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次年，鄧錫銘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導下，利用一個四級平麵波放大釹玻璃激光係統產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麵靶獲得成功。這可以說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實驗成果。
“王老師，我們的實驗有結果了！我給您帶實驗報告來了！”這天，正在“灰樓”進行核彈緊張測試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鄧錫銘的電話。他忍不住丟下手中的急活，說：“今晚你在賓館等我，啊，什麽地方都不要去。”鄧錫銘想說一聲“還是我去見您”，王淦昌電話已經掛了。“那是個異常寒冷的冬日。當時王淦昌先生已經年近花甲，但他蹬著自行車從中關村來到友誼賓館。外麵下著雪，他進門時渾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濕了。讓我好感動。”鄧錫銘在幾十年後回憶與王淦昌共同戰鬥的歲月，曆曆在目。“我們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導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誼賓館為基地，召集了當時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幾位研究人員，開了幾天專業座談會。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們隻能湊他晚上時間。
那段時間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別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個兒蹬著自行車跑到賓館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教育極深。根據王先生的建議和意見，我們很快將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打靶試驗不斷由實驗性轉向運用性方向發展，並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可喜的進步。”然而由於體製上的分離，上海光機所的激光打靶實驗受技術與條件設備的影響，王淦昌得知後立即提出與他所在的二機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進行合作，並一針見血指出“合則成，分則敗”，“中國的科學研究條件達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們就要學瞎子背瘸子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激光聚變方麵的實驗也是這樣，我們可能將來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術上我們要超過人家，特別是牌子上我們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國牌！’”而在這之前的漫長歲月裏，王淦昌一邊埋頭於祖國的秘密核試驗研究，一邊始終不放鬆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的推動下，中國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裝置成功，並又經3年的運行調試和打靶實驗，於1987年獲得國家級鑒定，正式命名這個在國防和現代科研技術上有廣泛用途的裝置為“神光”。
當時主管國防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揮筆寫信給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軍六十周年的喜慶日子裏，感謝你們又告訴我一個喜訊，激光核聚變實驗裝置已經建成。這對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很值得祝賀。所有整個工程體現了自力更生和勤儉節約的原則，更值得讚揚。你們和許多同誌多年來為祖國的科技事業的發展，為國防力量的增強，精勤不息貢獻殊多。現在又在高技術領域帶頭拚搏，喜訊頻傳，令人高興。請轉達我對同誌們的敬意和祝賀！”王淦昌在激光核聚變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從未間斷過。在他的建議下，這項工作還列入了“中國863計劃”的前沿項目之中，全國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員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與實驗工作。這些都是後話。
