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馮玉祥和李大釗有著久遠的革命友誼。遠在辛亥革命首義後，經天津法政專門學校白毓昆老師介紹，李大釗、馮玉祥一同參加了中國同盟會。
一九一二年一月，以白掀昆（白雅雨）為首，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李大釗在北方發動了反清的灤州起義。為準備這次起義，李大釗曾協助白毓昆在灤州、雷莊一帶進行調查聯絡。起義後宣布了北方革命軍的成立。馮玉祥任總參謀長， 白毓昆任參謀長。不久，起義軍因遭到曹銀統率的新軍第三鎮的堵擊，雙方在雷莊激戰而失敗。白毓昆在古冶被捕遇難，王金銘、施從雲英勇就義。通過這次起義，李大釗與馮玉祥的革命友誼更加深厚。
不久，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回國後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逐漸成為我國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教授，並和陳獨秀等人一起推動、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又靠他的威望推進國共合作，幫助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與此同時，他和馮玉樣舉行南苑會談，並明確指出：“孫先生在南方，馮檢閱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協力效法蘇俄，刷新政治，中國就有前途。”對此，馮玉祥高興地說：“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自此開始，馮玉祥在中國近代史上演出了有名的史劇：發動北京政變，逮捕賄選總統曹銀，驅逐末代皇帝溥儀，組建國民軍，訪問蘇聯，南口大戰……無一不凝聚著李大釗的心血！時下，馮玉祥在五原高舉起國民革命的大旗，但從何起步，仍無主見，他幾次派人潛入北京，征求李大釗的意見。由於張作霖討赤鏟共之風吹得太緊，難以和躲進蘇聯大使館中的李大釗接頭，當麵聆聽教誨。如今李大釗派人送來了密件，馮玉祥本能地會想到是“錦囊妙計”，故喜不自禁。
李大釗在五原誓師之前，即九月八日在給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中，就明確提出了國民軍的作戰方針應是平甘援陝，東出撞關，會師中原。當他由馮玉祥的使者口中獲知：國民軍的多數將領力主由五原回師東指，收複南口，奪取北京以後，遂向使者轉達了中共中央九月二十日的明確決策：“國民軍現時地盤，隻剩得甘肅及綏遠一角，非取陝西不能生存。得陝西後．可望東出撞關，沿隴海路直下河南，與北伐軍聯成一氣，退亦可暫自保，以備將來與南方北伐軍夾攻奉軍。”他惟恐使者不能全麵轉達他的戰略意圖，遂寫密函轉致馮玉祥。大意謂：
首先，馮玉祥將軍要有遠大的目光，說服部屬的狹隘之見，指出這次戰爭是為了國民革命，而不是為了報奉軍之仇，立即取消由南口而北京的進軍路線，其次，要教育部屬有戰略頭腦，不要把戰線拉得太長，更不要孤軍奮戰，必須和廣州國民革命軍集中兵力於一點，那就是南北夾擊、消滅吳佩孚，然後再合兵一處，圖謀消滅奉軍張作霖；再其次，為應付前線大戰，必須把甘肅、陝西建成糧草、兵源根據地。另外，要向馮玉樣將軍說明：我國曆史上的周朝、秦室、漢唐等王室的起家之地均和陝甘有關，諸葛亮北出岐山的目的，也在於想占領漢中這個糧倉、兵源基地，而明末李自成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他未能采取建立糧倉、兵源基地的方針，一旦軍事上失利，便無基地做依托，以資東山再起。因此，馮玉祥將軍軍事行動的總方針應是：猛攻陝西，東出撞關，進軍河南，與北伐的國民軍構成對吳佩孚南北夾擊之勢。簡而言之，可用八個字說明：固甘援陝，聯晉圖豫。
馮玉祥接讀李大釗的密函之後，大有茅塞頓開，峪然開朗之感。當他把這件密函的大意，向與會的高級將領說明之後，室內碎然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從此，馮玉祥的國民軍確立了“固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正確戰略方針。
