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衝謙

假使一個美國人，因有某種成績，受了別人的誇獎，照美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他的人的答複，應該是：“多謝你的誇獎。”或：“多承誇獎，感激不盡。”假使一個中國人，因有某種成績，受了別人的誇獎，照中國人的規矩，他對於誇獎他的人的答複，應該是：“不敢當。”或：“毫無成績，謬承過獎。”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人的答複，是承認自己有成績；而中國人的答複，是否認自己有成績。自己有成績，而不認為自己有成績，此即所謂謙虛。虛並不是虛假的意思。《論語》說：“有若無，實若虛。”虛者對實而言。真正謙虛的人，自己有成績，而不以為自己有成績；此不以為並不是僅隻對人說，而是其衷心真覺得如此，即所謂“有若無，實若虛”。

“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這本是社會所需要的一種道德。社會上的禮，大概都是根據這種道德而有的。無論哪一國家或民族的禮，或哪一種社會的禮，其詳細節目或有不同，但其主要的意思，總不離乎“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一個美國人對於誇獎他的人的答複，雖不是自卑，而卻是尊人。因為照他的看法，若否認自己有成績，即是直斥誇獎他的人的錯誤。直斥人的錯誤，是無禮的。中國人對於誇獎他的人的答複，雖不是尊人，而卻是自卑。所謂“謬承過獎”，即是說：“你對於我誇獎太過，你錯了。”照美國人的看法，這是很不客氣的話。照中國人的看法，這不客氣，是為自卑而起，所以雖不客氣，而決不會引起對方的誤會。

我們常聽說，人須有“自尊心”。上所謂自卑，並不是有自尊心的反麵。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可以有為。”一個人在消極方麵，有有不為之誌，在積極方麵，有有為之誌，這種人謂之有自尊心。無自尊心的人，認為自己不足以有為，遂自居於下流，這亦可說是自卑。不過此自卑不是上所謂自卑。此自卑我們普通稱之為自暴自棄。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這一類的誌趣者，謂之有自尊心。在行這一類的誌趣的時候，完全用不著與人客氣，用不著讓。所謂“當仁不讓”是也。但在人與人的普通關係中，則彼此之間，需要互讓。讓是禮的一要素。所謂客氣，所謂禮貌，都有讓的成分在內，所以我們常說“禮讓”。上所謂自卑，是讓的表現，並不是自暴自棄。

有些人認為，有自尊心，即是在人與人的普通關係中，以自己為高於一切，這是錯誤的。有自尊心是就一個人的誌趣說。上所謂自卑，是就人與人間的禮讓說。二者中間，並沒有什麽關係。

說到讓，或者有人以為與所謂鬥爭，或奮鬥等精神不合。這以為又是錯誤的。所謂鬥爭，可以提倡者，隻能是團體與團體間的鬥爭，不能是一個團體內的人與人的鬥爭。有提倡民族鬥爭者，亦有提倡階級鬥爭者，但是沒有人提倡，亦沒有人能提倡，人與人鬥爭。這是不能提倡的。所謂不能提倡者，即謂，如有提倡者，其說一定是講不通的。無論我們讚成民族鬥爭或階級鬥爭之說與否，其說是講得通的。但如有提倡人與人鬥爭者，其說是講不通的。如有人以為，提倡民族鬥爭或階級鬥爭者，必亦提倡人與人鬥爭，此以為亦是錯誤的。持此等以為的人可以說是“不明層次”。因為所謂民族或階級，不是與人在一層次之內的。

所謂奮鬥者，不過是說，一個人應該努力去做他所應該做的事，或他所願意做的事。鬥字在此，隻是一種比喻，並不含有侵害別人的意思，與鬥爭之鬥不同。一個人於不侵害別人的範圍內，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努力做他自己所應該做的事，或他所願意做的事。這裏用不著讓，亦實在不發生讓或不讓的問題。一個人讀書，求學問，用不著讓別人占先，並且還可以爭著占先。但他若因此，而於與別人共飯時，亦搶著吃菜而不讓人，則他可說是“不知類”。因為求學問與吃飯，在這一方麵，並不是一類的事。

以上所說，是普通所謂謙虛，但就中國的傳統思想說，謙虛並不僅隻是如此。就中國的傳統思想說，謙虛是一種人生態度，其背後有很深的哲學的根據。此哲學根據，一部分即是《老子》及《易傳》中所講的道理。