讓我們還是回到當年王淦昌他們進行原子彈等核武器研製的驚心動魄的秘密曆程吧。
“咚——！”“咚咚——！”不知什麽時候開始，在河北懷來縣的燕山腳下，周圍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聽到這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隨著隆隆爆炸聲，總有一條“火龍”帶著長長的尾巴躥出古長城，直刺天際……直到八十年代，這裏的百姓才知道，原來當年一聲聲奇怪的爆炸和一條條“火龍”，都是科學家們為了進行原子彈試驗的“小爆實驗”。燕山腳下的這塊當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國核試驗曆史上有名的“十七號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這裏前後進行了數年的幾千次核“小爆試驗”。今天當我們從曆史的鏡頭中看到原子彈那巨大殺傷力時，很難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與“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語）沒什麽兩樣。但研究原子彈的專家們知道，要成功進行殺傷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這種不裝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號工地”上，王淦昌指揮著中國核試驗前的一係列土法“冷爆炸”。“我們開始什麽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們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裝炸藥，然後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麽偉大的核試驗，就跟我們打日本鬼子、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幹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參加引爆工程的老戰士這麽說道。其實，這些看起來很土的爆炸試驗，科學家們心裏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
當時，負責核心技術的科學家們進行著兩大係統方麵的決戰：一是原子彈的整體理論設計；二是王淦昌他們的實際爆炸試驗。“十七號工地”是完成後一任務。統率這支“爆炸隊伍”的除王淦昌外，還有郭永懷、程開甲、陳能寬和蘇耀光等人，都是實驗物理學、炸藥學、爆轟學、電子學方麵的權威人物。在他們手下，有方正之、錢晉、任益民、陳黨宜、劉長祿、林傳騮、孫維昌等數十位有專長的年輕人，組成兩個小組進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條件的艱苦程度難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帳篷裏，工地又正好在風沙口上，有時一頓飯會逢上幾次刮沙，一碗飯裏半碗是沙。可小夥子們誰都沒怨言。為啥？一方麵他們知道這是在為國家從事一項最光榮和了不起的事業，一方麵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與他們同吃同住，甚至有時比他們過得還要艱苦，還說什麽？
然而核試驗畢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別是原子彈爆炸實驗中一個關鍵性的技術就是怎麽實現炸藥的內爆問題，即如何使外層高能炸藥爆轟後所產生的衝擊波符合內爆的要求。這中間會涉及流體動力學等其他學科，王淦昌是實驗物理的高手，但流體動力學等畢竟不是專長。作為總技術負責人，他必須對每一門所涉及的技術有足夠的熟悉和運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們的爆炸試驗比前幾次有了大的進步，但似乎仍不能達到特別的效果，我以為由於內爆的時間差的要求極高，必須製造出一種平麵波和曲麵波發生器，這樣才可能使內爆的時間差得到相應控製和把握。”王淦昌對助手們提出的問題認真地思索著，這個問題使他整整幾天沒有停止過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們可以采用‘炸藥透鏡法’，即高低爆速法。簡單地說，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把發散的球麵爆轟波高速為平麵波，再使爆轟波從平麵變成曲麵。你們看……”王淦昌拿過一支筆，隨手就在一張紙上畫了起來。
