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鄧曉芒

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母親在我心中就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那時父母工作都很忙，孩子都送到幼兒園寄宿，隻有星期天才團聚一下，大人和孩子之間的交流很少。當然，比起父親來，母親單獨與我相處的時間似乎還是要多一點兒，送我去幼兒園，帶我去看病，都是母親的事。有一年夏天，大約是上小學之前的一個暑假，我與母親兩人在報社的幼兒園住了一段時間，當時母親是幼兒園的園長。記得那時母親每天上班，忙於工作，我則和一幫比我小的孩子在園裏到處亂跑，爬樹、捉金龜子、捉蜻蜓和蟋蟀，安靜時就胡思亂想。有一天忽然想到，所有的人都得長大，變老，最後是不是都會死呢？我一下子恐慌起來，如果人都要死，那麽我無疑也會死的了，人死了，豈不是什麽都沒有了？晚上我問母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她說是的。我說，我不想死，然後就哭起來。哭了一會兒，我又懷著最後一線希望問：“醫生也不能救我嗎？”母親說：“不能。”

我說：“那你也要死的嗎？”母親回答：“也要死的。”我徹底絕望了。從母親生硬的口氣裏，我感到一種生分和殘忍，同時又感到一種崇敬，覺得能夠像母親那樣冷靜地麵對死的問題，真是了不起。以一個六歲兒童的眼光，我不知道她如何能夠做到這一點。隻是在四十年後，當我讀到母親自己寫的早年傳記時，我才明白，當時才三十歲出頭的母親，有著複雜而痛苦的經曆，可以說已經死過好幾回了。

但命運對母親顯得太不公平，注定她一生要充滿磨難。自那以後不久，我的父母和報社一大批虔誠的共產黨人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接下來是母親下放衡山勞動改造，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饉和外婆的去世，在“文革”中又繼續挨整，下放福田“五七幹校”，兒女一個個由於“家庭問題”而失學、下鄉……更不用說幾十年間全家作為“雙右派家庭”在社會上受到的歧視和人格上受到的欺淩了。母親出身貧苦，物質生活的匱乏和肉體上的折磨她都能坦然承受，最無法接受的是年輕時代豁出性命去追求的理想被玷汙、被褻瀆。但她頑強地活過來了。她沒有什麽文化，隻識得幾個字，進過短期的幹部文化補習班，能寫信和記日記。父親總是說她“頭腦簡單”“不懂政治”，她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她才能以一個中國傳統女性的堅韌和樸實麵對生活中種種難以忍受的壓力，而不願意進入政治鬥爭的遊戲圈。她成為“右派”的理由最簡單不過了，並不是由於有任何“鳴放”言論，而僅僅是由於不肯跟父親“劃清界限”（離婚），認為父親和自己沒有錯。母親天性正直，具有平等思想，這一點甚至比知識分子的父親更強。在家裏，母親對待我們兄弟姐妹一視同仁，雖然她內心更喜歡男孩，但她從不表露這一點。也許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她，女孩子在家裏受到歧視是什麽滋味。

粉碎“四人幫”後，父母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改正，母親在報社積極地投入到了為曆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同誌平反的工作，憑她的公正和剛直而贏得了人們的尊敬。離休後，她的心情漸趨平淡。由於長年受到各種故意摧殘身體的磨煉和“改造”，她落下了一身嚴重的疾病，但她心地坦**，不愧對任何人。她最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五個兒女在艱難的環境下一個個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自學成才，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回顧自己這動**的、不平凡的一生，她總是感慨良多。大約從十年前起，她就開始動筆將自己的經曆寫成自傳，斷斷續續地寫了有十幾萬字，我們兄弟姐妹幾個看了，為母親文筆的新鮮生動、感受的細膩真切而大感驚訝，後來由我大妹幫她發到了“榕樹下”網站，2000年，又以《建明自存集》為書名自費印了一百本，由母親分送她的同事、朋友和熟人。近幾年，母親身體大不如以前了，有幾次醫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但隻要稍微好一點，她總要每天寫一點回憶性質的文字，她把這當作自己晚年能夠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精神支柱。有時精神不濟，就對著錄音機講，由我妹夫整理。就這樣，她又積累下了十多萬字。後來的這些文字都是些美麗的散文，作為文學作品看比她的自傳更為純粹。母親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的心境，那個小城，那條小街，那條清幽幽的瀟江，那些可親可愛的親戚和鄰居，兒時的玩伴，還有大人們講的和自己親曆的許多美麗的故事，雋永的故事，悲傷的故事，都如畫一般地透過一個小女孩的眼光展現出來，其語言的韻味，風格的清新自然，描繪事物的準確，表現人物的栩栩如生和傳神，都令人驚歎。我從來不知道我的母親有這般寫作才能，更驚羨她的記憶如此細膩和真實，有讀過的人認為可以作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南方小城鎮的風俗畫來看，其中保存了極為可貴的曆史記憶。從此我發現人的記憶有兩種，一種就是平常的記憶，那總免不了抽象和概括（否則人怎麽記得了那麽多！）；另一種是藝術型的記憶，它保留了人生中全部豐富的細節、感受和溫情。母親告訴我，其實她隻不過是直抒胸臆，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根本沒有想到要做文章。年紀越大，那些過去年代特別是童年時代的生動情景就越是清晰地湧現出來，像泉水一樣從心裏麵往外冒。這也許就是真正藝術的秘密吧！一個曆盡磨難、飽受心靈創傷的老人，其實從來就沒有拋擲過自己的童心，所以能夠在童年回憶中找回真正的自我，達到與這個世界的和解，進入到一種超凡脫俗的純淨的境界，這時她隨手寫下的東西都堪稱藝術珍品。的確，我在母親的原稿上幾乎沒有發現改動的痕跡，篇篇都是那樣信手寫下來的。最開始，我也曾試著幫她把那些過於樸素或口語化的句子改一下，但很快發現我的徒勞，失去了原有的神韻。我大妹和妹夫也有同感。於是大家商定在打印時盡量保持原樣，除了個別的錯字外一律不動。

