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曆史的影像

鄒衡

2003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嶽南先生冒著凜冽的寒風，從亞運村來到北京大學我的寓所，將他的新著《天賜王國》書稿示餘，並請為其書序。我當時雖有些含糊地答應下來，但還是告之待看完全部書稿後再做最後定奪。嶽南走後，我用了三四天的時間翻完了這部洋洋三十餘萬言的紀實文學作品，覺得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於是決定寫出下麵幾段文字，與大家共享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及帶給我們的香甜與酸澀。

我真正接觸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遺址內兩個著名的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由於這兩個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此後不久，四川有關方麵在廣漢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我有幸被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後幾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門之邀，前往三星堆發掘工地和博物館參觀考察過幾次，對遺址與出土文物的麵貌、性質以及發生發展的源流等等，有了進一步了解。圍繞這個文化主題，我也曾做過一點專門的研究。嶽南先生在這部書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與事，特別是對三星堆遺址曆史源流與文化方麵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應該說還比較熟悉，並有些親近感與親切感。正是由於這部作品活靈活現的描述，引發了我的思緒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裏工作過的朋友們飛去。

記得在1997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寫了一篇簡短的序文。這篇序文和1986年在廣漢召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觀點和心聲。我曾這樣說過：

根據三星堆這個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來看，它們的最早期肯定已經到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的晚期。因為有些陶片同中原龍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風完全一樣。從現場觀察和從圖上看，三星堆遺址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城遺址，它的規模比之於在中原發現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遜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個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時代問題，講到時代就同遺址的文化期有關係。所以，文化分期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以四川學術界為首的眾多學者把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還可以再細分或合並呢？我就不敢說了。談分期一般總是以地層為依據，而地層又是不能與分期畫等號的。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實踐與研究才能夠下最後結論。如果不把分期的問題解決，那麽，關於其學術價值等一係列的問題就不好定下來，例如城址的問題、遺址的性質問題、祭祀坑的問題以及銅器問題等等，都不好解決。

三星堆遺址的絕對年代究竟為公元前多少年？這是個說不準的事情。但是，在這一個地方發現就證明有它的延續性。所以，這個遺址的發現、發掘對於探討這一個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國家起源等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對四川考古界的朋友們說過，隻能從三星堆遺址這個地方來考慮，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聯係。就是說，我們已經發現了很重要的遺址，工作就從解剖這個遺址開始。我看了幾次之後，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一問題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從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麽形成和發展的。從全國來講，這麽大的一個城址的發現是相當重要的，即在中國考古學領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絕不可輕視。

當然，三星堆遺址的兩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麵世，可以說是四川省乃至整個中國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所以說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兩座祭祀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圍還分布有約十二平方公裏的同時期遺址。現經查明，在此遺址之上還包圍有邊長1800-2000米左右的城牆，祭祀坑就在城內靠南偏西的位置。據發掘者對我說，三星堆遺址是蜀國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後，感到城牆的規模與鄭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見當時屹立在古代中國西南方的蜀國是何等氣派。大家知道，關於早期蜀國的曆史，文獻記載極其簡略，或者僅是神話傳說而已。早期蜀國曆史的重建，當然離不開考古學。由此發現，給四川省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中也立下了耀眼的豐碑。兩座祭祀坑發掘報告和相應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揭開了早期蜀國曆史研究的序幕，這一豐碩成果的公之於世，是值得學術界為之共同慶賀的。

以上就是我對三星堆遺址及兩個大型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質等問題發表的一點看法。盡管有些觀點沒有做出一個鐵板釘釘的結論，但由於考古材料的限製，話也隻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望著案頭上這部描寫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品，我不由得想起了老一輩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一部書和他說過的話。

那是抗戰後期的1944年，當時尚年輕的考古學家夏鼐參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並對甘肅一帶做了兩年的考古調查。後來，已成為新中國考古學巨擘的夏先生根據在甘肅地區實地考察的日記等材料，寫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記》的書。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考古學大師，夏先生對這部通俗性的“另類”作品，專門在序言中這樣解說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複原古代人類的生活狀況。但是我們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這一種情況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後世要知道的事嗎？不也是同樣地具有曆史的價值嗎？將來中國考古學發達後，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規模來做這些工作，必定有更豐富的收獲。我們這次篳路藍縷的工作，所收獲的一些古物，數量上僅是滄海一粟，質量上也成為不足輕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們留下來的這些充滿人間味的工作情況的記載，成為較稀有的東西，或許更可珍貴呢！至於考古方麵的通俗敘述，也是我的一種嚐試。我們知道那些費了很大精力所寫成的專門性考古報告，它們的命運常常是安放在圖書館書庫中和極少數的學者的書室內，僅供專家的偶爾取閱。當那些專家偶爾由書架上取下考古報告來查閱時，也像對付從地下新發掘出來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書皮上的塵土和蜘網。翻了幾下之後，仍放回書架上。這些巨著又在書架上過它們漫漫悠長的空閑歲月。它們能夠這樣地偶爾被查閱，便算是盡了它們的功能。”對於這種頗為現實的狀況，夏先生進一步解釋說：“這本《漫記》把許多耳聞目見的各種瑣事，也都記進去，並不限於考古方麵。便是涉及發現遺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麵的收獲，也力求通俗，不是專門研究考古學的讀者，也可以感到有興趣。至於欲做專門研究的學者，則另有《甘肅考古報告》一專書在寫作中，可以供他們參考。不過那種枯燥的報告，便是專門學者，也沒有幾個人能從頭到尾地看過一遍。”

