心自己被搶劫，深受焦慮折磨的女孩，會在青春期到來之前下意識地決定忽視焦慮。她會一個人睡在閣樓裏，獨自在陰森、空**的房間裏走動。她進行精神分析的第一個夢揭示了這一態度的種種變化形式，在很多的場景中她都是非常害怕的，但每次都會勇敢地麵對。其中一個情景就是，在半夜聽到花園裏傳來腳步聲時，她走到陽台朝著外麵喊了一句：“是誰在那裏？”她成功克服了對搶劫的恐懼心理，但是由於觸發焦慮的因素並沒有發生改變，所以已存在的焦慮所產生的其他後果仍然存在。她還是縮手縮腳，膽怯。她覺得自己不受歡迎，也無法安定下來做一些事情。
但是，更常見的情況是神經官能症患者並沒有這樣的自覺性，這一過程往往就自動發生了。然而，他們和正常人的不同之處不在於決定的意識程度，而在於所得到的結果。神經官能症患者竭盡全力所能得到的不過就是消除了焦慮的特別表現形式，正如女孩消除了對強盜的恐懼。我並不打算低估這樣的結果，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實際價值，並且在提高自尊心方麵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學價值，但是由於這些結果容易被高估，那麽指出其負麵影響就變得尤為必要了。(4)事實上，不僅人格的動力結構沒有發生變化，而且當神經官能症患者失去了內在紊亂的現象時，他同時也失去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動力。
不顧一切地克製焦慮在很多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但總是不能被人們正確地認識到。例如，攻擊性在某些情境下很容易在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表現出來，並被認為是實際敵意的直接表達，然而實際上這可能是在麵臨被攻擊的壓力時，不顧一切所展現出來的對膽怯的克服。盡管敵意往往會實際存在，但神經官能症患者可能誇大了他所實際感受到的攻擊性，他的焦慮激發了對膽怯的克服行為。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那麽就會陷入錯把這種莽撞當作是實實在在的攻擊的危險。
減緩焦慮的第三種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識的情況下，通過酒精和藥物或許可以達到麻痹的作用。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盡管這些方式看起來並沒有什麽聯係。其中的一種方式就是因恐懼孤獨而投身於社交活動中。不管這種恐懼是被明確意識到的，還是僅僅是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情形。另外一種麻痹焦慮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這可以從工作所具有的強迫性以及節假日所產生的不安中表現出來。同樣，這也可以通過對睡眠非規律性的需要表現出來，盡管過多的睡眠並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勞。最後，性行為會被認為是緩解壓力的“安全閥”。長久以來，人們認為焦慮會引發強製性的**，但並沒有意識到這對各種形式的性關係來說也是成立的。對於那些把性行為當作消除焦慮的主要手段的人來說，如果他們沒有機會得到性滿足，哪怕是片刻的滿足，都會陷入煩躁與憤懣中。
逃避焦慮的第四種方式是最徹底的，那就是避免會引發焦慮的各種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如害怕潛水或者登高的人會避免做這些事情，更準確地講，人們可以自覺地意識到焦慮並下意識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僅僅是模糊地意識到或者完全沒有意識到焦慮的存在的情況下避免這些活動。例如，他可以在沒有意識到焦慮的情況下在與焦慮有關的活動上拖延時間，遲遲不做決定，拖延不去看醫生，不去寫信；或者他可以“偽裝”，主觀地相信他十分關注的事情，如參加討論會，向雇員發號施令，將自己與他人隔離開來，但這些對他來說並不重要；或者他“假裝”不喜歡某些事情，並基於此而不去做。因此，一個即將參加聚會的女孩會因為害怕自己被忽視，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歡社交聚會的，並以此為借口避免參加這種聚會。