老子對於人生，有很深的了解。他觀察人生，研究人生，發現了許多道理或原則。這些道理或原則，他名之曰“常”。他以為人若知道了這“常”，而遵照之以行，則即可以得利免害。若不知這些常而隨便亂作，則將失敗受害。他說：“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在這一點，老子很有科學的精神。科學的目的，或其目的之一，亦是欲發現宇宙間的許多道理而使人遵照之而行。人若遵照這些道理而行，他可以得到許多利益。我們常說：“科學能戰勝自然。”就一方麵說，它是能戰勝自然；就又一方麵說，它之所以能戰勝自然，正因它能服從自然。

老子所說的話，有許多對於道德是中立的。在這一點，他亦與一般科學家相似。科學家所講的道理，對於道德是中立的。有些人可以應用科學家所講的道理做道德的事，有些人亦可以應用科學家所講的道理，做不道德的事。但對於這些，科學家都是不負責任，亦不能負責任的。在有些地方，老子亦隻說出他所發現的道理，至於人將應用這些道理做些什麽事，老子是不負責任，亦不能負責任的。例如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有人因此說，老子講陰謀。其實老子並不是講陰謀，不過陰謀家可應用這些道理，以遂其陰謀而已。

老子說：“反者，道之動。”照老子的看法，一某事物，若發展至其極，則即變為其反麵，此所謂“物極必反”。《易傳》中亦講這個道理。舊說《易》《老》相通。其相通的主要的一點，即是《易》《老》皆持“物極必反”之說。

海格爾亦說：事物皆含有其自己的否定。若一某事物發展至極，則即為其自己所含有之否定所否定。所以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所謂自掘墳墓。馬克思的曆史哲學，亦用海格爾此說，不過他不以心或觀念為曆史的主動力，而以經濟的力量為曆史的主動力。所以他的曆史哲學稱為物質史觀或經濟史觀。

一某事物的發展，如何是已至其極？有些事物，其極是對於客觀的環境說，有些則是對於主觀的心理說。例如馬克思說，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若發展至其極，則即為其自身所含有之否定所否定，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發展是“自掘墳墓”。資本主義的社會之極，是對於客觀的環境說。所謂客觀的環境，亦是一種事物自身所造成的。每一種事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自身造成一種環境。如這種環境，使此種事物不能繼續存在，則此種事物的發展，即已至其極。因為這種環境是這種事物自身所造成的，所以這種環境即是這種事物自身所掘之墳墓，亦即其自身所含有的否定之表現。

就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發展說，其極是對於其自身所造成的環境說。但就一個資本家的財產的發展說，其極是可對於一個資本家的主觀心理說。假使有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一個資本家的財產，不能超過一百萬元，則此國內的資本家的財產，如到一百萬元，即已至其極，就此方麵說，或就類乎此的方麵說，一個資本家的財產的發展，亦是對於客觀的環境說。不過這一種極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所以這一種極不必引起反。但假如雖沒有這些限製，而一個資本家發財至一百萬元時，此人即已誌驕意滿，以為他已是天下第一富人，而再不努力經營他的工業或商業，如此，則一百萬元對於此人，即是其財產之極。到了此極，此人的工業或商業，即隻會退步，不會進步，而其財產亦隻會減少，不會增加了。

又譬如一個人有很大的學問，但他總覺得他的學問不夠，此人的學問，對於此人，即尚未至其極。此人的學問，即還有進步的希望。另外有一人，雖隻讀過幾本教科書，但自以為已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此人的學問，對於此人，即已至其極。此人的學問，不但沒有進步的希望，而且一定要退步。舊說所謂“器小易盈”即是指這一類的人說。小碗隻需裝一點水，即至其容量之極。再加水，即要溢出來，此所謂“易盈”也。《易》《老》所謂極，大概都是就這些方麵說。

