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馮玉祥一聲令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浩**東指，迭克重城要地，打得奉軍節節敗退。二十三日，方振武部進至磁澗，即有萬福麟率奉軍五旅之眾來援，連同張治公殘部，不下四萬餘人，與方振武部激戰數日。二十五日，孫良誠率石友三、王和民等部趕到，又以鄭大章部騎兵抄襲洛陽以東至愜師一帶，於是萬福麟東走，張治公率殘部入南山，第二集團軍跟蹤追擊，即占領洛陽。二十七日，又克孟津，二十八日，過愜師；二十九日，又擊敗奉軍增援部隊於黑石關．三十日，占領孝義。
與此同時，唐生智、張發奎自武漢北上督師，於五月一日由河南駐馬店分三路北進。奉軍麵對兩個方向的敵人，恐鄭州被馮玉祥所部截斷，備受夾擊之苦，遂惶恐異常，南路各部紛紛退卻。唐生智、張發奎率北伐軍猶入無人之境，直指河南軍事重地鄭州。
這時，更令馮玉祥喜上心頭的是，就在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實施第二次北伐不久，善於搶革命旗幟的蔣介石也立即改弦更張，高唱起了繼續北伐的調子。說來也巧，馮玉祥於五月一日在西安宣誓就職的時候，蔣介石在南京下達了繼續北伐的動員令，分兵三路：直眼魯南、掃**皖北、直指徐州。
對此，馮玉祥是求之不得的。他坐鎮渡關，看著奉軍三麵受敵、全麵敗北的局勢，真是高興極了！
但是，戰爭的捷報並不能排除內優，更不能解決馮玉祥的困難。其一是財政拮據。馮玉祥自己這樣描述：
“但是隊伍必得出漁關作戰，要出魔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部隊出撞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煙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著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刮，也絕不能搜刮什麽到手的。然而什麽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著肚皮，怎麽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困難阻擋在我們前麵，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煙自殺。幸得於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著。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隻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麵寫明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地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結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紮，弄得焦頭爛額，軍食軍晌毫無著落，自總司令以至士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置，如叫化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直到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以費用匾乏，非常艱難。 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隻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京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為兵器占一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著“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隻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麽辦得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桔材也沒有，隻以布袋裹著埋掉，名之日‘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其二是，隨著蔣介石叛變革命，血腥屠殺共產黨人，部隊中漸漸掀起了反蔣的浪潮。馮玉祥出於自身的利益，極力維護蔣、汪攜手北伐，乘勝打垮宿敵張作霖，希冀按照自己的設想統一華北，進而統一全中國。因此，他又站在了反蔣的對立麵，壓製所部中的反蔣勢力。