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文革”中我獲得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半個月內，晝夜看管學校圖書室。那是我以“紅衛兵”的名義強烈要求到的責任。有的夜晚我枕書睡在圖書室。雖然隻不過是一所中學的圖書室，卻也有兩千多冊圖書。於是我如饑似渴地讀雨果、霍桑、司湯達、狄更斯、哈代、盧梭、梅裏美、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羅曼·羅蘭，等等。
於是我的文學視野，由蘇俄文學，而拓寬向18世紀、19世紀西方大師們的作品……
拜倫的**、雪萊的抒情、雨果的浪漫與恣肆磅礴、托爾斯泰的從容大氣、哈代的憂鬱、羅曼·羅蘭的蘊藉深遠以及契訶夫的敏感、巴爾紮克的筆觸廣泛，至今使我欽佩。
莎士比亞沒怎麽影響過我。
《紅樓夢》我也不是太愛看。
卻對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話至今情有獨鍾。
西方名著中有一種營養對我是重要的。那就是善待和關懷人性的傳統以及弘揚人道精神。
今天的某些評者諷我寫作中的“道義擔當”之可笑。
而我想說：其實最高的道德非它，乃人道。我從中學時代漸悟此點。我感激使我明白這一道理的那些書。因而，在“文革”中，我才是一個善良的“紅衛兵”。因而，大約在1984年，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黨外討論，力陳有必要寫入“對青少年一代加強人性和人道教育”。後來，《報告》中寫入了，但修飾為“社會主義的人性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教育”。我甚至在1979年就寫了一篇辯文《淺談“共同人性”和“超階級的人性”》。以上，大致勾勒出了我這樣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形成的背景。我是在中外“古典”文學的影響之下決定寫作人生的。這與受現代派文學影響的作家們是頗為不同的。我不想太現代。但也不會一味崇尚“古典”。因為中外“古典”文學中的許多人事，今天又重新在中國上演為現實。現實有時也大批“複製”文學人物及情節和事件。真正的現代的意義，在中國，依我想來，似應從這一種現實對文學的“複製”中窺見深刻。但這非是我有能力做到的。在中國古典白話長篇小說中，我喜歡的名著依次如下：《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紅樓夢》《老殘遊記》《聊齋誌異》……我喜歡《三國演義》的氣勢磅礴、場麵恢宏、塑造人物獨具匠心的情節和細節。
中外評家在評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總不忘對它的開卷之語溢美有加。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句話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據說，托翁寫廢了許多頁稿紙，苦悶多日才確定了此開卷之語。
於是都知道此語是多麽多麽的好，此事亦成美談。
然我以為，若與《三國演義》的開卷之語相比，則似乎頓時失色。“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常覺得能說出這樣話的一定不是凡人。當然，兩部小說的內容根本不同，是不可以強拉硬扯地胡亂相比的。我明知而非要相比，實在是由於欽佩。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國家的一次形成的偉大小說。它所包含的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擇才用人的思想，直至現今依然是熠熠閃光的。在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戰役的背景之下刻畫人物，後來無其上者。
