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緊接著是急風暴雨式的“**”運動。陳月盤作為生產大隊唯一的一位地主分子，首當其衝地成了各種大批判和遊街的對象。下麵的這些鏡頭是我作為“紅小兵”的一員所親眼看到的——鏡頭之一：大隊倉庫場上，身穿黑色棉襖的陳月盤站在批鬥台上，胸前掛著那塊打“×”的“惡霸地主”牌子，被人“飛機式”押著跪在地上，嘴裏時不時地自己喊著“打倒惡霸地主陳月盤”、“永遠不得翻身的地主分子陳月盤”等等口號，直到最後又被一群造反派押著遊村……

鏡頭之二：清晨，浩浩****的遊行隊伍中，各生產大隊的“地富反壞”們被排在了“走資派”們的後麵，每人手抱一個用紙糊的比自己高大出一倍的牛、鬼、蛇、神。陳月盤是我所在生產大隊的唯一的地主分子，因此他每次都是遊街對象。本來陳的個子就小，加上戴著一副眼鏡，又懷抱一隻跟社會主義扭著勁的“野牛”，所以看上去又滑稽又好笑。根據遊街需要，每到一個熱鬧的街心和十字路口，“走資派”和陳月盤等這些“牛鬼蛇神”們都要高高地喊幾聲打倒自己的口號，然後相互抱攏一下，以示“走資派”和牛鬼蛇神是一夥的壞人。照理，我父親作為“走資派”也是要被列入遊街對象的，由於他那時年輕，曆史上沒有什麽問題，所以遊街這類事沒有輪到他。可是與我父親並肩當了十幾年大隊支部書記的瑞康伯伯就慘了，聽說他在解放前當過保長，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陳月盤他們那些“牛鬼蛇神”一起遊街換批鬥。我親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與陳月盤摟抱在一起，哪知這兩位同是落難人，抱在一起後竟死死地不能分開，他們麵對麵地號啕痛哭起來。這還了得！造反派便“通過活生生的現實”，從陳月盤和瑞康伯伯身上“看到了走資派和地主階級是一個鼻孔出氣的人民公敵”，陳月盤和瑞康伯伯後來都成了“**”中重點看管和批鬥對象，受盡折磨與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雙布滿皺紋的手輕輕地貼在胸口，然後順時針地按摩起來，我看在眼裏，體味著老人仿佛是在撫摸那依舊流血的傷口……

“可是您竟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而且比別人活得更健康長壽！”我有意轉換氣氛道。

即將步入百歲高齡的陳月盤聽到此話後，臉色頓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個20世紀的百年歲月，也經曆了20世紀所有風風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現在還耳不聾眼不花。不信你們瞧瞧。”說著，他跨出我家的門檻，在院子裏蹦了幾下，又活脫脫地轉了幾圈，然後連聲問我：“看看我死不了吧？”“肯定肯定！”我高興地和父親連忙將陳老先生扶進屋裏重新坐下。在給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際，我由衷請教老人：“您經曆了那麽多磨難，為什麽還如此健康長壽？莫非真的有祖傳養生秘方？”“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囉！”陳老先生捋著胡須，開懷大笑。然後他很神秘地告訴我：“就是我祖上傳給我的‘地主分子’！”我、父親和“老地主”頓時一起開懷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陳月盤是個樂天派哩！說到這裏，陳老先生將手伸向口袋，從中拿出兩本薄薄的小本本，“這是我的詩集，知道你在京城當作家，是特意帶給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詩，再把本本給你啊。”老人認認真真地翻著，然後又有滋有味地給我念了起來：“此為五律詩，題為《來遊》，你聽：來遊皆是客，相遇即為親；小步高鬆路，閑聽野鳥音。嵐光殊寂寞，溪影亦紛紜；分手橋邊立，潺潺水下津……”“好好，充滿詩情畫意。”我一邊叫好一邊忍不住搶過陳老先生的詩集。

“這200多首詩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間寫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給造反派抄走，我會留下近2000首詩作哪，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東西了。”陳月盤突然湧發出的那種隻有文化人才有的憂鬱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個名噪一時的文化名人，在經過民族解放運動的大革命後，沒有當上革命的功臣卻反被戴了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幾十年，而命運偏偏使他又在飽受摧殘折磨後頑強地活滿了近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忠誠革命者，在當了幾十年的“壞人”和變成一個純粹的農民時，該是怎樣一種人生心態，難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嗎？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當我打開記述這位“老地主”人生軌跡的兩本油印小詩集時，我完全證實了自己的這份好奇心。

陳老先生的兩本詩集分別題名為《騎牛集》和《野蓼集》。編著時正值他90歲生日，我不是特別明白兩本詩集的題名，但看過《後記》後，方知這位“老地主”的內心世界竟同明鏡一般透亮寬闊。

詩集的《後記》這樣寫道：

參加革命後回到老家時，已年至43歲。我自信能學會種田，不怕寒風烈日，成為一個勤勞樸實的中國農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淵明那樣，吟出可愛的田園詩；也早認為新中國一定會誕生，那時誰也不像陶淵明“瓶無儲粟”而乞食。

我特別注意到陳月盤的《後記》最後落款是用的“阿跡子”，這個伴他走過近百年的筆名，使我重新把當了近半個世紀的“惡霸地主”，歸位為一名文化人。

20世紀是怎樣一個百年？20世紀是人類擁有燦爛文化的百年。文化人創造了這個人類史上最輝煌的世紀，可20世紀又是中國文化人淪為最痛苦的一群孤獨者的百年。也許陳月盤是無數文化人中淪為最痛苦、最孤獨的典型代表吧。