“哎，圓乎乎的，正像個‘胖子’。”不知誰說了一句，惹得大夥都把頭湊到王淦昌筆下，“這不，還真像個胖子哩！”“嘿嘿。有趣，是有點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說：“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實，像這樣在一個個實驗中創立的新技術、新方法，後來連王淦昌自己都記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彈太複雜，從孩子那樣捏泥團團到將幾十噸的龐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無數科學家所付出的艱辛和探索不計其數。
“王先生，十七號的實驗進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來請進西花廳。
“報告總理，我們剛剛完成一次微縮原子彈模型爆炸試驗。一切正常。”王淦昌習慣地拍拍身上的塵埃，用科學家的準確語言向周恩來報告。
“好，太好了。看來我們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時間完成原子彈的成功試驗嘛！”周恩來興奮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來又得讓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經正式決定，你們在‘十七號工地’上的試驗要搬到西邊去了……”王淦昌聽了很激動，他明白周恩來所說的“西邊”，就是原子彈的引爆地——他和千千萬萬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們向往的地方——羅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幫我把衣服準備好，要帶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裏，便衝著正在為孩子們準備飯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熱了，你要帶棉的幹啥呀！”夫人一邊忙著自己手頭的活，一邊不解地回頭問王淦昌。
“這次我要去西邊。那兒天涼嘛！”“西邊！西邊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說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說好，在家等他們嗎？怎麽說話老不算數？沒見幾個囡都對你意見大著呢！”夫人吳月琴心裏有氣這是自然的。因為在她的生活中，她這一輩子似乎嫁給了一個隻知道在外跑而連家都極少呆得住的丈夫。剛進王家門那幾年，當時僅17歲的她，稀裏糊塗地嫁給了還是“學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幾年空房。先是他上清華大學，後又到德國留學，這一晃前後就是六七年，可她卻在這期間由一名小媳婦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叫吳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憑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搶著叫他“爸爸”時，竟然躲在一邊滿臉的不好意思！吳月琴出生在鄉下一個醫生家庭，與其他農家姑娘沒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舊式家庭的要求做著一個賢惠妻子應該做的一切。與別人家小媳婦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個有大學問的教授，而且定期給她和孩子們寄錢。這使得她心裏感到有種超越於別的女人的優勢。她因此也就任勞任怨地把家裏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說南方的女人能幹，可吳月琴不幹行嗎？
丈夫一年四季沒幾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於多了個連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爺公子”。後來孩子大了，對他們的媽說：“爸的毛病都是你給慣出來的，你要不給他泡茶看他渴了怎麽辦？”吳月琴偷著笑了，心想你們知道啥？你們爸是有學問的人，在外麵教書做事都是用腦，回家還不讓他靜靜心。
“你到底去什麽地方呀？”吳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隨口說：“西安。到西安去。”其實這是王淦昌瞎編的，因為鐵的紀律不允許他把實情告訴家人，多少年來王淦昌一直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連在夫人吳月琴及子女麵前他也從沒透過一個字。
這是紀律，鐵一般的紀律。
臨出家門時王淦昌像往常一樣，覺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習慣了，而且把這個“欠”字看得一點也不重（他子女的話）。