如果我們進一步去探究這些自動性逃避的行為會在什麽地方發揮作用，我們就會接觸到一種抑製狀態。抑製狀態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於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慮。這時，意識中不會存在任何焦慮，也沒有能力憑借自覺的努力來克服這種抑製的狀態。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語，或者肢體麻痹症。性冷淡和**就代表了這種抑製狀態，盡管這些性抑製狀態的結構是非常複雜的。在精神領域，抑製狀態常表現為精力無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達自己的觀點，無法與他人正常交往，這些都是人們所熟知的現象。
多花費一些頁碼來列舉一下各種抑製狀態，以便讀者對抑製狀態的形式種類和發生頻率能有一個全麵的了解，這樣做或許是值得的。然而，我更願意給讀者留下自我回顧的空間。因為抑製作用在現代社會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也是非常容易被識別出來的。然而，我們仍然需要簡要地考慮一下那些能使人意識到抑製情緒存在的先決條件。否則，我們會低估抑製的發生頻率，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並不知道抑製作用到底發生了多少次。
首先，我們要有做某些事情的願望，接著才會意識到有沒有能力去完成。例如，首先我們要有在某一領域的雄心壯誌，然後才能意識到在該領域有哪些抑製作用。有人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難道我們不能隨時都知道自己想要什麽嗎？確實不是這樣，我們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一個人正在討論一篇論文，他同時擁有自己對於該文章的批判性意見，一種微小的抑製作用會通過不敢表達批判性意見而表現出來，強大的抑製作用會阻礙他組織自己的思路，導致他在討論結束的時候或者在第二天早上，才會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同樣，抑製作用可能強大到讓你根本無法形成批判性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假定他能感受到自己有不同的見解，他也會傾向於盲目地接受別人說的話，甚至認同。他不會對抑製作用有任何的感知。換句話說，如果抑製作用強大到能阻礙個人的願望和衝動，那麽抑製作用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會被意識到。
當抑製作用在人的生命中發揮如此重大的作用時，第二種會阻止意識出現的因素就是寧願去相信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例如，如果一個人對任何形式的競爭性工作都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每次努力嚐試工作都會變得疲憊不堪，那麽這時他會認為自己不夠強大，不能勝任任何工作。這種想法保護了他，如果他承認了抑製作用的存在，他就會轉而回到工作中，由此將自己置於可怕的焦慮之中。
第三種可能性讓我們回過頭來思考文化的因素。如果抑製作用與文化讚許的抑製狀態形式或當前的意識形態相一致，那麽人們永遠無法意識到抑製作用的存在。一個具有嚴重抑製傾向的患者從不敢靠近女人，他不會意識到自己被抑製作用阻礙了，因為他依照著“女性是神聖的”這樣一種看法來看待自身行為。在謙虛是一種美德的教條下，人們很容易產生不敢有所求的抑製傾向。抑製傾向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尤其當它作用在對政治、宗教等利害相關領域中居於主導的教條主義的批判性思考上，當人們接受懲罰、批判或隔離時也不會感受到焦慮的存在。然而，為了準確判斷這種情況，我們必須理解各種各樣的個人因素所發揮的作用。批判性思考的缺失並不一定意味著抑製作用的存在，它很可能由於一般的懶惰性思想，由於愚昧，或者因為與居於主導地位的教條主義恰巧吻合。
