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三星堆事件”的全景報告

林向

幾十年前默默無聞的三星堆，如今成了學術界的熱門、旅遊業的明星，觀者如鯽，著述如雪。但如仔細審視一番，就不難發現，在架床疊屋、洋洋灑灑的所謂大作之中，真正的科學論著並不多，而能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並具有較高品位的上乘之作更是鳳毛麟角。

屈指算來，三星堆遺址群的考古發現到今天已七十餘年，兩個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已過去將近二十年，而三星堆博物館的建成也有十多年了。這中間圍繞三星堆出現過多少人，發生過多少事，又產生過多少糾葛矛盾和奇聞逸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切已經構成了中國考古發現史上的“三星堆事件”，而這個事件實在值得追憶和關注。嶽南先生的近著《天賜王國》，以其對整個事件翔實的采訪、細致的描述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作品能直麵事實、揭示矛盾，把“三星堆事件”的裏裏外外都抖摟出來，公之於世，聽憑眾議，更屬難能可貴。這一頗具膽識和才氣的文本，相信會對公眾產生巨大的衝擊。因而，我極願意向諸位鄭重推薦這部全景式描述“三星堆考古事件”的紀實文學翹楚之作。

當然，這裏我敘述的隻是自己的一點粗淺感言，並未要強占話語霸權的意思。就我的人生經曆而言，長期在四川大學從事考古教學和西南地區考古研究工作，曾一度擔任川大考古專業的教研室主任，對那個年代為尋找考古教學基地及合作夥伴而遭遇的艱辛至今難忘。業內人士都知道，要搞好考古教學，不能總把學生關在屋子裏死啃書本，非到田野現場實習不可。但我們幾位教員常常為了安排每年的田野考古教學實習而弄得四處碰壁、焦頭爛額。即便千辛萬苦有了著落，在與地方文物部門的合作中，多半會為了資料與經費等問題而發生矛盾，末了還會有成果的研究、署名，及誰署名誰不署名、誰署名在前、誰署在後等糾葛。一般來講，在正常合作中雙方有些摩擦也是在所難免的，但問題在於總有些人熱衷於劃地盤、搞壟斷，他們找借口生事端，弄得大家土頭灰臉的，最後合作夥伴成了冤家對頭。這些錯誤做法成了考古文物界的一種痼疾，同行們多有同感，大家心中不快卻又不好明說。至於發掘出土文物的歸屬問題更是棘手，就是北京與地方之間、地區單位之間的合作也累受困擾。嶽南先生在這部作品中能把這種痼疾如實道來，點破症結，提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即當下考古界能不能奉行“學術本天下之公器”的原則，並本著這一原則去揭示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摩擦與矛盾的根源與背景。雖然有些問題也許不如《天賜王國》中所描寫的那麽簡單，責任也不必歸咎於某個個人，但通過這部作品的描述能引起同行，特別是一些地方官員的自尊和自律，共同來消除劃地盤、搞壟斷的陋習，實在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按嶽南先生此前對媒體的說法，他寫的是文學作品，在采訪與寫作時“想的是怎樣表現主題”，任何人和事在他看來都是表現主題的符號，並依據自己的構想來決定取舍，所以現在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部書稿當然也應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而不是某個單位的年終總結和上報的邀功請賞的內部材料。因此隻要是總體上反映了事實本質，則不必拘泥於小節的出入。不過嶽南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對有些事件的描寫則是獨到而細膩的，我作為當事人之一，在讀罷這部初稿之後，不由得想起了許多埋在心靈深處的陳年往事。