王淦昌女兒說：“年長後的父親有時坐下來在我們幾個兒女麵前歎氣說，咱們家的後代沒出一個傑出的人。他一說這話就立即受到了我們幾個子女的反擊。我們告訴他，我們家也不像別人家那樣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父親呀！老爺子一聽，問這是什麽意思？我們告訴他，就是說你也沒有一點像做父親的樣。父親一生是個天真的人，他聽了我們的話愣了半晌，很不服氣地說，我怎麽不像父親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錯嘛，雖然我知道在外麵時間呆得長，可那是工作，是國家交給我的極其重要的工作呀。我們對他說，我們知道你是在為國家做重要工作，可你還是個父親，還要對家庭和子女負責！你這方麵做好了嗎？老爺子聽了後就沉默不言了。有時對我們的話還特別生氣。不過隔了幾天後他見了我們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說：‘嘿嘿，真有趣，看來我在家裏對物理現象的對稱性實驗做得太差了，實在太差了！’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一個把一生心思全部撲在事業和國家利益上的科學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親不是出國就是出差，一年到頭沒幾天能在家裏見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兒說：“他還挺厲害，我們小的時候，他動不動就打。我們見了他很害怕。其實我們知道父親很忙，但畢竟我們那時並不知道父親是在為國家搞原子彈等核武器，就知道父親平時很忙，可在我們上學讀書等問題上關心甚少呀。我們的母親是個舊式婦女，文化不高，怎麽可能幫助我們的學業呢。父親不是大學問家嗎，怎麽就不能像別的家長一樣抽點時間輔導輔導我們呢？特別是在考大學等關鍵時刻，我們多麽渴望父親能在身邊幫我們一把，哪怕是站在我們身邊鼓鼓勁也是好的，可父親沒有那麽做。
他不是幾年不著家門，就是進了家門也是一個人關在屋裏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們還得跟著母親為他準備這準備那的！最讓我們接受不了的是，在我們5個兄弟姐妹結婚時，當父親的他竟然沒有一次在我們的婚禮上出現過，我們能對他沒有意見嗎？唉，我們的父親真是一生從不知家是個什麽概念！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因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後，父親其實還是個孩子，還是個學生。
家的概念和當父親包括當丈夫是怎麽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從德國留學回來後緊接著是八年抗戰，那段時間是父親和我們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長的日子，可那是戰亂，我們跟著父親隨浙江大學遷移了多少次，國難當頭時的父親一方麵為了幫助學校堅持上課，一方麵以極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後，父親上調中科院工作的前幾年，我們全家還在杭州，等全家後來搬到北京沒多少日子他又經常出國訪問。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國後，父親馬上投身到原子彈研製中，那幾年別說一年見不了他幾次回家，國家讓他隱姓埋名，連真名都不能用，本來就不管家的父親還能對家和我們幾個子女做些什麽呢？唉，父親就這樣度過了他的六七十年。等‘兩彈’上天後，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擔著原子能研究的領導工作，當他在80多歲時退居二線，有時間真正回家與我們一起生活時，他發現他不僅當上了爺爺，而且還當上太爺爺了……父親曾感慨地說，這輩子他真沒有體味到當一個完整的父親和完整的丈夫是個什麽樣。他說他一輩子都獻給了教育別人的後代和國家的科學事業了。”
王淦昌的女兒其實並不太了解他的為人，在核試驗的千軍萬馬中，他是一個最有人緣的大科學家，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都說：“王老先生是個大好人。”幾乎在王淦昌手下當過學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憶起幾件難忘的事，無論是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和同樣排在中國“兩彈元勳”之列的朱光亞、周光召、鄧稼先這樣的傑出科學家，還是曾經擔任過王淦昌秘書、司機一類的普通工作人員，許多人異口同聲地告訴我：“王先生對我們的幫助，絕對不僅僅在事業和學術上，他平常對大家的體貼關心的程度勝過對他自己。”曾經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與原子彈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與死神擁抱。”這是說由於核物質很多是屬於放射性的，做實驗和研究的工作人員確實難免會患上各種惡性疾病，比如從事過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當高。英年早逝的鄧稼先便是一例。
