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 拭目探真偽 假冒商品絕非現代人的“專利”

奸商們為了多賺黑心錢，想盡各種辦法坑害消費者，他們在肉裏注水，在糧食裏灑水，在鹽裏摻灰土，往雞肚子裏塞沙子，把鵝和羊的身體吹脹，把腐爛的蔬菜裝扮出新鮮的樣子，把偽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點兒良心都不要了。

不過，製假售假並非現代人的“專利”，古人並非我們想象的那般淳樸，那時候也有很多奸商通過出售有危害的食品，賺取高額的利潤。

宋朝就已經有了這種惡風陋俗。南宋大臣洪邁去金國出差，途經開封，在糧油市場上買了一袋小麥，當時感覺很幹燥，哪知沒走到張家口就發黴了。眾所周知，小麥吸水能力很強，100斤小麥中注入20斤水，摸起來還是非常幹燥的，而且籽粒飽滿，賣相極好。買家不知道真相，沒有及時曬，水分出不來，小麥自然就發黴了。

宋朝奸商可以說滿大街都是。宋人有首曲子：“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個三升……這一瓶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華亭就是現在的上海，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價不高，一貫紙幣能買三斤酒，其實光瓶子就重一斤，摻的水又有一斤，一貫紙幣最後隻能買到一斤假酒。

不過，那時技術手段落後，假酒隻是摻水，對人體沒什麽危害。事實上，宋朝風氣之壞和人心之惡並不亞於今天。

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幾回文廟，祭祀完的豬肉，一般大夥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氣炎熱，上午祭祀的豬肉，下午就臭了，誰都不願意要。為了避免“浪費”，他們就把那些豬肉兌給肉販子，肉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異味兒暫時沒了，肉色還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地賣給不懂行的消費者。肉販子奸惡倒不奇怪，滿口聖賢大道理的秀才們竟然也把變質的豬肉轉售他人，看來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導並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農民也很過分。南宋戰亂之時，死傷無數，江浙的農民用人的腐屍喂豬和養魚。腐屍毒性極大，豬和魚吃了屍體，毒素必然在它們體內殘留。農民把這些豬和魚賣掉，自己隻吃正常喂養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惡。

既然食品安全問題如此嚴峻，監管也就勢在必行了。

當時，河南商丘有個皇家農場，出產的五穀、蔬菜和禽蛋也是專供皇室享用。此外，皇宮及附近還有“禦苑”，裏麵也種菜種糧，可以供應禦廚。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特供”。

皇帝們還搞了一些嚴刑峻法，讓禦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兒的不敢馬虎大意。嚴峻到什麽程度呢？如果菜不新鮮，或者擇得不幹淨，相關夥計要判處一年勞改；要是禦膳裏出現了蒼蠅或者老鼠屎等髒東西，相關禦廚就得判兩年勞改；萬一讓皇帝吃出了毛病，那禦廚就得判死刑。

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法律規定：出售腐爛變質的食物給他人，導致食物中毒或出現某種疾病的，勞改一年，同時賠償醫藥費；如果導致死亡，處絞刑，家產一半充公，另一半賠償給死者家屬。北宋中後期，法律進一步規定，肉販在豬牛羊肉裏注水出售的，打六十大板，再犯則要判處一年勞改。

但奸商橫行的普遍現象說明，法律條文並沒有起太大作用。為了讓自私商販憚於繼續作惡，唐宋時期產生了一大批因果報應作品，比如就有故事說賣注水肉的販子來世投生為豬；賣變質麵粉的商人來世投生為驢；某年某地晴天霹靂，八十個造假商販同時被雷劈……

靠因果報應之說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可能會對一部分人起作用，但總體上來說恐怕不行。食品監管還得靠法律，而專製社會缺乏法治根基，所以真正有效的監管也就無從談起了。

現在，最為讓人擔心的就是地溝油，泛指在生活中存在的各類劣質油，如回收的食用油、反複使用的炸油等。

地溝油最大來源為城市大型飯店下水道的隔油池。長期食用可能會引發癌症，對人體的危害極大。

當今，在我國國家高度重視食品安全，早在1995年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在此基礎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了從製度上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更好地保證食品安全而製定的，其中確立了以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為基礎的科學管理製度，明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結果作為製定、修訂食品安全標準和對食品安全實施監督管理的科學依據。

2011年9月13日，中國警方全環節破獲特大利用“地溝油”製售案。2011年12月衛生部向社會公開征集“地溝油”檢測方法，並於2012年5月初步確定了4個儀器法和3個可現場使用的快速檢測法。

