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法輪常轉，法門永在

石興邦

1996年歲末，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傍晚，嶽南、商成勇兩位作者，帶著他們合作的新著《萬世法門》的樣稿，來到我在北京的住所。由於我曾負責法門寺地宮的考古發掘工作，了解一些情況，他們便將書稿給我留下，囑我在看了後，寫一篇簡短的題跋。嶽南先生並贈送了此前他和別人合著的以考古發現為題材的紀實文學專著《風雪定陵》，以做參證。可能是專業意識的條件反射，這些著名的考古史跡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囑托。

《萬世法門》將要在1997年初出版問世，我屈指一算，正好是法門寺地宮珍藏重見天日、佛指舍利再度麵世十周年，以法門寺地宮珍藏為本事的長篇紀實文學專著，能夠屆時出版，無疑是一件十分有紀念意義的事情，它不啻為佛骨麵世獻上了一份厚禮，作為參與其事的一員，我感到由衷的高興和欣慰。

我仔細地將書稿閱讀了一遍，被文中那引人入勝的描述所吸引而不忍釋卷，這確實是一本值得閱讀的好書。它是以法門寺地宮的考古發現和發掘材料為依據，以佛指舍利麵世及有關事件為主軸而展開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它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卷帙浩繁、情節曲折、意境深邃而畫麵優美的長軸畫卷，刻畫出別開生麵的大千世界的眾生圖景，是一部難得的具有科學依據、文學藝術價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產品。

一

書中豐富的內涵和優美的描繪，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法門寺地宮發掘前後的情景，一幕幕、一件件盡在眼前……

法門寺是中國佛教祖廟之一，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佛教世界也有極大的影響。在中國佛教名寺中，它又是最富傳奇色彩的寺院。民間曾流傳著有關它的一些神奇的傳說，它更因一台《法門寺》戲曲的流傳，而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寺院地宮中珍藏的那些凝重的國寶，卻鮮為人知。直到1987年清理塔基時才顯耀於世。

法門寺始建於漢魏，舍利珍藏於四門方塔中。明時，方塔被毀，在原塔基礎上建起了十三層八角磚塔，稱為“真身寶塔”。所謂真身，也就是藏有佛指舍利的意思。經過千餘年的風風雨雨，真身寶塔成為法門寺保留下來的最顯著也最久遠的標誌。可惜，因年久失修，水浸、地陷，塔基傾斜而於1981年8月24日，西半邊崩塌。當時印度新德裏電台最先向世界做了轉播，在海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所餘東邊半個塔，抗風冒雨達5年之久，終於腰彎體殘，難以久持，於1986年也隨之坍塌。1987年為了重建寶塔，陝西省政府決定對塔基和附近遺跡進行考古發掘和清理工作。在清理塔基的過程中，發現秘藏珍寶的地宮，引起了各方麵的極大重視。在孫達人副省長的主持下，成立了法門寺考古隊，由我擔任隊長，調集省考古所和寶雞、扶風市、縣文物人員，並從北京請來一批專家，聚集法門寺。經過30多個日日夜夜的緊張工作，終於將這批珍貴文物完好無損地整理出來，並保存於安全的倉庫之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唐文化最重要的一次發現，其品種之多、規格之高、工藝之精巧，均屬世之罕見。特別是那秘藏千年、曆經“三武”之禍而保存下來的四枚佛指舍利，堪稱世界之寶，引起了佛教世界的轟動。這批珍貴文物史料，對研究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藝術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極大的曆史科學價值。

二

這次法門寺地宮的最後開啟，使沉睡了一千餘年的珍藏、佛教世界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佛指舍利和上千件李唐王朝供奉的奇珍異寶，以“不二於世”的曆史地位，放射出耀眼的光輝。法門寺地宮發現之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珍貴的曆史文物與佛教文化融為一體，學界的好古敏求之切與佛界篤教信佛之誠互為表裏。一方麵開辟了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麵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使這一曠世名刹及其寶藏，成為海內外著名學者和城裏鄉間的男女信士觀瞻膜拜的崇高殿堂和聖地。八方來風匯聚於此，湧起一股盛極一時的法門熱潮。

從1987年地宮開啟到1994年曼荼羅壇場建成開放，前後在北京和西安舉行了四次文物論證會和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了一次大型文物展覽，在法門寺召開了三次大型的與法門寺文化有關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即法門寺文化、佛教文化和唐茶道文化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國內外在曆史、文化、宗教、考古、中西文化交流方麵的著名學者趙樸初、周紹良、季羨林等。趙樸初先生特為法門寺地宮和佛骨舍利寫了讚記和頌辭並刻石字碑以銘宏誌，季羨林先生提出“法門學”命題，以深入擴大研究問題，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可謂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歡聚一堂，共襄盛舉。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在同一個地區、同一學術領域，舉行學術會議之多，檔次之高，參加人數之多，全國尚無出其右者。足證法門寺發現意義之重大，其影響之深遠、凝聚力之強大矣。

