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共中央為什麽在1929年夏秋之交突然過問文藝呢份夏衍同誌作廠如下回憶：
1927年列1929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爭論，其實，這之問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1＊1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托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排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幹預和加強領導。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問北區的一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
關於黨中央是如何決定幹預文藝的，迄今未見到原始的史料。隻有從散見於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推斷出這樣的結論：直到1929年的夏秋之交，黨才對這場論爭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並且得出了論爭雙方都是要堅持革命的，在方向上並沒有原則分岐的正確結論。於是決定運用黨的力量進行幹預，要求從黨員作家做起，停止論爭，並進一步爭取把所有左翼文藝界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至於時任“文委書記”並已經兼任中央宣傳部千事的潘漢年所起的作用，由於“潘案”所累，他自己沒有留下文字記述。自然，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相繼謝世，生前誰也沒有說到潘漢年在這一重大決策中的作用。但是，根據一般的常識，以及潘漢年貫徹中央這一重大決定所做的工作，誰也不能否認潘漢年參預了黨中央的決策會議，並依然由他出麵負責向有關人士傳達落實這一決策。
黨中央決定“以黨的力量進行幹預”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呢？為了惜墨存史，現把當事人吳黎平、陽翰笙、馮雪峰三人的回憶摘抄如：
時在中央宣傳部供職的吳黎平同誌在《長念文苑戰旗紅》一文中說：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間，李立三同誌到芝采路秘密機關來找我，把中央的這些意思告訴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故，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
“二是產們有的同誌攻擊普迅是不對的，要單重普迅，團結在普迅的旗幟下；
“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誌，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
“李立三同誌要我和魯迅先生聯係，征求他的意見。
陽翰笙同誌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經過》一文中說：
1929年秋天，大概是9月裏，李富春同誌給我談了一次話。地點是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李富春同誌先問我：你們和普迅的論爭，黨很注意，現在情況怎樣了？
我簡要地敘述了一下情況。‘我說香迅近來翻譯和介紹了不少蘇聯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這是很好的；現在的論爭已經緩和下來，不像去年那麽激烈了；有些同誌自己也感到與魯迅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李富春同誌說：“你們的論爭是不對的，不好的。你們中有些人對普迅的估計，對他的活動的積極意義枯計不足。香迅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過來的一位老戰士、先進的思怨家，站在黨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團結他，爭取他。你們創造社、太陽社的同誌花那麽大的精力來批評普迅，是不正確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約你來談話，是要你們立即停止這場論爭，如再繼續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論爭，與香迅團結起來。 第三點，請你們想一想，像普迅這樣一位老戰士、一位先進的思想家，要是站到黨的立場方麵來，站在左翼文化戰線上來，該有多麽巨大的影響和作用。你們要趕緊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你們也會解決的，然後向我來匯報。”
馮雷峰同誌在回憶潘漢年的談話中，他說了如下這段話：
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記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司，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普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查、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普迅及在普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麵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各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普迅有什麽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潘漢年是一位組織原則很強的同誌，他曆來對黨中央的決定堅決付諸實施。現在黨中央又作出了成立左聯的決定，他身為文委書記，則更是責無旁貸地貫徹執行。他除去請有關人士向魯迅先生傳達黨中央的決定，並征詢其意見外，他還分別作創造社和太陽社有關同誌的工作。對此，馮雪峰同誌曾回憶說：“這時候，據我所了解，創造社方麵，潘漢年主要是找馮乃超；太陽社方麵，則找阿英（蔣光慈好象還在日本）；同時潘漢年也找夏衍、洪靈菲等人淡。”對此，陽翰笙同誌也作了如回憶可以佐證：
