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華敗北
三
史迪威的祖先是英國人。祖父喬.史迪威是位頗有頭腦和富於報複心理的幹貨商人，因經營房地產而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父親本傑明.史迪威是位性情固執的紳士，並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生下史迪威，給他起的名字是約瑟夫.沃倫。這個聰明活潑而又有進取心的孩子最喜歡幹的事，是爬房頂和在馬槽裏淹死老鼠，最不喜歡的是禮拜天的禮拜。而這種不安分或曰喜歡自行其是的性格至死未改，成為史迪威在華悲劇事件中的性格原因。
史迪威原本是要上耶魯大學的，隻是因為他在中學複習期間惡作劇，才在父親的安排下考上了有名的西點軍校。在軍校讀書期間，他天賦最高的是語言，其中法語成績名列全班第一；他最喜歡的是運動，且又偏愛大運動量的體育鍛煉，他是西點軍校長跑隊隊長、劃船運動員、足球運動員，同時還享有把籃球引進西點軍校的美譽。這充分說明他有著極強的競爭意識和求勝心理。自然，也為他後來從軍過非人的戰爭生活打下了基礎。
史迪威於一九○四年畢業於西點軍校，以少尉軍階被派往菲律賓第二步兵團服務，兩年後回國，被調到母校——西點軍校任法文、西班牙文語言教官，對他這位語言天才而言堪稱是如魚得水。他非常輕鬆、愉快地當了五年教官，於一九一一年再次奉調去菲律賓，順路過中國，小住十三日。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或許是因正好趕上辛亥革命，親眼見到了中國人民反抗清政府的義舉，由此和中國結下了一種親緣。換言之，他十分熱愛中國美麗的山河，分外喜愛一貧如洗卻吃苦耐勞的下層人民。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史迪威奉命調往法國，在美國最有名的軍事統帥潘興將軍領導的情報處服務。因他精通法語，又勤於思考，所以由他主持的情報工作十分出色，贏得了潘興將軍的讚賞。在這期間，他認識了時為第一步兵師參謀的馬歇爾和史汀生。這是他和未來統帥美軍的兩位主要將軍相識乃至於相知的開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史迪威奉派到中國北京充任美軍語言教官，一住就是三年。他不僅親眼目睹了“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情形，而且開始努力學習漢語，廣泛接觸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學著中國人起名的習慣，取華字諧音史迪威為名，與此同時，他和北洋係的政客、將軍始有交往，並和馮玉祥、閻錫山、商震等人結下友誼。
不久，史迪威奉調回國深造，曾和日後名聲大噪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同級。一九二六年他再次奉派到中國天津美軍第十五團任營長，頂頭上司就是馬歇爾中校。他們共事雖說僅有八個月，而且這兩位性情相反的軍人誰也不承認結下很深的友誼，但馬歇爾這位“在美國陸軍中最有軍人風度”的將軍，的確在影響著史迪威的後半生。請看如下事實：
馬歇爾回國以後致力於美軍軍事變革，並通過主持本寧堡步兵學校發動所謂“本寧革命”。為此，他請來了享有東方問題權威之譽的史迪威出任戰術科科長。一年以後，馬歇爾稱史迪威“有教育家的天才”，“可以擔任和平和戰時的任何指揮職務”。也就是在這期間，史迪威認識到自己有時“不講道理，缺乏耐心，喜歡抱怨，常板著麵孔，瘋狂，嚴厲，愛罵人，粗魯……”等缺點。為此，他贏得了“尖刻的喬”的諢號。
馬歇爾去職不久，史迪威也離開了軍校。正當史迪威準備以五十一歲之齡退役之時，他又奉調到中國擔任駐華使館中的武官，一住就是五年。他親眼目睹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全過程，不僅看到了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軍隊抗日的真相，而且也聽說了八路軍挺進敵後抗戰的消息。他曆經深入考察，終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的軍官是腐敗無能的，士兵是吃苦耐勞的，是優秀的，隻要有優秀的軍事將領，中國軍隊將無敵於天下。”
一九三九年九月，史迪威重新回到美國陸軍中供職。這時，馬歇爾已經出任美國陸軍參謀總長，在他的提議之下，史迪威被任命為為步兵第二師三旅旅長，並晉升為陸軍準將。珍珠港事件前，他任少將師長，負責從加州沿海直到墨西哥邊境的整個西部防禦司令部南部戰區防務。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是在馬歇爾的提議下，史迪威飛往華盛頓，就任執行旨在法屬西非登陸、代號為“黑色”的作戰計劃的遠征部隊司令。不久，因阿卡迪亞會議的需要，史迪威又奉命製訂代號為“體育家”的卡薩布蘭卡作戰計劃。
一九四二年大年初二，史迪威奉命趕到了馬歇爾的官邸，向著這位可尊敬的老上司行過軍禮，十分幽默或曰尖刻地說道：
“按照中國的風俗，昨天是除舊，今天是迎新，請問參謀總長，我們美國人除了挨日本人揍的舊了嗎？”
馬歇爾是位不苟言笑、被稱之為“冷冰冰”的將軍。他一聽史迪威的口氣，生怕把談話的內容引向和太平洋戰事有關的議題，遂直截了當地說道：
“今天請你來不是說除舊的，而是談在一九四二年如何迎新的。”
“好吧！我先向你匯報‘體育家’計劃。”史迪威不容馬歇爾分說，就把他一手製訂的“體育家”計劃扼要地講了一遍，旋即又以不無得意的口吻說，“這就是我獻給閣下的迎新作戰計劃，怎麽樣？”
“一句話，我不能批準你這個‘體育家’計劃。”馬歇爾十分幹脆地下了定論，遂又示意就要厲言相駁的史迪威緘口，嚴肅地說了一番難以為史迪威信服的理由，然後才說，“我今天請你來，不要聽你談‘體育家’計劃，而是為了中國的事情想聽聽你的意見。”
至此，史迪威方知馬歇爾傳見的真意，遂微然點頭，默然靜聽。
馬歇爾扼要地講了阿卡迪亞會議的內容，重點講了英國和中國在緬甸的矛盾，以及為東南亞和遠東沒有統一的有力的指揮係統而感到的憂慮。接著，他又說明為了調和英國和中國的矛盾，盟國決定成立中國戰區，由蔣介石出任戰區最高統帥，由美國派出一名負指揮之責的參謀長。最後，他十分友好地問道：
“人選尚未確定，正在物色之中。幹脆說，你有興趣沒有？”
“我？”
馬歇爾點點頭。
“不行，謝謝。”
“為什麽？”
“在他們的心目中，我不過是個不被他們放在眼裏的小小上校。他們見過我赤著腳在泥裏走路，見過我同苦力在一起，見過我乘坐士兵的火車。”
馬歇爾認為史迪威說得有一定道理，按照東方人的禮儀標準——尤其是蔣介石選擇合作者的要求，“對等”是第一位的。否則，會在未來的合作中隱伏下不愉快的種子。他沉吟片刻，又請教道：
“你是個‘中國通’，我們派誰去中國充任自負的蔣委員長的參謀長呢？”
“德魯姆！”