馮玉祥為了落實“固甘”二字，“於是先遣伶麟閣、孫連仲兩師人甘，以助原留在甘肅的孫良誠、張維璽所部，肅清吳佩孚指使叛亂的張兆鉀、孔繁錦、黃得貴、韓有祿、宋有才等部”。他為了落實“援陝”二字，決定甘肅政局一侯平定，立即著手“組織援陝部隊，以方振武為第一路司令，弓富魁為第二路司令，孫良誠為第三路司令，馬鴻速為第四路司令，石友三為第五路司令，韓複集為第六路司令，陳希聖、劉汝明、韓德元、韓占元、鄭大章及張萬慶等部為第七路。”以優勢的兵力擊潰久圍西安的直係劉鎮華所部，救出楊虎城固守西安的部隊。以此為根據地，再東出漁關，和國民革命軍會師河南。
與此同時，為箱製奉軍南下，策應蔣介石底定江浙，馮玉祥故意做出決戰的樣子，“任命鄭金聲為東路總指揮，率石友三、陳希聖等部、騎兵遊擊師和第三、第四各師，以及第五師的第二旅等，屯駐包頭、五原防禦。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馮令韓德元、韓占元、趙守鈕騎兵師及韓複柔之一部移駐寧夏，布置三路防線，掩護大軍西進。”
但是，如何實現“聯晉”二字呢？所謂“聯晉”，即聯合閻錫山。這些年來，尤其是南口大戰之後，閻錫山一度公然參加“討赤”大軍，使國民軍損兵折將，地盤丟失，這舊有的芥蒂未解，何以“聯晉”呢？正當馮玉祥一籌莫展之際，劉伯堅像陣春風似地闖進來，興奮地報告說，李大釗正利用他的關係，幫助國民軍做閻錫山的工作。另外，他還明確地指出：“隻要國民軍迅速完成固甘援陝的戰略計劃，閻錫山會主動派人輸誠言和；隻要國民革命軍順利實施北伐，底定上海，閻錫山有可能易幟討奉。”馮玉祥聽後激動不已，大聲說罷：“知我者，守常也！我就按照你的主意辦。”旋即又有些神秘地間：
“劉部長，你們共產黨人對國民革命到底是怎樣看的？”
“一言難盡”劉伯堅沉吟片時，語意深長地說，“共苦者，未必能夠同甘，自古亦然。更何況蔣介石和汪精衛爭奪領袖的好戲剛剛啟幕，還未唱到**呢1”
對此，馮玉祥幾乎是一無所知。但是，他根據混跡北洋政府多年的經驗，很自然地會產生一些想法，故笑著問：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天下打出來了，他們都想爭著坐天下？”
劉伯堅沉重地點了點頭。
“我眼下關心的是打天下，到他們想爭坐天下的那一夭，誰都不要忘了我馮某人的手中還有幾十萬軍隊！”馮玉樣冷漠地笑了笑，蠻不在乎地說，“劉部長，打起精神來，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看他們這些自詡是中山先生的忠誠弟子們，是如何演出爭權戲的！”
汪精衛和蔣介石這些所謂的中山先生的忠誠弟子，遠在中山先生仙逝不久，就急著登台演出爭權戲了。而今武昌已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河山誰主沉浮？就又把幕後的爭權戲推到了台前。第一折的戲核是遷都之爭，而發難的主角是蔣介石。
北伐初期，國共兩黨的黨政要人一致認定，中國可以建都之地隻有四個：北京、南京、武漢、廣州。時下，北京和南京尚未攻占，自然不發生建都問題；而廣州偏處南域，是難得號召夭下的；國府既由廣州北遷，惟有武漢是最適合的地點了。就說薄介石吧，在二次攻占南昌不久，也給留守廣州的國民政府要人張人傑和譚延發去電報，稱“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即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據此，國民黨中央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開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會後，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分兩批北遷；財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等國民政府所屬機關，也陸續撤離廣州北上，延至十二月七日，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辦公。
