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龍骨”的啟示 踏入中國大門的瑞典人
正在中國西部沙漠野外考察的斯文·赫定
墨綠色的塔裏木河像一條長龍在幹涸的大漠中向遠方伸展。一葉木舟漂遊而下。
安特生獨坐船頭，打開隨身攜帶的探險專用牛皮包，輕輕取出一卷散發著墨香的書翻動起來。這是剛剛轟動歐洲的考古巨著《絲綢之路》（Sidenv?gen），書的作者是名噪一時的瑞典地質學家、探險家斯文·赫定。
作為同一個國度的同行，安特生對斯文·赫定並不陌生。隻是幾年不見，想不到這位普通的地質學家，因為在中國西域一連串考古探險和重大發現而轟動歐洲，已成為科學界一顆耀眼的巨星。
安特生頗不服氣，但又無力改變眼前的事實。
小船在當地漁夫熟練操縱中急速而下。安特生無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線描圖示，複雜的目光中透著些許得意，再度轉向腳下的河流和遠方那廣袤無垠的神奇大漠，思索著過往歲月中發生在眼前的那一個個如同神話般迷人的故事——
斯文·赫定率部向沙漠進發的駱駝隊
1900年春，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為繼承導師李希霍芬的事業來到東亞大陸，踏上了中國西部異常神秘的土地，解決懸而未決的羅布泊地理位置問題。按照事先的準備和策劃，這位極具探險精神和科學頭腦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5名精明能幹的維吾爾族人擔任翻譯、文書和腳夫等職。接著又購買了幾十峰駱駝和十匹馬，組成一個規模可觀的探險隊，沿水旱兩路向塔克拉瑪幹沙漠進發。
1900年3月28日跨越羅布泊沙漠時的營地（斯文·赫定繪）
斯文·赫定一行幾人乘船從葉爾羌河起程，很快進入塔裏木河，這時已是9月下旬。由於航道難測，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3個多月才到庫爾勒新湖地區。在這一區域內，斯文·赫定開始組織人員圍繞新湖測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從塔裏木河的一條支流——孔雀河直赴羅布泊地區。在這裏，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來這一帶有十幾個湖泊，都在中國傳說的鹽澤的位置上，而其中最大的一個叫羅布諾爾，是一個鹹水湖。經過仔細勘察鑒定，他認為這就是曆史上真正的羅布泊——這一論斷在28年之後得到了科學證實。
考察人員在羅布泊大澤中前行（斯文·赫定繪）
令人驚歎的是，斯文·赫定在羅布泊西北一帶，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址。經過發掘，很快找到了150多件寫在紙上和刻在木片上的漢字文書。文書上清晰地署有漢朝皇帝的年號和歲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樓蘭”字樣。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出土的文書中，紙頁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前後。按照傳統的說法，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時間是漢代元興元年（105）。可見在造紙術發明不久，漢朝就把用紙張寫就的文書送到了遙遠的樓蘭邊關，借此可以看出當時這座邊遠的城區在國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獨木舟中的羅布人（斯文·赫定繪）
在發現、發掘樓蘭遺址之後，斯文·赫定又在一個叫米蘭的地方找到了曆史更為久遠的米蘭古城，並通過地下發掘，揭開了樓蘭由繁盛到消失的一係列隱秘。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從中國攜走了大量發掘的文物和珍貴資料，並以此為依據，用了整整3年時間，寫出了一部5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書的名字就用他的導師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對這條古代歐亞交通大動脈的命名——《絲綢之路》。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他本人榮獲了瑞典皇家地理學會頒發的維多利亞獎章。
就在斯文·赫定在東亞大陸發現羅布泊、揭開古樓蘭消亡之謎的時候，學識淵博、才華驚人的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考古學家、探險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領本國政府組織的一支考察隊奔赴南極。1874年生於瑞典的安特生，於1901年27歲時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正是這一年，安特生與他的隊友得到了國家地質調查所的資助，開始了探險南極的活動。這支考察隊於這年初夏動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結束。盡管安特生率部曆盡千辛萬苦，於九死一生之後終於踏上了南極冰川地帶，但由於事先準備不足，無力長期抵禦變化無常的惡劣氣候，不得不遺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安特生在中國使用的護照
南極的考察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盡如人意，此次行動沒能給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帶來聲譽和榮光。而這時赴中國西域的斯文·赫定卻一炮打響了。