其實為了祖國的核事業而獻身的，又何止鄧稼先一個？在中國核研製工作中與鄧稼先齊名的丁大釗院士，也由於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勞累導致了腎功能嚴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後比丁大釗還著急，那時王淦昌自己快80高齡了，為了丁大釗的病東奔西走，親自給彭真、張愛萍寫信求助，還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同誌，直到盯著中央決定批準給丁大釗進行換腎手術。事後有人說丁大釗的命是導師王淦昌給爭來的，王淦昌聽後說：“我和祖國已經失去鄧稼先這樣的好同誌，不能再讓另一位傑出科學家英年早逝了。”跟隨王淦昌進行核科研的同誌們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年王淦昌先生在進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時，認識了上海光機研究所從事X光光譜工作的助理研究員小盧。那年小盧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聞訊後及時與上海光機所的領導通話，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搶救小盧。他後來出差到上海，辦完事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小盧住的醫院。生命垂危的小盧情緒波動很大，但他沒有想到日理萬機的王淦昌竟然親自跑到醫院來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這年輕輕的一生獻身給祖國的核科學工作沒吃虧……”小盧拉著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淚流滿麵地說道。
王淦昌一麵安慰小盧，一麵找到醫院領導，希望他們盡力搶救年輕科學工作者的生命。為了讓小盧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感受到中國核物理同行們的關懷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時間在醫院，陪著他聊天，給他剝香蕉……在場的醫生和護士都深為感動。幾天後，小盧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特意讓家人拿來錄音機，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錄了一段充滿深情的告別話。王淦昌後來聽了小盧用生命中最後一點力氣說的話，長長地歎了聲：“為了中國的強大，多少人在他們不該離別人世的時間走了，我們活著的人還有什麽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銘。
雖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隻要一提起“王老頭”，當年參加核試驗的官兵和科研人員，可謂無人不曉。當時赴青海戈壁灘原子彈試驗基地工作的數萬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力壯的部隊官兵。上年歲的都是些科技人員，數千人的科技隊伍中，王淦昌是年齡最大的一個。原子彈爆炸成功時，王淦昌57歲，彭桓武、郭永懷50剛出頭，王淦昌的部下鄧稼先、周光召才40來歲。當第一次在實驗場上聽到有人叫他“王老頭”時，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禿的後腦勺，不無驚詫地叫了一聲：“呀，我真的老了！”為了紀念自己為中國原子彈試驗而獻身的滄桑歲月，他拔下一根銀絲，悄悄地藏在試驗場的一道石窟裏，然後逢人便說：“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頭了！”“老老頭”就是常熟話“老頭”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裏減不掉好多小時候的習慣，比如他的鄉音。
其實在王淦昌的性格裏，似乎很難找到他有什麽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調。書本、圖紙、公式、實驗，是他全部的生命內容和興趣所在。從不張揚自己，從不挑剔別人，從不計較組織，在無形的生活空間正正規規地要求著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裏尋求和豐富著自己人生的樂趣，以及在奧妙無窮的科學世界裏不斷探求未知與發現新奇，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歲，組織上和他的學生多次為他祝過壽，但在所有的祝壽中，都沒有比得上他在80壽辰時那個熱烈而隆重的場麵。
