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002
對於大型曆史劇《屈原》的創作全過程，王昆侖是知之甚詳的：“為了擊敗國民黨的反共高壓政策，打擊國民黨的反動氣焰，中共南方局及周恩來同誌製訂了以郭沬若為旗幟，以戲劇為中心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而《屈原》就是郭沫若同誌貫沏這一鬥爭方針的結果。同時，王昆侖也知道周恩來同誌為《屈原》一劇傾注了很多心血，並對“有人說劇本不符合曆史真實，屈原是否革命詩人，應如何評價”非難，都給予了明確的答複。因此，王昆侖對於官方的指責堅決地頂回去了對於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主人士作了必要的說服和解釋郭老的《屈原》政治意義是很強的，正麵表現了屈原反對民族的敵人勾結投降派的鬥爭……郭老不是在作生硬的比喻，而是借題發揮，把鬥爭的矛又指向賣國投降的反動派。”
為了阻止聖戰中的這股反動的暗流——“寧渝合流”，堅定抗戰必勝的民族決心，王昆侖借總結近代革命的曆史教訓，告誡當代的人民：妥協投降是沒有出路的！遂寫下了長篇論文《三民主義革命者的曆史試煉》。文章一開始就以震聾發聵的聲音吼道：“炮火血肉在試煉著整個的中華民族。炮火血肉在試煉著每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接著，他又以勿容置疑的口氣指出：“抗戰這一新的曆史教訓則要考驗一下中國民族能不能獲得新生。同時也要考驗一下三民主義的革命能不能完成它最後的任務，使中國民族獲得新生。”他在這篇長達萬餘字的論文中，以極其豐富的近代史知識回顧了嚴酷的革命教訓，指出一切改良派是沒有出路的，一切投降派是注定要失敗的！最後，他不指名地正告玩弄“寧渝合流”的蔣介石
“民賊是決不能免於滅亡的！動搖，投機，虛偽，自私，落伍，開倒車是決不能免於暴露的！為了中國民族的前途，為了中山先生的事業，每一個三民主義革命者都挺起胸膛、走上新時代護大考場罷！隻有認識曆史的人才能推動曆史，曆史會把一切叛徒櫛弱者淘洗得幹幹淨淨。”
郭沫若的史劇《屈原》中的《雷電頌，隻給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昭示了愛國詩人的理想；王昆侖的憤筆疾書的雄文，也僅僅是向霧重慶的各界人民播揚自己抗戰到底的決心。但他們都未能打破蔣介石製造的政治重壓：“皖南事變後的一段時期，重慶的政治空氣很沉悶。”為此，中共南方局找到王昆侖等人，希望尋找一種政治形式，給這政治空氣異常沉悶的重慶注入一些活力。衛昆侖等人“通過一些媒介分別交換意見，打算組織一個經常性的時事座談會。”誠如當事人所說：“他們同南方局的領導同誌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聯係，他們這些想法，也是分別受南方局領導同誌的啟發和幫助才產生的這就是民主同誌座談會的緣起。
關亍民主同誌座談會的性質和任務，當事人甘祠森同誌做了如下回憶：“座談會隻談國際國內的事不談其他。以第一次參加座談會的人作為基本成員，以後可以由基本成員帶人參加。參加座談會的人以國民黨上層人士為主，也可邀約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但國民黨頑固派和特務不能參加。帶人參加者對所帶的人在政治上要對座談會負責，至少保證他所帶的人是不會出賣朋友的人。”參加第一次座談會的基本成員有：王昆侖、鄧初民、高崇民、閻寶航、許寶駒、於振瀛、甘祠森等十四人。聰明的讀者一看這幵列的名單，就會很自然地想到：怎麽和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員差不多呢？事實也的確如此，由於這兩個組織的性質和任務不同，所以核心成員雖然相同，但所完成的曆史使命卻是迥然而異的。
由於“參加座談會的許多人，分別具有較豐富的政治經驗，較多的知識，較廣泛的社會關係，所談內容都不是空泛無味的，有些見解很有特色。座談會上還反映了在一般場合聽不到的情況，所以大家願意來，有些人甚至把參加座談會當作自己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座談會的人員增加到一百多人，其社會影響是很大的。對此，董老曾笑著對甘祠森說過這樣一段話：
“你們這個座談會搞得很好嘛。抗戰的勝利，民主的實現，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們交了許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對我們黨的支持嘛！”
