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的元老相繼回到上海，重新握筆殺上文壇，無疑對潘漢年是重大的激勵。尤其當他聽說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難、階級的義憤以及對再生中國的希望，一齊湧入心頭，化作澎湃的詩句，強迫他“在床頭、藤椅上把提著筆寫下一行又一行”後，他更加勤奮執筆，在《幻洲》上寫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敵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這同一時期，黨內的不少人不承認革命已經轉入低潮，麵對反革命的囂張氣焰，出於對敵人瘋狂屠殺的狂熱的複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險情緒，遂一味地要求不斷進攻，強調不斷地把革命推向**，從而形成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盲動主義。潘漢年受此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在他所主編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件”便也如連珠炮似的不斷發起攻擊，咄咄逼人地向反動勢力開火，並且也不大講究鬥爭策略一r，不時仍有擴大打擊麵的偏頗。”這恰好說明潘漢年不具有革命旗幟的素養，而僅僅是一位活動能力很強二扮演搖旗呐喊、推波助瀾的－將角色，這也就決定了他在革命隊伍中的位置。
那時，潘漢年明明知道他主編的《十字街頭》，很難見容於反動的當局，他為了表示自己的英雄膽識－一或曰不示弱於敵人，公開撰文告訴反動的當局，不怕查封《幻洲》，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半月刊一一《幻洲》。事實上不能容納大家呐喊飛聲，我們覺得在這個青年披殺的革命時代，雖含痛殊深。說話的機會總該有一個，所以我們又決定在泰東書局出版一個為我們青年說話的周刊叫《戰線》。
這件事情的發展結果，不幸被潘漢年自己所言中了，1928年1月，一幾卷八期《幻洲況》版以後，便被當局加以“反動”罪名而查禁！為此，潘漢年又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繼續向反動當局發起辛辣的進擊。他公開撰文說：“所謂言論自由，本來單指黨國要人而言，小老百姓哪裏有資格可以自由呢？……”
《幻洲》是較有影響的一種期刊。旱在它創刊的初期，就受到遠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先生的注意，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稱它是當時上海的雜誌中“較可注意”的一種。就說當時《莽原》的銷量的減少，魯迅先生也認為“也許是它（《幻洲》半月刊）的影響，因為學生的購買力隻有這些。”後來，隨著《幻洲》半月刊影響的擴大，魯迅先生也公然宣稱：“最風行的”是《幻洲》。
話再說回來，雖然反動的當局扼殺《幻洲》是遲早的事情，但如果能根據形勢的變化講究一些鬥爭策略，或許《幻洲》這塊陣地還能繼續發揮一段作用。自然，其影響力和戰鬥作用就大大的減弱廠！
然而怒火正旺的潘漢年―或許是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的緣由，他認為舊的陣地丟失了，其對策是再建一個更大的新的陣地。這就是繼《幻洲》半月刊被查禁之後，很快又創辦廠《戰線》周刊。 山於他辦刊的思想沒有變化，遂又在《戰線》周刊的開場白中，以更加激烈的措詞刺激反動當局：
現在《戰線》周刊已經與讀者諸君見麵了，而我們的《幻洲》半月刊卻已被當局認為“反動”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們意料中的事，可是沒有想到在我們目中認為《幻洲》副刊的《戰線》沒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壽終正夜”！好吧，現在的革命者，自有他們的權威，砍下萬千青年的腦裝尚不費吹灰之力，禁止小百性的出版物，踢以“反動”二字，還怕你不消滅下去嗎？然而，他們自有他們的權威，我們自有我們的熱血，你看吧，我們的《戰線》又在這裏開場了。
就在《戰線》創刊的前後，上海文壇爆發了和魯迅先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潘漢年受著這種特定的偏頗思想的主宰，也揮筆上陣，參預了攻擊魯迅先生的論戰。由於這場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俞後曆時達一年多的時間，而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之潘漢年也是在這場論戰中逐漸認識魯迅先生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並進而身體力行，促成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因此，很有必要向今天的讀者簡介這場革命文學論爭的緣起：