夏先生作為我的前輩和授業的恩師，在這裏說的可謂是大實話，不但顯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見地，也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們的心聲。作為考古學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慮和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做到不僅僅用我們手中的鋤頭將“沉入或掩沒於土壤之下，曾在流動的曆史長河中閃爍過奇光異彩的古代文化遺存”發掘出來並使之重見天日，公之於世。而且是如何進一步把我們發現的這些文物史跡和研究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以發揮它能夠鼓舞和激勵現代人類的最大時代效應和社會功能。現在，從嶽南新著的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以及此前創作的同類作品中，我感到已經找到了知音和盟軍，並看到了實現以上遠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發現和發掘的宣示與流傳而言，可以說紀實文學當是一個很好的傳導形式，從事精神文化建設的文學家和記者朋友們在這塊天地裏也將大有作為。可以說，擺在我案頭的《天賜王國》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就是嶽南先生在這塊豐沃的園地裏辛勤耕耘和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學界甚至是整個學術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獻。

從這部作品的謀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發掘材料為依據，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異寶及有關事件、人物為主軸，以古蜀國故地、黃帝子孫誕生的搖籃——岷山附近這塊聖土上的曆史為素地，並配以與三星堆、金沙文化相關的曆史人物和文化風情，聚合而成為一個有曆史關聯與傳承相繼的文化叢體，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卷帙浩繁、視野宏闊、情節曲折、意境深邃而畫麵優美的全景式長軸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作者極具文學功力地刻畫了三星堆（月亮灣）玉器的最早發現人燕道誠父子，以及後來的董宜篤、戴謙和、葛維漢等外國學者的形象，特別是對鄭德坤、馮漢驥、王家祐、林向、馬繼賢、王有鵬、趙殿增、敖天照和年輕的陳德安、陳顯丹等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保護所做出的貢獻，飽含感情地給予了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與此同時，作者還以辛辣的文筆，別開生麵地描繪了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無事不有、無事可以生非的眾生影像。這個影像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後，表現得分外紮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臉和做派無不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地表露出來，令人觀之無不為之扼腕浩歎。當然，作者在一路鋪陳刻畫各色景觀和人物表演之時，也不斷迸發出學術上的真知灼見，提出了很有見地的頗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從作者在筆下傾吐出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出，這部作品既有廣泛的包容性，亦有相當的深刻度，如果把這部作品看作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餘年和金沙遺址發現三年來，最具體、最出色、最全麵、最優秀、最具開拓性和獨創精神地描述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發展、演化的紀實性文學作品，並不算過譽。甚至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是一部難得的具有科學依據、文學藝術價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產品。讀者若能細心品讀，相信一定會獲得良好助益和啟迪。

我和嶽南先生是在1996年國家組織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學術討論會上才真正相識的，當時他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所批準允許的唯一一位全程采訪並執筆寫作這一“工程”的記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論證的五年多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相識相知並在心靈上有所溝通。其間陸續讀過嶽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寫的、在社會上流傳甚廣並好評如潮的《風雪定陵》《萬世法門》《複活的軍團》等描寫考古發現、發掘的紀實文學作品，我感觸良多。

通過交談得知，嶽南並不是學曆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學攻讀的專業是文藝學。但由於自小對曆史、考古有很大的興趣，加上後來在北京求學有了一些條件和機遇，他自1990年便開始有意識地接觸曆史文物考古界，並試著把曆史文物考古與文學結合起來開始寫作，結果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這種走史學、考古學、文學相結合的路子創作出來的精神作品，被國內外評論界命名為一種新的“考古文學”，而嶽南和與他合著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為中國開“考古文學”先河的第一批作家。從他初次嚐試到現在已逾十幾年，現仍在考古與曆史這個園地和這方沃土裏樂此不疲地來回奔波，並一直筆耕不輟。從嶽南的創作體裁、創作方向與矢誌不移的創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碩果來看，我得到一個體會，即古人所說的學貴有繼，學貴有恒，學貴有誌。而重要的是誌，但誌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為人，必須有誌，必須是一個有誌於將整個身心投入事業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結出豐碩的成果。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凡有心誌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創造出一番大輝煌來，這部作品的出版，或許就是有誌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證和權威詮釋吧。

【簡介】鄒衡（1927—2005），湖南省澧縣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係，1949年轉入史學係，1952年畢業後作為北大即將成立的考古專業第一位研究生，師從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攻讀考古學副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商周考古的學習與研究。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參加、主持鄭州二裏崗，河北邯鄲澗溝、龜台寺，洛陽南王灣、東幹溝，山東省臨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劉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黃陂盤龍城，山西省天馬-曲村，陝西省扶風壹家堡等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主要學術論文一百餘篇，另有專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天馬-曲村》等。其中《天馬-曲村》獲美國華盛頓沙可樂、佛利爾國立藝術館及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研究中心評選的東亞藝術史最佳著作“島田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