不久，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來到澄關，代表武漢國民政府做拉馮反蔣的工作，對此，馮玉祥不以為然。但作為對上級機關的尊重，馮召集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部所屬人員開會，歡迎鄧演達的到來。鄧借此歡迎大會，公開發表反蔣演說，以他那超群的舌辯之才，大講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揭露蔣介石背叛革命的種種事實，贏得了不少與會者的共鳴。最後，他帶頭高呼“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口號，頃刻之間，會場上空響起了驚天動地的“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口號聲。
這實在是太出馮玉祥的所料了！他依然是出於自身的利益，認為打倒蔣介石，就不能聯合北伐，打倒奉係張作霖。所以，他一看會場沸騰的反蔣氣氛，臉色拌然大變，但礙於鄧演達是總政治部主任的麵子，他那火爆脾氣沒有發作。
事有湊巧，“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的口號聲一息，“從隊伍的後排右角，走出一個穿灰布軍裝、個子不高、身體挺結實的青年，他向前邁了幾步，高舉拳頭，操四川口音，連喊三聲‘打倒蔣介石’。馮玉祥怒形於色，立即宜布散會。這個青年，隨即被軍法處帶走。”
這時，剛剛走馬上任的政治部副主任郭春濤走到馮玉祥的麵前，馮玉祥嚴厲地說：
“誰要打倒蔣介石，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幹涉，在我這裏，穿二尺半的，就不準喊打倒蔣某人。”
馮玉祥說罷轉身氣洶洶地大步走去了。郭春濤和劉伯堅緊急議定，由劉伯堅出麵晉見馮玉祥，保釋這位被捕的四川青年。馮玉祥氣消過後，給了劉伯堅個麵子，於第二天把這位四川青年釋放了。可能這件事給馮玉祥的刺激太大了，數年之後在泰山撰寫《我的生活》一書時，雖有意隱去慘遭蔣介石殺害的鄧演達的渡關之行，但他仍然記下了這段文字：
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在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裏講演，對我剛才野外講話的意思大發議論，有幾句話刺進我的耳朵，他說：
“我們是一致要求倒蔣。可是有一個人現在庇護他。在今天，庇護他的就是軍閥，就是反動”
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他還繼續講他的，肆意氏毀，熱心和勇氣真是有的，他說：
“我們定要倒蔣，誰不讚成，誰就是反動，我們就連他一塊兒打倒戶。
我忍不住地說道：“我已經一再地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你現在又說這些話做什麽？你要倒蔣，你倒你的去，我們還不到時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頂起來，還滿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調，說我不應當以自己的地位，來“專製”、“高壓”雲雲。我以為軍中紀律必不可破壞，當即令人予以逮捕。後來劉伯堅等向我說好話，方把他釋放。
這位被馮玉祥逮捕、構留的四川青年是誰呢？正是年輕時代的鄧小平。
鄧小平於一九二五年底由法國到莫斯科，先進東方大學，後轉入中山大學。是蔣經國的團小組長，與馮玉祥的女公子馮弗能同學。一九二六年九月五原誓師以後，馮玉祥請求派中共黨員到他的部隊中工作。第一批被選派的二十幾人，其中就有鄧小平。他們一行於年底到達庫倫，然後委派鄧小平和另外兩人為先遣隊，隨同蘇聯為馮玉祥運送子彈的汽車，輾轉一個多月，於一九二七年初春到達西安。此後，鄧小平就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郭春濤對友人說：當年在漁關歡迎鄧演達大會上，喊打倒蔣介石口號的，是鄧小平同誌。
此段軼事，簡記如上。
正當馮玉祥苦於籌措軍晌和平息部隊中反蔣怒潮的時候，前方迭傳勝利捷報。到五月三十一日，東征部隊進抵鄭州。翌日，武漢的唐生智所部也趕到鄭州。六月二日，蔣介石的北伐軍也攻下了徐州。至此，馮玉樣所企盼的戰略計劃―與國民政府蔣、汪兩派的北伐軍會師中原即告實現。他當時激動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這時，他突然接到武漢國民政府的電報，說汪精衛一行北上鄭州，希望和馮玉祥會商國是。馮玉祥看罷電文把眉頭一皺，黯然自語：
“汪某人如此急切和我見麵的目的是什麽呢？”
汪精衛如此急切地趕赴鄭州，和馮玉祥舉行會談，是為了擺脫內困外擾的政治局麵。