2003年初，我將母親的一部分成稿通過E-mail發給了我在武漢的作家朋友胡發雲，看他能否推薦一個文學雜誌發表。他看後吃驚不小，來電話問是不是我給加工過的，我說我哪裏寫得出這樣的文字，母親的文章沒有人能夠加工。他說他一定推薦一個檔次高的文學雜誌發表。果然，《中國作家》2003年第4期以《永州散記》為題發了母親的一組散文，近三萬字。年底，該組散文在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好百年杯”全國散文大獎賽中，從一千五百篇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第四名。獎金和獎狀寄到報社，母親的朋友和老同事們都震動了，《長沙晚報》上還登了“八十歲老人當作家”的報道。在她的榜樣帶動下，不少與她差不多年齡的離退休的老編輯、老記者都重新拿起了筆，不再是為報紙寫、為職業而寫，而是為自己寫。在我看來，母親所昭示的不僅僅是一種成功之道，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對生活的感悟，一種對待世界的超越精神。世事的沉浮，人情的變故，已經使絕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變得麻木而模式化，失去了對美麗事物的感悟力。許多人在晚年總結自己這一生的時候，往往都陷入一種斤斤計較的利益方程式中，誰誰“劃得來”，誰誰“不值”，以自己退休時的級別和位置做準星去和其他的人一一攀比。母親與這些人不同，她說起那些靠運氣或手段身居高位和享受更高待遇的人來沒有半點羨慕之情，她自己則主動放棄了憑自己的資曆搬到更大更時髦的新房子去的待遇，至今仍然住在她二十多年來住慣了的狹窄的舊房子裏。在她心目中，她這一生再沒有什麽可遺憾的，剩下的時光多麽寶貴，應當盡量地享受生活，悉心體會那些在世俗的動**和人際關係的緊張中來不及體會的東西，被忽略和遺漏了的東西，這才是對自己生命的真正的充實和延長。

我有時想，母親按照她的天分，如果有適當的機遇的話，本來也許可以更早些走上文學的道路，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我又懷疑那樣一來，她寫下的東西也可能就沒有這麽純粹了。人生的素材在一個作家的作品中很少能夠被利用兩次的，如果心境和火候不到，一段很好的材料也可能就輕飄飄地被浪費掉了。母親今年已經八十一歲。在她那一輩老人中，能寫一手好文章的人可能比後來的幾輩人都要多，但除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學高峰以外，人們似乎公認他們並沒有多少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作品留下來，特別是50年代以後的作品大都帶有那個時代的政治色彩。到了好不容易“四人幫”倒台後，又經過一段漫長的鬆綁和調適，能夠動筆的人都已進入暮年，他們幾十年形成的寫作習慣已無法完全改變了。我母親正因為從來沒有自認為自己能寫一點什麽夠發表的東西，更不用說成為一個作家了，所以她的筆反而沒有受到正統意識形態的規範和束縛，能夠用自己活潑的眼光寫自己直接感受到的東西，並能以自己一生所積澱下來的定力，來如此恰如其分地表達那些微妙的感情。這是母親的幸運。母親一輩子所受的屈辱和痛苦也許比別人幾輩子加起來都多，但她晚年通過自由寫作所帶來的快樂，已足以補償她所經曆的痛苦。她完全是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改塑自己的人生，最後成功地做到了將一個悲慘兮兮的人生改變成了一個輝煌的人生。她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一個人即使到了暮年，仍然有機會使自己的一生具有另外一層意義，不同於命運強加給生命的意義，而是自己的自由意誌活出來的意義。這就是我的母親，我以她為驕傲。

2004年7月14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