記得我正式介入“三星堆考古事件”是從1961年的調查開始的。那年春天，四川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馮漢驥教授根據他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掌握的情況，命當時他的研究生——我，與助教張勳燎同赴廣漢，為張講授《考古學通論》課程的學生進行考古調查做前期準備工作。記得我們到廣漢之後，是由鴨子河的北岸下河，涉河到真武宮附近爬上南岸的。那時鴨子河的南岸還沒有移動到現在這個位置，由於每年受河水的衝刷，現在人們看到的南岸已較那時大大地南移了。當時發現被河水衝刷的南岸斷崖上露出厚厚的文化層，其中嵌著陶片、燒土塊，有的還暴露出灰坑剖麵，而在河灘上散落的陶片更是俯拾皆是。我倆見狀大喜過望，認為這裏果然名不虛傳，確實是學生實習的理想地點。此後我們還向南越過馬牧河，順新開的溝渠一直走到大土堆（三星堆）前，沿途采集到不少陶片。待由三星堆回到校園後，向教研室領導報告了這一情況，最後大家決定，這年的6月由張勳燎率隊，與曆史專業58級學生一起進行實地調查。這次考古調查取得的成果，後來由張勳燎執筆撰寫了《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調查簡報》，刊登在《文物》1961年11期上。由於有了這一前期的工作，才催發了1963年9月四川大學考古專業與四川省博物館合作對三星堆遺址群中的月亮灣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川大實習隊在現場是由當時的助教馬繼賢、童恩正、宋治民負責。四川省博物館派出張才俊負責，還有技工戴堂才等參加。馮漢驥教授作為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和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在發掘期間常帶我們去工地指導，也讓我們有實地觀摩的機會，馮老師的諄諄教誨至今猶在耳際。這一些以及後來發生的事件大多都被嶽南先生細微地描繪入他的《天賜王國》曆史長卷中去了。

當我第二次到三星堆工作的時候，已經是23年後的1986年了。四川大學曆史係考古教研室原主任馮漢驥教授已於1977年仙逝，由我和張勳燎接任川大考古教研室正、副主任。這時我正為學生的實習找點而四處奔走，後來找到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的負責人趙殿增，經商談後同意合作，於是組成川大考古專業84級實習隊，我作為副教授，與助教霍巍、李永賢等一起於1986年3月1日開赴廣漢三星堆發掘。按當時的分工，我擔任川大考古實習隊的領隊，工地領隊則是四川省考古所的陳德安，發掘分為三個區，指導的有省考古所的陳顯丹（三區）和川大的霍巍（二區）、李永賢（一區）。參加這次發掘工作的，除省考古所與川大考古84級的二十多名學生外，還有廣漢、德陽、綿竹等地的幾位文物幹部，另雇用民工一百多人。這支龐大的考古發掘隊伍在早春的成都平原上顯得熱氣騰騰，連殘雪也為之消融，象征著川大與地方文物部門的合作開始了不同尋常的新階段。

1986年春的田野發掘順利地進行到6月初，這中間除了嶽南先生的描述之外，我覺得有幾點值得補充：由於這是四川省內規模空前的正式發掘，我們對田野工作的質量抓得十分認真，按國家文物局頒發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稿）》嚴格執行。其中有這麽一個細節，我固執地堅持要求每一個下坑操作者不能穿有跟皮鞋，因為凹凸的硬底會擾亂探坑地層平麵的遺存現象。前麵說過，當時參加發掘的各類人員有一百多位，一時間平底鞋嚴重短缺，造成恐慌。川大考古教研室派專人在成都緊急采購，才得以把這一難題解決，當年發給我的平底鞋一直保存到現在。有人可能說這些屬於瑣事，不值一提，但日前還有當年的川大學子、今日考古界的“一方諸侯”，對人繪聲繪色地講起此事，稱受益匪淺。可見考古實習的教學環節無小事，一舉一動都會對學子們今後的考古生涯產生長遠的影響。