汪精衛回到武漢以後，高舉執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旗幟．的確蒙騙了不少人。刹時之間，武漢似乎真的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但是，這種靠反蔣、討蔣造成的紅火假象，沒有持續多少時間，虛弱的本相就又現了原形，到了五月中下旬，汪記的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危機就暴露出來了！
首先，那時武漢的經濟算是衰落極了。“武漢政府表麵擁有三省的地盤，除湖北之外，隻有湖南和江西。湖南仿佛是唐孟瀟的采邑，一切收入是不會解到中央的，江西也隻能供給朱益之的軍費，中央為著不能兼顧起見，似乎給了江西與朱益之，不夠不管，有餘也不要。那麽這樣龐大的軍費哪裏來呢？隻有一個辦法是拿中央銀行變戲法。”結果，經濟更加衰落和財政支細，使得物價飛也似的騰貴。軍費固無法支持，人民也苦於無路生活。加之，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倒戈，跑到上海和蔣介石構築未來的蔣宋大業，汪精衛就更無回夭之力了！
其次，就在汪精衛決定北伐不久，蔣介石暗中命令四川軍閥楊森的軍隊順長江而下，擺出進攻武漢的架子。其中夏鬥寅的軍隊竟然進襲到離武昌隻有十多裏的紙坊，如果沒有葉挺緊急組織軍官學校的學生兵奮力廝殺，武昌早已失落敵手。萬一蔣介石趁北伐之機揮師西指，和楊森的川軍形成東西夾攻之勢，武昌必失無疑！麵對如此嚴峻的危局，汪精衛早已失了方寸。怎麽辦？隻有調回剛剛會師鄭州的唐生智、張發奎所部護家，似別無它途。但北伐勝利的果實―收複不久的河南省怎麽辦？他一時也沒有定見。
再其次，正當馮玉祥所部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在鄭州會師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收到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發來的“五月指示”電報，大意謂：一，指示中國共產黨人堅決實行土地革命，二，動員兩萬名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三，鑒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領導正在動搖妥協，應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去；四，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係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這位羅易代表不向中共中央傳達，首先給了汪精衛一個副本。汪精衛看後震驚萬分，五月指示一旦變為現實，他就必然淹沒在工農革命的狂濤中！他三思慎行，請來握有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大權的唐生智商量對策，一致認為這個電報指示是要共產黨解散國民黨，實行共產革命。接著，他們又分頭和其他國民政府委員密商，做出先下手為強的決定：六月五日，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以突然襲擊的手段，宣布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的全部職務，並驅逐回國。從此，汪精衛撕掉了偽裝，公開叛變革命。
但是，由誰來舉起屠刀，慘殺兩湖的工農大眾和共產黨人呢？惟有從北伐前線河南調回唐生智和張發奎所部。為了拉攏馮玉祥反蔣，並完成所謂的撤軍，汪精衛毅然決定北上鄭州，和馮玉樣舉行會談。
汪精衛對馮玉祥還是有所了解的。對馮當年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議政之舉，汪精衛也是十分欣賞的。至於後來馮玉祥宣布加入國民黨，舉行五原誓師，受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率部東出渣關等義舉，汪則更是稱道不已。另外，汪精衛也清楚地知道，北赤馮玉祥東山再起，完全是仰仗蘇聯的支持和共產黨人的幫助。時下，馮會讚同自己清共反蔣的路線嗎？汪沒有一點底數。為此，他在北上鄭州的專列中，望著一位年長的大員請教：
“季龍先生，你是馮玉祥加入國民黨的介紹人，可否談談這位馮將軍和蘇聯、和共產黨的關係？”
這位季龍先生，就是國民黨的元老徐謙。
徐謙早年曾中舉人、進士，在清廷供高職。辛亥革命之後，他辭謝清朝官職，籲請清廷遜位。一九一七年曾出任孫中山軍政府秘書長，從此跟隨中山先生奔走國民革命。一九二0年受孫中山委派和馮玉祥會談，使馮讚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北京政變之後，受馮玉祥之聘出任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校長，由此深得馮玉祥的信任。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赴蘇考察，他和於右任、顧孟餘等陪同前往。行至庫倫，同行諸人一起研討中國的前途。回國述職的鮑羅廷對馮玉祥說：