那是1987年的事。王淦昌80大壽的慶典籌備由中國科協、中科院和中國原子能研究院的一批中國資深科學家，以及參與“兩彈”研製工作的王淦昌的好友與學生們一致主張和發起。但像王淦昌這樣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有著如此巨大貢獻的傑出科學大師，沒有“國家級”組織出麵賀壽，似乎實在過意不去。
“怎麽樣，我們一起來給王老辦個漂漂亮亮，熱熱鬧鬧的祝壽會？”“還用問？早等你老兄這句話了！”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核工業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國核學會的幾位領導電話一商量，一場“私辦”的祝壽會變成了“官方”的。最後，私方、官方意見統一。
5月28日，北京的科學會堂裏春意濃濃，笑語盈盈。一群群中外知名的科學界泰鬥和學者，三三兩兩地興衝衝步入會場。“壽星”王淦昌這天特意著一身淺灰色西服，係一條紫紅色領帶，鼻梁上架著黑邊眼鏡，使得他神采奕奕，根本不像一個80老翁。我是從後來的照片上看到當時“老壽星”形象的。那次參加賀壽會的大多是王淦昌從事科學工作時的學長、同事和摯友，他們是嚴濟慈、周培源、趙忠堯、錢學森、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和國防科委、二機部、核工業部的領導劉傑、蔣心雄、伍紹祖等，還有一位特別人士，他便是從美國專門趕來的王淦昌的學生李政道教授。
在由核工業部部長蔣心雄主持祝壽賀辭前，王淦昌收到了幾份異常珍貴和特別的禮物，其中有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的親筆賀詩：“草原戈壁苦戰鬥，首次核彈凱歌奏。科技園丁勤耕耘，裝點山河添錦繡。”王淦昌的家屬告訴我，他生前特別欣賞這首賀詩，它常使王淦昌想起為國家和民族隱姓埋名的那些難忘歲月。
“無私奉獻，以身許國。核彈先驅，後人楷模。”張勁夫同誌也寫了一副賀辭，這16個字恰如其分地評價了王淦昌一生的科學追求精神與輝煌事業。據說當時一聽中國“兩彈元勳”王淦昌要過80壽辰，北京新聞界著實“瘋”了一陣，科學會堂一下擁去了不少記者，他們特別想看一看“露出水麵”的大科學家的“生日”到底怎麽個過法——此前，這些國家級“絕密人物”很少被允許對外宣傳。但是，記者一進去便發現：這哪是什麽熱熱鬧鬧的慶賀，科學會堂內，一片肅靜，座無虛席的台下，所有目光直盯著講台——“各位師長、領導、同事和朋友們，先生們，女士們：剛才聽了大家的講話，我內心感到非常慚愧。其實我的缺點很多。就學術上講，我做事、研究都不深不透，其次是理論學得太少，遠不如我的學生。我不熟悉電子學，更不懂計算機。這對我的科學研究工作是個很大的障礙。對‘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古話，現在我體會更深。希望年輕人以我為借鑒，要比我做更多的工作，比我做得更好……”如果不是事先有人指點台上講話的人正是王淦昌先生，記者們不會相信一位名盛天下的科學大師竟然會在80高壽的慶典上如此坦誠地在大庭廣眾前剖析自己的不足！“下麵，我向大家匯報最近一個時期，我和一些同誌開展準分子激光研究工作的情況。我報告的題目是《準分子KEF和XEP強激光》……”記者們見此情景恍然大悟：原來科學大師們過“生日”竟這麽獨特！科學會堂的學術報告會結束後，以抗戰時期浙江大學學生為主，一個專為王淦昌先生80壽辰舉行的冷餐會在北京理工大學進行。幾乎在京的40年代的浙江大學物理、化學係的畢業生全部到齊。李政道要求做當晚的司儀，他的開場白使許多人掉下了淚，在場許多學業有成的科學家，當年就是在王淦昌導師的敬業精神影響下才堅定地走了“科學救國，科學興華”的道路，並在後來取得了卓越成就。
“最後我提議：我們這些在座的王淦昌先生的學生，應當像王先生一樣，勤奮工作到老！”李政道端起杯子，第一個將酒一飲而盡。
“向王先生學習，多為國家作貢獻！”已經是院士或在學術領域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學生們，齊聲高喊。
“有趣有趣！讓我一下想起了當年在貴州湄潭的日子……”這一夜，王淦昌滿臉笑容，開心得像個老頑童。他給自己的學生們講了一段“最最危險的事情”。
“……1952年春，有一天中科院黨組副書記丁瓚同誌把我叫去了。那時我是近代物理所副所長，三強同誌是所長。丁瓚同誌說，根據赴朝誌願軍方麵消息，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使用了一種炮，威力特別大。誌願軍同誌懷疑是不是美國人用了原子炮？因此上級命令中科院派人去戰場實地調查。院裏決定派我去……我一口答應了，一方麵是內心被朝鮮戰場吸引，更重要的一方麵是我很想真正看一看是不是美國人真的用了原子武器。我首要的任務是到戰場測試原子彈所產生的放射性，也就是了解原子彈對戰爭特別是對我方軍隊的影響。當時國內沒有測試儀器，隻能自己動手，做了一個便攜式測試器，連現在幾十塊錢就能買到的‘隨身聽’都不如。