德魯姆中將是美國有名的高級將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擔任過美國遠征軍第一集團軍參謀長，不久，又出任名帥潘興將軍的參謀長，當時馬歇爾是參謀。德魯姆中將是個自負、自誇、妄自尊大的資深將軍，他瞧不起曾是他的下級而今卻是美國陸軍參謀總長的馬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曾以第一集團軍司令的名義要求指揮美國第二支遠征軍開赴歐洲作戰，被馬歇爾斷然否決，導致他在一九四一年夏季演習中和馬歇爾發生衝突。他以傲慢無禮和尖刻的講話激怒了馬歇爾，兩人交惡不語。
“你為什麽推薦德魯姆呢？”馬歇爾有些茫然地問道。
“德魯姆大腹便便，會長篇大論地講話，然後要經過譯員翻譯，這樣他就有時間考慮，慢慢地作出決定，就能保得住自己的尊嚴。”
“還有什麽特別的理由嗎？”
“我認為，”史迪威又操起他熟練的尖刻言詞繼續說道，“他和蔣委員長從性格到為人可說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他們合作一定有好戲可看的。總之，德魯姆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了！”
馬歇爾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議，決定和陸軍部長史汀生一道和德魯姆中將談話。史料記載：
“史汀生指示德魯姆，他去中國的目標是確保中國成為進行初期作戰，並最終‘發展成對日發動有力反攻的基地’。他的第二個目標是使中國不脫離戰爭。史汀生說，中國目前形勢很糟，有與日單獨講和的可能。他特別提到第三項主要使命：‘負責處理全部’租借物資，全權指揮美國駐華空軍作戰，以及可能根據蔣介石的提議，指揮中國軍隊。蔣曾經表示可以‘提供一到兩個軍的部隊’。
“馬歇爾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他認為，保住中國的目的，除了要把中國當做空軍基地和在那裏加強美國航空誌願隊的力量外，主要應‘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裝備和幫助他們訓練’，使他們能夠更加有力地對日作戰，以限製日軍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活動。這就是陸軍部隊租借物資應該達到的目的。
“這樣的使命對德魯姆將軍沒有什麽吸引力。他覺得任務本身‘模糊不清’，與要在戰爭中達成的主要目標相去甚遠，而且由於馬歇爾聲明不準備向中國戰區派遣美國地麵部隊，那麽具有像他這樣高的職務和作戰經驗的軍官去那裏實則是一種浪費。”
結果，陸軍部長史汀生涼了下來，拿起筆劃掉了德魯姆的名字。
接下來，馬歇爾又向史汀生推薦了史迪威。
史汀生雖說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在戰場上結識了史迪威，而且知道史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深諳中國的文化和曆史，但史汀生並未矚目於史迪威。原因也很簡單：在一次討論“體育家”計劃的會上，史迪威低著頭坐著，一言不發。馬歇爾扼要地講了史迪威的軍事素質和個性為人之後，又以幽默的口吻接著說道：
“他低著腦袋，很可能是正在準備衝鋒呢！”
“好吧，我和他當麵談談。”
元月十四日晚九點，史迪威奉命來到史汀生的住處，他們在書房內的壁爐前交談了一個半小時。史汀生問他對擔任此職有什麽想法，他以軍人的姿態和口吻答道：
“我聽從調遣。”
“我聽從調遣”這五個字，給史汀生留下了極佳的印象。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他給我的印象非常好。他完全了解中國。他半個小時所談的關於中國軍隊作戰英勇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得到的所有資料還要豐富。他對中國人的勇敢精神評價很高。”
在這次談話中，史迪威告訴史汀生，這項使命的成敗完全要看蔣介石是否願意把他的部分軍隊交給美國人指揮。陸軍部長要史迪威放心：蔣已經提出交出部分軍隊，宋子文也這樣表示過。史迪威或許是太了解蔣介石了，他對此表示懷疑，並以懷疑的口吻說道：“如果能得到軍隊，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將是無限的。我對此抱有極大的熱情。”史汀生恰好尋求的是這種熱情，因為對他來說，這項使命代表著“多少年來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政策和原則的實現”。入睡前，他欣慰地感到：“發現了一個能夠幫助我們對付未來問題的有用人才。”從這天起一直到最後，史汀生始終是史迪威最熱情、最堅定的支持者。
兩天後——元月十六日下午兩點半，馬歇爾召來了史迪威，二人就出使中國的有關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
“史迪威，你是不是認為出使中國可以大顯身手、有所作為？”
“是的，”史迪威沉吟片刻，又擔心地補充，“如果我能夠得到軍權的話。”
“怎樣安排才能得到軍權呢？”
“問問蔣介石是否願意？”
“好，把這個問題記下來。”馬歇爾用鉛筆記在了一張紙上，“我還要把這個問題轉告宋子文。”
“我再說一遍：未來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時，我將行使指揮權。”史迪威作為一名將軍，深知軍權的重要，故又加重口氣地說，“或者他們拒絕而我不去，或者他們接受了而我可以去。”
馬歇爾是一位非常實際的戰略家，近來太平洋——尤其是英屬東南亞諸國殖民地逐漸落入日本之手，待到日漸危厄的緬甸完全陷落之後，盟軍作戰地區恐怕還得重新劃分，故他又笑著說道：
“不要想這樣多了！情況進展很快，說不定等你到達中國上任的時候，你可能成為駐澳大利亞軍隊的司令官了。”
史迪威作為典型的美國軍人，十分反感政治家們朝令夕改，他讚同這樣的說法：“陸軍部如同消化道一樣，你在這頭送進食物去，那頭出來的都是廢料了。”每逢遇到這種情況，他就以緘默表示自己的不滿。
“如果你出使中國成行，我們將任命你為陸軍中將。”馬歇爾對緘默不語的史迪威說。
一月十九日，史汀生與宋子文會談，要求蔣介石把部分中國軍隊，特別是即將入緬作戰的中國軍隊交給到目前為止尚未任命的美國人指揮。蔣介石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意交出中國駐緬甸軍隊的“行政控製權”。接著，史汀生講出了史迪威，征求中方的意見。宋子文調查了史迪威的經曆，表示對史十分滿意，並認為“被挑選擔任此項職務的人是美國陸軍中最優秀的人物”。不久，又收到了蔣介石的回電：“非常歡迎史迪威將軍前來中國擔任此職。”在此基礎上，馬歇爾再次與史迪威談話，依然用商量的口吻說道：
“你就是理想人選了，你願意去中國嗎？”
“我願聽從調遣。”史迪威就像回答史汀生那樣幹脆，沒有再說些什麽，就這樣平淡無奇地接受了出使中國的任務。