《三國演義》是絕對當得起“高大”二字的小說。
我喜歡《西遊記》的想象力。我覺得那是一個人的想象天才伴隨著愉快所達到的空前絕後的程度。娛樂全球的美國電影《蝙蝠俠》啦，《超人》啦，《星球大戰》啦，一比就都被比得小兒科了。《西遊記》乃天才的寫家為我們後人留下的第一“好玩兒”的小說。《封神演義》的想象力不遜於《西遊記》。它常使我聯想到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修斯》。“雷震子”和“土行孫”二人物形象，證明著人類想象力所能達到的妙境。在全部西方諸神中，模樣天真又頑皮的愛神丘比特，也證明著人類想象力所能達到的妙境。東西方人類的想象力在這一點上相映成趣。
《封神演義》乃小說寫家將極富娛樂性的小說寫得極莊嚴的一個範本。《西遊記》的“氣質”是喜劇的；《封神演義》的“精神”卻是特別正劇的，而且處處呈現著悲劇的色彩。
我喜歡《水滸傳》刻畫人物方麵的細節。幾乎每一個主要人物的出場都是精彩的，而且在文學的意義上是經典的。少年時我對書中的“義”心領神會。青年以後則開始漸漸形成批判的態度了。梁山泊好漢中有我非常反感的二人：一是宋江；一是李逵。我並不從“造反”的不徹底性上反感宋江，因為那一點也可解釋成人物心理的矛盾。我是從小說家塑造人物的“薄弱”方麵反感他的。我從書中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麽當“第一把手”的特別的資格。而李逵，我認為在塑造人物方麵是更加的失敗了，覺得隻不過是一個符號。他一出場，情節就鬧騰，破壞我的閱讀情緒。李逵這一人物簡單得幾乎概念化。關於他唯一好的情節，依我看來，便是下山接母。《水滸傳》中最煞有介事也最有損“好漢”本色的情節，是石秀助楊雄成功地捉了後者妻子的奸那一回。那一回一箭雙雕地使兩個酷武男人變得像弄裏流氓。楊雄的殺妻與武鬆的殺嫂是絕不能相提並論的。武鬆的對頭西門慶是與官府過從甚密的勢力人物；武鬆的殺嫂起碼還符合著一命抵一命的常理。楊雄殺妻時，石秀在一邊幸災樂禍的樣子，其實是相當猥瑣的。他後來深入虎穴暗探祝家莊的“英雄行為”，洗刷不盡他的汙點……
《隋唐演義》自然不如《水滸傳》那麽著名，但比之《水滸傳》，它似乎將“義”的品質提升了層次。瓦崗兄弟的成分，似乎也不像梁山好漢那麽蕪雜。而且，前者所反的，直接便是朝廷。他們的目標是明確的而不是曖昧的，他們是比宋江們更眾誌成城的，所以他們成功了。秦瓊這個人物身上所體現的“義”，具有“仁義”的意義，是所有的梁山好漢們身上全都不曾體現出來的……
我不是多麽喜歡《紅樓夢》這一部小說。
它脂粉氣實在是太濃了，不合我閱讀欣賞的“興致”。
我想，男人寫這樣的一部書，不僅需要對女人體察入微的理解，自身恐怕也得先天地有幾分女人氣的。曹雪芹正是一位特別女人氣的天才。但我依然五體投地那麽地佩服他寫平凡。寫家長裏短的非凡功力。我常思忖，這一種功力，也許是比寫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更高級的功力。西方小說中，曾有“生活流”的活躍，主張原原本本地描寫生活，就像用攝像機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那樣。我是很看過幾部“生活流”的樣板電影的。那樣的電影最大程度地淡化了情節，也根本不鋪排所謂矛盾衝突。人物在那樣的電影裏“自然”得怪怪的，就像外星人來到地球上將人類視為動物而拍的“動物世界”。那樣的電影的高明處，是對細節的別具慧眼的發現和別具匠心的表現。沒了這一點，那樣的電影就幾乎沒有任何欣賞的價值了。
我當然不認為《紅樓夢》是什麽“生活流”小說。事實上《紅樓夢》對情節和人物命運的設計之講究，幾乎到了考究的程度。但同時，《紅樓夢》中充滿了對日常生活細節，以及人物日常情緒變化的細致描寫。那麽細致需要特殊的自信，其自信非一般寫家所能具有。