這三種因素中的任何一種都可以讓我們無法識別失能作用，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即使經驗豐富的心理分析學家也很難發現這些失能性傾向。但是，假設我們能識別所有的失能傾向的發生，對於發生頻率的估計仍會低於實際水平。我們不得不把所有的反應都考慮在內，即使有些正處於日臻成熟的過程中，在我們心裏依然相信自己是能有所作為的，但是與此相關的焦慮卻對行動本身發揮著某種影響。
首先，從事一種令人心生焦慮的活動會產生一種緊張、勞累，甚至筋疲力盡的感覺。例如，我的一個病人雖然已經康複，不再懼怕走在大街上，但對此仍存在著相當大的焦慮，周末走在大街上時會感到身心疲憊。實際上，他能做很吃力的家務而且不會感到一絲勞累，所以這種疲憊並不來自身體上的虛弱，而是與在室外走路有關的焦慮所造成的。雖然焦慮已減少到能使其外出行走，卻沒有少到能讓他不受任何影響而擺脫疲憊感。現實中，很多歸結為過度工作的機體困難並不是由於工作負荷大，而是因為工作造成的焦慮，或者與同事間的緊張關係有關。
其次，與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造成該功能的損傷。例如，如果發號施令會讓人產生焦慮，那麽這種命令就會以一種辯護的、徒勞無效的方式發出來；如果騎馬會造成人的焦慮，那麽這個人就會失去駕馭這匹馬的能力。人們對這種情況的意識程度是因人而異的。他們可能會意識到焦慮會阻止自身以令人滿意的方式來執行任務，或者隻是隱約地感覺到自己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好。
再次，與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破壞該活動本身所帶來的歡愉。這對於輕微的焦慮來說是不成立的；相反，輕微焦慮還會產生額外的熱情。懷著輕微焦慮的心態坐過山車會讓過程變得更加刺激，但是在強大焦慮下則會讓人覺得這是種痛苦的折磨。與性關係相關聯的強大焦慮會使他們完全不能享受到**的樂趣，如果這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是焦慮在作祟，那他便會認為性關係本身毫無意義。
最後一點可能會讓人有些困惑，因為我在前文中提過對某事的厭惡可能是為了避免產生焦慮的一種方式，在此想表達的是厭惡可能是焦慮發生的後果。事實上，上述兩種觀點都有道理。厭惡感既是避免焦慮產生的手段，也是焦慮作用後的結果。這隻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就讓我們明白了理解心理現象是多麽困難。心理現象往往錯綜複雜，它們互相交織在一起，除非我們下定決心去考察無數交織在一起的行為，否則我們不可能在心理學領域取得任何進步。
討論我們如何才能防禦焦慮的目的並不是想把所有的防禦機製都詳盡無遺地展示出來。事實上，很快我們將了解到徹底防止焦慮發生的辦法。我之所以關注這些，是為了證明這樣的一個主張，人們實際擁有的焦慮可能比意識到的還要多，有些焦慮雖然沒有被意識到，但依然存在；同時也是為了指出一些能夠被人發現的焦慮的共同之處。
簡而言之，焦慮可能發生在身體不適的感覺之下，例如心跳加速、身體疲憊。一些看似正當合理的恐懼也會揭示出焦慮的存在。這種隱藏的力量可以驅使我們借酒澆愁，或沉浸於各種娛樂消遣中。我們會經常發現，這種焦慮使我們沒有能力去做或者去享受某些事情，我們也會發現，焦慮是隱藏在種種抑製作用背後的推動力量。
由於接下來要討論的某些原因，我們的文化使每個生活在這一環境下的個體都產生了大量焦慮。因此，事實上每個人都會建立我之前提到過的這種或那種防禦機製。神經官能症患者病得越嚴重，人格越容易被這些防禦機製所滲透和把控，他不能去做或者沒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盡管根據他的活力狀態、精神狀態和教育背景，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神經官能症越是嚴重，展現出來的失能傾向就越多，並且會更加微妙和強大。(5)
(1) 弗洛伊德在他的《神經分析新論》中的《焦慮與本能生活》一章中，對“客觀的”和“病態的”焦慮做了類似的區分，並將前者稱為“對危險的明智反應”。
(2) 這僅僅是對弗洛伊德基本發現中的某一方麵的一種闡釋，即無意識因素的重要性。
(3) 參看桑多·拉多：《過分焦慮的母親》。
(4) 弗洛伊德總是強調這一點，即症狀的消失並不能代表病被完全治愈。
(5) 舒爾茨·亨科在《精神分析緒論》中特別強調過Luecken的重大意義，即在神經官能症患者的人格上和生活中所發現的“空白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