同去的有同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員小林，還有日壇醫院的桓興教授和一名部隊同誌……我們後來經過實地測試，沒有發現任何原子武器的散裂物。誌願軍同誌們反映的殺傷力很大的炮可能是一種‘氣浪彈’新型火炮，但絕對不是原子炮什麽的。其實那時我們對原子武器的知識很貧乏，現在看起來十分幼稚。因為即使當量很小的原子彈，由於其爆炸後溫度很高，不可能留下塊狀的彈片。我們的同誌為什麽懷疑美國人可能使用了原子武器呢？這是有原因的。自二戰時美國人在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後，特別是朝鮮戰爭開始後，美國人多次揚言要動用原子彈來轟炸朝鮮和中國重要城市。事隔幾十年後，據美國五角大樓透露，當年美國確實曾多次把原子彈轟炸朝鮮和中國的計劃拿出來過，隻是害怕發生新的世界大戰而擱置了。但美國人掌握原子彈後流露出的那種霸權主義的嘴臉是越來越清楚了。
朝鮮戰爭的親曆，使我也多少明白了中國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淦昌和同事們幾年來日日夜夜盼望成功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就要進入最後階段了。啊，羅布泊，“死亡之海”！在王淦昌心目中，羅布泊卻是個“希望之海”、“生命之海”。為了讓自己親手研究的“小太陽”在羅布泊誕生和燃燒，習慣用數字來演奏生命進行曲的王淦昌，時不時哼出幾聲“羅布泊，羅布泊，你是心中的太陽，夢中的維納斯……”為什麽要選擇羅布泊那樣的“死亡之海”進行舉世矚目的原子彈試驗？王淦昌對我近似天真的問話隻是淡淡一笑，說那兒沒人，炸起來不會傷著什麽。說來也巧，世界上第一個成功試驗原子彈的美國人，當年選擇的試驗地也是“死亡之海”。王淦昌對美國人搞的那個“曼哈頓工程”心裏是清楚的，美國將軍格羅夫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在二戰後成為稱霸世界的頭號國家，要求奧本海默領導的數十萬研製人類第一個核武器的勇士們最先完成的就是能吃得起和經受得起“死亡之海”的苦。
但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科學家給研製核武器的決策者一個信息，即原子彈的威力有可能使某個地區在瞬間徹底毀滅，因而不可能在任何有人類生存與集結的地方進行試驗。當然，把一種新的威力無比的科學實驗放在一個保密的狀態下進行也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美國人當年研製原子彈時並沒有告訴外人，他們在他們的“死亡之海”——阿拉默果爾地區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發了一份公報，謊稱是“一座裝有大量烈性炸藥和煙火的軍火倉庫發生了爆炸”，直到20天後的8月6日廣島十幾萬人葬身火海，阿拉默果爾的原子彈試驗場才不再成為是被封鎖的絕密地方。
中國同樣不例外。羅布泊的選擇與保密是中國政府的最高機密，即使這樣，美國還是先後派出了U2偵察機通過台灣機場入侵我領空，特別是對我原子彈研製基地羅布泊地區進行偵察與騷擾。“把老美的‘黑貓小姐’給我打下來！”毛澤東火了，命令剛剛組建的導彈營幹掉美國的U2偵察機。那時中國的空軍防空力量太薄弱了，龐大的領空隻有一個導彈營，怎麽打？
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是“遊擊戰”，果不其然，1964年9月9日，這個時間離原子彈正式試驗的時間很近了，再不能讓美國人操縱的偵察機在我“絕密地區”的上空橫衝直撞了！空軍導彈營營長嶽振華在這一天立了大功，他和戰友們一起“鎖住”了再次潛入我領空的U2飛機，以三發導彈擊中了它。為此，毛澤東、朱德親自接見了這位英雄的導彈營營長和導彈營全體官兵，在人民大會堂還召開了萬人慶祝大會。
王淦昌離開夫人之後的心情非同尋常，因為他知道，中國的原子彈成功爆炸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在之前不久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國的原子彈試驗將要加快速度，因為東西方核武器威脅的氣焰越來越濃，毛澤東受不了這口窩囊氣。全會開完第二天，王淦昌被中南海的一個電話叫了去。
“王先生，主席的精神已經給你傳達了。看來國際形勢需要我們把‘596工程’計劃往前趕。我知道這對你們來說擔子就更重了。但這就是政治。政治是常常不依我們個人意誌為轉移的。
今天請你來，一方麵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一方麵我們共同想些行之有效的辦法。”總理說這話時，有意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挪動了一下。王淦昌頓時感到職責的神聖。
“請總理和毛主席放心，我們一定努力加快研製進度！”王淦昌知道作為一個科學家，必須服從國家的最高利益。
王淦昌就差沒有急出毛病來。因為當時原子彈的爆試已經基本完成，但對核爆的一些理論問題還有待認真的計算核證，然而事情恰恰在這方麵進展極其緩慢。王淦昌是研究所三位副所長中主持全麵工作的一位，因所長錢三強忙於國務工作，所以，他肩膀上的擔子比誰都重。