大概是1986年5月的某一個發掘工作日，我們幾個發掘工地負責人，來到三星堆土堆以南的田埂旁時，發現當地農民挖出的土堆中有銅器殘片，但考慮實習時間即將結束，若要擴方發掘無論如何來不及了，隻好把標本暫時取回，並做了記錄，存入三星堆工作站。後來得知，這個出土銅器殘片的地點，與發現聞名於世的兩個祭祀坑的地點處在同一地區並且相距不遠。當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引起萬人矚目和世界性轟動時，有人在奔走相告、歡呼振奮之餘對我說：“你這是巧遇良機而失之交臂嗬，不感到懊惱嗎？”我的回答是：“任何考古發現都有它的規律和概率，我帶領學生實習的時間和發掘的地點是有限的，而考古發現的機會是無限的，誰發現就該向誰道賀好運氣，何懊惱之有！”再說，考古收獲不能總以挖到珍寶為標誌，當年馮師漢驥教授就常對我們說：“考古發現的有與無都是成果。”何況我們的發掘不是“無”，而是“有”。試看我們1986年3-6月在三星堆遺址發掘的1325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房屋遺跡二十多處、灰坑104個，還發現典型陶器群，外有玉石璋、玉石瑗和陶塑鳥獸、石人雕像、漆髹陶器、雕花漆木器等等，這些都是在後來天下震動的祭祀坑中未曾出土的珍貴標本。除器物外，更有厚達2.5米、16層相疊壓的文化堆積，構成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夏商間、商末周初乃至漢唐宋明之間清晰的地層標尺——這些都是在東亞大陸中國西南地區的首次發現。如此成果說明我們已經在長江上遊抓住了一根牽連著遠古文明至關重要的曆史藤蔓——三星堆祭祀坑不過是這根藤蔓上結著的兩個大瓜罷了。要解析這兩個坑的奧秘，就必須先解析那些地層中包含的極其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否則難以窺知曆史的真顏。可惜的是由於合作雙方存在的人力與經費的匱乏等種種原因，1986年春天發掘的資料至今未能整理公布，我作為川大實習隊的負責人當然是難辭其咎的，熱切地希望後繼者能早日了此心願。