但是，他當時的真實感受卻是異常複雜的，甚至內心也是很矛盾的，準確地說是反對的。他在當天的日記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打擊終於來到了。俗話說：‘他們將用一隻山羊做燒烤的祭品。’這話成了我自己的境況。參謀長把我找去，告訴我說看來我將是那個‘祭品’。”
史迪威為什麽違心地甘做“祭品”，而未能像德魯姆將軍那樣加以拒絕呢？有的說“他看在馬歇爾的情分上不願拒絕馬歇爾的好意”，有的說“他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也有的說“他的‘體育家’計劃進展不順利”，甚至有的說“他看重的是晉升中將”……但筆者以為起主導作用的是史迪威的性格——盡管上述眾說紛紜的理由也在起著某些作用。
艾森豪威爾將軍奉命向史迪威的原參謀班子宣布這一新的任命，全體“大吃一驚，鴉雀無聲，一片沉默”。其中一位同事半開玩笑地說了這樣一句話：“喬治（馬歇爾）本想用一個聰明的辦法擺脫德魯姆，結果卻失去了他最好的軍長，他大為惱火。”
事後追論：未來史迪威出使中國的悲劇結局，卻不幸被這位同事言中。此乃後話。
史迪威不愧是位典型的軍人，當即移交“體育家”計劃，旋即走馬上任。在此後的幾天裏，他忙於研究有關中國的文件，湊出出使中國的參謀班子，擬寫申領清單，長時間與時在美國的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等人交談。
就在史迪威忙於行前準備之際，日軍在太平洋和東南亞又取得了新的進展。他被確定為“理想人選”那天，日軍在俾斯麥群島的拉包爾登陸，三天後他們在所羅門群島采取了切斷美國與澳大利亞聯係的第一個步驟。在緬甸，日軍正在向毛淡棉挺進。簡而言之，這在史迪威及其隨行人員的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
馬歇爾將軍作為總統的戰略顧問，對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區的形勢估計更是悲觀。他懷疑英軍守不住新加坡和仰光，認為中國出兵是賭博，或許出於對史迪威這一任命的歉疚和矛盾之情，他再次警告史迪威，後者的最終去向也許還是澳大利亞。
史迪威卻毫不動搖，一心撲在了出使中國，充任蔣介石的參謀長上。因此，他存在著種種顧慮，經常發出這樣的自問：
“中國人會合作到底嗎？他們會不會節外生枝或袖手旁觀呢？英國佬願不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會不會在到達那裏的時候，已經發現仰光陷入敵手了呢？”
為此，史迪威給馬歇爾寫了一份戰略問題備忘錄，明確指出：西南太平洋是盟軍處於守勢的地區，必須“最大限度”地動員中國的“進攻力量”。同時，至少投入一個美國軍，以便把戰爭引向日本本土。
史迪威或許是太了解中國和英國的國情了，他對指揮中國軍隊——尤其是英國軍隊存在著某種擔心，因此，他提出美國應當派遣一個軍去中國戰區交由他指揮。遺憾的是，美國在“先歐後亞”的戰略指導下，決定不派美國軍隊去中國戰區。也就是在這節骨眼，馬歇爾正式通知史迪威出使中國的六項使命：
一、美軍駐華軍事代表；
二、在緬中、英、美軍隊司令官；
三、對華租借物資管理人；
四、滇緬公路監督人；
五、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
六、中國戰區參謀長。
史迪威麵對這六個頭銜毫無興奮之意，因為他清楚未來完成這六項使命是何等的困難。然而他那勇往直前、無堅不摧的軍人性格使他毫無畏懼，他想的是作為一名指揮官，如何更好地完成這六項使命。在這些待命出發的日子裏，他想得最多的是蔣介石，因為他懂得隻有他們二人合作完滿，盟軍在中國戰區始可有為。自然，他也清楚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弱點——尤其是其獨斷專行的品格，返使他想到必須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加重自己這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砝碼。為此，他希望行前能謁見羅斯福總統——隨身帶一封美國總統私人信件給蔣介石委員長，是提高自己身價的最佳的辦法。
陸軍部長史汀生滿足了史迪威的請求，並安排他在二月九日中午赴白宮晉見羅斯福總統。但這次晉見起碼對史迪威而言是不愉快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影響了史迪威未來在華的工作。
羅斯福是民主黨選出來的總統，而史迪威在美國國內是個平凡的共和黨人。出於傳統的黨派之見，“共和黨人有一致的情感，都很憎恨羅斯福”。加之史迪威的哥哥是個極端派，對他這個弟弟也產生了極端派的影響。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如果史迪威在用煙嘴抽煙時煙嘴翹起的角度跟羅斯福一樣，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因此，命中注定這次會見不會融洽。
再者，羅斯福和史迪威的性格反差實在是太大了！羅斯福有個痼癖，就是跟別人談起話來總是喜歡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不給對方說話的機會。而史迪威是個軍人，最不習慣的或者說最反感的就是在他看來漫無邊際的空談。另外，史迪威和羅斯福之間的地位相去甚遠，他不可能像羅斯福的老朋友那樣，“趁他吃飯的時候找他談話，因為那時他嘴裏嚼著東西，無法多說話，或者給他嚴格規定五分鍾時間，一到時間就堅決打斷他的話”。同時，他更不可能像陸軍部長史汀生那樣，“跟他（羅斯福）在電話中交談時會把電話掛上，不聽他多說”。他這位剛剛晉升為中將的軍人，唯有耐著性子聽羅斯福訓話，而這又是史迪威所不情願的。對於這次晉見羅斯福總統，史迪威在日記上是這樣寫的：
十二點至十二點三十分去白宮。羅斯福很令人愉快，但給人的印象不深，似乎我是作為一名選民前去見他一樣，漫無邊際侈談他對戰爭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戰線有二萬八千英裏長”，等等，等等。隻是一大堆空話。我聽夠了，便插話問他是否有信要帶給蔣介石，顯然沒有，但他又滔滔不絕地說了五分鍾，想找出什麽能夠震驚世界的話語來。最後他找到了——“告訴他，我們永遠支持中國的事業，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直到中國收複全部失地。”接著他說，他認為蔣夫人最好不要到美國來，無論是應某些組織的邀請還是以其他的名義，那太像婦女俱樂部的演講旅行了。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他熱情、快樂……但淺薄。
實事求是地說，史迪威對羅斯福這番談話的評價是有欠公允的。同時，也看出了他和羅斯福在政治諸方麵的水平相差懸殊。對此，美國的史學家評論道：