如欲使一某事物的發展，不至乎其極，最好的辦法，是使其中先包括些近乎是它的反麵的成分。例如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如發展至一相當程度，而仍欲使其製度繼續存在，最好的辦法，是於其社會中，先行一些近乎是社會主義的政策。如有人問一馬克思的信徒，英美等國的資本主義已經很發展了，何以在這些國內，還沒有社會革命發生呢？最好的答案是，因為英美等國的資本家，在有些地方，采用了近乎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例如工會組織，社會保險，失業救濟等，以緩和階級鬥爭。英美等國的資本家，與他們的工人的關係，已不是如馬克思等所說的那樣單純了。這些資本家，於其資本主義的社會內，先容納些近乎是社會主義的成分，所以他們可以使他們的製度繼續存在，而不至於造成一種環境，使其不能繼續存在。這種辦法，最為反對他們的人所厭惡，因為這是維持他們的製度的最好辦法。共產黨人最恨溫和的社會主義。因為共產黨人主張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溫和的社會主義反可使資本主義的社會繼續存在。

就社會說是如此，就個人說亦是如此。如一個人想教他的事業或學問繼續發展進步，他須常有戒慎恐懼之心。人於做事將成功時，往往有誌得意滿的心；於做事將失敗時，往往有戒慎恐懼的心。戒慎恐懼近乎是誌得意滿的反麵。我們說近乎是，因為誌得意滿的真正反麵，是頹喪憂悶。人若常存戒慎恐懼的心，則是常存一近乎是誌得意滿的反麵的心。所以他的事業，無論如何成功，如何進展，都不是其極。所以他的事業，可以繼續發展進步。《易傳》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若一國之人，常恐其國要亡，則其國即安如磐石。正說此義。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做事，如常恐失敗，他大概可以成功；如常自以為要成功，他大概必要失敗。

一個人的這種戒慎恐懼的心理，在態度上表現出來，即是謙虛。真正謙虛的人，並不是在表麵上裝出謙虛的樣子，而是心中真有自覺不足的意思。他有這種心，他的事業，自然可以繼續發展進步，無有止境。所以《易》謙卦彖辭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舊說，謂謙卦六爻皆吉，表示人能謙則無往不利的意思。

謙卦彖辭以謙與盈相對而言。舊說亦多以為與謙相對者是盈或滿。一個人對某一種事覺得滿了，即是此種事的發展對於他已至其極了。已至其極，即不能再有發展進步。所以說：“滿招損，謙受益。”嚴格地說，與盈或滿相對者是衝或虛。老子說：“道衝而用之或不盈。”衝是與盈相對者。我們常說，衝謙，謙虛。衝或虛是就一個人的心理狀態說。謙是就此種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者說。盈或滿亦是就一個人的心理狀態說。此種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者是驕。驕是與謙相對者。驕盈是與謙虛相對者。

以上說，一個人對於他的事業，如常有自覺不足的意思，他的事業即可繼續發展進步，無有止境。所以說：“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即是說，一人之貴，對於他尚不是其極。“滿而不溢”，即是說，一人之富，對於他尚不是其極。如一人之富貴，對於他不至其極，他即可以繼續富貴。又如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一個人如果常能學如不及，他的學問，自然可以繼續進步。反之，如一個人對於他的事業或學問，有了誌得意滿的心，他的事業或學問，對於他即已至其極，已至其極，即不能再有發展進步了。

以上是就一個人及其事業說。就人與人的關係說，謙亦是一種待人自處之道。人都有嫉妒心，我在事業，或學問等方麵，如有過人之處，別人心中，本已於不知不覺中，有嫉妒之意。如我更以此過人之處，表示驕傲，則使別人的嫉妒心愈盛，引起他的反感。大之可以招致禍害，小之亦可使他不願意承認我的過人之處。所謂名譽者，本是眾人對於我的過人之處之承認。我有過人之處，眾人亦承認我有過人之處，此承認即構成我的名譽。若我雖有過人之處，而眾人不願意承認之，則我雖有過人之處，而名亦不立。老子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以富貴驕人，或以學問驕人，或以才能驕人，如所謂恃才傲物者，大概都沒有好結果。若我雖有過人之處，而並不以此驕人，不但不以此驕人，而且常示人以謙，則人反極願意承認我的過人之處，而我的名譽，可立可保。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正是說上所說的道理。