這也就是南方局對民主同誌座談會的評價。
與此同時，為落實周恩來同誌發出的“發動一切進步民主力量來衝破敵人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統治”的號召，王昆侖又支持曹孟君接受鄧穎超同誌交給她的創辦一個公開的進步婦女雜誌的任務。經過曹孟君同誌多方交換意見，串聯了一批誌同道合的同誌，組成編委會，並籌備創刊資金，於1943年元旦創刊了《現代婦女》。這本月刊雜誌不僅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給的各個曆史時期的任務，而旦還使我們的立傳者王昆侖一舉成了各方人士都關注的紅學專家。
王昆侖成為紅學專家，是有其遠因和近因的。誠如他自己生前所說：“我最初讀《紅樓夢》是在六十多年前，當時我十來歲，是北京大學預科的學生。那時，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胡適之也在那任教，他倆都對《紅樓夢》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我卻毫不在意，隻是一股腦兒地沉浸在《紅樓夢》所表露的豪情柔意，悲歡離合之中，壓根兒就不去理會什麽索隱派與考證派等等等。”這說明王昆侖在少年時期就被《紅樓夢》的藝術魅力所俘獲，是為遠因。說到他因支持《現代婦女》一舉成為紅學專家的近因，他自己在多年之後寫了如下這段話：
“當時，在重慶有一份雜誌叫做《現代婦女》，它是一些進步婦女辦的，也經常受到黨的關懷與愛護，我的妻子曹孟君曾在編輯部工作，1943年春天，《現代婦女》很想發表一些文藝方麵的文章，曹孟君希望我為它寫一點東西，於是我開始重讀《紅摟夢》。此刻的我已不複是青年時代的我，經曆了一些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因此《紅樓夢》吸引我的，也不再是悲歡離合的情節，而是一些生動逼真的形象，特別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壓迫最底層的女奴與女伶，其中特別吸引我的是晴雯。”
但是，王昆侖在寫《紅樓夢人物論》係列的時候，列在他寫作首篇的卻不是特別吸引他的凊雯，而是以《花襲人論》作為他的開篇。這個中的原因是什麽呢？他在晚年曾向讀者坦言：“我和許多人一樣喜愛晴雯，但什麽是晴雯的動人之處呢？她和襲人都是怡紅院的大丫環，都是賈府的奴隸。論美麗，襲人與她不相上下；論性情，襲人溫柔和順，晴雯是塊暴炭，火熱而又暴烈；講工作，襲人是謹謹慎慎，細致負責，而晴雯幾乎是沒有太多的表現；論處世，襲人對卑躬屈膝、諂媚逢迎的賈芸，尚且親處奉茶，而晴雯隻要不高興，連黛玉姑娘也吃過她的閉門羹。然而，像這樣一一比去，原來襲人與晴雯雖同是女奴，卻有著各自不同的靈魂：一個是為了爬上半個主子的地位，不惜踐踏別人的奴才；一個是為奴而不服奴的卑賤，終於付出了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我為著了解晴雯而懂得了襲人，為著讚美晴雯而剖析了襲人，所以先寫《花襲人論》，以做第二篇《晴雯之死》的鋪墊。”正如王昆侖晚年追憶當年寫作《紅樓夢人物論》社會背景所說的那樣：“在抗日戰爭形勢下的重慶，不但日本帝國主義給了我們很大的威脅，而且蔣介石為首的政權也給人民以很大的壓力。具體說，普通人民沒有思想、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我當時的反抗、優鬱、難以說明的情緒，不期然地想起《紅摟夢》這部書來，也就是想借此發泄胸中的鬱悶。”因此，王昆侖所寫的《紅樓夢人物論》不僅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更重要的是還有著極強的政治傾向。換言之，它還有著針砭時弊的現實意義和戰鬥品格。再加之王昆侖在國民黨中那顯赫的政治地位——自然也為著長期戰鬥的策略性，發表這一組文章時，采取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用過的“真事隱”的筆法，隱去真名王昆侖，署名太愚。