“您擁有中國最強毅的軍隊， 口稱救國，但不知您的救國方針，具體計劃如何？何時實現？假設您的救國大策優於國民黨，我們可以離國民黨來助您；假設沒有，就請您加人國民黨，接受其主義和政策，聯合一致，共計革命的成功，這是我們的希望！”
馮玉祥於戎馬住惚之中，很少研究救國的信仰和主義。多年來靠著樸素的善惡標準行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先敬仰其為人，後才關注其政治信仰。他和共產黨人李大釗的友誼，請中山先生北上議政，均先出於對其偉大人格的敬服。對麵前這位蘇聯人鮑羅廷―孫中山先生所信服的外國顧問，他馮玉祥很自然地懷有崇敬之情。所以，當鮑羅廷勸他加人國民黨，遂坦誠告之：
“我是一個軍人，不懂政治，更沒有具體辦法，耿耿此心，是仰慕中山先生的為人和主張的。”
後鮑羅廷等人先行動身，徐謙決計留下，陪馮玉祥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勸說馮玉祥加人國民黨：
“我們的黨，決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個黨。這個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種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決不是所謂‘君子群而不黨’的黨，也更不是‘營私結黨’的黨。”
這時，馮玉祥受各方麵的影響，已決心加人國民黨，共同為中國奮鬥。他聽了徐謙精辟的講話後，愈加興奮，當時即由徐謙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徐謙不僅是馮玉祥加人國民黨的介紹人，而且還是相知很深的朋友，所以，他決不相信馮玉祥會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和國民黨為敵。他略加思索，十分巧妙地回答了汪精衛方才的問話：
“我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當年介石遊俄歸來，也曾跟著中山先生高聲喊過以俄為師；中山先生仙逝以後，也曾跟著兆銘同誌你高聲喊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結果怎麽樣呢？他最先舉起清黨、分共、排俄的旗幟。”
汪精衛聽後就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頓感踏實多了。他沉吟片刻，又說：
“季龍先生，你和這位馮將軍交誼素篤，鄭州此行，你一定要把他爭取到我們這方麵來。”
“我隻能盡力而為。”
“為什麽？”
“這要看他索要什麽價錢了！”
汪精衛聽罷一征，剛剛安定的心又慌亂起來。他近似自語地說：
“馮玉祥會要什麽價錢呢？…”
馮玉祥欣然同意舉行鄭州會談，索價並不很高。簡而言之一句話：他希望武漢國民政府解決他的軍需糧晌，繼續聯合北伐。但這時的汪精衛一是囊中羞澀，難解馮玉祥的燃眉之急，再是急需撤兵武漢，叛變革命，加上汪精衛和馮玉祥生活作風的差異，注定了汪、馮的鄭州會談是不會愉快的。
與此同時，馮玉祥偕國民黨元老子右任驅車東來。二人沿路的話題，幾乎都是圍繞著汪精衛進行的。最後，馮玉祥有些武斷地說：
“自打汪先生刺殺攝政王迄始，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極富正義感又十分重名節的人。”
“我不完全這樣看汪先生，”於右任歎了口氣，側首看了看傾心聆聽的馮玉祥，“我和他相識有年，知之較深。有中山先生在，他可以辦好國家大事，中山先生仙逝了，他就失去了主心骨，該謀不謀，當斷不斷，不到一年，就讓蔣介石逼到法國做寓公去了。”
“汪、蔣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呢？他們二人不都自稱是中山先生的忠誠弟子嗎？”
“一言難盡，”於右任信手搏了抨胸前飄逸的美髯，感慨萬千地說，“我隻能這樣對馮先生說，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曆史，在王冠麵前是不會有親兄弟的。”
“蔣某人的興起，是不是靠手中的軍隊呢？”
“也不盡然，中山先生仙逝之後，介石他並非是三軍統帥嘛！”
“那他…”
“有著計高一籌的權謀。在這方麵，汪先生就略遜一籌了。”
馮玉祥經過這次和於右任先生的深談，暗自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汪精衛不是蔣介石的對手。但他依然出於傳統的觀念，認為蔣、汪是中山先生的嫡傳弟子，認為外人不介人他們的爭吵，從旁多做說和工作，爭取團結一心北伐，早日打垮老對頭張作霖。