《紅樓夢》是用文學的一枚枚細節的“羽毛”成功地“裱糊”了的一隻天鵝標本。它的寫作過程顯然可評為“慢工出細活兒”的範例。我由衷地崇敬曹雪芹在孤獨貧病的漫長日子裏的寫作精神。那該耐得住怎樣的寂寞啊。曹雪芹是無比自信地描寫細節的大師。《紅樓夢》給我的啟示是：細細地寫生活，這一對小說的曾經的要求，也許現今仍不過時……
我喜歡《老殘遊記》，乃因它的文字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都好些，結構也完整些；還因它對自然景色的優美感傷的描寫。
《聊齋誌異》不應算白話小說，而是後文言小說。我喜歡的是它的某些短篇。至於集中的不少奇聞軼事，現今的小報上也時有登載，沒什麽意思。
我至今仍喜歡的外國小說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悲慘世界》《九三年》《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紅字》《德伯家的苔絲》《簡·愛》，巴爾紮克和梅裏美的某些中短篇代表作……
我不太喜歡《霧都孤兒》《呼嘯山莊》那一類背景潮濕陰暗，仿佛各個角落都潛伏著計謀與罪惡，而人物心理或多或少有些變態的小說……
《堂·吉訶德》我也挺喜歡。有三位外國作家的作品是我一直不大喜歡得起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勞倫斯。
一個事實是那麽地令我困惑不解：資料顯示，陀氏活著的時候，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談論起他和他的作品，總是態度曖昧地大搖其頭。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他的作家同行們。他們的曖昧中當然有相當輕蔑的成分。一些人的輕蔑懷有幾分同情；另一些人的輕蔑則徹底地表現為難容的惡意。陀氏幾乎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沒有什麽密切的往來。更沒有什麽友好的交往。他遠遠地躲開所謂文學的沙龍。那些場合也根本不歡迎他。他離群索居，在俄國文壇的邊緣，默默地從事他那苦役般的寫作。他曾被流放西伯利亞，患有癲癇病，最窮的日子裏買不起蠟燭。他經常接待某些具有激進的革命情緒的男女青年。他們向他請教拯救俄國的有效途徑，同時向他鼓吹他們的“革命思想”。而他正是因為頭腦之中曾有與他們相一致的思想才被流放西伯利亞的，並且險些在流放前被槍斃。於是他以過來人的經驗勸青年們忍受。熱忱地向他們宣傳他那種“內部革命”的思想。他相信並且強調，“一個”真的正直的人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更加熱忱地預言，隻要這樣的“一個”人出現了，千萬民眾就會洗心革麵地追隨其後，於是一個風氣潔淨美好的新社會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一個”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呢，便是他《白癡》中的梅什金公爵了。一個從精神病院出來的，和他自己一樣患有癲癇病的沒落貴族後裔。他按照自己的標準，將他用小說為人類樹立的榜樣塑造成一個單純如智障兒，集真善美品質於一身的理想人物。而對於大多數精神被社會嚴重汙染與異化的人們，靈魂要達到那麽高的高度顯然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痛苦的。他在《罪與罰》中成功地揭示了這一種痛苦，並試圖指出靈魂自新的方式。他自信地指出了，那方式便是他“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主張。當然，他的“革命”說，非是針對社會的行為，而是每一個人改造自己靈魂的自覺意識……
綜上所述，像他這樣一位作家，在活著的時候，既受到思想激進者的嘲諷，又引起思想保守者的憤怒是肯定的。因為他筆下的梅什金公爵，分明不是後者所願承認的什麽榜樣。他們認為他是在通過梅什金公爵這一文學形象影射他們的愚不可及。而他欣賞梅什金公爵又是那麽的由衷，那麽的真誠，那麽的實心實意。
