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月盤，你跟共產黨幹了幾十年革命，最後落得什麽好處？一點也沒有嘛。聽說共產黨搞什麽社會主義，鎮壓有錢人。你大小也是個地主，留下來肯定好不了，還不如和我們一起到台灣去發財。”就在國共和談破裂前夕，曾在開灤煤礦當老板的同鄉學友王崇植，在赴台灣之前回到老家見到了陳月盤便動員他說道。

陳月盤聽後笑著搖搖頭，說：“我罵了蔣介石幾十年，到台灣能有好日子？”王崇植拍著胸脯對老同學說：“這個你隻管放心，老蔣這人就講老鄉觀念，他對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隻要願意聽他話，不會吃虧的。”陳月盤說：“我既然跟共產黨幹了幾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後半生交給國民黨了。至於說到跟著蔣家王朝發財，我看還不如回家種田。謝謝老同學的好意。”王崇植後來到了台灣還真發了財，並且官至蔣介石的“社會局”局長。可他卻沒有勸動陳月盤一起赴台。沒幾日，陳月盤的嫡親表兄也要搬往台灣去。陳月盤的這家嫡親表兄不是別人，正是前麵講過的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大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勳”王淦昌的堂伯侄。王淦昌的母親便是陳月盤的祖姑媽。陳月盤雖比王淦昌輩分小，年齡卻大幾歲。王淦昌在我采訪他時親口說過這樣的話：“月盤是好人，我們小時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著家人報考了學校想走德國留學，家人極力反對，他聽說後便跑到我們家來做工作，我對這事印象很深。”陳月盤對比自己年齡小幾歲的“阿伯”王淦昌走科學救國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親戚家的表兄要到台灣做生意去，這是時勢變化的結果，陳月盤不好多加阻撓。但他心頭異常沉重，因為他清楚此次一別，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這位表兄也是位知識分子出身，後來靠了陳月盤在上海與熊劍東的關係，才開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時很“背時”的陳月盤跟他一起到台灣，意在回報陳的往日恩情。陳月盤麵對表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絕了。隻是這一次惜別對陳月盤心靈上刺激很深。那天他從上海回到偏僻的鄉下老家，當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條村頭小路時，舉目村頭路邊，嫋嫋炊煙，忍不住勾起心頭萬般情結。當晚，他寫下了一首《西江月》：

瓦灶石台繩凳，紙窗竹徑泥牆；風微日暖豆花香，沽得南鄰新釀。

再不關懷世事，從此老死家鄉；芒鞋箬笠立斜陽，呼鴨綠蒲塘上。

陳月盤告訴我，他此時年值四十有三。後來9個月裏，他這位革命出身的“地主分子”第一次正式當起種田的農民，學會了鋤田，學會了牽牛犁地。

“一句‘再不關懷世事，從此老死家鄉’，是不是對以往自己的革命生涯有些懊悔之感或者說看破紅塵的意思？”我吟著陳月盤50多年前的詩句，總感覺當時他的心態很灰暗。

陳月盤老先生聽完我的話後，不屑一顧，說：“錯了錯了。如果說當時我一點也沒有傷感之情，那不客觀。但從那時起，我確實發誓‘再不關懷世事’和‘從此老死家鄉’。因為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我發覺自己可能本來就不能成為革命和時代中那些力挽狂瀾者，所以幹脆就省了那份心思，老老實實當個靠自己雙手自食其力者。這不是賭氣。我從小愛讀古人的詩作，尤其是欣賞陶淵明筆下的那種田園生活。可我覺得陶淵明還不是一個純粹的樂農派。

我可以說比他要更多一層對田野和土地的情感。因為我從小生活在江南水鄉，對這兒的一草一木，我覺得太恬靜太美麗太符合我這個人了。故當轟轟烈烈的大事情做不成後，當不能實現個人理想中的那種大成功後，我的心一下又回到了原始的那種田園式的理想境界之中。因此我覺得自己比陶淵明更少了幾分知識分子的清高，多了幾分對泥土的親近。與其說對泥土的親近，還不如說我對家鄉的那份抹不去的眷戀。陶淵明不為五鬥米而折腰，那麽如果給他五石米呢？可能情況就不一樣了。但我不一樣，當我立誌後半生與土為伍時，我心頭極其坦**自然，絕沒有一點為難自己的地方，否則之後50多年裏經曆的事特別是解放之後一直當‘老地主’的非人經曆，我就早已挺不住了，不知死過多少回了。你想想是不是這樣？”我隻有點頭的份兒。因為我隻能相信這樣一個簡直有點怪的老頭的話，我捫心自問：假如我像他經曆的幾十年多舛命運，能像他那樣挺得過來嗎？挺得如此樂觀自如？還挺得如此延年益壽？我想我肯定做不到，我想不是我一個人做不到，而是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