也就是在國民政府遷都北上的前後，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在福建、江西等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底定江浙，攻占寧滬隻是時間問題。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北伐一切勝利，均是他率部打出來的。因此，未來北伐勝利成果，應當歸他所有。如果遷都武漢，他這位聲名赫然的北伐總司令，隻能臣服於那些動嘴不動手的文官和元老；如果定都他占據的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即可置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之上，從而開始他的軍事獨裁統治。當他再想到占據武漢的李濟深的第四軍、唐生智的第八軍，均非嫡係部隊。其中第四軍為粵係，從曆史上就聽汪精衛的調遣。一旦汪精衛回到武漢重掌黨政大權，他再想攫取北伐成果就為時已晚。所以，當國民黨中央諸委員繞道南昌去武漢，於十二月七日登上廬山舉行中央會議的時候，蔣介石突然提議遷都南昌，理由是為“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強調政治應與軍事配合，自然政府、中央就必須與北伐軍總司令部同居一地南昌了！
蔣介石此番用意，堪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以徐謙、宋子文等為首的委員，堅決反對蔣介石的提議，並以武漢三鎮從地理位置上講比南昌優越，北上可以指揮京漢線作戰，東下長江可指揮寧滬戰場為由，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一並遷往武昌。旋即下山，溯江而上，於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漢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執行最高職權。為了粉碎蔣介石篡奪黨政大權的陰謀，電請汪精衛回國複職。
蔣介石深諳有兵就有權，他函電交加請軍師張人傑、“擺設”譚延閣以及尚留廣州的黨政大員速來南昌，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留南昌”。從此，南昌和武昌公然對立，逐漸由政治論戰向軍事解決發展，一場自相殘殺的內戰在醞釀之中！
正在這時，蔣介石獲悉馮玉祥所部相繼平定甘肅，解圍西安．秘密和閻錫山結盟，準備東出淦關，直下河南，與宿敵張作霖的奉係精銳部隊在豫北、豫東展開血戰。他幾經審時度勢，斷然決定停止遷都之爭，利用奉係無暇南顧的天賜良機，迅速沿長江兩岸揮兵東指，趕在汪精衛回國之前底定江浙，占有寧滬。他不無得意地暗自說：
“到那時，別說武漢的政客，就是汪精衛也得臣服我蔣某人”
這時，僑居國外的汪精衛也正在撥弄他的如意算盤。由於汪精衛在這部《馮玉祥和蔣介石》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筆者必須向讀者做一介紹：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一八八三年生於廣東番禺一個清朝小吏家中。十三歲喪母，一年後又喪父，家境貧困潦倒愈甚。一九0四年考取官費留學，遂東渡日本入東京法政專門學校。翌年，同盟會於東京成立，他成為同盟會總部的評議員之一，並一度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要撰稿人。也就是在這期間，以文筆犀利，名聲大噪，並獲得孫中山先生的賞識。不久，他離開日本，隨中山先生到東南亞籌建同盟會南徉分會。他以“南海縱才”的盛譽，折服了一位華僑巨商的小姐陳璧君，以此為契機，他們二人在中國近代史上演出了許多不同性質的重要史劇。辛亥革命的前夕，願為“薪”者的汪精衛喬裝北上，潛人清朝帝都北京，籌劃刺殺攝政王載律，後事泄被捕，慷慨賦詩：“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從此，汪精衛的大名享譽九洲。