陀氏在他所處的時代是尷尬的，遭受的誤解最多。他的眾多作品帶給他的與其說是榮耀和敬意，還莫如說是聲譽方麵的傷痕。
但也有資料顯示，在他死後，“俄國的有識之士全都發來了唁電”。
那些“有識之士”是哪些人？資料沒有詳列。
是因為他死了，“有識之士”忽然明白，將那麽多的誤解和嘲諷加在他身上是不仁的，所以全都表示哀悼；還有後來研究他的人，認為與他同時代的“有識之士”對他的態度是可恥的，企圖掩蓋曆史的真相呢。
我的困惑正在此點。
我是由於少年時感動於他的《白夜》才對他發生興趣的。到“上山下鄉”前，我已讀了大部分他的小說的中文譯本。以後，便特別留意關於他的評述了。
我知道托爾斯泰說過嫌惡陀氏的話，而陀氏年長他七歲，成名早於他十幾年，是他的上一代作家。
高爾基甚至這麽評價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無可爭辯，毫無疑問地是天才。但這是我們的一個凶惡的天才。”
車爾尼雪夫斯基更是曾幾乎與他勢不兩立。
蘇維埃成立以後，似乎列寧和斯大林都以批判性的話語談論過他。
於是陀氏在蘇聯文學史上的地位一再低落。
而相應的現象是，西方世界的文學評論，將他推崇為俄國第一偉大的作家，地位遠在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之上。這有西方新興文學流派推波助瀾的作用，也有意識形態冷戰的因素。
我不太喜歡他，僅僅是不太喜歡他而已，並不反感他。我的不太喜歡，也完全是獨立的欣賞感受，不受任何方麵的評價的影響。我覺得陀氏的小說中，不少人物身上都有神經質的傾向。在現實生活中我非常難以忍受神經質的人在我眼前晃來晃去，讀同樣文學狀態的小說我亦會產生心煩意亂的生理反應。我一直承認並相信文學對於人的所謂靈魂有某種影響力，但是企圖探討並詮釋靈魂問題的小說是使我望而生畏的。陀氏的小說中有太濃的宗教意味兒，而且遠不如宗教理念那麽明朗健康。最後一點，在對一切藝術的接受習慣上，“病態美學”是我至今沒法兒欣賞的。而陀氏的作品，是我所讀過的外國小說中病態跡象呈現得顯著的……
我覺得高爾基評說陀氏是“一個凶惡的天才”，用詞太狠了，絕對的不公正。我認為陀氏是“一個病態的天才”。首先是天才，其次有些病態。因其病態而使作品每每營造出緊張壓抑、陰幻異迷的氣氛，而這正是許多別的作家們縱然蓄意也難以為之的風格。陀氏的作品憑此風格獨樹一幟。但那的確非我所喜歡的小說的風格。他常使我聯想到梵高。梵高是一個心靈多麽單純的大兒童啊！西方的評論也認為陀氏是一個心靈單純的大兒童。我卻不這麽認為。我覺得恰恰相反。身為作家，也許陀氏的心靈常常處在內容太繁雜太紊亂的狀態。因為兒童是從來不想人的靈魂問題的。成年人難免總要想想的，但若深入地去想，是極糟糕的事。梵高以對光線和色彩特別敏感的眼觀察大自然，因而留給我們的是美；陀氏卻以對人心特別敏感的、神經質的眼觀察罪惡在人心裏的起源，因而他難免寫出一些使人看了不舒服的東西。這乃是作家與畫家相比，作家注定容易遭到誤解與攻訐的前提。除了陀氏的《白夜》，我還喜歡他的《窮人》。我對他這兩篇作品的喜歡，和對他某些作品的不喜歡，隻怕是難以改變的了……
在80年代以前，對於我這樣一個由喜歡看小人書而接觸文學的少年，愛彌爾·左拉差不多是一位陌生的法國作家的名字。倒是曾經與他非常友好，後來又化了名在報上攻擊他的都德，給我留下極深的記憶。這是因為，都德的短篇《最後一課》，收入過初中一年級的語文課本裏，也被改編成小人書。而且，在收音機裏反複以廣播小說的形式播講過。
在我少年時代的小人書鋪裏，我沒發現過由左拉的小說改編的小人書。肯定是由於左拉的小說不適合改編成小人書供少年們看。在我是知青的年齡，曾極短暫地擁有過一部左拉的《娜娜》。