陳月盤的人生魅力就在於此。這便是一個小人物的不一般之處。

芸芸眾生，命運各不相同，有些事是無法比較的。也許找不出第二個與陳月盤的命運相同的人。

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使當年的革命功臣蒙受的不白之冤非常人所能想象。而讓陳月盤最寒心的也並非在土改時被評為地主成分，恰恰是這過程中他所感受到的那種切膚透骨的世態炎涼。

新中國還沒成立的時候，由於陳月盤自己早已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和影響，當他著手接管家產後，便開始整理以前祖上留下的佃田，加上他的思想深處就根本清除了剝削階級意識，因此在短短的時間裏，他把絕大部分的佃田該賣的賣掉了，該送給那些貧苦鄉鄰的就送出去了，最後隻剩下百十來畝地作為自己生活和耕作留在名下。解放了，土改運動便在全國展開，第一件事就是按地劃成分。輪到陳月盤時，土改幹部不知如何執行政策了，因為按政策，他當時的地大概就夠個富農。但是誰都知道他陳家是曆代富裕大戶，那些政府準備劃在地主成分線以內的地主分子就向土改工作隊施壓，甚至放言說你們要把我們劃為地主，那他陳月盤就應該是第一個劃地主成分的人。如果他漏劃了，證明你們共產黨有偏心眼，就是看在陳月盤曾經為你們共產黨辦過事。要是那樣的話，既然在陳月盤問題上你們共產黨可以不按政策辦，那憑什麽非要我們執行你們的政策呢？

當時執管陳月盤所在地區的區委領導正是當年陳教過的姓仲的那個學生。於是仲來找陳月盤，說你看大家都盯著你，不好辦呀，再為革命事業貢獻一次吧。

陳月盤想得太簡單了，心想劃地主成分也是勞動種地，不劃地主成分也是勞動種地，不都一樣嘛！還談什麽貢獻不貢獻？評，就評吧，誰讓我是個名聲在外的開明地主嘛！就這樣，陳月盤懷著“再為革命事業貢獻一次”的純真心願，被“光榮”地劃入了地主階級。當時他並沒有在乎這個“地主”成分到底對他後半生命運有什麽利害關係，而且他心頭明了的是，反正共產黨了解我，再說我自己的學生不就在管我的地方上當幹部嘛，他出來說一句，我這個“地主”自然就同別的地主不一樣了。

然而陳月盤大錯特錯了。在無產階級的眼裏，所有被劃歸為剝削階級的地主是一樣的罪惡累累。

“老地主，今天生產隊有隻糞缸破了，你下去修一修！”第一次有人叫他地主，陳月盤說，“我有名字嘛”，人家愣了一下，說，“你就是地主，有什麽不能叫的？快去把活幹了吧！”陳月盤心裏悶了一口氣，可幹完活，累了個半死，就忘了這口氣，反倒樂滋滋地自我總結道：“我又在做農民的長征路上邁出了一步。”“老地主，今天是元旦，社員們放假了，生產隊的母豬要生崽，沒有人管，你搬到豬棚去管一管吧！”生產隊長說此話時連商量的口氣都沒有，完全是一副命令式的。陳月盤話到嘴邊，想說一聲自己也希望能在元旦假期裏去兒子那兒看看孫兒，可他剛剛開口說話時，對方早已人影都沒了。

“老地主，最近上麵有話，你們‘四類分子’以後出門要請假，另外你也不要每天到鎮上上早市了。”又有人通知說。

陳月盤站在原地想說又不知說什麽，因為他越來越感到隻有別人在不斷地向他下達各種命令、各種限製，而自己想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了，即使能吐半句話，人家也根本不聽不回答。