三

法門寺地宮的重大曆史發現，其文化價值集中體現在人類創造生生不息、遷移積聚而形成的文化源流上，這便是佛教世界至高無上的聖物——佛祖釋迦牟尼指骨舍利所體現的佛教在中國以及在東方遷轉流複，人類智慧與精神相互融通的曆史畫麵。自佛典記載印度阿育王向世界各地散施佛祖舍利以弘揚佛法以來，法門寺在華夏文化的曆史長廊中有三個關鍵時期，這便是：第一，元魏二年（555年）拓跋氏統治集團開啟塔基，供奉舍利弘揚佛法，法門寺名聲大振，始成為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第二，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李世民敕命開啟地宮，尊奉舍利，其後宏建地宮，旌表佛塔，擴充寺域，禦令廣度僧尼，帝後下發入塔，八位皇帝七次迎送佛指舍利，法門寺便成為唐代的皇家寺院；第三，1987年4月8日（夏曆）佛誕日，第一枚佛指舍利麵世，“法門寺熱”越洋過海，遍及宇內。從這些發展過程看，法門寺佛指舍利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其演變的曆史過程，已把佛指舍利及其教義從佛教領域推進到中華民族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大融合的最高代表的地位。兩位作者正是從整個曆史角度來予以處理，讓過去千年的曆史文化大放異彩，並為社會祥和進步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自然，本書的特點還不止這些，由於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史學造詣，加以他們長期從事新聞工作而練就的特有的觀察問題的敏銳目光，不時地反映出學術上的真知灼見，提出了很有見地的見解和看法。如法門寺興起的社會曆史基礎、曆史沿革的探討，對唐代迎奉佛骨現象的研究評估，法門寺地宮文物與唐代內庫製度的關係，關於韓愈諫迎佛骨的曆史事件的評價，關於法門寺文化的概念和內涵，等等，甚至對我這樣一生從事文化史研究的人來說都不無啟發。

在佛教文化方麵，作者對法門寺的命名、唐代佛指舍利的供養與法門寺、法門寺與佛教宗派以及與密教的關係等等，都給予了新的客觀評價。

從上述羅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部作品，既有廣泛的包容性，亦有相當的深刻度，如果把這部作品看作法門寺地宮發現十年來最具體、最出色、最全麵、最優秀的描述這一事件的作品，並不為過，而它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也應是意料中的事情。

四

《萬世法門》之所以能如此成功，這要首先感謝作品的創作者嶽南和商成勇先生，感謝他們的辛勤耕耘和為民所急的奉獻精神。

我們考古工作者常常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我們發現的物質文物轉化為精神財富，再回歸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物質力量，以最大限度發揮它的時代效應和社會功能。通過多年來的實踐和經驗，我們從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中找到了知音和友軍。紀實文學當是最好的傳導形式。用嶽南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從淹沒在曆史塵煙中的那種神秘莫測、風雲變幻的古老世界，來了解組合那殘缺的曆史瞬間的真實，思索尋覓蘊涵在中國幾千年古文化中的精髓”，以文學的筆鋒，剔開那“歲月沉積的覆蓋層，讓隱沒的曆史透出幾束亮光，讓今天的人們窺視文明的曙光”。而且他們的著述，已成功地達到了這個境界。他們不僅有為世之誌，而且有益世之功。他們洞悉世情，了解民意，能急民所需、應民所求，能最有效地把他們辛勤耕耘而收獲的精神文化作品，輸送給廣大讀者。我們考古工作者可以提供最優質的第一手材料和原始半成品，經過他們文學化的再製作，以他們創造性的智慧和妙手匠心，製成各種各樣的適合各個階層人們需要的精神食糧，擇其當今讀者最喜聞樂見的形式和語言，深入淺出地、活靈活現地表達出來，使大家共同嚐到古老文化施給我們的恩澤。

謹為之序。

1997年1月12日於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2011年5月修訂

【簡介】石興邦（1923—2022），陝西省銅川市耀縣（今耀州區）人，1949年南京大學邊政係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後入浙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1950年隨導師夏鼐先生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後在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主攻新石器時代考古，對中外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影響。曾先後主持和負責西安半坡遺址發掘、長江流域考古調查、下川遺址發掘、白家遺址發掘、秦俑二期發掘、法門寺地宮發掘等工作。1993年起則從事唐帝王陵發掘的先期研究工作。主編並參與編寫的考古論著有《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考古學研究》《中國原始文化論集》《周秦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