也或許是王昆侖筆下的《紅樓夢》人物太別具一格了，自第一篇《花襲人論》問世以後，山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等都在傳閱，都在議論太愚到底是何人？對此，王昆侖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之後，還不無感慨地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當時由於環境，不得不用“太愚”的筆名，然而還是泄漏了機關。於是一方麵是責備：居然搞起紅學來了，什麽目的？影射誰的？另一方麵是支持，認為用這種辦法來評論一部文藝作品，特別是《紅樓夢》，也有些新穎可取之處。特別使我受到鼓舞的是總理的關懷。總理在那樣艱苦的鬥爭環境，在那麽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個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他不僅看了，而且還讓《新華日報》發了報道。
也就是在王昆侖發表《花襲人論》前後，蔣介石又發動了第三次反共**。事有巧合，當山城正在私議太愚是何人的時候，周恩來於是年5月24日接中共中央書記處來電：共產國際解散，黨中央將討論中國的政策，請周恩來即回延安。周恩來行前秘密召見了“小民革”的核心成員，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蔣介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在山城製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後，他握住王昆侖的手，深情地說了這樣的話：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寫的《紅摟夢人物論》帶回去，給那邊的同誌們看看。”
王昆侖聽後一怔，在他的思想中，延安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為中華民族的興亡工作著，誰會看他寫的《紅樓夢人物論》這種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搖搖頭說：
“不要帶它吧？那邊的同誌誰會看這種東西呢？”
“會有很多人看的，”周恩來十分鄭重地說，“我可以告訴你，起碼我們的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
說到周恩來同誌在重慶的作用，說到延安在王昆侖心中的地位，他晚年曾說道：“1943年的重慶受著極度的政治高壓，窒息得令人喘不過氣來。此時的延安便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漫漫黑夜裏的北極星，而周恩來同誌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便是航行在暗礁險灘中船隻的導航燈。”當他回憶起周恩來這次特殊的接見，王昆侖懷著感激的心情寫下了這段文字：
這一切對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沒有打算係統地寫下去，此時欲罷不能，於是便在車上枕邊一遍又一遍地閱讀《紅樓夢》，在工餘會後一篇又一篇地寫評論人物的文章，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國民黨開六全大會，當時，由於我在一次會議上對蔣介石提出質問遭到他的迫害，政治處境非常惡劣。所以我把寫作也當作是一種鬥爭的形式，在四年內連續發表了十幾篇。
這就是王昆侖寫《紅樓夢人物論》的起因和過程。而結集出版則是抗戰勝利後王昆侖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韓侍珩（即安排丁玲出走的人）辦了一個書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將他寫的這十幾篇評論《紅樓夢》人物的文草出了單行本，即《紅樓夢人物論》。
《紅摟夢》自問世不久，遂成為文壇注目的一部奇書。隨著時代的推移，在清末就形成了“紅學”。待到民國初年，“紅學”家們不同的觀點，已經演變成十分對立的流派。而王昆侖被毛澤東同誌稱為“新紅學”家，他所寫的《紅樓夢人物論》的立論究竟新在什麽地方呢？對此，王昆侖認為：“一個偉大作家總是忠實地反映著自己對於現實社會所取的態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寫的人物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參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鬥爭，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現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對的。