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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敗名裂於甲午之戰

日本從同治年間開始，多次入侵朝鮮，蓄謀大規模進攻中國。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爆發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李鴻章調撥部分淮軍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鮮局勢穩定後，清廷向日本提出雙方同時撤兵，日軍拒不撤走，陰謀挑起戰爭。

在中日關係惡化、戰爭大有一觸即發的緊急關頭，李鴻章為了保住他的權位和軍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製夷”伎倆，先後乞求英、俄等國出麵斡旋，阻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把希望寄托在歐美各國的“幹涉”和“調停”上，結果一一落空。軍事上，他一麵命令駐朝清軍“鎮靜勿妄動”，“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詘，切記勿忘”，想以“萬國公例”去製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一麵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鮮，說什麽：“我若添兵厚積，適啟其狡逞之謀”，企圖以中國停止派兵的行動遏製日本增兵朝鮮。李鴻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軍事上的按兵不動，必然導致中國陷入被動挨打的地位。

然而，這時清廷內部主戰派堅主對日采取強硬態度，人民群眾要求抵抗的呼聲也很強烈，李鴻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國駐軍。運兵輪係用重金租雇的高升號等3艘英國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日25日），高升號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遭到日本海軍的突然襲擊。

牙山戰役後，李鴻章惟恐北洋海軍與日作戰遭到損失，丟掉個人政治資本，因此，隻是“令遊弋渤海內外，做猛虎在山之勢”，八月（9月）中旬，日軍在平壤大敗清軍。接著，又挑起黃海海戰。這次海戰，中日雙方各有損失，勝負未定。李鴻章卻故意誇大敗績。借口船艦陳舊，武器落後，不能與日繼續作戰，命令北洋艦隊全部躲藏在威海衛軍港，造成了中國海軍坐以待斃的局麵。

九月（10月）下旬，日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金州告急，旅順守將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鴻章斥之為“糊塗膽小”。十月（11月），日軍攻陷大連，進犯旅順，海軍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請以海軍全力援旅順”，李鴻章又訓斥說：“汝善在威海守汝數隻船勿失，餘非汝事也。”於是，號稱東方第一要塞的旅順軍港落入日軍手裏。光緒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軍進攻威海衛。這時，北洋艦隊尚有戰艦炮艇等20餘艘，重整旗鼓，仍可與日一決雌雄，但李鴻章不敢一試，終於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軍連同威海衛軍事要地全部落入敵手。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作為清朝的“全權大臣”到達日本馬關。翌日開始談判，日本提出許多苛刻條件，隻準李鴻章說“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曾力爭“請讓少許”，沒有結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簽《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及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賠款銀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廠製造。這是繼《南京條約》後又一個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進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

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占有遼東半島，俄、德、法三國表示反對。在“幹涉還遼”事件中，李鴻章又被迫對日讓步。九月（11月），他與日本代表在北京簽訂《中日遼南條約》，訂明中國“報酬”日本3000萬兩，收回遼東失地。

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的緊要關頭，避戰自保，消極應戰，屈辱妥協，忠實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線，造成中國慘敗，簽訂犧牲民族利益的條約。戰敗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統治者的決策，但李鴻章也應負重大的罪責。

5、退居兩廣後的群議指摘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擬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赴俄國參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禮，俄國想借此機會迫使清廷派能訂立條約的使臣，實現久已垂涎中國東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親自出馬，清廷隻好任命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鴻章在莫斯科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主要內容有兩國共同防日，一旦有事，雙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軍艦可以進出中國一切港灣；中國允許俄國穿過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修造鐵路，並在該路運送軍隊糧食。不久，根據密約，清廷又與俄國簽訂一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這樣，俄國在攫取中東鐵路修築權的同時，還掠奪了鐵路沿線的采礦、伐木、行政、派駐警察、駐軍及減免稅厘的特權。俄國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麵，將侵略魔爪伸入我國東北地區。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李鴻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揚中俄關係已是“如膠似漆”，“中國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辦完“聯俄”外交後，李鴻章奉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德國出動軍艦，強占膠州灣。第二年春，李鴻章會同翁同龢與德國駐華公使訂立《膠澳租界條約》，德國以“租借”名義強占膠州灣，並取得在山東境內開礦築路等權利。不久，俄國海陸軍紛紛出動，擺出劍拔弩張的架勢，要求清廷將旅大“租借”與俄國。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鴻章在慈禧太後的庇護下，會同張蔭桓與俄國駐華代辦巴甫洛夫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俄國不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築中東鐵路支線直達旅大以及鐵路沿線權益不得讓與他國等權利，其勢力從東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個東北成為俄國的勢力範圍。

