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楊誌的瀆職罪

《水滸》中了梁山的好漢裏，不光有那些如阮氏兄弟那樣的農民階級，還有一大部分是國家公務人員。宋江、林衝、戴宗、魯智深、呼延灼、徐寧、關勝、孫立等人，包括李逵，都是國家公職人員。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宋江的極力招攬下，半推半就，最後上了梁山。

但是，這其中有一位武官，遭遇比較特別，他就是青麵獸楊誌。

楊誌落草的原因和家破人亡的林衝、包打不平的魯智深不一樣，他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地劃清與賊寇的界線，甭說泄漏國家機密的宋江沒法和他相比，就是魯達、武鬆這些公人，對國家的忠貞都不如他。

楊誌在北宋末年的亂世中，能時時警惕自己不同流合汙的原因，除了職業軍人的素養之外，他還有種家族的榮譽在激勵和約束自己。他是三代將門之後，楊令公之孫。從大宋開始，楊家將幾乎是國家之柱石、朝廷之忠臣的代名詞。他的祖先在無數的冤屈、陷害、征戰與死亡中，都沒有改變家族的忠貞傳統，他自然不會隨隨便便做個不肖子孫。

楊誌曾做過殿司製使官，原本信奉“一刀一槍在邊疆上博一個封妻蔭子”，但國家大材小用，隻給他安排了一個押運“花石綱”的任務！

千沒想到，萬沒想到在“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犯了瀆職罪了！

這裏就解釋一下，什麽是瀆職罪，它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妨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損害公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活動客觀公正性的信賴，致使國家與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有人說，楊誌這算瀆職嗎？楊誌出發前沒有考慮到天氣的因素，而且過於急躁，想盡快把花石綱運到東京，這是大功一件，自己好升官發財，這在主觀意識上就是玩忽職守，所以判他個瀆職罪一點問題都沒有。

瀆職罪之社會危害性與危險性均大於非公職人員實施的同類犯罪，然而古代，寬容瀆職罪，卻又是民眾並不陌生的一種司法現象。整個社會對瀆職罪的認識向來就有偏差，普遍存在著曖昧的寬容心態。

老百姓對大小官員懲罰，體現了一種適可而止的善良，也正是魯迅先生提出的國民性問題之一。老百姓恨貪汙腐敗的官員，卻不怎麽恨瀆職的官員，好心辦了壞事的諒解占了上風，這便是人們視為當然的知識或曆史的習慣了。

由於上司對楊誌所犯的瀆職罪的寬容，再加上楊誌變賣家產賄賂上司，才算勉強過關。楊誌才有機會替梁中書押送生辰綱，才有第二次犯瀆職罪的可能。

生辰綱最終被奪，這是否說明楊誌是個很愚蠢的人？其實結合《水滸》中其他描寫楊誌的章節，我們可以看出，楊誌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楊誌久在江湖，知道押運生辰綱的凶險，剛一接受任務，就多次推托，推辭不掉時，才做了精心的安排：首先要求扮做普通的行商客人，悄悄趕路，避免大張旗鼓，引人注意 後又要求梁中書給自己提調眾人的權力，防止內部不和，被“賊人”鑽了空子。 後來在路上，也是根據不同的地形，更改行路的時間。開始是趁涼行路，後來到了人家漸少，行客又稀的山路地帶，為安全起見，改為辰牌起身，申時便歇，天正熱時趕路，而且不允許大家在黃泥崗的鬆林裏休息。

後來兵士要買酒喝，他又千方百計阻攔。這都體現了楊誌的精明。那麽，既然楊誌如此小心，為什麽最終還是失敗了？這一方麵固然是要突出吳用計策的高妙和無懈可擊，但最主要的原因卻是楊誌性格的另一麵：急功近利、粗暴蠻橫、剛愎自用。

正是這種性格，使得他對手下的兵士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這就激化了運送隊伍的內部矛盾。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有了內訌，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智取生辰綱一節的破綻在販棗這個情節。棗，原產中國中原一帶，秋季成熟，盛夏季節不可能有大量販棗子的商旅；靠近陝西、河南、河北交界的東京（洛陽）是棗的主產區，商旅從千裏之外的安徽濠州（鳳陽）販棗子到同樣是棗子主產區的洛陽不合常理，這就有點像郭德綱的相聲了，從平頂山挖了煤拉到大同去賣，結果發現大同的煤更便宜。而且棗子是小宗就地消費商品，大規模長途販運也不合常理。

所以，從保護生辰綱一方來說，楊誌要是頭腦清楚，或者有些植物學、植物地理學、栽培學知識，就不會上當了。從智取生辰綱（包括編寫智取生辰綱故事一方）一方來說，吳用等要不是販賣棗子，換成西瓜，可能就更合理一些。

從這一點上來說，楊誌依舊是瀆職，應該被定罪。

曾有人對楊誌押送生辰綱時的身份產生質疑，認為楊誌此時就是個賊配軍，不屬於國家公職人員，是不是就不應該被判處瀆職罪了呢？

如果用當今的司法解釋來看，“主體是否屬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並不重要，行為人是否享有職權，是否依法履行職責才至關重要”，現在很多依法執行公務期間的“合同製民警”都可以成為這個瀆職罪的主體，楊誌又怎麽會不是呢？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國家公務人員可以嚴格要求自己的言行，為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多做貢獻，少一點楊誌這樣的急功近利，多一點坦誠和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