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弗洛伊德對列奧納多的關注由來已久。這一點可以從他1898年10月9日寫給弗裏斯的信中的一句話中看出來。在信中，他說“也許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奧納多了，據信他沒有過任何風流韻事。”[1]而且，他的這種關注並非稍縱即逝，因為我們發現，在回答關於最喜愛的書籍的調查問卷（1907）時，弗洛伊德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對列奧納多的研究。不過看起來促使他立刻動手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卻是在1909年秋天，因為他的一位病人。那年的10月17日，他在寫給榮格的一封信中，說這位病人的身體結構好像和列奧納多的並無二致，隻不過沒有他的天賦而已。他又補充說，有一本關於列奧納多青年時期的書正從意大利給他寄來，這本書是[原書]第82頁注釋中所提到的斯科格納米格利奧（Scognamiglio）的一本專著。閱讀了這本書以及其他關於列奧納多的著作後，他於12月1日向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提出了這一研究課題；不過，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了研究工作，並於5月底出版。

在這部書的後續出版中，弗洛伊德進行了大量的修正和補充。其中，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關於割禮的簡短腳注，摘錄自雷特勒（Reitler）以及菲斯特（Pfister）的長篇引用，所有這些都在1919年補充到了書裏；1923年增加了關於倫敦卡通的討論。

這一成果並非是第一次利用臨床精神分析法來研究過去的曆史人物的生平。其他人已經在這方麵做過試驗。著名的有塞吉爾（Sadger），他先後出版了關於康拉德·菲迪南·邁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萊瑙（Lenau）（1909）和克萊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2]不過弗洛伊德本人此前盡管曾經依據文學作品的部分章節進行過零散的作家分析，但是從來沒有開展過這種類型的完整的傳記研究。多年前，實際上是1898年6月20日，他送給弗裏斯一本有關C·F·邁耶的短篇小說之一《女法官》的研究——這篇小說有助於讀者了解作者邁耶的早期生活。然而，弗洛伊德關於列奧納多的這部專著，是他唯一一次大規模地涉足傳記領域。這本書遭到了異乎尋常的譴責和誹謗。在第六章開頭，弗洛伊德不得不為自己事先進行了辯護。很明顯，他這樣做是有道理的。甚至在今天，對於傳記作家和評論家們而言，這種辯護仍然普遍適用。

然而，一個奇怪的事實是，直到最近，好像還沒有一個評論家已經有把握地找出了這本書的最大弱點。一個顯著的部分是列奧納多有關猛禽的記憶或者幻想：這隻鳥落在他的搖籃上。在他的記事本中，列奧納多把這隻鳥稱為“nibio”（現在拚寫為“nibbio”），是一個普通意大利詞，“鳶”。在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終把這個詞譯成德語的“Geier”，這個詞對應的英語隻能是“禿鷲”。[3]

弗洛伊德的錯誤好像源自他所利用的一些德文譯作。例如，翻譯搖籃幻想時，瑪麗·赫茨菲爾德有一次用“Geier”來代替“Milan”，一個普通的德文單詞，“鳶”。但是，對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影響可能來自梅列日科夫斯基關於列奧納多的著作的德文譯本。這一點可以從弗洛伊德書房裏一本作滿記號的藏書上看出來。這本譯作為他提供了大量有關列奧納多的資料，他很有可能從中第一次讀到了這個故事。盡管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正確地使用了“korshun”（俄語中的“鳶”）一詞，但是這個譯本用來描寫搖籃幻想的德文單詞也是“Geier”。

由於這一錯誤，有些讀者可能覺得整個研究都沒有什麽價值可言了。不過，更加冷靜地研究一下他的處境，仔細地考慮一下弗洛伊德的那些已經無效的論據和結論的具體細節，仍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首先，必須放棄列奧納多畫中的“暗藏著的鳥”。如果那是一隻鳥，那就是一隻禿鷲；它一點都不像鳶。然而，這一“發現”是菲斯特的貢獻，而非弗洛伊德的。他在譯作的第二版中才引入了這一說法，弗洛伊德相當勉強地接受了它。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和埃及語的聯係。埃及語是象形文字，埃及語“母親”（mut）一詞非常肯定地象征著一隻禿鷲，而不是鳶。在他的權威著作《埃及語法》（第二版，1950，469）中，加德納確認“Gyps fulvus”就是獅身鷲首獸。根據這一點，我們認為，弗洛伊德的理論——列奧納多幻想中的鳥代表他母親這一觀點——在埃及神話中並沒有直接的支持證據，而且他熟悉埃及神話的問題和這件事情之間也無關係。[4]幻想與神話之間好像沒有直接的聯係。不管怎樣，如果獨立地看，兩者都會引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古埃及人把“禿鷲”和“母親”兩個概念聯係在一起，這是怎麽回事呢？有人解釋說，這僅僅是偶然的語音巧合；這是問題的正確答案嗎？如果不是，暫且不論他的討論和列奧納多的情況之間的關係如何，弗洛伊德關於“雙性同體”的母神的討論就必定有它自身的價值。所以，列奧納多曾幻想一隻鳥落到他的搖籃上並把尾巴放到他嘴裏，即使這隻鳥不是禿鷲，也迫切需要一個解釋。我們這一糾正和弗洛伊德關於幻想的精神分析並不矛盾，隻是使它失去了一條有力證據。

那麽，除了關於埃及語討論導致的離題以外——盡管這一討論仍然具有它獨立存在的價值，弗洛伊德的錯誤並未影響到他研究的主體：從早年開始的列奧納多的感情生活，他的藝術衝動和科學衝動之間的衝突的描述，和他的性心理曆史的深刻剖析。另外，這一研究還向我們提供了許多同樣重要的次主題：關於創造性藝術家的心理本質和活動的一次更廣泛的討論，一個關於某種特殊類型同性戀起源的概述，以及——對研究精神分析理論的曆史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自戀症概念的第一次完整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