對於斯文·赫定的巨大成就，風華正茂又野心勃勃的安特生自是心中羨慕又不服氣。按他的設想，假如當初他能到東亞或具體的中國西域一帶考察，一定也會獲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遜色的業績和聲名。在一番羨慕又夾雜著些許嫉妒之下，安特生暗暗下定了到東亞考察的決心，同時加速了同東亞各國科學界人士或明或暗的聯係，默默地等待實現心中那個輝煌大夢的時機。
安特生的好運終於等來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民國政府農商部部長張謇簽發的聘請書。
安特生的受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運氣，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自17世紀以來，作為歐洲帝國主義逐鹿地點的中國，被迫為“高等的白人勢力”胡作非為大開門戶。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政治冒險家、商人、社會閑雜人員、流氓無產者等各色人等，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擁向東亞尤其是中國大陸。於是，在中國多了一些來路不明、黃發碧眼的粗壯白人與鬼鬼祟祟四處打探、盜掘的身影。片刻之間，號稱具有5000年文明曆史的中華大地，被折騰得傷痕累累、滿目瘡痍，古代文化遺存遭受了空前的劫難。著名的敦煌、龍門、雲岡等地的石窟壁畫和古代石雕像被砍鑿劫走；西安、洛陽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築、古遺址被掘得千瘡百孔，地下珍寶被盜一空。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迫於民眾的呼聲和政府的抵製政策，為掩人耳目，“高等的白人”們不再在中國肆無忌憚地搶掠，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各懷鬼胎地把他們的科研人員兼及一些商人和情報人員派往中國，以得到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等緊缺物資的第一手資料。為此，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場場激烈爭奪。安特生被聘，是民國政府根據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的建議做出的決定，因為當時的瑞典被認為是西方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正是瑞典民族的良好聲譽給安特生帶來了人生的契機，這個契機使他以“中華民國農商部礦政顧問”的合法、體麵身份，開始了夢寐以求的東亞之旅。這一年，安特生39歲。
在北京書房的安特生
此時的安特生於興奮中自然不會忘記斯文·赫定，盡管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國西域的探險已過去了十幾個年頭，但他還是決心目睹使這位“時代的幸運兒”一舉成名的神秘之地。於是，安特生從瑞典抵達印度，又輾轉千裏來到新疆地區。在這裏，他真真切切地領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異彩與壯觀神秘，他忘記了自己曾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讚歎喝彩——無怪斯文·赫定能在這片風沙大漠深處取得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國的全程跋涉，躊躇滿誌地來到北京農商部赴任。不久，這位年薪1.8萬塊銀洋的礦政顧問便組織一批技工，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開始大麵積野外考察並采集化石。對於自己的職位、薪水與開展的事業，安特生極其滿意，決心借助難得的曆史機遇大幹一番。當然，他心中也極其清楚，中國人民勒緊腰帶禮聘自己前來，並不是讓他白吃幹飯或喝著西湖龍井搓著腳丫子聊大天的，因為比他早兩年進入北京教育部並出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的魯迅此時的月薪是280塊銀洋，稍後的北京大學頂級教授如李大釗等月薪為300塊銀洋，4年後在北大圖書館任登記員的毛澤東，月薪僅8塊銀洋而已。
安特生正欲甩開膀子帶領手下弟兄大幹一場，趁機露一手之時，卻陷入了尷尬兩難的境地。田野考古學在西方盛行了近一個世紀，而有著悠久曆史文明的中國對此卻知之甚少，或者說全然不知，這令安特生大惑不解。早在1830年，法國史前史研究的創始人雅各·布歇·佩爾忒，就在索姆河畔開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方法探索人類祖先製造業的遺跡。這個舉動比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幾乎早了30年。此後不久，西方的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也都紛紛離開書齋，奔向田野，其足跡幾乎散布世界各地。這一時期，世界最有影響的田野考古學家應首推德國的海因裏希·謝裏曼，他是用田野考古手段來探求鮮為人知的文明曆史的首創者。1858年，他和他的妻子根據《荷馬史詩》透出的隱秘信息，在希臘和小亞細亞一帶做了大量的實際考察，並於幾年後在小亞細亞希沙立克丘的地層下麵，發現了《荷馬史詩》中描繪的神奇迷人的特洛伊古城！15年後，夫婦倆又發現了神話傳說中的特洛伊王後海倫的金冕。於是，謝裏曼夫婦的名字響徹歐洲並震動世界！