他所同情的就是他所寫出的正麵人物，他必然加以頌揚，他所反對的就是反麵人物，他必然加以鞭撻、諷剌或暴露；他對於具有兩麵性的人物，就有讚許，有批判。”這就和清末民初研究“紅學”的兩大派別——索隱派和考證派劃清了界限。加之，王昆侖認為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基本上劃分了人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階級的界限，表現出那些人物所從屬的階級性格”。因而，他是比較早地且又是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的。同時，讀者讀過他寫的《紅樓夢人物論》，基本上能達到如下立論的認同：曹雪芹“對人物的出身、曆史、生活環境的敘述、描寫，一般地都具體、明確，刻畫出他們有血有肉的精神麵貌，對某些人物更寫出他們在生活和鬥爭中的思想傾向和變化過程；我們可以從人物的不同態度認識作者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像王昆侖這樣有著特殊身份的政治家，且乂是處在那樣一個亡國在即的黑暗、獨裁的社會裏，他絕對不會像靜處書齋的學究那樣研究《紅樓夢》，更不會像索隱派、考證派那樣鑽牛角尖式的寫《紅樓夢人物論》他的研究和寫作必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性，也就是他的戰鬥性。舉例說：王昆侖對探春這個人物予以表揚，用他自己的話說：“看來當時的感覺是在極其反動的政局之下，能有一個探春這樣一種人物，實在難得，加以頌揚，而認為這賈府當局竟讓探春遠嫁，是很大的損失。”他的目的是讓讀者們認識到：當時沒落的賈府不能容許探春之存在，實際是反動的家族統治者，不允許為了沒落賈府的複興而改良的探春之存在。而他的真實寓意隨即不言而明：“難道當時假抗戰、真反動的蔣政權竟會容許一個探春式的人物存在嗎？”結論：對蔣政權不要抱幻想，行改良之法是死路一條，唯有推翻蔣政權，建立新中國，中華民族才得以真正的複興！
立論新鮮的論文是會引起理論界的關注，但不會吸引大多數的普通讀者關心。但是，王昆侖的《紅摟夢人物論》為什麽會引起當代讀者——乃至於今天國內國外的讀者的興趣呢？我以為他還有一支生花的筆，為他的這組論文注入了藝術的魅力。對此，位生長在台灣、工作在美國《華僑日報》的女詩人王渝，在八十年代做了如下注腳：
這本《人物論》令我著迷，首先在於太愚和曹雪芹文采一樣繁麗，學識修養一般精博，叫人越讀越體會出論者與作者之間的心心相印，太愚是曹雪芹越過時空的知己。再者就是論者雖然雜學甚豐，卻不賣弄，在評論人物時情理交融，全不流入瑣碎的考證，讀起來舒暢，說服力又強，第三則是論者看法觀點的獨特，不標新立異，而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叫人細細咀嚼後回過味來，餘香滿口，他是個神奇的導遊，讓我們在熟悉的地方看到新風景。
王昆侖寫作《紅樓夢人物論》給他帶來學術上的聲譽。但是，在政治上也為他引來了麻煩。其中《王熙鳳論》刊出以後，在山城引起沸沸揚揚的爭論。其中有人公然責備王昆侖：這篇論文是影射蔣介石的。而這種惡意的責備竟然傳到蔣介石的耳朵裏，使得這位山城的獨裁者大為光。為此，很多好心的友好都為王昆侖捏著一把汗，生怕有不測的事件會落到他的頭上。
但是，王昆侖依然故我地一邊寫作《紅樓夢人物論》，一邊積極地為黨的秘密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
王昆侖寫作《紅樓夢人物論》是在“車上枕邊一遍又一遍地閱讀《紅樓夢》，在工餘會後一篇又一篇地寫評論人物的文章。”換言之，是副業。他的正業依然是參預山城複雜的政治鬥爭，並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給他的各種政治任務。所以，他在寫作《紅樓夢人物論》的同時，還積極組織、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民主同誌座談會的活動，並在民主同誌座談會的基礎上又籌備、成立了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
