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遼威震逍遙津，全因孫權太菜？

三國時期，讓“孫十萬”一戰成名的合肥之戰，一直是許多三國曆史和軍事愛好者們津津樂道的戰役。不過對於整個第二次合肥之戰的評價，很多人都往往簡單地將其評價為張遼勇武過人，而孫權就是個“菜雞”，那麽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常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真實曆史上的整個合肥之戰和《三國演義》中的“張遼威震逍遙津”還是有差別的。

逍遙津之戰，嚴格來說隻能算是張遼、孫權合肥之戰的一部分。整個合肥之戰實際上經曆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孫權帶兵抵達合肥，然後遭遇張遼突襲；第二階段是孫權指揮圍城；第三階段是孫權撤軍；最後一個階段是張遼對孫權再次發動突襲，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逍遙津之戰。

另外，我們常說張遼是“張八百”，並不是張遼真的就帶著八百人衝出去，直接把孫權的十萬大軍打到崩潰。甚至如果真的深扒一下張遼的戰績，雖然在孫權圍城前的突襲中，他一舉“衝壘入，至權麾下”，但也不是真的幹掉了孫權，造成的傷亡相較於孫權的十萬大軍來說，也僅僅隻是九牛一毛的程度。

不過，倒也不是說這一戰對於合肥守軍沒有任何意義，畢竟這一戰讓合肥城內的守軍士氣大振，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挫敗了孫權軍隊的士氣。加上孫權軍隊“會疫疾”的情況，使得孫權僅僅圍城十餘日，便選擇退兵而走。

換言之，其實真正給孫權一方帶來重大損失的，還是孫權在撤軍時發生的逍遙津之戰。

不過就算如此，逍遙津之戰也不是像《三國演義》中說的，張遼、樂進帶兵把孫權十萬軍隊包圍。當時張遼敢於出擊的最大原因，實際上是孫權自己軍隊在撤退時，主力和孫權等高級指揮將領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脫節。根據《三國誌·淩統傳》記載：“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

結合後麵孫權等人在遭到張遼襲擊後，“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的情況判斷，整個逍遙津之戰的完整情況，很有可能是孫權帶領淩統、甘寧、呂蒙等高級將領親自殿後，以確保主力部隊安然撤退時，這支負責殿後的將領團因不明原因與主力部隊發生了脫節，導致張遼趁機出擊，試圖將孫權的殿後部隊吃掉。而且從整個逍遙津之戰的情況來看，可能孫權帶的這些留在津北的兵力還要少於合肥守軍，以至於張遼能夠一邊攻擊，一邊迂回到孫權軍隊後方，拆除了孫權撤退必經的橋梁。

有關逍遙津之戰其實很多人還有兩個誤區，第一個是：並沒有證據證明，張遼在逍遙津之戰中，知道孫權也在殿後的軍隊中，以至於在戰後還要詢問被俘吳兵才得知孫權也在其中，“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第二個是：孫權在戰鬥中，也並非真的是個窩囊廢，張遼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對孫權就有“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的評價。

總的來說，在這場合肥之戰中，張遼因為精準的時機把握和大膽的作戰方針，讓他在合肥城下大放光彩。而對於孫權來說，雖說在張遼偷襲時他被打得“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後麵又有逍遙津之戰的慘敗，但從實際損失來看，由於他及時撤軍，反倒損失不大，而這也保證後來他和曹操的濡須之戰能夠以平手的結局結束。

說到這，可能會有人好奇，最後的逍遙津之戰，肯定是孫權的指揮失誤導致的結果，這沒話可說，但之前孫權還被張遼的八百人給攆到了山上，這到底是孫權自己太菜還是張遼太猛？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整個合肥之戰中，最具有軍事討論價值的地方。