所以古人以玉比君子之德。所謂“溫其如玉”。玉有光華而不外露，有含蓄的意思。我們的先賢，重含蓄而不重發揚。含蓄近乎謙，而發揚則易流為驕。

朱子《周易本義》謙卦卦辭注雲：“謙者，有而不居之意。”有而不居，本是老子所常說的話。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夫惟不居”下又說“是以不去”。“是以不去”是說“有而不居”的好處。此是就利害方麵說。我們以上說謙虛的好處，及驕盈的壞處，亦是就利害方麵說。若就另一方麵說，一個人可以有一種知識或修養，有此種知識或修養者，可以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有此種知識或修養的方法有三種。一種是重客觀，一種是高見識，一種是放眼界。

先就重客觀說。我們知道，某一種事，必須在某一種情形下，方能做成。此某一種情形，我們名之曰勢。一時有一時的勢，所以勢有時稱為時勢，有時亦稱為時。例如飛機的發明，必須在物理學、氣象學、機械學已進步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在這時候，人對於此各方麵的知識，以及各種材料上的準備，構成一種勢，在此種勢下，人才可以發明飛機。一個人發明了飛機，即又構成了一種勢。就此方麵說，這是英雄造時勢。但他必須在某種勢下，才能發明飛機，就此方麵說，這是時勢造英雄。一個英雄，若能知道，他亦是時勢所造，他對於他的事業，即可以有“有而弗居”的心。有“有而弗居”的心，他當然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我們現在的人，可以有許多知識，為前人所未有者。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即自以為，我們個人的聰明才力，是超乎古人的。我們所以能如此者，完全因我們的憑借，比古人多，比古人好。譬如我們現在能飛行，古人不能飛行，這完全因古人無飛機，我們有飛機之故，並不是我們的身體，與古人有何不同。有許多事情的成功，是時為之，或勢為之，不過時或勢總要借一些人，把這些事做了。這一些人，對於做這些事，固然不能說是沒有貢獻，但若他們竟以為這些事的成功，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功勞，此即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所謂“功成弗居”，實即是不“貪天之功”而已。不貪天之功者，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再就高見識說，一個人少有所得即誌得意滿者，往往由於見識不高。一個學生在學校裏考試，得了一百分，或是在榜上名列第一。這不過表示，在某種標準下，他算是程度好的。但是，這種標準，並不是最高的標準。若從較高的標準看，他的這一百分，或第一名，或可以是一文不值。明儒羅念庵於嘉靖八年中了狀元。他的嶽父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羅念庵說：“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何足為大事也。”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成就，若均從較高的標準看，則必常覺其不及標準，而自感不足。所謂見識高的人，即有見於此所謂較高的標準，而不屑於以較低的標準，衡量其自己的成就者。舊說，人須“抗誌希古”，此即謂，凡做事均須以較高的標準為標準。

凡是古的，都是好的，這固然是舊日的人的一種錯誤的見解，但舊日的人持這一種見解，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以文藝作品為例說，現存的古代文藝作品，實在都是好的。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古人“得天獨厚”，如舊日的人所說者，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已經過時間的選擇。古代並非沒有壞的文藝作品，我們可以說，其壞的作品，至少與現在一樣多。不過那些作品，都經不起時間淘汰，而早已到了它們應該到的地方，那即是字紙簍。時間是一位最公平的大選家，經過它的法眼以後，未經它淘汰的，都是好的作品。所以現在留下的古代文藝作品，都是好的，沒有壞的。所謂“抗誌希古”者，就文藝方麵說，即是我們寫作，須以經過時間選擇的作品為法，我們衡量我們的作品，亦須以這些作品為標準。如果一個人能以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作品，為衡量他的作品的標準，他即可見，他的作品，如不能達到此標準，即使能在某學校內得到一百分，這一百分實在是不算什麽的。如果他有如此的見識，即在某學校內得了一百分，他也決不會誌得意滿。

即使一個人已能做出如韓退之的，或蘇東坡的文藝作品，他還可見，於這些作品之上，還有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以此標準為標準，即曆史上大作家的作品，也還不能都是盡善盡美。大作家於創作時，往往因為一兩字的修改，弄得神魂顛倒。可見文藝作品的理想標準，如非不可及，亦是極不易及的。

以上雖隻舉文藝作品為例，但我們可以說，在人事的各方麵，都有如以上所說的情形。舊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仍就文藝方麵說，以文藝作品的理想的標準為法者，可以成為大作家，如韓蘇等。但如以韓蘇為法者，則對於韓蘇隻有不及，不能超過。至於以未經時間淘汰的作品為法者，則其成就，必定是“每況愈下”。