帝國主義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機嚴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救亡圖存”口號，要求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國走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場新與舊的鬥爭中，李鴻章采取了先是反對、繼而暗中回護的態度。

長期以來，李鴻章堅認現行的封建專製統治是“唯一可行的製度”，並緊緊依靠慈禧太後，受其驅使。因此，當康有為等人抨擊他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和拒絕他加入強學會時，忿恨不已，與維新派之間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後進讒說：“此曹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光緒二十四年初，總理衙門邀請康有為征詢改革大端，李鴻章也出席問話，他竭力反對改革法律官製。

然而，到百日維新前後，李鴻章的態度卻起了變化，原因有三。其一，在“變法”的途徑和方法問題上，洋務派同維新派是有根本區別的，但在要求“改革”這一點上，卻是相互一致的，這就成為李鴻章一度支持維新派的思想基礎。其二，在頑固勢力的阻撓下，維新派的“變法”要求不得不略作修改，提出“君權變法”，“乾綱獨斷”以及“開製度局於宮中”等“溫和”主張。這些倒退的政見，意味著他們與洋務派的距離縮短了，李鴻章與維新派之間的隔閡也就隨之逐漸消除了。其三，簽訂《中俄密約》後，李鴻章在總理衙門僅僅做個“伴食之宰相”。為了改變這個處境，在戊戌變法後期，他一麵繼續依附慈禧太後，一麵又或明或暗地給維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並借助維新派力量，實現其洋務抱負。

基於上述原因，百日維新期間頒布的詔令，李鴻章並不反對，或保持緘默，或表示讚同。關於加強軍事建設、發展農工商業，以及廢除八股、興辦學校等項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鴻章均抱支持態度。尤其對於設立京師大學堂，他更認為“最關重要，讚助甚力”，甚至還推薦康有為出任總教習，難怪後來康有為向別人說：李鴻章“助吾革政”。戊戌政變發生後，李鴻章一麵不敢違抗慈禧太後捕殺維新派的通緝令；一麵派人慰問康有為等人。康有為出走時，他“遣人慰行”；梁啟超逃亡日本，他托人轉言相慰。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兩廣總督。到任後，李鴻章采取嚴厲鎮壓“盜匪”、會黨起義的措施，“募巡警”，“辦團練”，“晝夜梭巡，隨時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帶火器刀械，立即擒捕”。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後，李鴻章電奏清廷，要求迅速剿辦團民，保護使館，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諭令李鴻章到京主持大計，他借口“粵人呼籲攀留”，暫難北上。實際上他是要等待帝國主義軍隊開抵北京城下，經過“一二惡戰”，清廷改變態度時，再決定自己的行動。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頒布了“宣戰”上諭，命令各省督撫集義民成團，“借禦外侮”。但李鴻章拒不執行，宣稱“廿五（陽曆21日）矯詔，粵斷不奉”，並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共同宣稱：長江一帶隻有“會匪鹽梟”，“並無拳會之黨可招”。可見，李鴻章是東南督撫違抗“宣戰”命令的首倡者。他還積極參與了劉坤一、張之洞發起的“東南互保”，以破壞義和團在南方的發展。

李鴻章在廣東如此賣力保護洋人，英國就提出廣東“需要這位總督坐鎮”，並認為他是建立“華南獨立政權”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計不讓他北上，要他與孫中山“合作”，在粵“宣告獨立”。李鴻章則認為此事必以“清帝後存亡為斷”，在聯軍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尚未“遇難”之前，不能貿然從事。因此，他一麵坐觀局勢的發展，一麵假意邀請孫中山前來與他“合作”，陰謀一舉搞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這時，孫中山已應邀來港，抵岸後，得到革命黨人密告，獲“知李督尚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誘捕”之意，急乘原船轉赴越南。

6、風燭殘年歎息而逝

義和團反帝運動爆發後，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上，一麵壓製和破壞群眾反帝愛國鬥爭，一麵觀望形勢，等待時機北上，撲滅義和團鬥爭烈火，同帝國主義妥協議和。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初，慈禧太後授命李鴻章回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速兼程北上。李鴻章仍是躊躇不動。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鴻章在清廷的催促下，於二十二日首程赴滬。但到上海後，借口“感冒腹瀉”，寸步難行，盤桓申江，繼續觀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鴻章“議和全權大臣”，他還是沒有立即動身赴京。二十日，帝國主義軍隊攻陷北京，慈禧太後和光緒帝狼狽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給李鴻章“便宜行事”、“不為遙製”的更大權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發布“剿匪”。於是，“養屙”滬上的李鴻章欣然出發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李鴻章離開上海，二十五日抵達塘沽，俄國軍隊將他護送到天津。下車伊始，他便命令直隸官員認真剿滅“拳匪”。半個月後，李鴻章在俄軍的保護下來到北京，連日“拜會”各國公使，急謀議款訂約。但帝國主義在擬訂議和條件問題上分歧較大，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還準備擴大軍事侵略，因此，各國駐京公使“不甚與全權見麵，亦不與議公事”。