顧名思義，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是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組織。該組織的緣起，一是蔣介石利用抗日戰爭出現相對平靜的階段，發動了第三次反共**，使得山城的政治空氣欲加沉悶；再是經過半年多的民主同誌座談會的活動，“大家認為建立一個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去團結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分子參加抗日民主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此後經多次分別交換意見，才決定建立一個籌備小組。”該籌備小組核心成員有王昆侖、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朱蘊山等十人，後來大家稱之為十人小組，因惹得蔣介石不高興而出了名。
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曆經多次開會討論，逐步就組織名稱、組織路線、政治主張、組織是否向社會公開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一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重壓，再是十人小組成員的身份非同一般，因此，“入會成員的條件，著重政治傾向較好，政治上可靠和能在政治上發揮作用這三條，特重視政治上可靠這一條”。其政治主張廣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全體，國民黨應立即自動結束黨治，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國家應保障人民身體、行動、學術、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國內一切民主黨派：律處於平等地位”等。可以想見，蔣介石怎麽會喜歡這樣的政治組織？當他獲悉王昆侖不僅參加了這樣的政治組織，而且還當選主要負責人，很自然地加劇了他和王昆侖之間長達近二十年的矛盾。
王昆侖在山城和蔣介石的矛盾是很尖銳的，隻是懾於諸多互相製約的因素一一或者說蔣介石尚未找到處置王昆侖合適的借口，他們間的矛盾一直處於隱而待發的狀態中。舉例說：
蔣介石剛剛抵達重慶不久，還沒從汪精衛叛逃投敵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王昆侖就接任以孫科為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的工作，並對該協會進行了大的改組，把一些共產黨——或讚成共產黨主張的學者、社會活動家全都安插在中蘇文化協會的主要部門，為蘇聯、為中共進行義務宣傳。請看下列名單：
研究委員會主任部沫若
副主任陽輪笙葛一虹雜誌委員會主任王昆侖
副主任侯外廬翦伯讚編輯委員會主任西門宗華副主任曹靖華
婦女委員會主任李德全
副主任曹孟君譚惕吾傅學文財務委員會主任閣寶肮秘書主任洪舫
上述名單，除洪舫一人是國民黨右派之外，其餘所有組織都掌握在共產黨人的手裏。不久，王昆侖根據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又調來靠山較穩的屈武和劉仲容，接任洪舫秘書主任的職務。對此，蔣介石恨得要命，但懾於取得蘇聯對華抗日的援助，也隻好聽之任之。
經王昆侖改組後的《中蘇文化》，是受到中共南方局——尤其是周恩來同誌關注的，對此蔣介石也是清楚的。在重慶除了《新華日報》、《群眾》雜誌而外，隻有《中蘇文化》能公開宣傳蘇聯，宣傳馬列主義，集中采用各種紀念日發行特刊或專號。對此，蔣介石也是默認的。但是，蔣氏不曾想到《中蘇文化》還發表了毛澤東同誌的專稿——《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一致》。這在重慶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用當事人的話說：大有洛陽紙貴的樣子。由於該刊物隸屬中蘇文化協會，毛澤東的文章又是增進中蘇友好的，所以蔣介石對山城各界人民爭相購買《中蘇文化》，爭閱毛澤東同誌的文章，也隻好獨自生悶氣！