這樣的戰例，除了張遼這一次之外，還有很多，比如在接下來幾乎是經典複刻的濡須之戰中，甘寧對曹操的百騎劫營便是如此。另外還有一些比較類似的，比如明末的鬆錦之戰後期，明軍將領曹變蛟趁清軍移動營地，對皇太極大帳進行的夜襲。國外戰爭中也有這樣的戰例，比如1676年到1681年的第一次俄土戰爭中，易卜拉欣·帕夏率領奧斯曼軍隊遠征莫斯科和哥薩克聯軍控製下的奇吉林，結果在紮營時也遭到哥薩克人主動出城襲擊。

能有這樣一抓一大把的戰例，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種戰術存在某種非常普遍的可行性。究其原因，倒不是說自古中外都不乏猛人，而是對於幾乎所有國家地區的軍隊來說，從行軍狀態往駐紮狀態轉換，或者是像鬆山圍攻戰那樣進行營地移動時，整個軍隊就像褪殼時的螃蟹一樣脆弱。

對此，古人甚至還有一個專門用來描述軍隊這種狀態下的成語——立足未穩。古代軍營駐紮時，雖說一些重體力工作可以由征調的民夫之類來完成，但考慮到設立容納上萬甚至幾萬士兵的營地，而且還是要為了長期圍城戰做準備的營地，所需要的工作量雖然不比建造一座城市，但也絕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完成的。

不僅防禦工事的建造需要時間，還涉及大軍每隊士兵自己的營地位置和物資分配，這些對於上到主將，下到基層軍官，都是工作量極大、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事情。至於士兵們，軍隊行軍的疲勞和物資分配等問題，都會導致他們出現注意力渙散的情況。在這種種因素的影響下，軍隊對於突襲的防備機製減弱，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過，能不能襲營是一回事，效果會怎麽樣就是另一回事了。為了追求突襲的突然性，守城方肯定不可能攜帶太多的兵馬。除非守城方的士氣極端低落，想要將突襲的效果最大化，就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對敵方的重要設施進行破壞或者對主將進行斬首戰。當然，就算是敵軍在“立足未穩”的情況下，這樣的要害之處還是會被優先保護，因此這種突襲就像前麵舉的這些例子一樣，大部分都還是在心理上震懾敵軍，同時提升己方的士氣。

不過這種心理戰的成果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其實也要分情況。如果敵方像孫權打合肥那樣，根本沒打算長期作戰，隻是想撈一把就跑，那這種心理上的震懾還是比較有效的。但如果敵方像皇太極圍攻鬆山那樣，已經做好要死磕到底的準備，那這樣的突襲所能帶來的心理優勢，在長期圍困中還是很容易被抹平的。

更關鍵的是，雖說有理論上的可行性，劫營這種事風險依然非常巨大。在行動中，將領必須要有非常好的作戰節奏和時機把握能力，畢竟不管之前攻城方處於什麽狀態，一旦遭到劫營，除非本身就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否則軍隊的指揮係統都會迅速運轉起來開始迎敵。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指揮劫營的將領必須在盡量少的損失下，獲得一定戰果後迅速跑路。一旦劫營部隊出現重大損失，或者是指揮劫營的將領戰死，就會給城內的守軍帶來重大打擊。

除了圍城戰開始之前，另一個實行劫營作戰戰術的好機會，就是像張遼的逍遙津之戰時那樣，在圍城一方決定放棄圍城，準備撤軍離開之時。

究其原因，這一時期的圍城戰在指揮調度方麵，不僅要麵對和建造營地時同樣的混亂，而且要處理各個方向圍城部隊的調度，確定撤退順序，安排斷後部隊，這些都是工作量極大且難度極高的。尤其是最後的斷後部隊布置，如果對城中守軍現存戰力沒有清楚的評估，就很容易在最後階段被守軍反戈一擊。

考慮到這一時期圍城方因為長時間的圍城戰，大多會出現士氣低迷的情況，這一階段的劫營所能達到的效果，往往可謂是成“噸”的傷害。

總的來說，合肥之戰中張遼的勇猛的確值得稱道。但正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張遼的成功也是在種種巧合下所達成的，所以因為這件事就說東吳一方的人都不行，就有點矯枉過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