“在羅斯福的笑談中闡述了他的對華政策的綱要。他決心推行‘歐洲第一’的戰略，近期內不給中國以大規模援助。他為了鼓勵蔣介石，極力保證中國在盟國的同盟中占據中心位置，並答應實現最終目標——收複失地。但是，他又擔心蔣夫人的訪問會激起國內出現給中國更大援助的壓力，於是，他指示要阻攔她來訪。總之，他已認定，在目前為戰爭作的努力中，中國是不會一下子變得更重要的，他希望一方麵使中國能夠繼續抗戰，一方麵通過給予它地位來使它的幻想得到滿足，但又強調長遠的利益來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
接著，史迪威又拜訪了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霍普金斯。他希望能從政治顧問的口中得到在總統那兒未得到的示諭，但遺憾的是這位政治顧問更是一位大而化之的政客，令史迪威不僅不得其門而入，且對這位美國政壇有名的政客印象更壞。他在日記上用了最尖刻的語言記述了這次會見：
回到白宮去見哈裏.霍普金斯，一個不可思議的、侏儒式的家夥（患有胃潰瘍）。他認為在我這個年紀能夠出發去進行“偉大的曆險”是件美妙的事情（討厭！）。什麽樣的機遇啊！“我相信，你會去指揮部隊的。如果蔣介石把全部中國軍隊都交給你指揮，我也不會感到驚訝。”他又說：“你需要總統做什麽嗎？”“你打算調動美國軍隊嗎？”於是我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羅斯福對中國問題非常關注，如果我們需要，他隨時準備從航空公司抽調一百架客機。他說我走運並答應提供幫助。他建議把在印度航線上運行的“諾曼底號”輪船作為我們和波斯的運輸船……在出來的路上，他告訴我他的辦公室曾是林肯的書房，是林肯和格蘭特首次會見的地方。我當時太遲鈍了，本可以這樣說：“我不是格蘭特，但我和林肯有相似之處。”他穿著一件老式的紅色運動衫，和一雙從路口商店買的鞋子，沒係吊襪帶，頭發八個星期沒有理了。要是他給我們幫忙，我就原諒他。
史迪威與霍普金斯的會見再次說明政治家和軍事家的差異：前者重熱情而空泛的鼓動，後者要凝重而實際的舉措。從某種意義上說，軍事家往往是政治家手中的道具。對此，史迪威卻反其道而行。結果，最後參與判決他命運的人，就是他死瞧不上的“侏儒式的家夥”——霍普金斯。
史迪威就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的撮合下被決定派往中國的。憑著他的敏感，他朦朧地預感到了這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必將影響他出使中國的使命。因此，越臨近告別自己的祖國，踏上他熱愛的中國土地的日子，他越是感到此行使命的沉重！
史迪威及其隨行的參謀班子很快完成了準備工作，於二月十一日告別華盛頓，飛往邁阿密。由於天氣等方麵的原因，在兩次取消飛行計劃之後，他們終於在十三日——星期五起飛升空，懷著極其複雜的情感告別了祖國和親人。
啊！這是一個多麽不吉利的日子喲，既是十三日，又是星期五。西方人不知是出於何種曆史的原因，把這兩個日子的前麵都冠上“黑色”二字。今天，這兩個“黑色”的日子偏偏又重疊為一個日子，是自然的巧合？還是他們信奉的上帝有意的安排？總之，這種帶有極濃的迷信色彩的習俗就像是一團棉花，堵住了史迪威及其隨行參謀人員的心口，一個個真是憋悶極了！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很快燃遍了歐、亞、非三大洲與三大洋，美國通往中國的正常航線完全被切斷了！史迪威一行不得不改飛臨時航線，有時為了安全，一會兒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飛機，一會兒又搭乘DC—3型運輸機，前後十二天，進行了一係列高難度的飛行。但是，史迪威想的不是飛行安全，而是他未來的頂頭上司蔣介石。他越是接近中國，蔣介石的形象越是閃現在他的眼前，像過電影似的回放在他的腦海屏幕上。最後，蔣介石漸漸地化做了一尊雕像立在他的心中，令他不得不發出這樣一係列的自問：
“我如何與這位中國的軍事獨裁者合作？我又該如何利用美國租借物資以及其他權利，把這位中國的軍事獨裁者納入反法西斯戰爭的軌道？……”
史迪威沒有結論。
四
蔣介石在其軍政生涯中是得益於外國軍事和政治顧問的。
遠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確立之初，應孫中山先生之邀，蘇聯派來了以鮑羅廷為首的政治顧問代表團和以加倫為總負責的軍事顧問代表團。在前後三年多的時間裏，蔣介石通過和加倫將軍的合作，不僅得到了大批的蘇聯武器，而且還充分調動和利用加倫等蘇聯將領的軍事才幹，為東征、北伐製訂了高明的戰略方針，參與了許多重要戰役的指揮，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對蔣介石的崛起進而取得國民黨最高權力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與此同時，日本眼見蔣介石這顆軍事明星在中國南方升起，有意派來了蔣氏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的鈴木貞一，朝夕與之相伴。蔣氏自然明白鈴木貞一肩負的來華戰略使命，他將計就計，巧妙地利用“以夷製夷”的策略，通過鈴木貞一鉗製蘇聯的同時，暗修和日本的友好關係，為未來排蘇、分共、下野、複出打下了伏筆。就說他的軍事發祥地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吧，也是從日本天皇黨羽集團組建“大學寮”培養死黨得到了啟示。
十年內戰期間，蔣介石為了消滅所謂心腹之患——中國工農紅軍，請來了德國軍事顧問，並在其參謀下製訂了不同的軍事戰略，迭次向中央蘇區及各地蘇區發動軍事“圍剿”，加之中共中央受軍事教條主義的控製及危害，使中國工農紅軍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據地，相繼開始了悲壯的長征。
時下，以珍珠港事件為契機，雖然未能誘使美國確立“亞洲第一”的戰略方針，但卻在軍事上為蔣介石帶來了起死回生的轉機。他審時度勢，故伎重演，決定通過主動聘請美國軍事顧問性質的參謀長，達到向美國要更多的錢、更多的槍的既定目的。
蔣介石何以能達到這樣的既定目的呢？首先，蔣氏通過和美國在軍事上結盟的捷徑，利用中國在亞洲戰場上的特殊地位，順勢造成中國出人，美國出錢，兩廂情願，共同抗擊日本的戰略格局。這樣，蔣氏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向美國要錢。事實上，珍珠港事件爆發不久，羅斯福總統就說服參眾兩院乃至於持反對意見的駐華大使高斯等人，使“予中國五億美元財政援助的提議，經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並成為法律”。為安撫蔣介石決心抗日，遂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電告中國政府。
