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忠恕01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裏仁》）朱子《集注》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無物各得其所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由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照朱子的講法，有天地的忠恕，有聖人的忠恕，有學者的忠恕。《語錄》說：“天地是一個無心的忠恕，聖人是一個無為的忠恕，學者是一個著力的忠恕。學者之忠恕，方正定是忠恕。”

先就天地的忠恕說，照朱子的說法，天地之至誠無息，便是天地的忠；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天地的恕。忠是道之體，恕是道之用。朱子《集注》引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亦是就天地的忠恕說。朱子《集注》又引程子說：“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照宋明道學家的看法，宇宙是一個道德的宇宙。它本身是道德的，沒有一點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成分在內。因此它是無妄。因其是無妄，所以是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周濂溪《通書》亦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所謂誠亦是宇宙的誠，不是人的誠。程朱所說天地的忠，亦是無妄，亦是誠。從宇宙的忠，誠，無妄的“體”，發出來萬事萬物；這些萬事萬物的發出，即是天地的“恕”。恕是推己及人。萬物各得其所，似乎是天地的推己及人，所以說是天地的恕。宋明道學家以為宇宙的主動者是道德的理性，所以他們的形上學中多用道德學中的名詞。海格爾以為宇宙的主動者是理智的理性，所以他的形上學中多用邏輯學中的名詞。宋明道學家的形上學與道德學混。海格爾的形上學與邏輯學混。

就聖人的忠恕說，照朱子的講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朱子《語錄》說：“盡己隻是盡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他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語錄》又說：“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賢人以下，知道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便是推己及物，隻是爭個自然與不自然。”照朱子的說法，推己及人是恕，推己及人，須盡自己之心是忠。如自己願吃飽，亦願別人吃飽是恕。如自己願吃十分飽，則亦願別人吃十分飽是忠。聖人由己自然及人，更不必有意地“推”，此是無為的忠恕。學者則須有意地推，此是著力的忠恕。然說及忠恕時，我們所著重者，正是有意地推。所以說：“學者之忠恕，才是正定的忠恕。”

我們於以下所講的，是朱子所謂學者的忠恕一類的。照我們的講法，忠恕一方麵是實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麵是一種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

先說忠恕二字的意義。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論語》上有明文的。所以對於恕字的意義，不必再有爭論。《論語》上雖常說忠，但究竟什麽是忠，則並未說明。《論語》上常有人“問仁”“問孝”，但沒有人問忠。照朱子的講法，“推己及人”是恕，竭盡自己的心去及人是忠。照這一方麵說，恕是主，忠是所以行乎恕者。但照朱子所謂天地的忠恕類推，則又似乎是：盡己以誠實無妄是忠，推己及人是恕。人必須先有誠實無妄之忠，然後可有推己及人之恕。照這一方麵說，忠是主，恕是所以行乎忠者。無論從哪一方麵說，忠恕俱不是平等的。他這種說法，是否合乎孔門的忠恕的原意，我們現在不論。我們現在並不打算對於孔門所謂忠恕的原意，作曆史的研究。朱子的說法，可以認為是他自己的一種說法。

照我們的看法，在朱子的這種說法裏，推己為恕，固然無問題，但盡己為忠，似乎應該補充為：“盡己為人”為忠。若隻盡己而不為人，則不是普通所謂忠的意義。曾子說：“為人謀而不忠乎？”盡自己的力量為人謀是忠，否則是不忠。但若為自己謀，則無論盡己與否，俱不發生忠不忠的問題。我們現在說：人必須忠於職守。一個人的職守，都是他為國家，為社會，或為他人，所做的事。對於這些事可有忠或不忠的問題。但一人為他自己所做的事，則不是職守，他對於做這些事，亦不發生忠或不忠的問題。譬如一個人替銀行管錢。管錢是他的職守，管得好是忠於職守，管得不好是不忠於職守。但如一個人管他自己的錢，則管錢不是職守，管得好或不好，不發生忠或不忠的問題。所以照普通所謂忠的意義，我們必須說“盡己為人”謂忠。

忠孝之忠，專指盡己以事君說。盡己事君，盡己為君辦事，是忠，因事君或為君辦事，亦是為人辦事。在舊日的社會中，為君辦事，是為人辦事中之最重要者，所以忠有時專指盡己以事君說。此忠即忠孝之忠。關於此點，我們於《新事論·原忠孝》篇中，有詳細的討論。

怎麽樣才算是盡己為人呢？為人做事，必須如為自己做事一樣，方可算是盡己為人。人為他自己做事，沒有不盡心竭力的。他若為別人做事，亦如為他自己做事一樣地盡心竭力，他願意把他自己的一種事，做到怎樣，他為別人做一種事，亦做到怎樣，這便是盡己為人。