辛亥革命勝利之後，汪精衛獲釋，旋即與陳璧君完婚。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偕陳璧君移居法國，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回國任職。國民黨一大召開了，他因“發表激烈言詞，謳歌國民黨改組”，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並獲得“左派”之美譽。是年年底，隨孫中山先生北上，代為撰寫轟動一時的《北上宣言》；次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他隨侍在側，並手錄中山先生著名的遺囑。一九二五年七月，廣州國民政府改組，他有意和蔣介石結盟，並在蘇聯顧向鮑羅廷，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擊敗右派元老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遂成了孫中山先生的第一個接班人。不久，蔣介石開始與他爭權奪勢，在第一個回合的較量中，他負氣出走，遠去巴黎。
汪精衛不愧是一位沉得住氣的書生，他竟然在法國巴黎塞納河畔的一幢公寓中韜光養晦，住了整整一年，終於等來了迎汪回國複職的大好時機。他認為蔣介石挑起所謂的遷都之爭以後，在國人麵前的威信已經喪失殆盡。時下的國民黨中央，已經形成群龍無首的政治局麵，北伐就要底定江浙、攻戰東方冒險家的樂園大上海了，按照中國武打文治的傳統，他認為恰是他東山再起的機遇。因此，他取道蘇聯，爭取斯大林的支持，再橫穿茫茫的西伯利亞，由海參崖乘船南下，翩然回國。恰在這時，他意外地收到蔣介石進駐上海的密電，他驚得暗然自問：
“蔣某人此舉的目的是什麽呢？……”
蔣介石迅然進駐上海的目的，批是要趕在汪精衛回國之前，公然扯起叛變革命的大旗，建立以蔣氏為核心的軍事獨裁統治。
蔣介石在遷都之爭的過程中，認為占據武漢的黨政大員敢於和他公然抗爭，是因為背後有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的挑唆和支持。同時，還有頗負聲望的黨魁―汪精衛在法國巴黎遙控指揮。因此，他若想擊垮所謂正統的武漢國民政府，必須首先消滅和國民黨左派結盟，且又日益壯大的共產黨，趕走武漢國民政府頭上的太上皇―蘇俄顧問鮑羅廷等人。這樣，武漢的所謂國民政府就會不攻自滅。接著，他再和東山再起的馮玉祥合兵北伐，以優勢的兵力進攻奉係張作霖，迫其放棄華北、京津，敗退關外，仰仗日本人的支持苟且偷生。到那時，長城以南的中國，都要變成蔣氏王朝的天下。至於他想象中的合作者―丘八將軍馮玉祥，蔣介石自視應付的權謀綽然有餘，采用封官晉爵的手段，招撫這位當代的宋江就行了；至於政敵汪精衛嘛，他要麽變成蔣某人手中的玩偶，要麽再回到法國巴黎過他的流亡生活。為此，他利用北伐勝利的大好局麵，加快了分共、排俄的反革命步伐。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蔣介石唆使他的爪牙，慘殺了江西全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
三月十六日，蔣介石命令其爪牙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解散江西省學聯會，封閉國民黨左派的《貫徹日報》社。AB團公然舉著反革命的旗幟，在南昌的街頭呐喊。
三月十七日，蔣介石在九江派他的爪牙，糾合青紅幫流氓在街上大叫“新軍閥萬歲”，“蔣總司令萬歲”，“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圍攻和搗毀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工人和職員四人，重傷多人。當工人組織糾察隊準備解除暴徒武裝時，蔣介石即派大隊衛士彈壓，掩護暴徒出市，並以“保護”為名，調兵強占了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當晚，蔣介石即設戒嚴司令部，堆備鎮壓工人的罷工反抗。
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到了安慶，又利用流氓組織所謂“安徽省總工會”。三月二十三日，安慶市召開歡迎蔣介石總司令的市民大會，蔣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價，收買流氓組成了百人敢死隊，準備在召開市民歡迎大會這夭，敢死隊舉行暴亂，約定敢死隊在殺害革命者時，受輕傷者賞大洋一百元，重傷者五百元，喪命者一千五百元。就在當天，這些流氓和青紅幫黨羽，搗毀了安徽省國民黨黨部、安慶市黨部、全省總工會籌備處、省農民協會籌備處、安慶市婦女協會等革命機關團體，文件什物，被搶劫一空，並打傷職員和省代表大會代表等數十人，重傷多人。