在蔣氏獨裁統治的山城，創辦進步刊物——尤其是進步婦女刊物是很難的。自曹孟君接辦的《婦女生活》被查封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找不到這樣一塊戰鬥陣地。當王昆侖聽說鄧穎超同誌希望曹孟君創辦新的婦女刊物——且又沒有經費來源和辦公地點之後，他通過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委員會出麵，積極支持曹孟君創辦《現代婦女》月刊，從經費、稿源以及人力諸方麵給予大力的幫助。《現代婦女》創辦前兩年沒有辦公之處，就把中蘇文化協會婦委會的活動室騰出來，借給《現代婦女》辦公。就這樣，一份進步的婦女刊物又在山城和讀者見麵了！該刊不僅刊登了大量的有關我國婦女抗日救國、爭取民主自由和婦女解放的進步稿件，而且每期都刊登介紹蘇聯婦女、兒童的文稿。更為重要的是，“在抗戰勝利前夕，中蘇文協婦委會的部分領導成員和會員參加了重慶各界婦女主張抗戰到底，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的宣言的簽名”，其中曹孟君是當然的帶頭人。對此，蔣介石淸清楚楚，沒有王昆侖這塊金字招牌，曹孟君主編的《現代婦女》不可能創刊，曹氏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和他蔣某人作對，所以，蔣氏不僅把王昆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且業已下了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決心！
就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蔣介石終於找到了和王昆侖攤牌的機會，並在山城釀成了一幕大失蔣氏人格的鬧劇。事情的經過是這祥的：
1945年的春天，是同盟國取得決定勝利的季節。蘇聯大軍由東而西，橫掃東歐戰場，直逼德國首都柏林；英美聯軍自勝利完成諾曼底登陸之後，分別由南北西三個方麵向德國開進，和蘇聯紅軍會師桕林隻是時間而已。在亞洲戰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場迭克重鎮，重創日軍；美國在太平洋戰場擊潰日本海軍主力，正集中全力揮師北進，節節逼近日本本土。一句話：第二次世界大戰就要結束了！
麵對這即將勝利的大好形勢，中國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該如何迎接這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勝利局麵呢？他們幾乎是同時召開了兩大政黨的黨代會。
首先，中國共產黨於4月23日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麵對抗戰就要取得勝利的大好局麵，在《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中，對勝利後的中國命運做出了這樣的估計：中國麵臨著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鬥爭。因而，他指出黨的任務是要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為此，大會製定的總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接著，蔣介石在重慶於5月5日召開了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氏麵對抗戰就要勝利的大好形勢，向全國人民開了一張空頭支票：還政於民，宣布在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在全國實行所謂的“憲政”。他為了掩飾其獨裁政治和準備內戰的政策，他向大會提出廣三個月把軍隊和學校中的國民黨部及三青團部一律撤銷，六個月內把各省、市的臨時參議會變成正式民意機關以上黨、團、參議會等機關統統移歸給國民政府。”換言之，中國共產黨自然應當效仿執行之。他的如意算盤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國民黨名存實存，共產黨名存實亡。如果共產黨膽敢拒不執行，內戰再起的責任不在國民黨。當然，他蔣某人下令進剿八路軍也就是名正言順的了！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為戰後的中國發表了重新立國的宗旨。但王昆侖等人十分淸楚：剝去表麵的政治口號的外衣，目的都是在為了爭奪戰後的天下做思想和組織的準備。怎麽辦？在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為戳穿蔣介石“假民主、真獨裁；假和平，真內戰”的虛偽麵具，遂在山城發動了一場“強烈要求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愛國民主運動”，並逐漸推向**，成了一股強大的時代洪流！