所以忠有照己之所欲以待人的意思。我們可以說：己之所欲，亦施於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忠恕都是推己及人，不過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積極方麵說，恕是就推己及人的消極方麵說。

我們於以下再就忠恕是實行道德的方法說。此所說道德，是指仁說。仁是所謂五常之首，是諸德中的最重要的一德。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朱子《集注》說：“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或問仁恕之別。朱子說：“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朱子此所說恕，兼忠恕說。仁即是上文所說，聖人無為的忠恕。忠恕即是上文所說，學者著力的忠恕。如欲有無為的忠恕，則需從著力的忠恕下手。所以忠恕是“仁之方”，言其為行仁的方法也。

行仁的方法，統言之，即是推己及人；分言之，即是己之所欲，亦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此所說欲或不欲，即是平常人之欲或不欲，所謂“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

孟子對於孔門的這一番意思，有很深的了解。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說：如果因你自己好色，你知天下人亦皆好色，因而行一種政治，使天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就是仁政。齊宣王又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所以不能行仁政。孟子說：如果因你自己好貨，你知天下人亦皆好貨，因而行一種政治，使天下之人，皆“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這就是仁政。孟子這一番話，並不是敷衍齊宣王的話，所謂仁政，真正即是如此。孟子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推即是推己及人，即是行忠恕。不待推而自然及人，即是仁。不待推而自然及人，必須始自推己及人，所以忠恕是仁之方，是行仁的方法。

孔孟所講忠恕之道，專就人與人的關係說。再進一步說，人不僅是人，而且是社會上某種的人，他是父，是子，是夫，是婦。一個父所希望於他的子者，與他所希望於別人者不同。一個子所希望於他的父者，與他所希望於別人者亦不同。《大學》，《中庸》，更就這些方麵講忠恕之道。《大學》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一個人在社會中，有一個地位。這個地位，有它的上下左右。他所惡於他的上者，亦必為其下所惡。既知為其下所惡，則即毋以此施於其下。此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恕。從另一方麵說，一個人所希望於其上者，亦必為其下所希望。既知為其下所希望，則以此施於其下，此即是己之所欲，亦施於人，此即是忠。

《中庸》說：“《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一個人若不知何以事父，則隻需問，在事父方麵，其自己所希望於其子者是什麽。其所希望於其子者，即其父所希望於其自己者。他如以此已事其父，一定不錯。此即是己之所欲，亦施於人。此即是忠。自另一方麵說，在事父方麵，一個人若不知他的父所不希望於他自己者是什麽，則隻需問其自己所不希望於其子者是什麽。他如勿以此事其父，一定不錯。此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恕。在各種社會製度內，父子兄弟等所互相希望者不必同。但如此所說的忠恕之道，則總是可行的。

忠恕之道，是以一個人自己的欲或不欲為待人的標準。一個人對於別的事可有不知者，但他自己的欲或不欲，他不能不知。《論語》說：“能近取譬。”一個人的欲或不欲，對於他自己是最近的。譬者，是因此以知彼。我們說：地球的形狀，如一雞蛋。此即是一譬，此譬能使我們因雞蛋的形狀而知地球的形狀。一個人因他的自己的欲或不欲，而推知別人的欲或不欲，即是“能近取譬”。

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對於物之輕重長短，必有權度以為標準。對於別人的心，一個人亦有權度。這權度即是一個人的欲或不欲。一個人有某欲，他因此可推知別人亦有某欲。如此，他自己的某欲，即是個權，是個度。他知別人亦有某欲，則於滿足他自己的某欲時，他亦設法使別人亦滿足某欲，至少亦不妨礙別人滿足某欲。此即是推己及人，此即是“善推其所為”。

《大學》所謂“絜矩”，亦是這個意思。一個人的欲或不欲，譬如是個矩，“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即是以自己的矩去度量別人。所以，“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是絜矩之道。

《中庸》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一個人以他自己的欲或不欲去度量別人時，他自己的欲或不欲，即是個標準，即是個“則”。朱子《語錄》說：“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事君者盡忠否。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一個人若何待人的“則”，便在他自己的心中。所以執柯伐柯，雖其則不遠，然猶須睨而視之，至於一個人若何待人之則，則更不必睨而視之。所以執柯伐柯之則，猶是遠也。

忠恕之道的好處，即行忠恕之道者，其行為的標準，即在一個人的自己的心中，不必外求。猜枚是一種很方便的玩意，因為它所用的工具，即是人的五指。五指是人人有的，隨時皆可用。我們下棋需要棋子棋盤，打球需要球場球拍，這都是需要另外找的。猜枚所需要的五指，則不必另外找，所以行之最方便。行忠恕之道者，其行為的標準，亦不必另外找，所以是最容易行的。然真能行忠恕者，即真能實行仁，若推其成就至極，雖聖人亦不能過。所以忠恕之道，是一個徹上徹下的“遁”。