有高見識者，凡事均取法乎上。既均取法乎上，所以他對於他自己的成就，常覺得不及標準，而自感不足。程伊川說：“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以上文之例說之，知學校內定分數的標準，不過是一種標準，是識長也。因此即不以一百分自滿，是量長也。所謂量即是容量的意思。器小易盈即是量小。量隨識長者，無意於求謙虛，而自然謙虛，無意於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再就放眼界說。人之所以少有所得，即誌得意滿者，往往亦由於眼界不闊，胸襟不廣。一個三家村裏的教書匠，在他村裏，在知識方麵，坐第一把交椅，他即自命不凡，自以為不可一世。這是由於他的眼界隻拘於他的一村以內的緣故。他的眼界既窄，胸襟自然亦狹，所以亦是“器小易盈”。他若能將他的眼界放至他的村外，以及於一鄉，一縣，他即可知，他的知識，實在有限，而在三家村裏坐第一把交椅，實在不算什麽了不得的事。若一個人能將他眼界放至與宇宙一樣大，他即可見，雖有蓋世功名，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微塵。他若有這等眼界，他自然不期謙虛，而自然謙虛，不戒驕盈，而自然不驕盈。

《莊子·秋水》篇說：“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莊子·則陽》篇說：“遊心於無窮。”宇宙是無窮，把自己的眼界推到與宇宙同大，亦是一種“遊心於無窮”。在這樣大的眼界中，無論怎麽大的事業學問，都成為渺小無足道的東西了。這些渺小無足道的東西，自然不足介於胸中。胸中無足介者，即所謂胸懷灑落。有如此的眼界，如此的胸襟者，不但自然謙虛，自然不驕盈，而實在是對於如此的人，驕盈謙虛，都不必說了。

《莊子·逍遙遊》說：“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莊子·大宗師》說：“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捶之間耳。”為什麽堯一見四子，即喪其天下呢？為什麽許由爐捶之間，可使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亡其知呢？因為四子許由，有一種最大的眼界，最闊的胸襟，使見他們的人，馬上覺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所有的過人之處的渺小。堯本可以平治天下自鳴得意，無莊等本可以其美力等自鳴得意，但於他們的眼界擴大以後，他們即可知他們所有的過人之處，實在是不足道的。

這是莊學的最高義中的一點。宋明儒亦有此類的說法。程明道說：“泰山為高矣，然泰山頂上，亦不屬泰山。雖堯舜之事，亦隻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象山《語錄》中謂：象山“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有了朱元晦、陸子靜，天地不添得些子，無了亦不減得些子，則朱元晦、陸子靜之泰山喬嶽，亦不過如太空中一點浮雲，又有何驕盈之可言？

或可問：若凡事都從與宇宙同大的眼界看，則人生中的事，豈不是皆不值一做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我們於“為無為”中說，我們做事，有些事是無所為而為，有些事是有所為而為。就無所為而為的事說，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至於這些事是值得做或不值得做，對於我們，本來是不成問題的。譬如小孩騎竹馬，他隻是願騎則騎而已，他不問竹馬值得騎或不值得騎，實亦不必問值得騎或不值得騎也。有些事是我們的義務之所在。我們做這些事，是實踐我們的義務。每個人皆要生活，要生活則不得不盡生活中的義務。若問生活中的義務值得盡或不值得盡，則須先問，生活是值得生活或不值得生活。有些人或以為生活不值得生活，但在他未死以前，他總是要生活的，他既要生活，他即須盡其在生活中的義務。這都是就無所為而為的事說。至於就有所為而為的事說，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權利，有些人做事的所為是名譽。如他們因放大了眼界，而覺得這些所為是不值得要的，他盡可不要這些所為，不做這些事，而專做他的興趣所在及義務所在的事。這對於他，或對於社會，均隻有益處，沒有壞處。

孔子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注說：“不與猶言不相關。”朱子《語錄》說：“不與隻是不相幹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又《語錄》中論謙卦雲：“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有些事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或義務所在者，這些事我們自要做之。但做之而並不介意於因此而來之榮譽或富貴，此即是有天下而不與的胸襟。這種胸襟，亦惟有大眼界者，始能有之。對於有這種胸襟的人，自然亦無須說什麽謙虛或驕盈的問題。

（選自《新世訓》，1940年7月開明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