我這樣苦思的時候，他又拄著拐棍來到我的麵前：“在家孤單了幾十年，再也待不住了，我想在生命的有限時間裏，重溫一下當一個文化人的感受。噢，真是太久遠了！”由於其身份的特殊性，我對當了幾十年“老地主”的陳月盤老先生如何能麵對厄運、坦然人生的博大胸懷和明鏡般的心境，異常敬佩，甚至感到很不可思議。從解放初期的“土改運動”到80年代初，再往前五六年，陳月盤從策反熊劍東失敗後解甲歸田，當了四五十年農民和三十多年的無產階級鎮壓對象的地主分子，可是在這漫長的失意歲月裏，身為一介文人出身的他，竟然能寫了一大堆歌頌新社會和新生活的詩篇，如——陰次晴冷暖無窮，月未西沉日又東；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萬朵潑新紅。（《春更好》）

入夜拖拉機響急，插秧就趁黃梅節；大多婦女稱能手，熱汗如珠和雨滴。（《熱汗》）

二三月裏杏桃紅，人在微風碧浪中；正是春耕生產熱，廣播高唱學雷鋒。（《學雷鋒》）

讀一讀上麵的這些詩，你怎麽也想象不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寫出來的詩篇，因為隻有從心底裏湧發對新生活充滿向往和熱忱的人才能有這種**，而陳月盤在寫這些詩時又是什麽樣的境況呢？

我們沉默著。我心頭不由一陣冷寂，因為我想起了自己曾經參加過抄他家的那一個夜晚，對此我不敢當麵對老人坦白真情……然而我感到極度自責。

好在老先生自己先把話題轉開了：“其實我作的詩大多是對家鄉田園生活的描繪與抒情。我們江南水鄉的景色太美了，勞動也是美的呀，這種自然美與勞動美，是我詩作的生活源泉，也可以說是我能夠活下來並得以長壽的生命之源，你信不信？”我當然信。否則我想不出還有其他什麽力量可以讓這樣一位蒙受屈辱、備受摧殘、命運跌宕的世紀老人坦然人生，長壽百歲。

陳月盤共有7個子女，其中第四個在他參加革命工作時過繼他人後不久夭折。剩下3兒3女都非常有出息，不是共產黨幹部，就是在大學教書。然而正是這種身份，使他（她）們在父親當“惡霸地主”的幾十年裏不能正常地照顧老人甚至連走動的可能都幾乎全被剝奪了。

陳月盤的妻子年輕又漂亮，但這樣的“地主婆”是不允許存在的。“文革”中被造反派折騰得死去活來，最後不得不尋了短見，與老伴沒打一聲招呼便永遠離他而去……

“有情不若無情好，越是恩深翻是惱。終會生離成死別，更憐孤寂天涯老。”陳月盤為亡妻作了這首《無情》詩。他說他知道妻子早晚會尋短見死的，因為像“文革”那樣的運動，怎麽可以讓一個好端端的女人死守著一個半死不活的“老地主”呢？再說，在那些“革命者”眼裏，一個“老地主”要什麽感情和要什麽寄托？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地主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就不是人，不是人還要什麽七情六欲？

那年月，地主分子的我，完全喪失了應有的人性，隻像一個孤獨的木偶，一個尚有生命的孤獨的木偶而已。”陳月盤自己說。

“從一個革命者到被無產階級專政鎮壓的敵人，從一個知識分子到一個純粹的農民，這一生你真不感到有許多後悔與心底的仇恨？”我向老人提了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

他開懷大笑。然後清清楚楚地說：“說來你可能有些不信，我沒有半點後悔，更沒有半點仇恨，有的隻是一點點可惜。可惜什麽呢？可惜那些曾經把我錯當階級敵人並最起勁整我的人死得太早，如果他們活到今天能看看現在的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政策就好了。古人雲：仁最壽。雖然我的一生幾乎經曆了整個20世紀，而且命運坎坷，但我能成為百歲壽星，最重要的是我心甘情願地在後半生的近60年間當了靠勞動自足自樂的一個農民。人生什麽最快樂？勞動。人生什麽能最長壽？把心放平……”這一天，我父親是準備好了要請陳老先生在我家吃頓飯的，但客人怎麽也不肯。“在我讀書和參加革命工作時，我家是地主富豪，別人請不起我；解放後我當了地主分子後，再也沒人敢請我吃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摘了帽，那時已經80多歲了，別人也不敢輕易請我去吃，所以我一輩子一直是自己管自己。你們別客氣。我得趕緊回家，早晨淘的米還在竹籃裏呢！”陳月盤老先生站起身子就走，任憑拉扯也沒用。我早聽人說他至今仍然不要任何人關照，連子女孫輩接他到城裏過也不願意，每天依舊黎明即起，打掃庭院，刷鍋起炊，手腳麻利得很，村上人無不稱奇。對這樣一個已經習慣於獨立生活近百年的人來說，我知道怎麽挽留也是沒有用的，於是我對父親說，放行“老地主”吧。

晚霞下，那條通向遠處的長滿青草的長長田埂上，老人的步履像一個移動的影子。然而我感覺那條田埂是他踩出來的，因為那條田埂是中國的，是中國的20世紀的田埂，是一個小人物走過的中國的20世紀的田埂……

1999年10月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