大革命失敗以後，流血和不流血的階級鬥爭，強烈地震撼著好二位有良知的，文藝戰士的心，便得揀一位文藝戰士都必須回答這洋一個問題：中國文學向何處去。恰在這時，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錢杏鬱，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潘漢年都相繼集中到上海。他們對於文學工作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1928年1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山蔣光赤、錢杏鄰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沙、《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對此，曆史已經作了結論：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白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
但是，由幹這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麵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七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再由於他們當時受著黨內因失敗而抬頭的左傾思想的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了魯迅先生。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更有甚者，他們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茅盾、葉聖陶、鬱達夫等人。
魯迅先生等人也絕不示弱於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遂也沉著應戰，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越戰越酣，雙方誰也不願一泣放一乒中的筆，在自己的家門七高懸起免戰牌！
在這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中，潘漢年的偏頗思想也充分暴露出來。他和其他“創造社”中的激進的青年作家一樣，對魯迅先生也同樣地不夠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編的《戰線》第一期上就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竟然在“態度、氣量和年紀”方麵說三道四……建國以後，他回憶起這場對魯迅先生的錯誤圍攻，十分沉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冀”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冀”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拙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問把普迅當作鬥爭的對象，當時身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令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與這場文學革命論爭的同時，潘漢年的戰鬥精神和活動能力，逐漸地為更多的同誌所了解和讚賞，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和有關部門領導人的注意，而第一個起用潘漢年的是任弼時同誌。
任弼時同誌為團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並兼管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他通過法南區委把潘漢年調到工會係統，“在張秋人主辦的工人秘密刊物做編輯工作，同時采寫一些宣傳稿件。任弼時親自和潘漢年談話，向他交代宣傳的方針和任務。潘漢年經驗豐富、才思敏捷，很好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再如陽翰笙同誌回憶的那樣：“創造社是一個很有影響的文藝團體，但黨員很少，郭老又要離去，黨的力量顯得薄弱。在‘四·一二’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很厲害，在這種條件下，公開的宣傳活動有困難，周恩來同誌看到廠這個飛題，就指示郭老，應該在創造社中加強黨的力量，多調些人進去，把黨的組織發展起來，使之成為甲一個堅強的戰鬥堡壘。”而郭沫若又把周恩卡交辦的這項屯任交給了潘漢年、陽翰笙和李一氓。
潘漢年為了落實周恩來同誌的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陽翰笙、李一氓成立了 一個黨小組，以此為核心，在創造社內有意培養和發展中共黨員。像創造社中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未鏡我、李鐵聲、王學文等同誌入黨，都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
這時，太陽社中的蔣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餘名黨員編為兩個黨小組。由二創造社和太陽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帶，很多文化人一包括魯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區委遂將這三個黨小組編為第三街道支部，潘漢年出任支部書記。公平地說，時年隻有二十二歲的潘漢年能把這幾十位黨員團結在一起，並較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有關工作，這個支部書記當的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著，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同誌有意重任潘漢年。