馮玉祥的專列駛抵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衛、徐季龍、顧孟餘、譚祖安、孫哲生、唐孟瀟等軍政大員都親來歡迎。這樣隆重的歡迎場麵實出馮玉祥的意外，他覺得自己實在愧不敢當。他背著把雨傘，穿著一身棉布褲褂，束一根腰帶，匆忙下車與迎接者一一握手。汪精衛和馮玉祥這次相見的印象如何呢？先看陳公博的如下記述。
“這次汪先生往鄭州一行，使武漢和馮煥章兩麵都得不到好印象。武漢這班人比較摩登的，眼見著馮先生大布之衣，雜在士兵當中，有專車不坐而偏要坐貨車，有好飯不食而偏要嗜粗櫥，以為這是太矯乎常情。並且他治軍也太奇怪了，對於下級軍官常打軍棍不用說，就是高級將領和僚屬張之江、薛篤弼等，除當麵斥責不必論，往往在通電話時，一不合意，即在電話說‘跪’，那接電話的人雖然沒見馮先生的影子，也不敢不立刻朝著電話跪下去。馮先生太不把人當人了，他遲早要失敗的，這是武漢方麵由鄭州回來的人這樣觀察。至於馮先生呢，眼見著武漢這班先生，早上開會，晚上也開會，桌上茶啊，餅啊，也實在不配他老人家的胃口，這班都是傻子吧，馮先生也在那裏想。因此河南既下，武漢以為馮先生唾手而得中央的大平原，一定會對武漢表示同情，而馮先生則以為武漢這班先生不一定能會成功，北伐無期，不熊不另辟途徑。”
對於鄭州會談，馮玉祥是這樣記述的：
“哲生、季龍兩位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麵，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誇張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說到了二十萬人，或是十多萬人，而實際到會的人眾連一萬也不夠。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隻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鋪定做兩套衣褲，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質問老板，老板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遊行示威，工作連天地停頓著。他們僅隻回店來吃飯，吃完飯，又出去開會或是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停業又要受工會的處罰。現在勉強開著，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個星期不能交貨，就是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的出來。市麵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麵可以想見。第三，各機關團體依舊不脫舊時散漫懈遝的惡習。比如開會，僅是十兒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兩點鍾開會，四點鍾還不能到齊。會桌上水果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國澄子，一切都是窮奢極華，舊官僚的習氣全都學會了。他們從未想及自己正在幹的是什麽事，人民百姓過的什麽日子，前線上拚血肉的弟兄們吃的什麽？他們說的這種種情形，都無半點誇張，因為我此回到鄭州，連開會議，亦有同樣情形。汪精衛就多次不曾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編一副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間疾苦，
兩點鍾開會，四點鍾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而外，再加一張橫批，是‘官僚舊樣’四個字。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官吏的寫實。聽說汪對此甚為惱恨，在許多朋友麵前罵我。”
政治家晤麵，絕不以個人的印象好惡為轉移。他們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都還要做出十分自然的樣子，並麵生笑顏地和對方懇談，盡管他們各自的心裏都在罵：“你算個什麽東西！”鄭州會談的雙方，就是這一典型寫照。
汪精衛是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席， 自然以君臨屬下的領袖身份致開幕詞，首先大大表揚了馮玉祥自請中山先生北上議政以來的革命業績，重點嘉獎了促成鄭州會師的不滅的功業。最後，又操著關心屬下的口吻說：
“為了繼續完成北伐大業，我等首先聽聽馮總司令的第二集團軍有哪些困難？”