李富吞同誌和我談話後的兩天，我見到了潘漢年，他說他已經得到了這樣的通知。於是我們倆經過商量，先開個黨員會，傳達李富春同誌的指示。 當時決定找的人是：夏衍、馮雪峰、柔石，創造社方麵的馮乃超、李初梨，太陽社方麵的錢杏郊、洪靈菲，另外還加上濤漢年和我，一共九個人，這些都是當時黨內的負責人。開會的地點是在公非咖啡館。會議是潘漢年主持的，他說李富春同誌和老華（我當時用華漢的筆名）談過一次話，現在請他向大家傳達。我傳達完了之後，很多同誌都擁護李富春同誌的意見。有的同誌還作了自我批評，說自己對魯迅態度不好·一也有個別的同誌不表態，說普迅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不是馬列主義者，為什麽不可以批評呢？……但到最後，經過反複說明團結的意義，會上的意見一致了。
就在這次會上決定；創造社、太陽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對普迅的批評，即使魯迅還批評我們，也不要反駁，對普迅要粵重。
再一個決定，就是派三個同誌和普迅去談一次話，告訴魯迅，黨讓停止這次論爭，並批評．了我們不正確的作法……普迅襯於年輕人的作法，是諒解的，表示願意團結起來。
潘漢年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把兩個論爭長達近兩年的幾個文學團體凝聚在一起，變成一個進行反文化“圍剿”的戰鬥集體，必須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棄偏見，團結對敵。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統一，必須進行自我批判，心悅誠服地多做自我批評。為此，他帶頭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發表了《文藝通訊》一文。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他坦誠地發表了如下的意見：
與其把我們沒有經驗的生活來做普羅文學的題材，何如憑各自所身受與熟悉一切的事物來做題材呢？至於是不是普羅文學，不應當狹隘的隻認定是否以普羅生活為題材而決定，應當就各種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觀念形態是否屬於無產階級來決定……普羅列搭利亞文學的作家，應該把一切社會的生活現象，拉來枚在他的批判的坦上，他不僅應該寫工人農人，同時亦應該寫資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紳。
經過一段思想清理和組織準備－一當然包括得到魯迅先生的讚同之後，“潘漢年同誌代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包括創造社、太陽社、馮雪峰、我（夏衍）以及黨外的鄭伯奇同誌等在內的座談會，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館樓上召開的。潘漢年主持會議，傳達了中央對這場論爭的意見，認為主要的錯誤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和茅盾的批評……同時還對自己的沒有及時發現問題，作了自我批評。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推定了包括魯迅、鄭伯奇在內的十二個少、，作為‘左聯’的籌備工作人員。當鄭伯奇問‘魯迅先生會不會同意參加’時，漢年同誌說，中央已經有人和他談過，他同意參加並讚同‘左翼作家聯盟’這個名字。”
還是在這次會上，潘漢年傳達“中央並指定這個小組的任務是，盡快擬出兩個文件：一、擬出‘左聯’發起人名單；二、起草‘左聯’綱領。會上決定這兩個文件一擬出了初稿，就先送魯迅審閱，得到他的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樸央審查。這個會開得不長，我的印象卻很深，大約不會記錯。我還記得潘漢年說，中央負責同誌和魯迅談話的時候，魯迅說明他不一定參加籌備小組的工作，他可以掛名，不能每次會都參加，有必要的、非他參加不可的，他可以參加。潘要我們把每次籌備會的情況，通過馮雪峰、馮乃超和我（夏衍）經常向魯迅報告。”
自此以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遂進入了籌備成立的時期。潘漢年由於還要聯係成立其他革命的社團組織，沒有參加左聯籌備組的具體工作。但他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代表，曾多次與會指導整個籌備會議的進行。有關“左聯”的綱領、發起人名單、組織關係草案擬出之後，他不僅親自審閱，提出意見，而且還派專人報請魯迅先生審定。當他聽說魯迅先生不同意封給他的“主席”、或“委員長”這類名稱，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盡力多做”以後，遂和左聯籌備組的有關人士商定，設執行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當他聽說魯迅先生看見“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沒有鬱達夫的名字，並獲知鬱達夫最近情緒不好，也不經常和一些朋友來往後，不以為然地說：“那是一時的情況，我認為鬱達夫應當參加，他是一個很好的作家。”當即表示同意魯迅先生的意見，並請有關同誌去商請鬱達夫參加。總之，潘漢年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誕生，真可謂是竭盡忠誠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華藝術大學宣布正式成立。雖說由於防止敵人搗亂和破壞，沒有更多的人參加大會，但它卻永載中國現代文學史史冊，因為它標誌著黨的文化工作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發表了有名的演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潘漢年也發表了事後發在《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這篇文章對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聯”的十分重要的文獻。
與此同時，潘漢年還親自領導，於“左聯”成立以後不久，又相繼成立了“社聯”、“劇聯”等革命的社會團體。