其中，著名的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等在國民黨六全大會期間，他和屈武等人向大會提出了《加強民主設施促成國家統一案》，公開主張“實施民主政治，改善士兵和人民生活以迅速擊敗日良。他反對以武力對付中共，建議在召開國民大會前，首先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允許公幵活動。”這在國民黨六全大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5月7日上午和5月8日上午，是時任參謀部總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作軍事報告。按大會議程規定：5月10日上午，對何之報告進行所謂檢討和質詢。是日上午，王昆侖身著筆挺的白色西裝，準時走進會場，坐到他的席位上。大會秘書長吳鐵城揮手中髙舉的榫頭，宣布今天大會主席是程潛將軍（一說鄒魯）之後，質詢何應欽軍事報告的會議就這樣開始了。在兩位與會的代表質詢過後，王昆侖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來：
“報告程主席，我要發言質詢！”
程潛是湘中名將，又是國民黨的元老，他那年已經是年滿六十三歲高齡了。他循聲往台下一看，忙說道：
“是王昆侖委員，請發言。”
王昆侖的質詢是有準備的，或日是有的放矢的。王昆侖的發言共三大部分據訪問者公幵發表的文章如下：
王昆侖質問道：抗戰巳經八年，前線軍民流血犧牲，西北大後方卻屯兵數十萬，為什麽不開出去打日本？
昆侖又說；中國是盟國之一，現在盟軍正大舉反攻，我們卻連遭敗績，政府對協同盟國作戰，有無周密計劃？王昆侖還說：第十軍軍長方某，在衡陽兵敗被俘，隻身回渝，招搖過市，據說是負有特殊使命被敵方有意放回來的，現在道路傳言，報章爭載，也希望軍事當局有個明白回答，以釋群疑。
當代大多數讀者對王昆侖這三條質疑是知之甚少的。再者，也正是這三條質疑暴發了蔣介石闖進大會，當眾辱罵王昆侖的鬧劇，故筆者有義務向讀者作一扼要地介紹：
所謂在西北大後方屯兵數十萬一事，即蔣介石名為防止日寇西渡黃河、實為封鎖中共陝甘寧邊區向南擴張，遂遣派其愛將胡宗南坐鎮西安，統率精兵數十萬，在抗戰八年中未和日軍正麵交火。相反，卻經常和八路軍大搞軍事摩擦。
所謂第十軍軍長方某投降日軍，是最令蔣介石大光其火一一又為今天讀者所不知的一段秘聞。容筆者簡介如下：
方某，即國民黨將領方先覺。方原是江蘇簫縣（今屬安徽）人，為黃埔第三期畢業生，並亍1942年升為第十軍軍氏。在此之前，方在出任師長期間，曾有兵畋日軍之下的曆史，在這次保衛長沙的會戰中他戴罪披掛上陣，為表示他抱定必死的決心，曾給他的妻子留下一封絕命書信。戰爭結束之後，蔣介石為表彰弟子方先覺的所謂精神將其遺書登在報端，廣為傳揚。同時，並晉升為第十軍軍長。
1944年4月，日軍為了扭轉在亞洲戰場上的不利局麵，摧毀中國西南的空軍基地，消除中美空軍對日軍和日本本土的威脅打通縱貫中國大陸的鐵路，發動了代號為號作戰”的戰役。而中方稱其、“豫湘桂戰役所謂豫中會戰以國民黨軍隊大敗結束之後日軍為控製粵漢、湘桂鐵路進而發起長（沙）衡（陽）戰役。參戰日軍總計三十六萬餘人，由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指揮。參戰的國民黨軍計十六個軍共五十師的兵力，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指揮。長沙失守之後，日軍繼續南進，先後占領株州、湘潭等地，遂又向軍事重鎮衡陽發起進攻。時方先覺統率的第十軍恰好負責拱圍衡陽之任，曆經數度血戰，方部被困衡陽，在數次救援失敗之後，方先覺於8月7日率部向日方投降，
蔣介石不願播揚其弟子叛國投敵，遂又以欲蓋彌彰的手法宣布方在衡陽壯烈殉國，給予褒揚。天公不做美，方在武漢投敵的錄音講話通過敵台傳到了山城，遂又在山城引起大嘩。蔣介石不願在山城人民麵前丟醜，又通過早已和他建立關係的汪偽政權的實力派周佛海等關係，把方先覺悄悄送回重慶，美其名日：負有特殊使命。
請想，王昆侖在黨代會上，公然質詢這一事件，無疑是當著全體黨代表的麵在揭蔣介石的禿瘡。這必然會遭到蔣記死黨和特務們的圍攻。筆者把當事人的回憶條理如下：
王昆侖的質詢發言尚未結束，會場就**起來。大會執行主席程潛一看台下相繼站起身來的代表們的表情，知道大事不好，可也不知道該如何把質詢大會繼續下去，遂顯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這時，台下忽然有人大聲叫喊：“方軍長就是抗日英雄！不許造謠中傷方軍長”這人的喊叫猶如引信，頓時會場大亂，叫罵聲不止：