地主？我真的是地主？為什麽地主就得受這麽多限製？憑什麽對我也這麽限製？

“憑什麽？就憑你是大地主一個，你說憑什麽？笑話。”總有一天陳月盤可以說話了，可人家就這麽回答他。

這回陳月盤真生氣了，他回家就抄起筆給那位當過自己學生又一起在抗戰時期幹過地下工作的已經當上常熟縣委領導的學生寫信，他想問個究竟。

一天過去了，十天過去了，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陳月盤始終沒有盼到那位當了縣官的回信。有次陳月盤聽說那個姓仲的學生到大隊來檢查工作，陳月盤瞅機會跑到檢查隊伍前麵，想親自當麵問一聲自己的學生，可人家遠遠看到“老地主”向他走來時，就問身邊的公社武裝部長：“你們這兒對‘四類分子’（即地富反壞——作者注）怎麽管的？”隨行的公社武裝部長隨後便氣勢洶洶地跑過來用手指戳著陳月盤的鼻子罵開了：“你這個老地主怎麽賊心就不死？

回去給我罰三天苦力！”悲憤之中的陳月盤又給他當年一起革命和抗日的如今都在政府和軍隊裏當領導的熟人、同學、戰友寫了一封又一封信，他想：過去與自己一起戰鬥的那麽多人中總有那麽幾個人是了解我陳月盤的吧，總該出來為我說幾句公道話吧？於是他等啊等，突然有一天，大隊民兵營長找到了他，手裏拿著一大疊信件，毫不客氣地朝陳月盤一扔，板著臉說：“以後你給外人寫信先交我們，然後再由我們看是不是該發出去。”那天，陳月盤聽這話後，半天沒有從驚呆中回過神：怎麽，我連寫信的權利都沒有了？

從此，他再也不給任何一位過去曾經與他並肩參加革命或被他救過命的同事、戰友、同窗寫一封求助信。他心裏說：你們眼高，我陳某心高。

此後，明細人情世故的陳月盤作出了一項重要決定：老婆和孩子們，你們以後再也不要同我來往了，我一個人過，你們都過你們自己的，不要管我這個“地主分子”！陳月盤有3兒3女，大兒子也是地下黨出身，其他幾位讀書的讀書，參加革命的做革命工作，本來就遠離他，這回他向孩子們發出一道“家規”叫他們不得“犯規”，否則就不是陳姓。

最讓陳月盤難作決定的是與自己往日相依為命、相濡以沫的妻子。自己已經50多歲的人了，還戀什麽兒女情長嘛：“你的路長著呢，該怎麽走就往下走。”他對妻子說了絕情話。可是真當妻子揮淚向他告別時，陳月盤這回可忍不住眼淚嘩嘩而下……俗話說，50出頭，病魔糾纏。人生悲劇，莫過於在年邁的日子裏孤獨度蒼生呀。可一個“老地主”，還有什麽值得別人費心思的呢？陳月盤望著賢妻的背影，往事頓時浮現在眼前——妻名玉彩，是位賢惠女性。比陳小4歲。當時兩人的婚姻是大人們包辦的，結婚時陳月盤隻有17歲，還在蘇州上學。由於受新思潮的影響，陳月盤當初有想逃婚的念頭。結婚前3天他還在上海徘徊，後來因為想到自己9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是母親很不容易才把自己拉扯大的，如果當了新郎就想逃婚，母親準會跳河自盡，為了這份孝順，陳月盤勉強接受了這樁婚姻，可就在入洞房的那天晚土，陳月盤以頗帶賭氣的口氣責怪小娘子為什麽接受包辦婚姻？他要她離開他另去尋找幸福。後來新娘子哭了。陳又哄著說：“我給你想個法子：等我上學去了，你就偷偷跑出我們陳家，隻要留個條子便可。那樣我就可以把一半嫁妝送到你娘家。”14歲的新娘子玉彩聽著“小官人”的一番話，反覺他和藹可親，所以等陳上學去了，她不僅沒有走，而且正正經經當起了陳家兒媳婦。半年後，陳月盤從蘇州念書畢業回家一看，婚姻既已成不可改變之勢，也就死了那份心。從此他教妻子認字。陳月盤在鄉下當小學校長時，妻子也成了學校的一名老師。之後，陳月盤一直在外參加革命工作，妻子便帶著孩子、照顧婆婆，一直留在家鄉附近的一個小鎮上教書。就是在陳月盤策反熊劍東失敗後從上海回到鄉下的日子裏，妻子帶著孩子一直住在了鎮上，隻是一到假期就搬來與陳一起住。那些日子對陳月盤是溫馨的，然而現在一切都得改變，並且是永遠的改變……

