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傾一時到謗滿天下 01

——蓋棺尚不能論定的李鴻章

1901年，李鴻章在屈辱中辭世。這位晚清顯赫一時的人物，身前和身後都遭詬病。在他死後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是毀譽不一。毀之者往往總是把李鴻章和中國近代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聯係在一起，諸如甲午海戰的失利，《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的簽訂等等，由於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他不可避免地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成了某種國家落後的象征，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譽之者認為，李鴻章是近代中國的一位“愛國者”，是“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是“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那麽，李鴻章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賊”？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對於李鴻章既不能簡單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當年的所作所為，更不能一罵了事。

1、疆場建功的翰林京官

李鴻章，本名銅章，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今肥東縣）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於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記名禦史。

李鴻章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翌年，通過父親與曾國藩同年的關係，師事曾氏，“日夕過從，講求義理經世之學”。過了兩年，李鴻章考中進士。道光三十年（1850），授翰林院編修。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李鴻章曾多次率領團勇協助安徽地方官員對抗太平軍。鹹豐八年（1852），李鴻章奔江西晉謁曾國藩，入其營幕。次年十月，被任命為福建延建邵遺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間，李鴻章鬱鬱不得誌，師徒之間微有齟齬，曾一度拂袖他去，“閑居一年”。鹹豐十一年（1861）秋，湘軍攻陷安慶，他又回到老師的營幕，這時，曾國藩對他另眼相看，舉凡“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李鴻章受到重用，從此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左右手。

鹹豐十年（1860）太平軍進軍蘇、杭，威脅上海。李鴻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裝張樹聲、周盛波、潘鼎新、劉銘傳等人紛紛響應，不久，一支擁有6500餘人的淮軍正式編成。淮軍建立之初，“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軍章程”。曾國藩調撥湘軍數營並入該軍，又以湘軍悍將程學啟、郭鬆林等人充當軍中頭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鴻章統率淮軍由安慶乘英輪來到滬上，旋奉命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下的一個幕僚，一變成為清朝統治集團重要的一員，並在軍事上取得獨當一麵的指揮權。

淮軍抵滬後，曾國藩諄諄告誡李鴻章對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篤敬”信條。李鴻章又看到外國軍隊擁有新式槍炮，歎為“神技”，“日誡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麵以重金聘請洋教官到各營教習；一麵向侵略者購買新式武器。此外，他還“全神籠絡”華爾，企圖通過他向外國聘請“鐵匠製炸彈，代購洋槍”，並以他“一人之心”去“聯絡各國之好”。

為了認真訓練淮軍，並與外國侵略者協同作戰，李鴻章與何伯以及英國陸軍提督士迪佛立訂立會商攻打太平軍協議，規定：（1）李鴻章派出淮軍6000人與侵略軍“共維大局”，其中3000人進駐南橋，3000人由英國軍官負責嚴加訓練；（2）作戰中奪取的軍需品應歸淮軍所有；（3）雙方軍事調動必須互相通知，並互相供給軍事情報。這樣，李鴻章與資本主義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鎮壓太平軍的軍事合作。

常勝軍整頓後，的確幫了李鴻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倉陷落，太平軍被“追斬殆盡”，李鴻章讚揚戈登“堅忍鎮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軍7000餘人被俘，3萬人遭殺害，李鴻章對戈登的“奮勇”表示“殊堪嘉尚”。十月（12月），蘇州被攻占，李鴻章率軍大肆搶劫財物，並發給常勝軍7萬元，後奉旨另犒賞戈登銀1萬兩，以資鼓勵。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勝軍宣告解散，留洋槍隊300人、炮隊600人並入淮軍。

攻陷蘇、常後，清軍加緊進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鴻章又調派淮軍追殺太平軍餘部。由於平定“粵寇”有功，清廷賜封李鴻章“一等肅毅伯”。他的淮軍由原來的6000餘人逐漸擴充到六七萬人，逐步取代湘軍成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惡軍隊。在劫掠人民財富方麵，李鴻章也並不比曾國藩兄弟遜色，李家兄弟數人在絞殺太平軍期間，就兼並土地約60萬畝。