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條件，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四出攻掠，擴大侵略範圍。李鴻章唯恐清軍進行還擊，影響和議進行，有負清廷對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駐軍“在一切場合隻要碰到外國軍隊就撤退”。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將中國兵隊之防線形勢，製成報告給瓦德西”，使侵略軍對清軍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國主義的軍事壓力嚇壞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後，她授意榮祿電告李鴻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後催促下，李鴻章加緊進行議和活動。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團提出議和大綱後，李鴻章立即電奏西安，要慈禧太後“迅速乾斷，電示遵行”。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與奕劻奉命在議和大綱上簽字。

議和大綱簽訂後，接著與帝國主義議訂條款細目。李鴻章害怕“和局中敗”，因此處處讓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李鴻章、奕劻代表清廷與11國駐華公使在北京簽訂《辛醜條約》。主要內容有：賠款銀45000萬兩；各國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拆除大沽炮台和從大沽到北京沿線全部炮台，準許各國軍隊駐紮在京榆鐵路沿線的山海關等十二個戰略重地；清廷要嚴防和鎮壓人民群眾的反帝行動。從此，帝國主義又在中國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鎖鏈，清廷墮落成為列強的馴服工具，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辛醜條約》簽訂後不久，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走完了他78歲的人生曆程，沒有人聽見他離去時的歎息。

李鴻章死訊傳到大清國皇太後慈禧的時候，她正在回鑾路上，黃河岸邊的輝縣。和也議了，款也賠了，畢竟要回北京城了，這就是好。李鴻章說得不錯，“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可是洋人總是等著尋釁，如何處處躲得過！是該再好好獎賞一下李鴻章，洋人隻認得他，下次，下次的下次，不還要靠他嗎？可是，李鴻章卻死了，“太後及帝哭失聲”，他們說大清國猶如“梁傾棟折，驟失倚侍”。他們哭大清失去了惟一能夠與洋人周旋的人。

此時，洋務運動已經過去40年，戊戌變法過去了3年。而中國大地，殘陽正如血。

李鴻章後歸葬合肥，晉封一等侯，諡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傳世。諡號，是中國君主政治時代的朝廷對死後的帝王、諸侯、重臣的一個終生評語。“文”諡號，是經緯天地的褒揚；“忠”諡號，是一生品德高尚的褒揚。

7、蓋棺尚不能論定的爭議

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又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德國人說：他長期主持外交政策，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者。

日本人說：李鴻章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說：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這些，李鴻章都聽不到，他無法同意也無法爭辯。他成了一隻曆史的標本，注定在當時的秋雨之時。

李鴻章的生前身後都遭到詬病，這或許對他有一些不公平。在他為官期間，主張向外國引時先進的技術，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許許多的近代工業，他為中國近代化所奠基的事業，使國人受益，至於，在此後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都將過錯推到他身上，或許是不公平的。古代有一句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想他所簽訂的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並不是他所願意的，難道有誰情願被萬人唾罵嗎？不可能再說，要是李鴻章不去簽那些條約，那些條約就不用簽了嗎？不可能的，打了敗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總是要受人擺布。或許換一個人去簽，中國的損失會更加嚴重也說不定。或許是李鴻章生不逢時，不但不能一展報負，還讓別人誤解一輩子。

李鴻章去世前曾留下這樣的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去世後，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他雖然已去世一百餘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曆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汙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麵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革命的鎮壓者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在主持洋務活動中的“賣國”，洋務又分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兩大類，隨著近年來海內外研究的進展，學術界對他在洋務———近代化建設方麵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對於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則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其中疑點最大的，是他在簽訂《中俄密約》和中東鐵路交涉時，是否收受過俄方的賄賂問題。前不久，長期研究張蔭桓的學者馬忠文先生，經過旁搜博證，寫出《旅大交涉中李鴻章、張蔭桓“受賄”的疑點》，予以廓清，認為李張二人不可能接受賄賂。此事尚待進一步求證。再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目前的研究顯示，李鴻章在談判中無論大事小事，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所謂“商讓土地”即割地之權，也是早經授予的；至於賠款數額，根據甲午戰爭史權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於我方密電碼早在戰前就被日方破譯，因而二萬萬兩賠款的底線早被日方掌握，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無濟於事，這隻是科技不如人，落後必然挨打的鐵證。

“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製於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係，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製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隻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麽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於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