陳月盤感到揪心的痛。可又有什麽辦法，因為自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是讓人仇視的地主分子！別了，一切兒女情長，一切世態炎涼，皆隨我這頭頂上的這頂“地主分子”的帽子而去兮。

秋風蕭瑟，陳月盤獨自蹲坐在長滿草、兩邊蛙聲震耳的田埂上，對著懸空的一彎冷月，內心充滿了無限的惆悵。他知道，自己麵臨的將是無數他永遠想象不出的一個又一個嚴寒與一場又一場風暴。

也不知什麽時候開始，連陳月盤自己都不明白，一向以革命者和“開明地主”自居的他，竟然變得再也找不到以前那自我的感覺了。

那是個異常寒冷的歲月。廣播喇叭裏整天喊著“堅決鎮壓階級敵人”！“徹底粉碎蔣介石反攻大陸陰謀”一類的口號。陳月盤從刺耳的廣播中終於明白了怎麽回事，原來盤踞在台灣的老蔣鬼子白日做夢想反攻大陸呢！哼，這個“蔣該死”，還不死心呀！一天，陳月盤找到生產隊長，說：“我對國民黨太了解了，對蔣介石的脾氣也略知一二。他嚷嚷反攻大陸，那是說說而已，絕對不可能的事，你們不要信他。”誰知生產隊長瞪大了眼珠，反問道：“你怎麽知道老蔣不反攻大陸？”不幾日，陳月盤被叫到全大隊社員會議上。他被兩位民兵押到前台，然後令他把頭低下來。

陳月盤不明白，反問為什麽讓我低頭？

民兵二話沒說，上前一步，用力狠狠地將其頭往下一按：“你這個狗日的老地主，叫你低頭你就老老實實低嘛！”後來幹部和社員代表紛紛上台發言後，陳月盤才明白過來：自己已經成了“麻痹群眾鬥誌，企圖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牛鬼蛇神”了！那一天，陳月盤感覺是自己最恥辱的一天。他心頭好冤啊，麵對蒼天，陳月盤大喊道：“老天你作證，我自20年代開始就與蔣介石為敵，同他視如仇家，我怎麽會跟他同流合汙呢？老天啊，你要為我作證！啊，你說話呀！——”老天無聲。

陳月盤悲痛欲絕地跪在田埂上，久久起不了身……

“後來是‘四清運動’，我又成了腐蝕幹部的階級敵人典型。”陳月盤指指我的父親，說：

“這段你老爸是最有體會的。”我轉頭問在“四清運動”中被揪下台的父親。

父親抽著煙，苦笑著對我說：“當時我的一條主要‘罪狀’是階級陣線劃得不清。說我們重用老地主，也就是重用陳老先生。”“到底怎麽回事？你說說，要不我當了你好幾年‘下台幹部’的子女也白受冤屈了。”我半真半假地追問坐在一邊的父親。

“其實就是一點點屁事”，看得出，父親內心的氣還堵在胸口，“當時縣裏號召各公社都要寫地方誌小史。我們大隊接受任務後，覺得應該找了解曆史和有些文化的人來幹這事。一排隊，覺得生產大隊裏隻有陳月盤先生是既知道我們這兒的曆史，又是大隊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於是就決定讓他來寫地方誌小史。後來小史就成稿出版了。‘四清運動’開始後，這件事就成了階級鬥爭大事了，說我這個當大隊長的根本沒有階級鬥爭觀念，讓地主分子有了空子寫變天賬，還說小史實際上變成了陳月盤他們這批階級敵人為自己樹碑立傳。於是我便被打倒了，理由是我階級立場不穩，有嚴重政治問題。”陳月盤接過話說：“天地良心，我為了寫那份小史，費了不知多少心思查閱資料，然後逐個年代逐個人物進行校對，完全是站在史學這個角度寫的，哪知反被當做我自己想‘變天’的東西，還害了你爸和公社的幾位主要幹部。正是有理說不清。唉，哀哉哀哉也。”往後的日子就不用說了，陳月盤成了徹頭徹尾的階級敵人了，而且是個“非常危險的敵人”。

他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自由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