太平天國起義被扼殺後，清廷集中兵力圍剿撚軍。同治五年（1866）秋，李鴻章吸取了曾國藩失敗的教訓，認為要撲滅“倏忽無定”的撚軍，必須增添馬隊，馬步配合，左右夾擊，前後堵截，才能扭轉尾隨追逐，勞而無功的局麵。在戰略上，他堅守曾國藩“畫河圈地”的主張，實行“扼地兜剿”，驅逐撚軍到“山深水複之處”，重重圍困，加以殲滅。與此同時，還“陰招其饑疲裹脅之眾，使其內亂殘殺”。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賴文光被俘就義，東撚軍為李鴻章所撲滅。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撚軍進入直隸，“京師大震”，清廷急調李鴻章、左宗棠進行鎮壓。七月（8月），西撚軍進入山東境內黃河、運河和徒駭河之間的狹窄地帶，被清軍圍困，無法突圍失敗。

李鴻章在鎮壓撚軍中立下汗馬功勞，於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實授為湖廣總督，西撚軍覆滅，又賞加“太子太保銜”，成為當時一個握有軍政實權的封疆大吏，也是為清廷所倚重的一個“中興名臣”。

2、自強求富的洋務領袖

李鴻章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同時，還開始積極推行洋務運動。所謂洋務運動，是清廷在同治年間興起的“求強”、“求富”活動。從事這一活動的官員被稱為洋務派，李鴻章就是洋務派的首領。

在鎮壓農民起義和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接觸中，李鴻章深感當時清皇朝存在的不僅是“內憂”，而且還有“外患”。他認為外國侵略者“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他又目睹歐美各國“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為了鞏固清朝統治，李鴻章提出變“成法”、立“奇業”的主張，即是在不變更封建製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略事變革，發展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加強內部統治，對付新的“變局”和“強敵”。

李鴻章到達上海之初，“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為了學到洋人“長技”，屠殺人民，開始向外國購買洋槍炮。繼購置之後，他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決定自己設廠製造。

最早創辦的軍事工業，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蘇州設立的洋炮局，規模不大，卻給淮軍提供了一部分槍炮彈藥。同治四年（1865），李鴻章又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前者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個軍火工廠。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後，接辦了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這時撚軍和少數民族起義已相繼被鎮壓，但他認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機思逞，時需分頭防剿，設軍火無措，必致貽誤大局”，因而對該廠進行整頓，擴大生產。

籌建北洋海軍是李鴻章“求強”事業的重要內容。同治末、光緒初，資本主義侵略者加緊窺伺中國，出現了邊疆危機，當時，加強海防，保衛邊疆，刻不容緩。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分析了這一危險形勢，並向清廷提出建設新式海軍的建議。從光緒元年（1875）開始，李鴻章先向英國訂購一批炮船，但他認為一支象樣的新式海軍，“非有鐵甲船數隻，認真操練，不足以控製重洋”，於是向德國訂製定遠、鎮遠兩隻鐵甲船和一艘鋼甲船。中法戰爭後，李鴻章以中國海軍實力單薄為理由，又向英、德等國訂購船艦快艇，加強海軍實力。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設立海軍衙門，以醇親王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會辦。經過陸續添購船隻，到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正式建立，擁有大小軍艦雷艇等25艘。這期間，李鴻章還籌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衛軍港和旅順船塢。

李鴻章在舉辦軍事工業過程中，時常感到經費不足，使局務難以維持和發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給，不得不向外國購買；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運輸上碰到很多困難。為此，他決定創辦民用企業，以“求富”促進“求強”。

李鴻章創辦的第一個“求富”企業是輪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辦形式經營航運業，辦起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民用工業。光緒三年（1877），他舉辦的開平礦務局，成為中國第一個采用機器生產的大型煤礦企業。由於煤的蘊藏豐富，質量較好，產量日增，被李鴻章稱為“成效確有可觀”的一個企業。光緒六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電報總局。光緒八年，又奏準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十九年（1893），該局遭火焚，李鴻章派盛宣懷設立華盛紡織總廠，並擬另設10個分廠於上海、寧波、鎮江等地。李鴻章在《妥議鐵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鋪設鐵路有利於國計、民生、軍務、漕務、通訊、交通等九大好處，並強調指出：“西洋諸國所以勃焉興起者，罔不慎操此術。”他還擬定一個修築鐵路的計劃，由於當時清廷財力竭蹶和頑固派的阻撓，未能實現。到光緒七年，才修成一條由唐山到胥各莊、全長11公裏的短程鐵路。光緒二十年，唐山至山海關鐵路建成，全長128公裏。此外，光緒十四年（1888），李鴻章成立漠河礦務局，開采黑龍江漠河金礦，成績卓著，是一個經營比較成功的新式礦業。

