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書為伴 為什麽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麽我就自殺。”
“可什麽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麽樣的房，要有什麽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個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誌向。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而此後我常思考如何定義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按《新華字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字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麽？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麽？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隻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隻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麽樣的房子，開著什麽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五子登科”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八九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複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麽？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背離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文化的不貳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隻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隻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那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隻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封建的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卻不敢輕佻地發出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便沒有羅馬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諾斯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奧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奧手中奪去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隻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都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著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雲：“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雲：“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幹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而《三國誌·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是也。怎麽，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我問他是怎麽走上文學道路的，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隻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麽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屈指算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著。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結。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裏好像都暗怕著什麽。那是什麽？”我說：“也許大家心裏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她追問：“究竟是什麽？”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麽？”我不禁長歎了一口氣。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於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我說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隻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並不特別難。如若不能，倒是不怎麽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一些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隻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於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於對平凡那麽恐慌。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麽？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麽。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裏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杆上那些枯萎的花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所以，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我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周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與我見過麵。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麽說時，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麽？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麽？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於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麽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的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於平凡的人之間。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後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麵麵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並非由於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後，也仍會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由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自己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裏有太多這樣的人——隻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麽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終往往地，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曆的文化方麵的後遺症。以至於某些呼風喚雨於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苟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麽，這樣的文化，也就隻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麵與他們聯係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