有些人要在古聖先賢的教訓中求行為的標準。這些標準不如忠恕之道所說的切實合適。因為古聖先賢的教訓，不是說及一類的事，即是說及某一件事，如他們的教訓是說及某一類事者，則其所說，必是較寬泛的。一個人當前所遇見的事，雖亦可屬於某一類，但它總有它的特殊方麵，為某一類所不能概括者。關於某一類的事的教訓，如適用於某一類中的某一事，則常使人感覺寬泛，不得要領。例如事親是一類事。事親須孝，這是盡人皆知的。但對於事親一類中的每一事，如隻以須盡孝為其標準，則行此事者仍覺得無所捉摸。他雖知盡孝是事親一類的事的標準，但對於這一類事中的每一事，仍不一定能知若何行方合乎此標準。這種寬泛的標準，從實際行為的觀點看，是沒有大用處的，是不切實的。

如古聖先賢的教訓是說及某一件事者，則其所說，必較切實，不寬泛。不過一個人如欲應用此教訓於當前的一件事，此當前的一件事必須與原來所說的一件事是一類者。雖是一類，然亦必有許多不同。於此一個人又常覺得古聖先賢關於某一件事的教訓，因說得太切實了，如適用之於當前的一件事，又不合適。

但如果一個人於事親的時候，對於每一事，他隻需想他所希望於他的兒子者是如何，則當下即可得一行為的標準，而此標準對於此行為是切實的而又合適的。一個人於待朋友的時候，對於每一事他隻需想，他所希望於朋友者是若何，則當下即可得一行為的標準，而此標準對於此行為，亦是切實的而又合適的。

又有人以為人有良知，遇事自然知其應如何辦。一個人的良知，自然能告他以任何行為的標準。此說亦以為，一個人如欲知任何行為的標準，不必外求。此說雖與忠恕之道之說同樣簡單，但不如其平易。因為良知說須有一種形上學為根據，而忠恕之道之說，則無須有此種根據也。己之所欲，亦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或不欲，正是一般人日常所有的欲或不欲，並無特別神秘之處。所以忠恕之道，又是極其平易的。

以上是把忠恕之道作為一種實行道德的方法說。以下我們再把忠恕之道作為一種普通“待人接物”的方法說。

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應該如何辦。此所謂應該，並不是從道德方麵說，而是從所謂人情方麵說。普通常說人情世故，似乎人情與世故，意義是一樣的。實則這兩個中間，很有不同。《曲禮》說：“來而不往，非禮也。”一個人來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須回看他。一個人送禮物與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回禮與他。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個人與我有怨，但我因特別的原因，雖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麵上與他為友。這是世故。我們說一個人“世故很深”，即是說此人是個虛偽的人。所以“世故很深”，是對於一個人的很壞的批評。我們說一個人“不通人情”，即是說此人對於人與人的關係，一無所知。所以“不通人情”，亦是對於一個人的很壞的批評。“不通人情”的人，我們亦常說他是“不通世故”。這是一種客氣的說法。“不通世故”可以說是一個人的一種長處，而“不通人情”則是人的一種很大的短處。

“來而不往，非禮也”。若專把來往當成一種禮看，則可令人感覺這是虛偽的空洞的儀式。但如我去看一個人，而此人不來看我，或我與他送禮，而他不與我送禮，或我請他吃飯，而他不請我吃飯，此人又不是我的師長，我的上司，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心中必感覺一種不快。因此我們可知，如我們以此待人，人必亦感覺不快。根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我們不必“讀禮”而自然可知，“來而不往”，是不對的。

一個人對於別人做了某種事，而不知此事是否合乎人情，他隻須問，如果別人對於他做了這種事，他心中感覺如何。如果他以為他心中將感覺快樂，則此種事即是合乎人情的；如果他以為他心中將感覺不快，則此種事即是不合乎人情的。

在某種情形下，一個人如不知對於別人做何種事方始合乎人情，他隻須問他自己，在此種情形下，別人對於他做何種事，他心中方覺快樂。他以為可以使他心中感覺快樂者，即是合乎人情的；他以為可以使他心中感覺不快者，即是不合乎人情的。

在表麵上，禮似乎是些武斷的、虛偽的儀式。但若究其究竟，則它是根據於人情的。有些深通人情的人，根據於人情，定出些行為的規矩，使人照著這些規矩去行，免得遇事思索。這是禮之本義。就禮之本義說，禮是社會生活所必須有的。所以無論哪一個社會，或哪一種社會，都須有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