我們可以想見，時年剛滿二十四歲的潘漢年，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通過具體而又細致的思想工作和組織措施，把文藝界互為對立的社團化消幹戈，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把鬥爭的鋒芒對準共同的敵人，是需要付出何等多的心血啊！他這種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非凡的組織才幹，受到了黨中央負責同誌的讚賞，也贏得了同誌們的敬服。
另外，我們事後追論，又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慨：像魯迅先生這樣有成就的文壇宗師，且又長潘漢年整整二十五歲，為什麽能放棄私見，心悅誠服地和攻擊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無保留地支持潘漢年籌備“左聯”？這除去真理和信印的力量外，恐怕還有潘漢年那獨有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當我們再想到潘漢年蒙難受侮之後，這些“左聯”的戰友不怕株連，自願洞開家門，歡迎他這位受難者逸享友誼的溫暖，這就更加證明他性格魅力的巨大力量！
潘漢年早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喜歡寫作，但我不想成為什麽家。”這一方麵說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麵他在革命的實踐中，逐漸看到了自己還有比寫作更能貢獻於革命的長處－―那就是他的社會活動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組織能力。同時，黨中央的負責同誌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寬潘漢年的工作範圍，就在“左聯”成立的前夕，黨中央指示潘漢年發動魯迅、鬱達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他先後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宣傳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漢年又根據新的江蘇省委書記李維漢同誌的指示，很快把“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左聯”、“社聯”、“劇聯”，以及上海的“工聯”，一起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反帝大同盟”，並出任“中國反帝大同盟”的黨組書記。
但是，與潘漢年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量相較，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以及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卻顯得有些蒼白了。大革’命失敗以後，相繼出現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盲動主義的統治時期，潘漢年不僅沒有看到這三次左傾路線更迭的國際背景和曆史原因，他還在所負責的部門自覺或不自覺地執行了左的政策。實事求是地說，那些不必要的飛行集會、過於暴露革命力量的活動等，的確給革命帶來了一定損失。再者，由於黨內受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普遍執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方法，在播漢年那固有的溫情色彩很濃的思想深處，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陰影，逐漸使得他懼怕黨內鬥爭，有意回避矛盾―一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問題，則傳統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漸漸抬頭，遂又形成潘漢年性格悲劇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終於導致了潘漢年的政治悲劇。
由於潘漢年懼怕黨內的殘酷鬥爭，因而在他主管的部門中―兒乎集中了極有個性的民族精英，很少執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一套。無論是從現存的曆史文獻中．還是從這些學者名流寫的回憶錄中，都很難找到潘漢年打擊迫害文友和同誌的例證。即使像茅盾這樣的文壇巨匠，在他回顧這段錯綜複雜的曆史的時候，也隻是著文反對飛行集會，從未指責潘漢年的個人品質。
也正因為潘漢年有著待人以誠的個人品質，他的性格魅力越發地突現出來，把眾多的而又相互對立的文人學士團結在他的周圍，根據黨的要求，各自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同時，也正因為潘漢年巧妙地回避了擴大化的黨內鬥爭的傷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會活動能量和卓越的組織才千，就更容易為眾多的同誌所認識。因此，在黨內兒次你上我下的大換班中，潘漢年不僅沒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卻穩步h升。他從1930年10月調離文委始，先後到中共中央辦的地下報紙《紅旗報》、黨刊《真理》等喉舌機關工作。也就是在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結識李立三、關向應、王明、博古等中央負責人，並給這些中央負責人留卜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奪權上台以後，潘漢年遂被任命為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潘漢年雖然說過：“我喜歡寫作，但我不想成為什麽家”的話，但就其常理而言，他告別自己戰鬥多年的文壇，一定會流露出依依惜別之情的．但是無論從潘漢年的自述中，還是從當時的文友，同誌寫的回憶錄中，都沒有提及他的情感變化。這一方麵說明那時的革命者，的確是以黨的需要為已任的；另一方而，也說明潘漢年的確找到了比文壇更好的用武之地。他在未來二十多年的革命實踐中也證明了這一點。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少、顧順章突然叛變了，遂又把潘漢年推到了黨的隱蔽戰線上。從此，他為我黨的情報工作嘔心瀝血，並建立了豐功偉業。也正是這些值得共產黨人樹碑立傳的特殊功勳，又導致了潘漢年政治生命的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