其次，蔣介石通過和美國在軍事上結盟，利用未來史迪威參謀長這個砝碼抗衡英國。一九四一年，英軍高級將領韋唯爾的傲慢和無禮，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首先是損傷了蔣氏的自尊心。他出於亞洲人的特殊心理，對英國在亞洲諸殖民地國家的軍事慘敗——尤其是新加坡棄守失陷，八萬盟軍舉起白旗向日本投降，是懷有某種幸災樂禍的心理的。這是因為近兩個世紀以來，英國人在亞洲作威作福，形象不佳，英國軍人不可戰勝的神話由此破滅了。換言之，照此發展，英國人從亞洲“滾出去”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蔣介石作為一位統觀亞洲戰局的戰略家，他知道新加坡的陷落對英國而言，必然造成無法控製的災難。接下來，日本戰爭的矛頭一定會指向英屬澳大利亞和緬甸，一旦緬甸失守陷落，英國在亞洲最大的利益所在地印度就失去屏障；萬一德國在北非和中東得手，繼而再揮兵東指，和日本共同造成東西夾擊之勢，印度就難以確保無虞了。因此，蔣介石胸有成竹地暗自說：
“無需我再主動，傲慢無禮的英國人會主動找我求救的。”
戰爭態勢完全如蔣介石所預料的那樣發展著，隻是比蔣氏所估計的更糟、更快。換句話說，英國設在東南亞屬地的防線未經幾個回合的較量，就被入侵的日本軍隊全部摧毀了。接著，被稱之為“馬來亞屏障”的北部要點緬甸，一月十五日被一支日本先遣隊從南部突破。“這支先遣隊從泰國沿古代步兵和皇帝的象隊走過的山路進入緬境。配備現代化運輸工具和火炮的部隊通常難以通過這一地區，但入緬日軍以持不同政見的緬甸民族主義分子為向導，正向毛淡棉挺進。”
這時，曾被韋唯爾將軍拒之門外的中國軍隊突然變得受歡迎起來。英國正式提出請求，希望蔣介石派軍隊入緬，守衛東部邊境的撣邦，以便換下那裏的第一師去保衛仰光。丘吉爾結束阿卡迪亞會議回到倫敦以後，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令人驚訝地向參謀長委員會宣布說：“我認為，保持滇緬公路的暢通是一個比堅守新加坡更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如讓滇緬公路落入敵手，必將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我們與中國的聯係就會被切斷”。從此，“保持與中國的聯係”第一次變得重要了。
英軍已成驚弓之鳥，不戰而潰的殘兵敗將使日軍驚奇地歎道：“英國馬大，英國兵腿長，我們拚命追都追不上。”由此可見戰爭態勢是何等快地向前發展！不久，英軍失去緬甸戰略要地毛淡棉，日軍距離作為仰光正麵最後一道屏障的錫當江隻有一百英裏了。可是，在此拱衛這道防線的英軍隻有一個步兵師，且是由一個印度旅和一個緬甸旅組成，還在退出毛淡棉的途中受到重創，已經大傷元氣。怎麽辦呢？無兵可調的英國佬隻好收起紳士派頭，違心地請求中國派出入緬的遠征軍，同時，還請求美國駐重慶的軍事代表團馬格魯德將軍從旁勸言，力促中國入緬遠征軍盡快揮師南下，阻止日軍攻陷仰光，斷其滇緬公路的運輸。
但是，英國的那位韋唯爾將軍依然是醉死不認那四兩酒錢，他決不相信中國軍隊能夠阻止日軍入侵緬甸，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戰略主張：“棄緬保印，盡快撤出英軍。”並得到了身在緬甸的英軍將領的支持。英國首相丘吉爾從全球戰略大局出發，聽從羅斯福總統的勸告，斷然拒絕了韋唯爾將軍的建議，毅然派出英國名將亞曆山大接替胡墩出任英軍司令，確保緬甸無虞，同時，命令韋唯爾將軍再次請求蔣介石派出入緬遠征軍。韋唯爾將軍雖然不敢抗拒首相的命令，但他仍然心懷疑慮，難改初衷，堅持不向中國入緬抗日的遠征軍提供急需的運輸車輛和燃料、給養等物品，有意調集全部車輛和大批工兵、民工、器材，去搶修通往印度的公路，以應他日自緬甸撤出英軍之用。
韋唯爾將軍再三主動求援，的確是讓蔣介石出了一口窩囊氣。蔣氏為確保滇緬公路的暢通——自然也有作個姿態給美國人看的意思，遂下令調陳納德將軍統帥的航空誌願隊部分戰鬥分隊移往仰光協防，同時，著手編組中國入緬遠征軍，臨時改用羅卓英將軍率領第五軍（杜聿明）、第六軍（甘麗初）、第六十六軍（張軫）待機分道援緬，並指示“第六軍集中芒市、遮放、龍陵，候英方派車接送入緬”。
隨著日本人對東南亞尤其是對緬甸入侵的節節勝利，緬甸和印度掀起了反英民族運動。其中印度在民族英雄、國大黨精神領袖聖雄甘地的領導下，再一次把民族獨立運動推向**。羅斯福總統深恐印度的人民會向日軍敞開大門，再次要求英國對印度的要求作出讓步，“但是英國人拒絕許諾在戰後給予當地人民獨立或自治領地的地位。他們認為，如果隻有拋棄帝國才能打敗日本，那麽抗日對他們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就這樣，英國和美國在廢除殖民主義政策方麵陷入了嚴重的對立。自然，聖雄甘地領導的如火如荼的民族獨立運動，和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政策的矛盾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地步！
蔣介石作為一代縱橫之才，完全清楚英、美、印之間這種難以調和的矛盾。他一方麵要確保中國的南大門——緬甸和西南大門——印度成為日本入侵的兩道屏障，另一方麵還渴望扮演所謂國際角色，促成聯印抗日的國際統一戰線形成，於是學著當年孔明東下吳國的樣兒主動兩飛印度，和聖雄甘地及其國大黨的其他領導舉行了多次會談。
出乎蔣介石所料的是此行結果事與願違，印度國大黨的領導人不僅沒有被他說服，聰明的聖雄甘地反而利用他的訪問向英國施加壓力。同時，聖雄甘地為了說服蔣介石支持印度獨立，尖銳地指出：“蔣介石自己在盟國那裏受到的待遇，就說明蔣的論點沒有多少意義。”最後，深諳縱橫之術的聖雄甘地一針見血地說了如下這句話：
聖雄甘地的這句話刺到了蔣介石的要害處，蔣氏作為一位民族主義者也產生了極大的共鳴。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英國人公然搶奪運抵仰光的美援物資以及韋唯爾將軍對自己的無禮等往事，猝然一改訪印的初衷，決計利用印度風起雲湧的反英態勢，狠狠地敲打一下英國人的傲慢。幾經深思，他指示中國駐英大使轉告丘吉爾首相：“印度的軍事和政治形勢使我感到震驚”，如果目前形勢不能“迅速得到改變”，日軍入侵的危險將與日俱增。為了盟軍在東南亞和太平洋的整體利益，他建議給予印度人真正的權力，滿足其民族獨立的要求，這樣或許能夠阻止日軍繼續入侵。
丘吉爾這個冥頑不化的大英帝國代言人聽後十分生氣，斷然且又藐視地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
也就是在和聖雄甘地等國大黨領導人會談期間，蔣介石獲悉美國決定把中國拒於英美軍火分配委員會之外，並為此耿耿於懷。因為這將意味著蔣介石無權調用盟國——主要是美國——援助中國戰區的軍用物資，並由此必然引起未來和史迪威永不調和的矛盾。他思前想後多時，遂決定把聖雄甘地和他會談的內容通知時在美國的外交部長宋子文，並由宋子文代為轉達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表達他的憤懣和不平，他同時還讓宋子文轉達如下這段話：