在“民用”企業中，采用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形式，廠內設有總辦、會辦、幫辦等大小官員，“一切惟總辦之言是聽”，其他商股無權過問。正如梁啟超批評的：“李鴻章所辦商務，亦無一成效可睹者，無他，官督商辦一語累之而已。……今每舉一商務，輒為之奏請焉，為之派大臣督辦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傷其手矣。況乃奸吏舞文，視為利藪，憑挾狐威，把持局務。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來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國商務之不興，雖謂李鴻章官督商辦主義之厲階可也。”李鴻章自己和他的親信唐廷樞、盛宣懷等人，依靠政治特權操縱局務，貪汙中飽，一個個成為擁有巨大財富的暴發戶。

李鴻章從事軍火生產時，說是“為今日禦侮之資”，他籌辦海軍，明確指出“大半為製馭日本起見”，但是他在大談軍事對外的同時，卻又宣稱“以剿內寇尚屬可用，以禦外患實未可信”。他也準備與來犯之敵交戰，卻又說不能“自我開釁”，要等到對方“萬分無禮相加”時，才不得已與之一戰。這種消極態度，導致了每戰必敗，所謂“禦侮”實際上成了一句空話。至於興辦民用企業，李鴻章也標榜“杜外人覬覦之漸”，創辦輪船招商局，聲稱“此舉為收回中國利權起見”；設立開平礦務局，他說“亦可免利源之外泄”；集資興建煤鐵礦，又說有“堵塞漏卮”的好處。當然，在這一方麵雖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當時國家不能獨立自主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專擅之利權的。實際情況是，隻能在承認外國侵略者控製中國海關、航運、市場以及洋貨大量湧入內地的前提下，通過微弱的競爭，與外商共分一部分利潤。

3、節節退讓的外交策略

19世紀晚期，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相繼進窺我國沿邊和鄰邦，造成嚴重的邊疆危機。對於凶惡貪婪的資本主義侵略者，李鴻章缺乏足夠的認識，堅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須和戎”外交方針。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清廷命直隸總督曾國藩主持辦案，其判處20人正法，25人充軍，賠款49.7萬餘兩。曾國藩的舉措，受到輿論的譴責。八月，李鴻章奉命接任直隸總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軍事、外交大權於一身，權勢顯赫、舉足輕重。他在天津設立的衙門，號稱“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後，李鴻章完全支持曾國藩的原判，正式議結天津教案，先將判處正法20人中的16人處死，另4人由於天津群眾的堅決要求，李鴻章不得不從輕判決。在辦理天津教案中，李鴻章與曾國藩忠實執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舉進犯台灣，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頑強抵抗。李鴻章唯恐擴大事件，說什麽“台灣係海外偏隅”，不值得大動幹戈，主張與日本簽約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總理衙門與日本簽訂《台事專約》三條，賠款50萬兩，承認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義舉”。中日談判期間，英國提出台灣對外通商，李鴻章竟說：“與其聽一國（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國（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均沾”。意欲通過開放台灣，利用其他國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獨占，這就是李鴻章的“以夷製夷”外交的首次運用。總理衙門讓步訂約後，日本得寸進尺，意圖並吞琉球。李鴻章認為琉球是個“黑子彈丸之地”，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光緒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並琉球，改為衝繩縣。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灣的同時，英國軍官柏郎率領武裝探路隊由緬甸闖入雲南，意在開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國駐京公使館派翻譯馬嘉理前往迎接，在騰越西南蠻允地方，武裝隊伍悍然開槍擊斃群眾多名，當地人民立即將馬嘉理打死，這就是所謂“馬嘉理事件”。英國侵略者乘機進行訛詐，清廷派李鴻章與英國進行談判。開始時，李鴻章認為英國武裝隊伍擅自入境，“不獨有違條約，亦顯悖萬國公法”。及後，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恫嚇威脅下，李鴻章怕“和局”破裂，便改變了態度，於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與威妥瑪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規定賠款20萬兩；清廷派大臣赴英“謝罪”；允許英人前往雲南、青海、甘肅、西藏等省“調查”、“遊曆”；開辟印藏交通：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外貨運入內地免納各項內地稅以及擴大領事裁判權等，為英國入侵雲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紛至遝來的邊疆危機中，李鴻章對俄國於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強占新疆伊犁這一嚴重事件，也表現得十分怯弱。俄國軍隊侵占伊犁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以左宗棠為代表的部分官員紛紛要求進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鴻章卻大唱反調，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塊曠僻無用之地，“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裏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為不值”。出師遠征，竭盡財力，勢必影響東南海防建設。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們已扶植阿古柏作為傀儡，中國貿然出兵，必定禍不旋踵，“別生他變”。第三，中國“兵將皆單，軍器不精”，“實不及專顧西域”，而且統兵主帥“左公已老”，將士率皆疲弱。在軍需給養方麵，由於路途遙遠，無法源源運濟，縱然克服了重重困難，恢複失地，“勢必旋得旋失”。據此數端，李鴻章主張對已出關或準備出關的清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