那時我已是“兵團”的文學創作員。每年有一次機會到“兵團”總司令部佳木斯市去接受培訓。我的表哥居佳木斯市。我自然會利用每次接受培訓的機會去看他。有次他不在家，我幾乎將他珍藏的外國小說“洗劫”一空，塞了滿滿一大手提包帶回了我所在的一團宣傳股，其中就包括左拉的《娜娜》。手提包裏的外國小說其實我都看過，唯《娜娜》聞所未聞。我幾次想從提包裏翻出來在列車上看，但是不敢。因為當年，一名青年在列車上看一部外國小說已有那麽幾分冒天下之大不韙。倘書名還是《娜娜》這麽容易使人產生猜想的外國小說，很可能會引起“革命”目光的關注。我認識的幾名知青曾在探家所乘的列車上傳看過《黑麵包幹》這麽一部蘇聯小說，受到周圍“革命”乘客的批評而不以為然，結果“革命”乘客們找來了列車長和乘警。列車長和乘警以“有義務愛護青年們的思想”為由收繳了《黑麵包幹》。那幾位知青據理力爭，振振有詞，說《黑麵包幹》懷著敬愛之情在小說中寫到列寧，是一部好小說。對方說，有些書表麵看起來是好的，卻在字裏行間販賣修正主義的觀點。於是強行收繳了去，使那幾名知青一路被周圍乘客以看待問題青年的眼光備受關注，言行自然不得……
他們的教訓告訴我，還是在列車上不看《娜娜》的好。
而這就使我失去了一次在當年領略左拉小說的機會。因為，我回到一團團部，將手提包放在宣傳股的桌上，去上廁所的當兒，書已被瓜分一空，急赤白臉地要都沒人還回一本。《娜娜》自然也不翼而飛。
在複旦大學中文係的內部閱覽室，我借閱過左拉的《小酒店》。序言評價那部小說“無情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它寫的是一名工人和他的妻子從精神到肉體墮落及毀滅的過程。我覺得左拉式的現實主義“真實”得使人周身發冷，使人絕望——對社會製度作用下的底層人群的集體命運感到絕望。在《小酒店》中，底層人物的形象粗俗、卑賤，幾乎完全喪失人的自尊意識，並且似乎從來也沒感到過對它的需要。他們和她們生存在潮濕、肮髒，到處充滿著汙穢氣味和犯罪企圖的環境裏，就像狄更斯《霧都孤兒》裏那些被上帝拋棄了的、破衣爛衫的、早晨一睜開雙眼便開始尋思到哪兒去偷點兒什麽東西的孩子。我們在讀《霧都孤兒》時，內心裏會情不自禁地湧起一陣陣同情。但是在《小酒店》裏，我們的同情被左拉那支筆戳得千瘡百孔。因為兒童還擁有將來，留給我們為他們命運的改變作祈禱和想象的前提。而《小酒店》裏的成年男女已沒有將來。他們的將來被社會也被他們自己扔在劣質酒缸裏泡盡了生命的血色……
我是自少年起讀另一類現實主義小說長大的，它們被冠以“革命現實主義”。在“革命現實主義”小說裏，底層人物的命運雖然窮困無助甚或淒慘，但至少還有一種有希望的東西——那就是賴以自尊和改變命運的品質資本。還有他們和她們那一種往往被描寫得美好而又始終不渝，令人羨慕的經得起破壞的愛情。這兩種“革命現實主義”小說幾乎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左拉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裏是少見的。與許多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尤其不同的是，左拉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的筆觸極冷，使人聯想到“零度感情”狀態之下那一種寫作。
我後來對於法國曆史有了一點兒了解，開始承認左拉自稱“自然主義”的那一種現實主義，可能更真實地逼近著他所處的法國的時代現實的某一麵。
而我曾捫心自問，我對左拉式的現實主義保持閱讀距離，當然不是左拉的錯，而是由於我自己即使作為讀者，也一直缺少閱讀另類現實主義小說的心理準備。進一步說，我這樣的一個自詡堅持現實主義的中國作家，也許是不太有勇氣目光逼近地麵對太真實的現實的。
畢竟，我在我的閱讀範圍伴隨之下的成長，決定了我是一個溫和的現實主義作家——與左拉的寫作相比較而言。
在對現實主義的理念方麵，我更傾向於巴爾紮克。
巴爾紮克對現實的批判態度體現得更睿智一些，因而他將他的係列小說統稱為《人間喜劇》。左拉對現實的批判態度卻體現得更“狠”一些……我在大學裏也讀了左拉的《娜娜》。那部小說講述富有且地位顯赫的男人們，怎麽樣用金錢深埋一個風塵女子於聲色犬馬的享樂的泥沼裏；而她怎麽樣遊刃有餘地利用她的美貌玩弄他們於股掌之上。結局是她患了一種無藥可醫的病，像一堆腐肉一樣爛死在**。