早在潘漢年在南昌主編《革命軍日報》的時候，李富存同誌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在黨內則是南昌軍委書記。那時，李富春同誌不僅和潘漢年時相過從，而且還高度地評價了《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以後，李富春同誌出任江蘇省委書記，由於當時的上海是在江蘇省委的管轄之內，李富春同誌對潘漢年所領導的第三街道支部的工作是知道的。不久，“區委覺得他們領導文化工作有困難”，李富春同誌遂決定收歸省委領導，並把第三街道支部改為文化支部，仍白潘漢年擔任支部書記。從此，潘漢年在李富春同誌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溝通同文化界各方而的組織及成員之間的聯係，以貫徹黨的思想文化路線和方針政策。不久，李富春同誌狠據上海文藝界形勢的發展，決定在省委宣傳部下麵成立一個文化黨組，並指定潘漢年為文化黨組書記，全麵擔負起團結和領睜左翼文化界的重任。誠如史家所評說的那樣：“作為第一任黨組書記的潘漢年，曾多次召集會議，研究工作，開創廠左翼文化工作的新麵貌。”
正當潘漢年在政治上飛速發展的時候，他個人的家庭生活卻是非常失敗的，使他陷入了極大的痛苦中！由於潘漢年這種不幸的家庭生活，兒乎影響著他的前半生一一並由此引發出了未來和董慧同誌長達數年的愛情糾葛，很有必要對潘漢年的家庭生活作一簡介：
潘漢年的元配夫人是許玉文。是在潘十八歲那年由毋親作主結婚的。潘漢年是在“五四”風潮影響下步入文壇，而後又投筆從戎、棄文從政，很快又成為我黨30年代聞名上海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他不僅有著遠大的革命誌向，有著超乎常人的組織能力，而且一直崇尚個性解放，並極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的伴侶，絕不是許玉文這樣封閉的農村婦女。因此，從他結婚伊始就埋下了難以為繼的悲劇種子。
許玉文也深知潘漢年不愛她。但她是在傳統的東方道德中長大的，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封建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為一個女人如何獲得情感的需要和解脫呢？唯有在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漢年尋釁和渲泄。這樣，就必然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惡性循環。就在他們結婚不久，潘漢年把許玉文帶到上海的時期，他們之間就吵得不可開交了。對此，沈鬆泉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潘漢年在宜興的夫人也來到上海，他們夫婦住在海寧路附近一條裏弄內。不知為什麽他們夫婦倆經常吵架，我記得有一次他的夫人還跟蹤潘漢年鬧到尤華書局來，還有一次我曾去他們家勸架，一對年輕夫婦，經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辜。
誠如前文所述：潘漢年是受“五四”風潮的影響，從封建家庭的束縛下殺入社會的。因此，他的思想和情感無不打上這一特定的時代的印記。他一方麵有著向封建堡壘宣戰的大無畏的勇氣，另一方麵又很難和傳統的倫理道德一刀兩斷。反映在他和元配夫人許玉文的身上，也必然是雙重的人格：他一麵不愛這位沒有情感做基礎的妻子；他另一麵作為孝子又不敢悖逆母命，斷然和妻子離婚。其精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隨著他的學識的增長，地位的升遷，其精神是會越來越痛苦的！
然而，潘漢年作為一個矢誌向前走去的革命者，他雖然從形式上難以割舍由母親包辦的這樁婚事，但他的靈魂必然是本能地要匕離自己的軀殼，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滿足。這就是時人－一龍其是姚蓬子對潘漢年的私生活頗多微詞，也就是他的妻子許玉文“跟蹤潘漢年鬧到光華書局來”的所在。
這時的潘漢年有沒有婚外戀呢？至今尚未查到有關這方麵的證據。但是，遠在他初到上海謀生的時期，就有精神中的戀人了。對此，尹棋先生在其專著中作了如下記述：
這一年的初夏，潘漢年得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去了一趟北京。原因是他的一個表妹中學畢業了，要到北京去考學校。姑母不放心年輕的女孩單身遠行，便寫信讓潘漢年送她去北京。潘漢年向中華書局臨時請了半個月假，專程伴送表妹赴京。這是一件使潘漢年很高興的率，也是他終生難忘的一件事。’直到他晚年身處逆境時，還沒有忘卻他最早所經曆的這一次初戀的浪漫故事。原來他同這位表妹自小就熟悉要好，可以說是青梅竹馬，情投意合。雖然潘漢年遵母命結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戀著這位表妹。在潘漢年離開宜興到上海來之後，他和這位表妹仍有不斷的書信往來，互相傾述心情和情思。……他把她送到北京後又在那裏倍伴著玩了一些日子，他們幾乎是形影不離，仰卿我我，如癡如迷。但這隻是他們追求的一種單純的所謂精神戀愛，事實上都還受著家庭、才L教的管末，不過是一種明知不可為的暫時陶醉罷了。
