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理論的批判

我們需要回到17、18世紀，才能找到對這種政治生活起源和演變的解釋。當時有人對大選帝侯、腓特烈大帝以及俾斯麥提出批評，但三者對此往往避重就輕，不以為然，甚至斷然否認批評的理據以及相關性。他們不會承認自己公然拋棄道德良知、違背誓言或違反條約、不看過程隻看結果，以及運用所有外交手段。他們回答（而非辯護）道，這些批評忽略了政治倫理的本質，在基礎層麵和學術層麵混淆了個人道德準則和統治者、國家的道德準則。“君主法學，”腓特烈大帝說道，“通常是強者的權力。”俾斯麥承認，對於一個偉大的國家，政治利己主義（而非浪漫主義）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