娜娜式的人生，確切地說是女人的人生，在中國的現今舉不勝舉。其大多數活得比娜娜幸運。倘我們不對幸福二字做太過理想主義的理解，那麽也可以認為她們的人生不但是幸福的，而且是時興的。她們中絕少有人患娜娜那一種病，也絕少有人的命運落到娜娜那種可怕的下場。她們生病了，一般總是會在寵養她們的男人們的安排之下，享受比高幹還周到的醫療待遇。左拉將他筆下的娜娜的命運下場設計得那麽醜穢，證明了左拉的現實主義的確是相當“狠”的一種，比死亡還“狠”。
先我讀過《娜娜》的同學悄悄而又神秘地告訴我：“那絕對是值得一讀的小說，我剛還，你快去借……”
我借到手了。兩天內就讀完了。
讀過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小仲馬的《茶花女》，再讀左拉的《娜娜》，隻怕是沒法兒不失望的。
我想，我的同學說它“絕對是值得一讀的”，也許另有含意。
《盧貢家族的命運》和《萌芽》才是左拉的代表作。可惜以後我就遠離左拉的小說了，至今沒讀過。
既沒讀過左拉的代表作，當然對左拉小說的看法也就肯定是不客觀的。比如在以上兩部小說中，文學研究資料告訴我，左拉對底層人物形象，確切地說是對法國工人的描寫，就由“零度感情”而變得極其真誠熱烈了。
好在我寫到左拉其實非是要對左拉進行評論，而主要是分析我自己對現實主義的矛盾心理和曖昧理念。
我利用過我與之一向保持距離的左拉的名義一次。那就是在連我自己現在也感到羞恥的小說《恐懼》的寫作過程中以及出版以後。
我決定寫《恐懼》的初衷是由外部生活現實的“刺激”而產生的。某日接近中午，我從童影廠回家，腋下夾些報刊。五月的陽光暖洋洋的。順著廠門前人行道剛一拐彎，但見五六十米遠處，亦即“清水大澡堂”門前有著形跡怪異的三個人——一人伏在地上，雙手扳著人行道沿；另外兩人各自拽他左右腿……
“清水大澡堂”的前身是“土城飯店”。我們童影的宿舍樓鄰它僅十米左右。後來“土城飯店”經過一番門麵翻修，變成了“金色朝代”——有卡拉OK包間的那一種地方。於是每至夜裏十點，小車泊來；拂曉，幽然而去。一天深夜，幾乎全樓居民都被槍聲驚醒；又一天傍晚，散步的人們都見從“金色朝代”內衝出手持雙筒獵槍的魁漢，追趕兩名校官，將其中一名用槍托擊倒跪於地，而且朝其頭上空放了一槍……
那一件事發生後，它停業了一個時期，其後變成了“清水大澡堂”……
當我走到距那三人十米遠處，才看到地上有血跡。起初我以為隻不過是三個喝醉了的男人在胡鬧罷了。不由得站住，一時難以判斷究竟怎麽回事。
而那個伏在地上的人，就朝我扭頭求救：“兄弟，救我一命，兄弟，救我一命……”
其聲奄奄，目光絕望。
我卻呆愣著，不知該怎麽救他。那時拽他腿的一個人，就放了他的腿，用皮鞋跺他扳住人行道沿的雙手。
他手一鬆，自然就被拖著雙腿拖向“清水大澡堂”了……
於是他用不堪入耳的話罵我這見死不救的北京人，並驚恐地喃喃自語著：“我完了，我死定了……”
他被拖上台階時，下巴被幾級台階磕出了血。
這時我才從呆愣狀況中反應過來。第一個想法是我得跟進去——企圖殺人者不至於當著別人的麵殺人吧？
我緊走幾步，踏上台階，進了門——頓時一股血腥撲鼻，滿地鮮血，牆上濺的也是血。一個人仰麵倒在地上，看去似乎已死；一個人靠牆歪坐，頸上有很長很深的傷口，隨著喘氣一股一股往外湧血……
我又驚呆，生平第一次目睹此現場，心咚咚跳，壯著膽子喝道：“不許殺人！殺人要償命！……”
兩個穿黑皮夾克的人中的一個，瞪著我，將一隻手探到了懷裏……
而那個被拖進來的人卻說：“他倆都有槍……”
我不知他為什麽說這句話，但結果是我退出了門。我想我得報警，但那就隻能回廠。我跑回廠裏，讓一名警衛戰士報警。讓兩名警衛戰士跟我去製止殺人。他們不很情願地跟我匆匆走著。忽然我心冷靜——那個斷了兩條腿的外地男人，就肯定是好人嗎？兩名警衛戰士還太年輕，且是農村孩子，萬一他們遭到什麽不測，我這個人將如何向他們的父母交代？於是我又命他們回廠去。他們反倒為我的安危擔心起來，偏跟著我了。最後我還是生氣地將他們趕了回去……
當我再來到“清水大澡堂”台階前，那兩個穿黑皮夾克的男人恰從門內出來，自我麵前踏下台階，揚長而去。我想到那個雙腿斷了的外地男人，推開門看時，見他居然沒被弄死。他說：“幸虧你剛才跟進來了，他們慌了，隻顧到二樓去拿錢，才留下我一命……我們是被綁架的，他們是被雇的殺手。”