蔣介石“二三月二十六日到了上海。當北伐軍進駐上海時，蔣介石就密令將“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改為“和平奮鬥救國”的口號。他一到上海，立即向帝國主義表示：“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因此，蔣介石到上海時，帝國主義派來汽車把蔣介石“護送”到法租界的交涉署下榻，當天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同時給蔣介石送一件特別通行證，允許蔣介石隨帶十名衛士通過租界，與帝國主義直接磋商、籌劃叛變革命的陰謀。
曆史竟然是這樣的巧，就在蔣介石剛剛舉起反革命屠刀，欲要在上海演出一幕屠殺共產黨人的慘劇時，汪精衛於四月一日趕到了上海，打亂了蔣介石的全盤部署。
蔣介石作為一名玩弄權謀的大家．他自然知道打著左派幌子回國複職的汪精衛的作用。一旦汪氏回到武漢重掌國民黨的黨政大權，反蔣的國民黨左派、中國共產黨，還有代表蘇聯利益的顧間鮑羅廷等人，必然會雲集在汪氏的四周，結成一股強大的反蔣力量！假如有“北赤”之稱的馮玉祥再率部歸附汪精衛，他蔣某人的美夢就難以實現了！他厲經深思熟慮，毅然決定把拒汪回國的口號，改為“擁護汪精衛領導革命”。並主動地派國民黨右派元老―汪精衛的恩師吳稚暉、財政部長宋子文親赴碼頭迎遷，有意安排汪氏在西愛威西路孔公館下榻。接下來，他又調動在滬的國民黨右派元老、力主反共的大將包圍汪精衛，妄圖把汪精衛打扮成一位反共、排俄的領袖。然後，他再用手中的兵權，逼迫汪精衛就範、交權。
時下的汪精衛也有著他的想法：蔣介石歡迎他是假，但他手中握有兵權，武漢的國民政府擁護他回國複職，完全是為了對抗蔣介石，但就其軍事實力而言，不足以抗衡蔣氏的軍事集團。另外，他離國西渡整整一年了，黨情、國情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能順利地接管黨、政、軍大權，並能使分裂的國民黨統一起來，豈不是汪精衛複出的一大功勞嘛！因此，他決定留滬，聽聽蔣介石等人的真實想法。
由於蔣介石和汪精衛心懷異胎，因而他們的會麵是極具戲劇性的。李宗仁曾經回憶：“這次在上海見到汪氏，我看他有點心神不定的樣子。我們便向他陳述共產黨最近在武漢跋庭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會、學生會，擾亂治安，妨礙軍事進展，若不加以抑製，前途實不堪設想。我們都誠心誠意地希望汪能恢複領導，謀求解決。這時中央黨、政、軍各負責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產黨，誠懇地希望汪先生重負領導的責任。起先，汪總是默默地靜聽各方的控訴，未作表示。最後他才鄭重地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麵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我一聽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覺到糟了，黨內勢將從此多事。汪是此時唯一可以彌縫黨中裂痕的人，現在他不但不想彌縫，反而促其擴大，則本黨的分裂將不可避免。我當時便對汪解釋說：‘有誰主張殘害農工呢？大家的意思，不過以為工農運動不可太越軌，影響革命軍的進展，隻希望工農運動能與軍事配合，不要在後方胡鬧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辭總是閃閃煉爍，充滿了疑慮。
“此後，留滬中央執監委，暨駐滬軍政負責首領曾和汪氏開會兩次，出席者計有：吳敬恒、蔡元培、李燥誠、鈕永建、汪兆銘、蔣中正、宋子文、鄧澤如、古應芬、張人傑、李濟深、黃紹站等和我。會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滬領導，並裁抑共產黨的越軌行動。而汪氏則始終袒共，一再申述總理的容共聯俄及工農政策不可擅變，同時為武漢中央的行動辯護。是時為武漢中央派來接受東南財政的大員宋子文沉默不發一言，其他與會人士則與汪氏激烈辯論。辯論至最**時，吳敬恒十分激動，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變態度，並留護領導。會場空氣，至為激**。吳氏下跪，汪則逃避，退上樓梯，口中連說：‘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場人都為之啼笑皆非。緊張的場麵，也充滿了滑稽成份。”