就在1986年春天三星堆遺址發掘的後期，各種遺跡、遺物紛紛呈現，遂招來各級領導、群眾和媒體的來訪。應對方的要求，川大考古實習隊開始接待並給予講解。其間川大三位教師還應了參加發掘的綿竹文管所的邀請去當地給文物幹部做講演，臨結束時我作為川大實習隊的領隊又應廣漢縣委的邀請向全縣鄉、村幹部和教師及部分學生代表做“三星堆古遺址發掘情況報告會”。當時我們隻想到普及考古科學義不容辭，但由於合作一方的我們曝光多了，就引起省考古所個別人的不滿甚至指責，現在想來這些都有值得反省之處。不過我引以為豪的是自己曾經為“三星堆熱”的持續升溫奉獻出搖旗呐喊之忱，包括以後十餘年中我所付出的綿力。這次發掘之後，在我和幾位學者朋友的鼓動、斡旋下，於1986年10月，有關單位在廣漢召開了“巴蜀曆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論文集《巴蜀曆史·民族·考古·文化》（李紹明、林向、徐南洲主編，巴蜀書社1991年版）。1992年4月又召開了“紀念三星堆考古發現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與曆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論文集《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李紹明、林向、趙殿增主編，巴蜀書社1993年版）。毋庸置疑的是，這些工作對當時三星堆學術熱點的形成與推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直到20世紀90年代，我還時常來往於成都與三星堆之間，並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嶽南先生在其作品中已有較為詳細的描述，即三星堆遺址作為古蜀都邑，相繼發現了東、西城牆遺跡，北城牆疑被鴨子河衝毀成了河道，南城牆的位置過去一直認為就是三星堆的土堆。故包括我在內，都把兩個器物埋藏坑推定為蜀都南郊之外的祭祀遺跡。這裏有必要多說幾句，雖然目前各家對三星堆的祭祀內涵認識並不一致，如我就認為古蜀的宗教禮儀中有強烈的“泛薩滿文化”因素，不能硬套中原文化的《周禮》等所記的程式。古蜀因發生特大洪災而失寵的神像法器，有可能被當作厭勝埋藏物，在古人舉行祭祀儀式中（或後）被埋入坑中。對祭祀的含義各家可以認識不同，但土坑中是為祭祀儀式而埋藏的器物，則各家應該是一致的，所以把它們稱為“祭祀坑”是能夠成立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述嶽南先生在其作品中，沒有向讀者做詳細描述的祭祀坑與南城牆的關係及其發現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記得有一段時間我曾為整理三星堆遺址內86T1415探方出土的遺物住在三星堆工作站，其間我與陳德安到周圍踏勘，在距三星堆以南約五百米處，突然發現了一條近東西走向的土埂，這條土埂隱露地麵成一線與東、西城牆相對應，當時我們想，這會不會是南城牆呢？當陳德安從農民那裏借來鋤頭，在土層中挖出一些三星堆文化的陶片並證明土埂是人工堆築物時，我倆禁不住歡呼起來——南城牆終於找到了。我臨時用紙包好陶片，並寫上發現經過，存入三星堆工作站。如此一來，對這座古老都邑的認識就變了，三星堆有可能不是南城牆，而是處在城內中軸線上偏南的祭壇，難怪其周圍會有許多個祭祀坑呢！這一發現使整個考古界對三星堆古蜀都邑的布局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最後還有一點也許並不算題外之話。從1986年起三星堆逐漸成為學術熱點，各種學術觀點的交鋒在所難免，呈現出一派百花齊放的大好春光，這在嶽南先生的《天賜王國》中都已有精彩的描述，有的還加以中肯平和的評論，這當是本書的又一亮點。不過我以為學術問題不存在終極結論，至少三星堆的問題離弄清楚還早著呢，絕不存在什麽“總裁判”和“蓋棺定論”，也絕不會有哪個學者會如此自封的。我和許多同行一直認為：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構成長江上遊的“古蜀文化區”，它是中華古代文明多元一體的有機構成部分，有著獨樹一幟的文化特征，特別是以禮儀與製度方麵的差異最明顯，所以這樣的文化體係是不能硬套中原地區或其他什麽地區的文明程式來簡單類比的。關於古蜀文明尤其缺乏文獻記載，新材料需要新探索，學術見解相左是難免的，對於貌似謬論的見解，隻要是“持之有據，言之成理”，最好還是先把人家的見解弄清楚，再平心討論為宜，因為是非尚難論斷，人人都應有話語權，真理也許就在不起眼的人的手中。當然學術有專攻，大家都有權評論，卻恐難以越俎代庖，學術問題還是讓學術界去繼續辯證為宜。有句名言是這樣說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願我們大家共勉之。

嶽南先生是中國考古文學的領軍人物，他說過，他寫的“是純粹的報告文學”，“不是考古報告或哪個單位的年終總結”，在三星堆及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與研究中，誰的功勞大，誰的功勞小，誰應該加官晉職，誰應該得到表揚或獎金，這些並不是他所關心的。他關心的是他認為應該寫出來公之於眾的事——哪怕有些事並不能得到當事人的喜歡，他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價這一連串事件的。他自認為他的前幾部作品“寫作多是全景式的、慷慨激昂、個人情感宣泄多。而自描述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發現發掘過程的《複活的軍團》之後，他的作品中漸漸多了理性的思考”。看了這部《天賜王國》的書稿，我以為他的著述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一大步的特點就是直接幹預現實，貶褒是非，頗具史法。他曾說“寫作是有文化良知的，在褒貶中力求公正，為眾人服之”。我想他是在這樣努力著的，並相信這部《天賜王國》一定是嶽南先生又一部受到公眾歡迎的考古文學力作。

【簡介】林向（1932—2021），四川大學考古係教授。主要論著有《巴蜀文化新論》《大溪文化與巫山大溪遺址》《邛海地陷辨》《成都地區曆史地震考古調查報告》《涼山地區的地震考古研究》《羌族的創世紀神話》《清江深居集》。主編《巴蜀曆史·民族·考古·文化》《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等。部分作品曾獲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獎、四川省社會科學成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