“方軍長有什麽問題？必須拿出證據來！”
“對！對！拿不出證據來就是別有用心！”
“他王昆侖的心從來沒放在國民黨這邊，他質詢方軍長是，假，攻擊我們黨的總裁是實廣
“誰向我們的總裁放黑槍，我們就槍斃誰！”
“槍斃王昆侖！立即拉出去槍斃！”……
這時，蔣記的死黨們邊說邊湧向王昆侖的座席，如若不是王的周圍坐著非親蔣的代表，王真有可能被這些好事之徒揪鬥。但是王昆侖站在自己的座席處神態威嚴，巋然不動，炯炯有神的目光直視前方，不屑於理睬這些政治小醜。
“請安靜！請安靜！……”大會秘書長吳鐵城高高舉著手中的榔頭，大聲地喊著。
吳鐵域焦急的叫喊沒有平息會場的吵鬧，隻見戴笠走到台口振臂大叫：“停止吵鬧！總裁來了！……”
戴笠這聲“總裁來了”很有效用，圍攻王昆侖的人一個個就像是聽見貓叫的粍子不僅停止了喊叫，而且很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正襟危坐，直視主席台。
也就是在這種氣氛下，蔣介石自側幕旁邊走出，怒氣衝衝地走到台口。有心的當事人一看手表：上午11時50分。蔣介石聲嘶力竭地罵道：
“世下誰人不知方軍長功在國家，造福湖南？你王昆侖是不明真相，還是蓄意攻擊？你汙蔑方軍長，就是汙蔑我全體抗日將士……你現在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你公然在國民黨的大會上，替共產黨說話，你像國民黨的代表嗎？……簡直是共產黨的代表！……你王昆侖吃著國民黨的飯，在家裏暗通共產黨，你以為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蔣介石越說越有氣，竟然講了一個多小時。
蔣介石的講話，等於向台下的奴才們發出了命令，因此，台下再次響起“槍斃！拉出去槍斃！……”的叫喊聲。
王昆侖神態肅穆，在一派亂哄哄的叫罵聲中，驕首昂視地走出了會場。
蔣介石這番失態的謾罵及其奴才們的圍攻，絲毫無損於王昆侖的形象，相反，他卻在國民黨的曆史上出了名。對此，國民黨的元老、屈武同誌的泰山於右任老先生會後幽默地說了這樣一句名言：“十年中委無人問，一罵成名天下知。”
蔣介石召開國民黨六全大會，是打著民主、憲政的旗號的。他這樣一罵，就等於自己動手把自己臉上的假麵具戳破了！在蔣介石的從政曆史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實在是太多了！但是，他卻從沒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一當著數以千計的代表作此醜陋的表演。另外，他也沒有想到後果有如此嚴重。據史記載著名的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本來與他的盟弟蔣介石就有解不開的過結，會前拒絕出席六大，並寫信要蔣介石開除他的國民黨黨籍。後經幾位元老相勸，勉強答應參加。蔣介石這通失原則地大罵王昆侖，氣得他在選票上把前十個名字一一包括他自己在內一筆勾銷了！
這天休會之後，代表們議論紛紛，有的甚至說道：“民意代表對施政當局提出質詢，是民主國家政治生活的常規，也是作為代表的正當權利；如果隻有一個人說算，還要我們這些代表做什麽？這個會不如不開算了。”
有位老資格的中央委員，索性上書蔣介石，公開指責：如果你這種罵人的習慣不改正，聽不進點逆耳之言，恐怕國民黨的六大將是最後的一次代表大會了亡黨亡國之禍就在不遠。
桂係和蔣介石矛盾由來已久，隻是抗日戰爭暫緩了他們之間的矛盾。蔣介石大罵王昆侖之後，白崇禧公開為王鳴不平他在會上正式代表廣西的代表發，表示一致投票選舉王昆繼續肖選中央委員。
總之蔣介石這一罵實在是下不了台，隻好請黃少穀等人而見王昆侖進行疏通，“解釋誤會”，要王以“國家為重繼續出席會議，以挽回麵子。也或許是亂鬧得太大的原因，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馬，平息代表們的不滿。5月14日蔣介石在“總理紀念周”上發表談話，公開承認罵七昆侖是“言語失態”，請同誌“不要在意”。
但是，有許多有正義感的代表由此看透蔣介石的獨裁本質，因此在選票上有的罵道：“蔣家天陳家黨”，有的索性在選票上寫道：“總裁獨裁，中正不正。”選舉的結果：蔣介石依然當選總裁王昆侖的名字在選票上就被蔣介石拿筆劃掉了。
王昆侖雖然在國民黨六大上落選了，怛是誰都清楚：王昆侖打了一個大勝仗。同時，與會的代表都發出這樣的自問
“王昆侖的日子將怎麽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