“我們在戰爭最艱難的時候受的待遇尚且如此，那麽在戰爭後的和平會議上，中國的地位又將如何呢？”
羅斯福總統始終懷有——也僅僅是懷有平等待蔣的良好願望的，他多次明確表示以所有戰區平等的原則對待中國。然而在給予中國戰區軍援——尤其是大宗的租借物資等實質性的問題方麵，他就不能不聽駐華大使高斯以及中國問題專家關於中國政府極端腐敗的忠告，擔心美援物資被中飽四大家族所代表的軍政要人的私囊，而於抗擊日本侵略無補。因此，他依然未給蔣介石分配軍用物資的權限。
就在蔣介石訪問印度期間，他獲悉“據英代表請求，仰光情況緊急，請速派第五軍入緬”的消息，遂審時度勢，密電指示他的心腹愛將和得意弟子——第五軍軍長杜聿明將軍再次動員入緬，“所有野炮、戰防炮均應隨同出發，裝甲兵團先做出發準備”。至於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事宜，待他回國之後再定。
蔣介石就要結束訪問印度回國了，駐印盟軍英方的外事人員告之史迪威將軍一行就要飛抵印度，請示蔣委員長在何處晤麵。蔣介石非常懂得所謂下馬威的作用，遂以大國領袖的口吻淡然地答說：
“我知道了！史迪威將軍晉見我最好的地方是中國，要麽就在緬甸戰場。”
新德裏始建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大英帝國為了顯示對印度享有的至高至尊的統治權而建造的新首都，“其布局當然宏偉雄觀，寬闊的空地，通往各政府大廈的很好的街道，市容十分齊整”。史迪威在此停留的目的，主要是想通過英方了解緬甸戰場的態勢和有關的情況。為此，他參加了總司令舉行的一個會議。史迪威的日記記載說：“這個總司令部很大，足以容納我們的陸軍部”；“房間坐滿了（英國的）中將、少將和準將等軍官。我發言後便開始提問，除軍需官外沒人了解任何情況。他們將著手采取行動，但於事無補……令人傷腦筋的是，在緬甸的軍需品隻剩下很少一些了，他們將轉向左翼，向北撤退”；“有關英國人的消息還是老一套。沒有傷亡，沒有戰鬥”……
總之，駐印英軍高級將領給史迪威的第一印象實在是太差了！這裏的人們依然“喜歡喝雞尾酒”，可史迪威卻“一直在到處奔走，同各方麵進行聯係，熟悉……必須與之打交道的諸多機構，忙得焦頭爛額，以至於連日子也搞不清了”。他為了盡快進入臨戰的狀態，遂決定告別娛樂升平、燈紅酒綠的新德裏，飛往加爾各答會見韋唯爾將軍。
韋唯爾將軍與史迪威同庚，是一位職業軍人。他身材魁偉，性格內向，常常令人生畏地一言不發。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比利時伊普雷夫戰場上失去了一隻眼睛，人送綽號“獨眼將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他在中東先打了勝仗，繼之又在中東敗北，令他沮喪。不久，他又調往印度擔任總司令。現在，由於馬歇爾將軍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提出每一個戰區內的盟軍實行統一指揮，他又被任命為爪哇至緬甸大約二千英裏範圍地區的司令，在“一片難以防守和正在腐爛的陣地上，抵擋日軍計劃十分周密的猛烈進攻”。
韋唯爾作為一名軍事家清醒地知道：他這位被倉促任命為英、美、荷、澳聯軍司令所統帥的部隊已成驚弓之鳥，很難抵禦日本軍隊的進攻。就在新加坡陷落的第二天，他曾經給丘吉爾發了如下這則悲觀的電報：“失去爪哇，雖然無論從哪一種觀點來看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但並不是致命的打擊。因此不應作出努力來增援爪哇，這樣做可能危及緬甸和澳大利亞的防禦。”結果，爪哇不久陷落，韋唯爾將軍不幸受傷。
英軍在緬甸根本就談不上防禦，加之緬甸人民仇視英國殖民主義者，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擋日軍沿著錫當江朝仰光推進。這些“英國佬”認為如日本逼近仰光，切斷縱貫南北的鐵路線，自己連安全撤退都來不及了。因此，他們想的是如何盡早、盡快地向印度撤退。接著，毫無鬥誌的英軍在錫當江大鐵橋遭到毀滅性的慘敗，進一步加速了大英帝國在緬甸的崩潰。就在日軍逐漸縮小包圍圈，用機槍掃**守橋的英屬印度軍的時候，駐守緬甸的英軍司令部作出決定：炸毀錫當江大鐵橋。
二月二十八日，負傷的韋唯爾將軍終於從即將失陷的爪哇飛到了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是印度的前首都，記錄著印度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民族的恥辱。由於英國把首都遷往德裏，這裏的市政建設處於停滯的狀態，古老的房屋年久失修，狹窄的街道擁擠不堪，使得這座通往緬甸的古城真是肮髒極了！史迪威驅車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趕到機場，見到了大敗歸來的韋唯爾將軍等人。他發現這位盟軍司令“疲憊不堪，情緒沮喪，完全被打垮了”。旋即，他陪同韋唯爾將軍驅車趕到政府大廈，在陰暗的餐廳裏一邊用餐，一邊聽韋唯爾講述盟軍三個月來的敗績。最後，這位英國的“獨眼將軍”哀歎：
“大勢已去，不可逆轉了！”
誠如前文所述，由於曆史的原因，史迪威就像許多美國人那樣對英國人懷有惡感。現在，他終於見到了“講排場，比資曆，會享受”，但一見到日本人就投降逃跑的英國將軍，昔日的惡感一下變成了鄙夷的情緒。所以，他邊聽韋唯爾大言不慚地講述自己“走麥城”的軍事敗績，邊幸災樂禍地想到了這樣一句話：“英國佬終於威信掃地了！”然而當他想到自己未來在緬甸的使命，就又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提問：
“在緬甸戰場上，英國軍隊為什麽會失敗得這樣慘呢？”
“簡單地說，我們英國軍隊從未受過熱帶叢林戰的訓練，行軍離不開車輛和公路，又不會步行作戰，實在對付不了日軍的路障戰術。”
“日本和英國在地球上的緯度相差不多，為什麽日本的軍隊能適應緬甸的熱帶叢林戰呢？”
“一言難盡。”韋唯爾頻頻搖頭，連連喟歎，不知該如何回答史迪威的提問，最後，他無可奈何地想了想說，“等你到了緬甸戰場就全然明白了！”
史迪威實在不滿意這種回答，但又不想過多糾纏這種難題，遂又轉移話題：
“仰光能守得住嗎？”
“必須放棄！”韋唯爾斷然說罷，用一隻眼睛看了看震驚不已的史迪威，複又加重口氣地說道，“就是中國軍隊能趕到仰光，也挽救不了這座城市的陷落。”
“我們為什麽不主動進攻呢？”
“你有所不知，緬甸山區的密林和瘴癘構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要通過這些山區發動一場進攻戰役，在軍事上講是不可能的。”
韋唯爾不知該如何作答，很不情願地點了點頭。
“那我在緬甸的使命是什麽呢？”
“你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去詢問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吧！”