我也不知他說的“我們”，是否即指那一死一傷二人。此時門外才出現人。真正報上了案的是我們童影廠的老廠長於藍同誌……
那一天以後，我覺得，某些原本離我很遠的事，其實漸漸地離我很近了。“恐懼”二字，總是在頭腦中盤桓，揮之而不能去。與另外一些積澱心間的人事相融合，遂產生了寫一部小說的衝動。
起初我想將“清水大澡堂”當成中國90年代的《小酒店》來寫。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當然非是底層人們。底層的人們不去那樣的地方“洗澡”。
在寫前，我想到了左拉那句名言：“無情地揭示社會醜惡的潰瘍。”左拉那句話當時確乎喚起了我的一種作家責任感。我發誓我也要“揭示”得“狠”一點兒。
但進入寫作狀態不久，我的勇氣便自行地漸漸減少了。那時我受到一些恐嚇威脅。其文學意味和話語中的殺機，完全是黑社會那一套。我想我的寫作不能再圖痛快而給我自己和家庭帶來不安全的陰影了。結果《恐懼》就改變了初衷，放棄了實踐一次左拉那種現實主義的打算。
一種打算放棄了，另一種打算卻滲入了頭腦。那就是對印數的追求。進一步明確地說，是對稿費收獲的追求。當時我因自己的種種個人義務和責任，迫切地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錢。第二種打算一旦滲入頭腦，寫作的衝動和過程就變質了。所謂“媚俗”就成為不可避免之事。我在左拉式的批判現實主義與媚俗以迎合市場的打算之間掙紮，卻幾乎不可救藥地越來越滑向後一方麵。
那一時期我不失時機地談左拉“無情地揭示社會醜惡的潰瘍”的主張，實則是在替自己寫作目的之卑下進行預先的辯護。
《恐懼》出版以後，我常被當眾詰問寫作動機。於是我隻有侃侃地大談我並不太喜歡的左拉和他的小說。我祭起左拉的文學主張當作自己的盾。雖振振有詞，但自己最清楚自己內心裏是多麽的虛弱。
有一次我又進行很令我頭疼的簽名售書。有兩名中學女生買了《恐懼》。我扣下了她們買的書，讓售書員找來了我的另兩本書代替之。那一件事後，《恐懼》真的成了我“心口的疼”。盡管它給我帶來了比我任何一部書都多的稿酬。我一直暗自發誓要重寫它，但一直苦於沒有精力。不過這一件事我肯定是要做的。我利用左拉分明是很卑劣的行為。我以後的寫作實踐中再也不會出現那樣的“失足”了。由此我常想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一部好書的標準究竟是什麽。對於這樣的問題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回答。而且，肯定有爭議。但我更希望自己寫的書，初中的男孩子女孩子也都是可以看的。家長們不會因看我的書而斥責：“怎麽看這樣的書！”——我自己也不會因此有所不安。
我認為《紅與黑》《紅字》《簡·愛》《複活》《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德伯家的苔絲》《巴黎聖母院》《紅樓夢》《聊齋誌異》等都是初中的男孩子女孩子皆可看的書。隻要不影響學業，家長們若加以斥責，老師們若反對，那便是家長和老師們的褊狹了。
至於另外一些書，雖然一向也有極高的定評，比如《金瓶梅》或類似的書，我想，我還是不必去實踐著寫吧。
寫了二十餘年我漸漸悟到了這麽一點——文學的某些古典主義的原理，在現代還遠遠沒被證明已完全過時。也許正是那些原理，維係著人與文學類的書的古老親情，使人讀文學類的書的時光，成為美好的時光；也使人對文學類的書的接受心理，能處在一種優雅的狀態。
我想我要從古典主義的原理中，再多發現和取來一些對我有益的東西，而根本不考慮自己會否迅速落伍……
最後我想說，我特別特別欽佩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勇敢立場。他為他的立場付出了全部積蓄，再度一貧如洗。同時犧牲了健康、名譽。還被判了刑，失去了朋友，成了整個法蘭西的“敵人”，並且被逐出國。
然而，他竟然沒有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