不過，這地溝油也不是一點用都沒有，

2012年8月5日，中國石化開始提煉地溝油將其轉化成航空油。你看這是不是就變廢為寶了呢？

除了這個食品造假外，中國古代的造假術，那可謂是五花八門，形形色色。

特別是明清兩代的中後期，人們對金錢的欲望，沒有良性意識形態引導。於是，社會行為失範，造假之風盛行；這降低了人與人的信任度，帶來社會的信任危機。結果，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詐成為社會的痼疾……

明清時期，我國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近代商品經濟的萌發階段，商品意識日漸增強，社會風氣日趨浮躁，造假欺詐層出不窮，幾乎達到了巔峰狀態。

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名城錢塘(今杭州)，明中葉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誌餘》中描述了其弄虛作假之風說：“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頭空”。

與杭州並稱“人間天堂”的蘇州，不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倆，種種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時人葉權在《賢博編》說：鮮豔燦爛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楊梅，還有喬裝打扮的長毛假野雞其實是母雞插得毛，一句話騙你沒商量。

這還不算最厲害的造假，諸如以黃泥摻紅顏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藥，賣假藥欺騙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那也是非常盛行的。明人沈德符對當時的“假古董”是這樣描述的：“百無一用是書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gu，三聲）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資購買的閻立本《醉道士圖》竟也是偽作。明末名家陳繼儒所秘藏的顏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後人臨摹的贗品。看來名家也有打眼的時候。

乾隆十二年（1747年），紀曉嵐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買了支蠟燭，居然點不著，原來蠟燭是泥巴做的，僅是外麵敷了一層羊脂而已。

紀曉嵐在京城還買了16塊號稱為明代製墨師傅羅小華製的墨，裝在一個舊盒子裏麵，很像那麽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隻是表麵染成黑色。

紀曉嵐就琢磨，我怎麽這麽倒黴呢，不過這聰明人就是聰明人，比較善於總結，事後紀曉嵐自嘲道，受騙的人要麽是貪便宜，要麽是圖方便，受騙有原因。

紀曉嵐說的確實有道理，俗話說“便宜就是當”，就是這個意思。

跟紀曉嵐同時代的文豪錢文敏說，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問題，怎麽會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們頭上來呢？

古人，還有一種造假，跟現在也有點聯係，那就是辦假證的。

在中國古代，普通人是沒有身份和地位的，身份證隻是對有身份者有地位者而言，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會擁有身份證的。

古代身份證上信息比較簡單，如在唐代，一般就是“姓名”、“官職”兩項，再細一點，將“單位”加上，不會有“出生時間”、“性別”、“身高”這些必須的內容。有的甚至連姓名也沒有，就是一個物證。

這哪是身份證啊，簡直就是名片嗎？這得全怪古人的名片管理製度不嚴格。

雖然說出生年月啥的沒有，但是它也有現代身份證上所沒有的信息：如果持有者有兼職的，則要在上麵寫清楚。這種身份證實質是一種“官員證”，寫有姓名的，在卸職後要交出來；未刻姓名的，則傳給繼任者。

古代和今天一樣，確有假身份證，甚至出現連皇帝都敢騙的現象。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的會在身份證上特別注明偽造和出借或冒用的嚴重後果，如明朝就規定，“借者與借與者同罪”；沒有相應的身份證而去了不該去的地方（如混進後宮）、做了不該做的事情（如謊稱當大官），則要“依律論罪”。

除了對身份證的管理、核對外，古人還有兩種辦法防偽——

一是設置身份證的“防偽標記”。古代身份證的防偽標記，也沒有現在這麽複雜，如魚符類身份證，僅是為它配一個袋子，即所謂“魚袋”。唐高宗李治當皇帝時是給魚符配一個相對應等級的袋子，這種袋子當然是用來裝符的，皇帝召見時，你有符還得有袋子。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官員的身份證竟然隻用當年的“防偽標記”來識別，即隻用“魚袋”，而把身份證的核心憑證——“魚符”廢棄了。

二是製作不同質地的身份證。即，不同級別的人，製作身份證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樣。仍以唐朝來說，製作魚符的材料各不相同：親王及三品以上官員的身份證，用黃金來做；五品以上官員身份證所用材料是白銀；六品以下官員的身份證，質地則是銅料。魚袋也據此使用相應的金、銀裝飾。到唐中宗的景雲年間，則改為：凡著紫衣者用金飾，凡著紅衣者用銀飾。因為這些身份證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有的即便退休了仍能繼續使用。

看來官做得越大，這玩意越不好偽造啊，真是冒充個親王什麽的，還給去做個金印。如果都做得起金印了，誰又去幹做假證這種事啊。

現在，這個假身份證，假學曆那是盛行於世。

但是，造假身份證，假學曆的，要受到相應的處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等法律規定，這種辦假證的行為，將視情節處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製、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治安拘留和罰款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