史迪威懷著極其複雜的情感，告別了敗軍之帥韋唯爾將軍，由印度的加爾各答搭機東飛，按照預先約定，赴緬甸臘戍晉見指示軍機大事的蔣介石。他步出飛機，見到前來歡迎的竟然是中國軍界老友商震將軍，二人十分親熱地擁抱在一起。
商震，字啟予，於一八八八年生於河北省大城縣苦水霧村。商震甫離繈褓，其父就為仇家所殺，其母貧苦無依，隻好攜兒女改嫁。這在商震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難以泯滅的烙印。他十七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並加入同盟會，後因“煽動革命”被校方開除，從此開始了戎馬倥傯的軍旅生涯。他先後參加灤州起義、護國討袁，並成為晉中名將。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和史迪威相識，並結下了深厚的私誼。中原大戰結束之後，商震歸附中央，先後出任河北、河南等地封疆大吏。全麵抗戰之後，他轉戰各地，後調重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他率領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飛抵仰光等地，作為期兩月的軍事考察，寫下了洋洋三十萬字的報告書，可惜不為英方重視，致使東南亞諸國——尤其是緬甸戰局慘敗。時下，他因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而被選為高級幕僚，陪同蔣介石出訪印度，接著又作為前考察團長隨蔣介石來緬甸臘戍為遠征的將軍們鼓氣。他和史迪威相見過後，指著一位年過半百的將軍介紹道：
“這位是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團長林蔚將軍。”
史迪威並不認識林蔚，但他在美國時就從有關材料獲悉，林蔚是浙江人，為蔣介石的“鄉黨”，多年以來都受到蔣介石的寵信，曆任軍界要職。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他作為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副團長輔佐商震將軍考察。不久，應英國方麵的要求，中國為共同防守滇緬公路成立軍事委員會駐滇參謀團，林蔚被任命為團長，負責籌劃中英有關作戰事宜。聰明的史迪威早就知道，未來他在緬甸指揮作戰的軍事協調人必然也是這位林蔚。因此，他主動地握住林蔚的手說道：
“希望你我合作愉快！”
“一定會愉快的！”林蔚有些刻板地說罷，轉身指著一位洋派頭的書生，“他……”
“是我的老朋友，我國哥倫比亞新聞學校的畢業生董顯光！”史迪威轉而握住董顯光的雙手，操著英語半開玩笑地說，“老弟，官運亨通啊，都當上了副部長了！”
史迪威原本就不喜歡董顯光，他認為董是中國虛假誇張的戰報的製造者。這次戰地相見，不知出於什麽原因他“非常厭惡這個人”，並進而寫道：“油滑，虛偽，他表麵上對我的到來感到很高興。”
這時，中國駐緬甸軍事代表侯騰少將主動晉見史迪威，旋即引史走到一輛軍車跟前，指著一位年輕的陸軍上尉介紹：
“他姓王，在我手下任參謀。”
王參謀向前跨出一步，雙腿並攏，舉起右手，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算是向史迪威晉見的禮儀。
史迪威先是一怔，繼之是麵色沉沉，並蹙起眉頭，用一種鄙夷的口氣，直接用漢語毫不客氣地問道：
“你是哪位大官的子弟，能有機會到緬甸來當份好差事？”
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這位年輕的王參謀猝然變色，就像是受到了極大的人身汙辱，怒目而視，不肯答話。
“孩子，難道我說得不對嗎？”史迪威緩和了一些口氣，依然是驚詫地問道。
“不對，他是一個平民的兒子。”侯騰唯恐王參謀當場發作，說出一些不禮貌的話來，便匆忙代為答說。接著，他又指著王參謀下頜的傷疤說道：“他雖然年輕，打仗卻很勇敢，日本鬼子還在他臉上留下了這個印記呢！”
史迪威邊聽邊審視王參謀的表情，微笑著點了點頭，並主動地用力握住王參謀那隻很不情願的手，頗動感情地說道：
“好孩子！今後跟著我再狠狠地揍日本鬼子這些狗娘養的！”
王參謀沒想到這位洋將軍會如此粗野地罵日本鬼子，禁不住笑了。他轉身打開後車門，請史迪威上車。
史迪威滿意地笑著搖了搖頭，出乎眾人所料的是他親手打開了前車門，坐在駕駛室司機旁邊的空位子上，待他的副官以及侯騰坐在後排座位上，他拍了拍王參謀的肩膀，近似下命令地說道：
“開車！”
汽車行進的沿途，史迪威就像是一位老練的汽車教練，仔細地觀察王參謀的操作，滿意地點了點頭。不時，他又和氣地問王參謀：
“孩子，你這麽年輕就同日本鬼子打仗，不怕嗎？”
“不怕！”王參謀就在這不長的接觸中，發現史迪威這位美國將軍沒有官架子，是位可愛的老人，方才心中的餘慍頓釋。他一邊小心開車，一邊扼要地述說在緬甸作戰的見聞，很快就到了蔣介石夫婦下榻的波特酒家。他熟練地刹住車，客氣地說道：“到了。”
史迪威這位戰場上的老兵，最喜歡聽的話題就是戰爭，而最愛交的朋友則是下層官兵。他走下汽車，轉身對侯騰說道：
“我們沒有談完，回頭再叫他開車送我好嗎？”
史迪威隻在一九三九年見過蔣介石一次，且隻有十五分鍾，蔣氏給他留下的印象實在是不佳。但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遠在保衛大武漢的時候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稱她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的人”，發現她“非常有魅力、聰明、誠懇”。在這次會見以後，史迪威成了常向宋美齡獻花的人。這次，史迪威在緬甸臘戍拜見蔣介石和宋美齡，不知是否對未有準備一束鮮花獻給宋美齡感到遺憾，但是，他確實急切想見到未來的頂頭上司——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親自聽聽蔣氏對緬甸戰局的看法。因此，他未等蔣介石訓完話，就親自上樓，在樓道裏聽到“蔣介石尖細、迅速而不連貫的聲音”。令他驚疑的是，“樓上極其安靜”，偶爾可聞“聽眾輕輕的耳語聲”。
蔣介石結束了訓話，熱情地歡迎他的美國參謀長。出乎史迪威意料之外的是，這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熱情地寒暄過後，就以命令的口吻說道：
“你我的司令部在重慶，等回到那裏再研究緬甸的戰事。”
“那你和夫人……”
“現在就動身回國。”蔣介石打量了一下震驚不已的史迪威，“你也立即乘飛機去重慶。”
史迪威大失所望。但是，他畢竟是一位職業軍人——唯上司之命是從。所以他猝然換做另一種表情，幾乎是本能地答說：
“是！”
五
史迪威主動趕到緬甸臘戍“朝聖”，沒有想到會遭此冷遇，心中的確是十分的不高興。