對此，蔣介石的謀士們認為，如要爭取汪精衛留護，必須拿出幾分誠意來，起碼使汪精衛感到，蔣介石此舉絕不是圈套。為此，蔣介石於四月三日發表了如下這通擁汪通電：
我軍勢力日益進展，東南已告底定，江北頻傳捷音，河南敵勢不振。 當此革命大業功虧一讚之際，如能統一黨權，有全黨信賴之人，指導香促，疏解糾紛，排除障礙，國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國民眾渴望仰慕，黨國亦蒙受重大影響。中正曾經迭電促駕，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獲甘霖，莫名欣慰。汪主席為本黨最忠實同誌，亦中正平日最敬愛之師友，關於黨國大計，業與懇談。 中正深信汪主席複職後，必能貫徹意旨，鞏固黨墓，集中黨權，完成革命，以竟總理之遺誌。今後黨政主持有人，後顧無憂，中正得以專心軍旅，掃**軍閥，格盡革命天職。凡我將士，自今以往，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事務，皆須在汪主席指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至於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中央統籌；中正唯司軍令，以明責任。各裏師長務遵此意，對汪主席絕對服從，誠意擁護，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真正黨權集中，達成本黨革命任務，以促進三民主義之實現。特此電達，即希查照。
對於蔣介石如此**地表示忠誠，汪精衛卻有著自己的想法。誠如李宗仁事後所雲：“他和蔣氏鬥法很久，吃虧已多，現在在上海一無憑藉，自然不敢和蔣氏盤桓。俗話說：‘給蛇咬過的人，看到草繩也害怕，’正是汪氏這時的心理。”另外，蔣介石擁汪的調門唱得越高，汪精衛的心裏就越是打鼓，生怕自己偷雞不成蝕把米：自己不僅變成蔣介石的階下囚，同時也失去了武漢國民政府的支持。幾經思索，他決定逃離上海，赴武漢先穩穩當當的複職，然後再統一全黨，號令天下。
汪精衛決心離滬了，他本能地想到又獲罪於蔣介石。搞不好，還要演出兵戎相見的戲劇來。麵對這嚴峻的局勢，他黯然自問：“我有戰勝蔣介石的力量嗎？”他分析了武漢國民政府的軍事實力，似乎覺得腰杆還不夠硬。但是，當他想到共產黨，就像看見了成千上萬的工農大眾。他如果能得到共產黨人的支持或某種許諾，決心和蔣介石分庭抗禮的底氣就更足了！為此，他秘密找到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二人一拍即合，並於四月五日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
按理說，汪精衛到這時應該悄然離滬，西上武漢了。但是，他先天就有的軟骨病又在起作用，他想留住幾天，看看蔣介石這些人的表演再做定奪。他依然君子風不減，如約參加蔣介石召集的清黨分共會議。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聯合宜言》一出，與會人士為之大嘩。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為為然。吳敬恒尤為氣憤，當眾諷刺汪氏說，陳獨秀是共產黨的黨魁，是他們的‘家長’，他在共產黨裏的領袖身份是不可懷疑的。但是我們國民黨內是否有這樣一個黨魁或‘家長’呢？吳說：‘現在有人以國民黨黨魁自居，……恐怕也不見得罷?’說得汪氏十分難堪，大家不歡而散。”…
汪精衛丟盡了麵子，方才下決心逃離上海。
是日夜，汪精衛悄悄登上一艘海關差遣船，翌晨駛離上海，溯江而上，向著武漢駛去。當他暗自分析如何團結各種反蔣勢力的時候，突然想起了東山再起的馮玉祥的國民軍，他對隨侍說了這樣一句話：“馮玉祥的國民軍站在我一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