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製度的黃金時代

施泰因和他的同僚，通過恢複部長負責製、地方自治和地方權力下放，隻是部分解決了問題。普魯士民族在君主直接統治下的軍國主義夢——格奈澤瑙提出的普魯士軍隊、科學和憲法至高無上的概念無法通過一個統一自治國家的理想實現。然而，官僚製度的重組與解放時期的民族複興運動一樣，是行之有效的，1815年至1870年是它的黃金時期。普魯士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強國，與梅特涅有著密切的聯係，盡管如此，官僚製度正默默地、低調地，或許是不自覺地，準備對奧地利進行一次軍事打擊；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是一次無可挽回的致命打擊。在這個黃金時期裏，它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動不再是具體的普魯士化，而是在一個獨立的軌道上發展，普魯士的官僚製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該行政管理體係正好反映了18世紀普魯士的特征，使其在歐洲國家體係中獨樹一幟。

官僚製度重新開始了被暫停的普魯士內部融合工作。通過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持續施壓，這一製度充分體現了技術知識價值以及合理運用科學所帶來的切實利益。在那個全民迷戀民族解放戰爭的年代，官僚製度恢複了國家的威望。通過中央組織，它替換了國家機器的零件，改變了由專家顧問支撐的主權國家模式。最為顯著的是，它重新樹立並強化了這樣的信念：德意誌好，但普魯士更好。無論出於什麽原因和目的，容克、自由派、激進派或知識分子都一致認為，普魯士成了德意誌愛國人士的希望。

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西裏西亞和西普魯士的普魯士化與富有的萊茵普魯士（1815年兼並）的普魯士化是同時進行的。如果沒有官僚製度，這一切是不可能實現的。普魯士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得到了萊茵蘭地區，這充分證明了國家機器的效率。

關稅同盟的建立同樣令人矚目，這是1815年以後官僚製度的傑出貢獻。通過該同盟，普魯士實際上在克尼格雷茨戰役爆發六年之前就擊敗了奧地利。普魯士關稅同盟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奧地利那烏托邦式的夢想——將1815年的德意誌邦聯納入由奧地利主導的單一政治體係中。1858年，普魯士其實已經從經濟上將奧地利逐出了德意誌。非普魯士國家（尤其是南部國家）麵臨著二選一的局麵：要麽加入由普魯士領導、帶有政治意味的經濟聯盟，要麽陷入經濟孤立並最終毀滅。1867年，德意誌實現了經濟上的統一，比政治統一還要早四年。通過與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之間的條約，德意誌的經濟統一和軍隊統一得以同步進行。

在普魯士的主導下，政治統一隻是時間和細節問題。在官僚製度的運行中，俾斯麥隻需耐心等待，不斷用他無情的外交政策摧殘敵人，讓他們自己敲響終局的鍾聲。

1871年後，新德意誌帝國的普魯士化仍然存在。問題的解決方案就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通過聯邦議院和帝國議會進行立法，是帝國必不可少的立法形式，但將國家法律轉化為行政事實是政府人員的任務，它的決策層在普魯士的柏林。對金融、海關、郵政、鐵路、失業、養老、醫療保險的組織與管理，讓每一個德意誌公民（男人、女人以及兒童）意識到德意誌是一個大國，並且讓這個事實涵蓋生活的方方麵麵——做到了這些，就證明行政人員是高效的，就代表著官僚製度的勝利。

普魯士國家機器的最高權威其實就相當於英國的法律統治。隻有通過集中智慧，匯聚知識，並對組織服務的價值和效力做出總體評價，才有可能建立高效的組織。隻有大家都能看到合理工作和統一思想的價值，為國家服務的真諦才能得到廣泛傳播。

在普魯士的發展過程中，學校和大學的意義並不在於將知識傳播到各個社會階層（盡管這個很重要），而在於學術能力、道德判斷、代代相傳的價值標準，以及對當代政治思想的塑造。普魯士對力量文學和想象文學的貢獻，無論在卓越性上，還是原創性上，都不算突出，但在知識文學上，卻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作品不但種類繁多、數量巨大，而且覆蓋麵廣、質量上乘。這是普魯士曆史上姍姍來遲的貢獻，它並非起源於科學院，而是起源於柏林大學，它穩步地使德意誌教授普魯士化，並讓德意誌的科學工作為普魯士服務。

曆史研究還原並再現了德意誌的帝國曆史，同時按照哲學原理，用形而上學的宇宙觀解釋確鑿的事實。普魯士的曆史學家有一個基本觀點，那就是普魯士肩負著統一德意誌的曆史使命，這也是符合曆史哲學的唯一解釋。所以大學教授和哲學家的各種有效假設，變成了學校的教學重點和老生常談的內容，強調大家都是上天為了實現其意誌而選擇的工具。隻要能培養出溫順的國民和他們的虛榮心，國家發展就有了不竭的動力。

在法國大革命前，歐洲是波旁化的。從路易十四時代到拿破侖時代，法國在歐洲的優勢地位，更多地依靠法國天才的成就，以及法國文明在想象力、思想、文學等活動等方麵展現出來的優越性，而不是靠法國軍隊。拿破侖的垮台則預示著德意誌科學與民族野心的崛起。在普魯士稱霸德意誌之前，普魯士就已經開始吸收德意誌的科學成就，而這些科學成就在德意誌統一時代到達了頂峰。通過學校，特別是大學，以及軍隊和官僚製度，普魯士可以宣稱，作為一個新的科學文明的基礎和驅動力，它可以更有效地代表德國人的思維效率。

俾斯麥也許會和拿破侖一樣，對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不屑一顧，認為政府的行政人員是“拿起筆的野獸”，認為教授都是紙上談兵，對生活一無所知，並過於迷信。但與拿破侖不一樣的是，俾斯麥知道如何讓他們利用科學知識為普魯士的最高利益服務。

“精神食糧”是腓特烈大帝為皇家圖書館挑選的座右銘，這個座右銘同樣適用於柏林大學。柏林大學坐落在皇宮對麵，並宣稱是霍亨索倫君主製的捍衛者。馮·蘭克、馮·洪堡、格林、裏特、基佩特、蒙森、菲爾肖、博普、薩維尼、杜布瓦雷蒙等人，使這所大學熠熠生輝。沒有他們，普魯士統一德意誌將無從談起。他們在知識領域的成就隨處可見。毛奇以軍人般的鏗鏘口吻斷定，柏林大學的校長是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