馮玉祥雖然對汪精衛的作風不感興趣，但是對他這番演說還是頗覺心情舒暢的。他為了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如實地講述了所部的經濟困難。接著，他又指出：“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惟有我們卻一塊現大洋也沒有，隻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淘氣。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時為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為什麽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裏是什麽味道？我隻好複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哪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卻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須相當的時候。”馮玉祥說到此處，有意巡視一下參加會談的武漢大員，發現方才那一個個笑口常開的麵孔，不知何時又被苦顏愁色所代替，心裏好不痛快他隨即把臉一聾拉，非常鄭重地說：
“我們既然已經納人國民革命軍的序列，國民政府就應當解決我們第二集團軍的困難。不知汪主席和諸位大員是怎麽看的？
“完全同意馮總司令的意見，而且對第二集團軍將士忍饑受餓，還如此英勇的浴血奮戰，我深表同情！”汪精衛邊說邊起身，竟然向馮玉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馮玉祥是位非常實際的軍人，他不會被汪精衛這一躬所軟化，他依然表情嚴峻地問：
“我想聽聽汪主席具體解決的辦法。”
汪精衛頗有身份地點了點頭，旋即提出了他預先設計好的方案：一，成立開封政治分會，指導豫、甘、陝三省政務，由馮玉祥任主席；二，成立豫、甘、陝三省政府委員會，以馮玉祥為河南省主席；三，唐（生智）、張（發奎）所部武漢部隊撤離河南，回鎮武漢，四，河南軍務由馮玉樣的第二集團軍負責。最後，汪精衛笑了笑說：
“這樣一來，第二集團軍的給養由河南等省提供，是可緩解軍務必須。待武漢國民政府步入正規，再行北伐，第二集團軍的困難即可納人全局解決了。”
馮玉祥對汪精衛信口開空頭支票的做法非常不滿，但他對如此輕易獲得中原地盤則感到有點意外。同時，他對唐、張所部停止北伐，回師武漢不甚理解，故直言相間：
“難道北伐就到此終了了嗎？”
“不！是暫時終了。”
“為什麽？”
“這就是我要和馮將軍商談的第二個議題。”接著，汪精衛憤慨地譴責蔣介石獨裁專橫，目無國民政府，要把黨和政府放在他的軍權控製下；旋即把話題一轉，說共產黨借口國共合作，搞階級鬥爭，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亂，這是破壞國民革命，應予嚴厲製止。並攻擊鮑羅廷執行的是“破壞國民黨的陰謀”，必須解除他的顧問職務等等。最後，他歎了口氣又說，“這就是武漢國民政府所而對的現實。不先撲滅家裏的野火，就無法全力北伐。因此，暫停北伐，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汪精衛發完言，唐生智、張發奎等人相繼指責蔣介石，大罵共產黨煽動兩湖工農滋事生非，結論都是一個：打倒蔣介石，消滅共產黨。其中，何健說道：“湖南更是一團糟，士兵們帶了三、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家鄉，當地農民協會就要對之收稅，甚至加以拘禁，說大家都是無產階級，你不應隨意享用此錢，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了去當土豪劣紳懲辦。湖南的官兵在外都不李心，急著要回老家去。您看，這樣下去，還能打仗嗎？”這實在是觸痛了馮玉祥根深蒂固的“軍事第一”的軍閥思想。尤其當他想到在西安的時候，也曾發生過農民協會拒絕納租、交稅，甚至殺土豪劣紳的事情，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因而對汪精衛等人的反共言論，他也由猶豫轉為讚同。但是，他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對於汪精衛等人的反蔣言行決不苟同。他詳細地闡述了對全國政局的見解後，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說：
“在目前的政局大勢之下，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團結一致，打倒軍閥，萬不可自相水火。因此，我決不讚成對蔣介石用兵。”
由此，汪精衛和馮玉祥陷人了嚴重的對立，致使會談無法住下進行。正當汪精衛借故不參加會談，留在下榻處思索拉馮倒蔣的新招數時，他突然接到了一份密電：蔣介石要馮玉祥在鄭州扣留汪精衛一行。汪精衛嚇得出了一身冷汗，當即決定：
“終止鄭州會談，立即乘車返回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