李鴻章力主放棄新疆的言論，受到朝野的強烈譴責，清廷最後采納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見。光緒四年（1878），左宗棠率軍收複了除伊犁地區以外的全部領土。但俄國賴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並於光緒五年簽訂《交收伊犁條約》，雖然索回了伊犁，卻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給俄國，另賠款500萬盧布，俄國還獲得蒙古、新疆貿易免稅以及由西北經天津到漢口進行貿易等特權。消息傳來，輿論嘩然，紛紛要求改約。清廷表示不承認這個條約，並將崇厚革職問罪。俄國立即擺出不惜訴諸武力的架勢。李鴻章被嚇壞了，堅主崇厚不可問罪，俄約不能推翻，勸告清廷速予批準。

在“邊務迭興”中，李鴻章忠實執行了清廷“保全和局”這個既定方針。對外交涉時，總是借口中國的軍事力量大不如人，決非西方國家的對手，因此，抱定逆來順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讓的結果是接受無理要求，簽訂屈辱條約，一步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的程度。

同治、光緒之際，法國多次進犯越南。其時，法國金融資本發展迅速，積極對外擴張，叫囂“必須征服那個巨大的中華帝國”，顯然，法國是企圖以越南為基地，侵略中國。光緒八年（1882），法軍進攻越南北圻，清軍出境援越。但清朝統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權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在天津談判。雙方議定：清軍撤出越境；以紅河中間之地劃界，中法兩國分別保護；開放保勝為商埠。

李鴻章的退讓，“招引法國以為中國將不會反抗”。法國內閣總理茹費理撕毀了協議，大舉進攻越南，同時，派駐日公使脫利古來華向李鴻章施加外交訛詐，李鴻章為了保存軍事力量和淮係地盤，主張繼續執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針。他認為中國“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聲稱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一時戰勝未必曆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開戰後，“兵連禍結”，“一發難收”。李鴻章的宜和不宜戰的論調，在中法戰爭期間發揮得淋漓盡致。

光緒十年（1884），法軍向北越發動進攻。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通過粵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向李鴻章誘和。李鴻章函告總理衙門，務必含忍與議，同時強調指出：“與其兵連禍結，日久不解，待至中國餉源匱絕，兵心民心搖動，或更生他變，似不若隨機因應，早圖收束之有裨全局矣”。清廷接受了李鴻章“兵心民心搖動”的警告，命他與福祿諾在天津舉行談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雙方簽訂《天津簡明條約》，規定：法國“保護”越南；滇桂邊境通商；中國撤回軍隊。

條約簽訂後，法國又以清軍未能及時撤退、雙方發生衝突為借口，蓄意擴大事端。閏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艦開入福建閩江口，李鴻章“自度兵船不敵”，一麵拒絕清廷調撥北洋船艦增援福建；一麵致函會辦海防大臣張佩綸，要他勿向法船開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艦進攻福建海軍，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鴻章的影響下，也“嚴諭各艦，不得妄動”，致使馬尾海戰失敗，福建海軍覆沒。

法國的侵略暴行，激起全國軍民極大的憤慨，前線廣大將士鬥誌昂揚。光緒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將馮子材率領清軍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當時的局勢對中國極為有利，但清廷缺乏勝利信心，李鴻章則認為鎮南關大捷不過是“偏隅偶勝”，應該知足罷兵，趁勝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正式訂立《中法新約》，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允許法國在我國西南開埠通商；中國興辦鐵路應與法人“商辦”等，使法國得以插足中國滇、桂等省，西南邊疆危機日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