但是，當史迪威的觀念由西方轉為東方，尤其是想到中國森然的等級傳統——官大一級壓死人，又認為中國當代的“通天教主”——蔣委員長給來自異國的臣屬一個下馬威是在情理中的。他隻好把美國人的高傲和自尊人為地收斂而起，委曲求全地服從蔣介石的意旨。然而當他想到未來和這位委員長的合作，竟然想起了“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這句中國話，一種不祥的預感打心底生起，似乎中國戰區未來的前途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史迪威畢竟是一位典型的美國軍人，他的心中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和推不倒的心理障礙。他想到自己此行使華的任務，尤其是想到羅斯福總統授給他的諸多權力，又感到這些所謂的困難和心理障礙不翼而飛了。就在蔣介石和宋美齡驅車離開波特酒家不久，他也坐上了王參謀駕駛的汽車趕往飛機場。
史迪威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位政治家，因為他最厭惡上層社會——尤其是中國當政閣僚們的清談和應酬，他認為除去看到他們用微笑的麵紗掩飾其虛偽以外，任何真實的情況都聽不到！另外，史迪威一直堅信中國戰區未來的希望在於下層官兵，也唯有這些血灑疆場的下層官兵會說老實話。因而當他獲悉王參謀於元月初就隨英印第十七師在緬甸作戰之後，遂主動地問起了駐防緬甸的英軍和日軍交戰的情況。
“將軍此來是參加抗日的，也是來挽救緬甸的，請恕我直言，緬甸的病根在英國。早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韋唯爾拒絕中國派兵入緬的事件發生之時，緬甸的敗局便已注定。眼下，如果英國決心守緬，願同中國並肩作戰，那就應該趕快建立中英聯軍統帥部，策定統一的作戰計劃，實行統一指揮，切實改進交通通信和後勤保障工作，加強民防和空防，把緬人和華僑組織起來，切實肅清緬奸、日諜，妥善安置難民，確保後方安全，免除後顧之憂；就戰術而言，當前，應迅速集中我軍主力……整頓態勢……乘日軍兵力分散，增援未到之機，由同古轉移攻勢，先吃掉第五十五師團，再會攻第三十三師團，收複仰光，準備迎擊敵增援兵團。現在是戰機難得，稍縱即逝，關鍵在同敵軍搶時間、爭速度，誰能製敵機先，誰就能取勝。我年輕無知，但傷敵不敢後人。說得不好，請將軍諒察。”
史迪威認真地聽著王參謀對緬甸戰局的分析，不時下意識地點點頭，他似乎從這個小小的連級參謀的言談中看到了中國戰區未來的希望。機場到了，史迪威從沉思中回到現實，他輕輕地拍了拍王參謀的肩頭，笑容可掬、非常慈祥地說道：
“我的孩子呀！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倒很有見識，你說得在理，我會記住你的。”
史迪威告別了臘戍，改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中國，曆經兩個小時的飛行，DC—3型運輸機降落在昆明機場，史迪威旋即換乘轎車去農學院美國航空誌願隊，下榻在他未來在華工作的政治和軍事對手克萊爾.李.陳納德的房間，準備和這位在中國鼎鼎大名的“飛虎隊”隊長進行工作會談。
陳納德於一八九三年生於美國得克薩斯州，是一名陸軍航空隊上尉，他以高超的飛行技術贏得了“飛行雜耍表演大師”的稱謂，又因反對傳統的航空作戰理論，撰寫了《防禦性追擊的作用》一書而獲罪於上司，再因他桀驁不馴的個性不得不以上尉的軍階退役。
不久，陳納德接待了一位中國航空專家毛邦初，毛稱道陳納德的飛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表示願與他簽訂去中國教學的合同。盧溝橋事變前夕，陳納德受聘來華，但不是當飛行教員，而是出任宋美齡主持的航空委員會的顧問。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齡雍容華貴的風度令陳納德折服：“這是一次難以忘懷的會見……以後我要稱呼她‘公主’。”
中國全麵抗戰爆發以後，陳納德以他那豐富的飛行經驗在卓有成效地提高中國空軍的戰鬥力。同時，他在中國也找到了異性知音——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而這時的蔣介石“對其期望並不很高，讓陳主持在南昌的戰鬥機訓練。陳納德卻由此切實了解了中國空軍的實際作戰能力並向蔣介石作了如實匯報。這與蔣介石根據部下報告而對中國空軍實力作出的過高估計相差甚遠，使蔣受到很大震動。陳納德因此贏得了蔣的初步信任”。
陳納德為了幫助中國抗擊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同時也為了實踐他積累多年的飛行作戰理論，毅然回到美國，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四處遊說、八方求援，終於說服美國同意組織美國航空誌願隊。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陳納德“第一次有了需要用來打敗日本人的一切東西”——預訂的一百架中的六十八架P—40型飛機，三十二架“戰斧”式飛機以及所需的飛行員、地勤人員、醫務人員和行政人員。
也就是在這當口，作為總統戰略顧問的馬歇爾參謀總長不想讓平民——退役上尉陳納德來指揮任何一個空軍作戰單位。他明確要求：
一、誌願隊能否作戰統由美軍事代表團或另一特別指定的代表團來決定；
二、誌願隊應由有經驗的航空人員指揮和擔任領導職務。
稍有軍事常識的人一看便知，這實際上限製了陳納德應該享有的權力。
陳納德或許懂得中國這句軍事名言：“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或許自恃在中國有蔣介石夫婦做堅強的後盾，他不管美國軍方的訓示，依然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空軍作戰理論和既定的計劃進行嚴格訓練。為了隱蔽目標，P—40型飛機全部漆成草綠色，喜歡標新立異的美國飛行員又在每一架飛機上畫了一個鯊魚的笑口，再加上一隻邪惡的眼睛，算做美國誌願隊的標誌。同時，陳納德把誌願隊編為三個飛行中隊：第一中隊命名為“亞當和夏娃隊”，第二中隊叫“熊貓隊”，第三中隊叫“地獄裏的天使隊”。從此，美國航空誌願隊在中國正式開張。
陳納德在接到日本進攻珍珠港得手的消息之後，憑著軍人的敏感和美國人的自尊，認為狠揍日本鬼子的時機到了，他立即命令美國航空誌願隊進入戰備狀態。接著，應蔣介石所請，他悄悄把三個中隊的飛機自緬甸同古飛到昆明，突然騰空迎頭痛擊日本轟炸昆明的飛機，並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從此，日本飛機再也不敢光顧昆明上空顯其威風了！
不知何故，中國老百姓稱這些畫有鯊魚標記的誌願隊為“飛虎隊”，而且這個名稱很快通過新聞媒體傳遍海內外。對此，陳納德弄不明白，並寫下了如下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