1871年，德國地質學家卡爾·莫赫在南非馬紹蘭納地區的維多利亞堡，通過田野考古手段發現了湮沒了幾千年的津巴布韋文明遺址。這一發現，在歐洲引起了轟動，從而驗證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著，1882年美國學者唐納利運用田野考古和語言、人種等綜合知識進行研究後，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理論：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以前，美洲與地處舊文明大陸的埃及文化之間，存在著許多共同之處，並由此提出了“兩種文化聯係者就是新舊大陸之間、大西洋上曾存在過的一個大洲”的理論。他推斷這個大洲就是哲學家柏拉圖提到的阿特蘭蒂斯；當這個大洲沉落海底後，雙方中斷了交往，從而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這個推斷得到了西方多數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肯定。
如果說以上西方學者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範例，因東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閉塞，未能讓中國的學者們充分認識到田野考古的價值和意義，那麽，令安特生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這同一時代裏，無數外國學者和盜寶者在中國這片國土上進行的一係列尋找與考察——有的簡直就是強盜行徑般的所謂田野考古行動，為什麽也沒能讓民國政府和學者們幡然醒悟呢？更為不解的是，當安氏向他的中國同行介紹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時，有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甚至針鋒相對，謂安氏的方法是一套純屬下九流的胡鬧台，非正人君子所為之。特別是中國金石學派中的一群老朽加書呆子式糊塗儒生，直到安特生組織人員走向田野進行實際科學考察和發掘時，還頑固堅持自己的觀點。無數的中國權威學者不是走向廣袤的田野，而是依然陶醉在自宋代興起的金石學的方法之中。他們一個個躲在書齋裏，或搜集曆史資料，或考究古物銘刻——他們認為這樣的行為方式才是真正的、有實際意義的考古。甚至連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近代中國文學改革的先驅梁啟超，也對這種方法大加讚賞和推崇。
安特生等考察人員騎馬經過中國北方的一個村莊［引自《黃土地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麵對如此的中國國情和混沌未開的局麵，生性具有獨立探險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安特生，決心不顧老朽們的臉色和唾液四濺的說辭，堅持率隊在山野密林、沙漠大澤中進行調查發掘，並用自己的親身行動，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開始了具有真正科學意義的田野考古示範。這一開創性勞動，最終成功地喚醒了沉浸於故紙堆中不能自拔的腐儒和一群年輕的見風使舵的知識分子，他們麵對科學做出了曆史性的新的抉擇。
安特生率隊在北方調查發掘古遺跡（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幸運的時機與獨特的環境，令安特生很快成為野外地礦考察領域的開拓者和示範者。1914年秋，他成為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石礦石有機起源的人；1918年，發現了聚環藻團塊並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係；同年，又在中國北部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域性田野遺址，並引起了科學界的矚目。正是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做出的具有真正科學意義和價值的田野考古示範，才喚醒了長期沉湎於古典書本中的中國同行學者，使得他們在新的學科麵前做出了新的選擇，從而為中國田野考古學播下了種子。正如“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所言：由於安特生對中國文化有更多的接觸和深入研究，尤其是他親自示範的“田野方法”和對中國遠古文化的發現與論證，對當時的中國乃至亞洲人類的思想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田野考古成就，使西方“進化”的概念比其他科學概念更早傳入中國並深入到人們的意識之中。
安特生在華北地區發現的古生物化石（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安特生不愧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世界級探險家和田野考察專家，在他的具體指導下，不同時代的礦物化石源源而出。一批批化石標本由北京迅速運往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供維曼教授領導的古生物研究室鑒定、研究。一係列發現，使安特生開始受到同行的敬慕並引起科學界的注意，而可喜的成果又使他在經費上得到了更多的資助……
安特生等考察隊員在六盤山一個山頭休整（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安特生率隊在北方考察時於一條河邊宿營（引自《黃土地的兒女》）
曆史需要英雄，而英雄必須適應曆史，否則便不再是英雄。
使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史上留下不朽聲名並把他的事業推上輝煌頂峰的契機，在他到達中國四年之後，極富戲劇性地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