這就是潘漢年的性格：一方麵，他有著和敵人抗爭到底的氣魄和聰明；另一方，他又沒有和自己靈魂深處的傳統道德決裂的勇氣和決心。更為嚴重的是，他並沒有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磨掉性格中的軟弱方麵，相反，隨著他的地位的改變，這種軟弱的性格又被他自己巧妙地保護起來，尤其是在對待自己一作中的失誤－一如在別人有意整他而施加壓力時，他就會“產生瞻首顧後，甚至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委屈求全”了。由於潘漢年這種性格悲劇的發展，必然導致r他家庭悲劇的發生；加之時代悲劇的推衍，終於導致了潘漢年的政治悲劇。此乃後話，留在下文詳述。
潘漢年在這種雙重性格的支配下生活著。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黨交給的工作中去，同時，他又借用小說的形式抒發自己情感深處的痛苦。他在這一時期寫過不少小說，但他自己很喜歡其中兩個短篇：《離婚》和《求愛》。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這兩部作品的內容以及小說主人公的情調，不難發現潘漢年的元配夫人許玉文和他小表妹的影子。難怪他當時的文友直言不諱地說：“後來光華書局出版了潘漢年的一本小說集《離婚》，恐怕主要就是寫他自己的事。”
潘漢年為了填補精神世界中的空虛和痛苦，他把本來應屬於自己感情生活的時間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寫作和工作上。
在這期間，令潘漢年傷痛的事實在是太多了衛尤其是他看到昔日的戰友消極了，叛變了，或充當了反動當局的走狗從事攻擊共產黨人的工作，他內心的傷痛是難以言諭的。例如“創造社的小夥計”之一的周毓英投奔了張資平，並在《樂群月刊》七發表《忠誠的批判》，大罵共產黨人是“內奸”，誣蔑無產階級革命是由外麵衝進中國的。而這時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也日趨尖銳、對立，各種思潮淪點風起文壇，一時好不熱鬧。他既為了回擊曾是文友的周毓英的進攻，同時也為了闡述自己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關係，在他和葉靈鳳合編的《現代小說》第三卷四期上，發表了《內奸與周毓英》一文，寫下了這段文字：
假如中國本身的經濟社會沒有變革的必然性，是不會產生革命的浪潮，現在中國產生無產階級解放的革命運動，他的動力不是外國“衝進”來的，是中國的現存生產關係，對於無產階級的生產力，起了不可抑止的衝突，遂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因為這一關係，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不可免的要反映到文藝上，於是不可免的產生了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
這時的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骨幹成員，都是一些共產黨人，並在潘漢年這位文委書記的領導下開展工作。自然，也包括了和魯迅、茅盾等有關革命文學的論戰。加之，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相繼推行左傾盲動主義，不僅使得中國革命遭受更大的挫折，而且打擊報複、宗派主義也開始抬頭。這必然也要影響到革命文藝運動的正常開展。潘漢年曆經深思熟慮，實事求是地指出：“在目前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狀態中，自然不免有許多錯誤及不正確的傾向，確是很要以批評的手段來指摘這些傾向”。同時，他還明確地指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能夠接受正確的客觀的批判。”很明顯，潘漢年又走在了左翼文化人的前麵。
潘漢年敏銳的思想和組織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負責人所了解。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決定：將原屬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文化黨組劃歸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擔任黨組書記。也就是從這時起，“潘漢年的組織關係轉到了中央的一個直屬支部。他的生活費用也改由組織直接供給，從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職業革命者。”
越年―1929年，六大以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根據形勢的發展，遂將隸屬宣傳部的文化黨組擴大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依然任命潘漢年為“文委”第一任書記。
時年不足二卜四歲的潘漢年，肩負著黨的文化工作的重任，這足以證明黨對他寄予了很大期望。對此，他深感責任重大，不敢有半點驕傲和虛飾。正當他以“正確的客觀批判”態度進行自我批，並思索和魯迅先生這場有關革命文學論爭的失誤的時候，李富春同誌告訴潘漢年：中共中央準備過問文藝，請他先做必要的情況匯報。
潘漢年感到黨的文化工作將有重大變化，遂又以極大的熱情：迎接這一重大變化的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