“這個事情不能老拖我們的後腿了！”王淦昌把彭桓武、郭永懷副所長和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副主任周光召叫在一起，“五巨頭”共同研究主攻方向。
“老彭、老郭你們看看怎麽辦？”王淦昌問他的老夥計。
“初步結果我們已經有了，下一步的關鍵是論證。”“娃娃博士”鄧稼先說。
彭桓武是直性子，說這是我們科學方麵的事，就是上麵不說什麽，我們也要努力加速進展。
郭永懷表示完全同意。
“那麽剩下的就看你們了！”王淦昌用期待的目光看了看他兩位得力的助手鄧稼先和周光召。
不用說，鄧稼先和周光召本來就是研究所的超級數學天才，工作的認真和賣力自然不用多說。有一天，鄧稼先剛從辦公室出來，便遇上了王淦昌。“娃娃博士”是有名的技術尖子，平時研究所裏的人對他恭敬三分，但“娃娃博士”唯獨害怕比他年紀大一截、在學術上有世界影響的王淦昌。
“王先生，我又做錯了什麽呀？”鄧稼先一見王淦昌兩眼目不斜視地盯著他，心裏發毛起來。
同行的彭桓武也被王淦昌的怪模怪樣搞糊塗了。
“頭！為什麽我們三個人的頭都不一樣呢？”王淦昌突然摸摸自己已顯“光天化日”的腦袋問鄧稼先和彭桓武。
鄧稼先一愣，馬上哈哈大笑起來：“王先生，您有大智若愚、大悟大徹的頭，我等小輩怎能與您相提並論？”王淦昌還在獨自思索，嘿嘿自嘲：“不一樣就是不一樣！”說完，他才轉入正題，“論證怎麽樣了？”鄧稼先頓了頓，說：“同誌們夜以繼日，估計能在預定的時間裏完成，但大家已經感到有些頂不住了，好幾個人的腿都出現了浮腫……”“別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你看王先生的腿也早已出現浮腫了。這不，他上午還在忙著跟中央聯係，希望幫助解決所裏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彭桓武正要為王淦昌提褲腿給鄧稼先看，被王淦昌擋住了：“你老彭也好不了哪兒去。”王淦昌告訴鄧稼先：“中央對我們這兒的事很關心，聽說還開了專門會議。告訴同誌們，國家困難是明擺著的事，毛主席和周總理都不吃肉了，為的就是支持我們造出爭氣彈，我們大家要體諒中央，用實際行動把工作做好。”“是，我們一定要用實際行動把黨中央交給的任務做好！”鄧稼先發誓似的向王淦昌和彭桓武保證。
事隔兩日，研究所裏突然開來一輛轎車，車門一開，走出兩位身材魁梧的人。原來這兩位不是別人，正是王淦昌、鄧稼先等他們熟悉的大元帥聶榮臻和陳毅。
“哈哈哈，王先生啊，這次你先不要帶我到實驗室去，我要先看看你們的‘彈藥庫’。”陳毅一邊說一邊就拉著聶榮臻往研究所的大食堂走。
“啊哈，將軍同誌你在這兒幹啥子事喲？”陳毅一進食堂就瞅見了李覺將軍也在裏麵。
李覺還是軍人作風，“啪”的一個立正：“報告陳老總，我在給科學家們點饅頭！”“新聞新聞，將軍給科學家點饅頭！”陳毅一聽就興致勃勃，“你點一下，夠我們科學家同誌一人幾個饅頭？”“這……”李覺為難地低下頭。
“說嘛。”陳毅催他回答，並說，“我和聶帥今天來此，是受中央委托，查的就是你們的‘彈藥庫’！”“報告陳老總，每人不足一個半。”“這是什麽軍情嗎？很緊急的軍情呀！”陳毅大手一揮，指著李覺吼起來，“你是院長，你還是軍委和中共中央派來保護我們這些‘國寶’的！讓科學家吃不飽肚子，怎麽能造得出爭氣彈嗎？你得寫檢查！”“是！陳老總。”李覺又畢恭畢敬的一個立正。
“陳老總，別為難他了。你看看，稀飯都稀到這個程度。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我們有愧王先生他們這些科學家了。”聶榮臻用鐵勺攪了攪大木桶裏的稀粥，不無心疼地說道。
陳毅的臉頓時也沉了下來：“是嘛，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嗎。”陳毅一手叉在腰裏，另一隻手在空中劃了一道旋風，“聶老總和我知道你們在這兒幹的是國家最重要的工作，而且生活如此艱苦。
其實你們的這些情況毛主席和黨中央也都知道。現在全國人民的日子都不好過，毛主席都不吃肉哪！但是國家再窮，我們不能不搞國防，不進行爭氣彈試驗！所以，你們的肚子要先吃飽，吃飽了才能造爭氣彈。我先向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你們的老部長、現在剛剛到東北局任書記的宋任窮上將想著你們，一下從東北給你們調了5萬斤大豆來！大豆是好營養品喲！王先生，你們先享用著如何？”王淦昌連忙代表全所科技人員謝過陳老總和聶老總：“太感謝中央和兩位老總的關懷，還有宋任窮部長。”陳毅哈哈大笑之後，一把拉過王淦昌的手，輕聲道：“你那個……搞得怎麽樣了？什麽時候可以響起來？我都等不及了！”“現在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的數據論證，應該不會很長時間了！”王淦昌回答得非常肯定。
“好好。”陳毅緊握王淦昌的手，“有你這句話，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以後跟外國人談判就硬氣多了！”聶榮臻元帥走過來，彎下腰，輕輕扯起王淦昌的褲腿，用手指按了按王淦昌的腿，心疼地說：“看看，連王先生這樣的大科學家的腿都浮腫了！”王淦昌心頭一陣激動，忙說：“算不了什麽，大夥比我還嚴重得多！我們能克服。”陳毅元帥又一次緊握王淦昌的手，這回他一個字都沒說，隻有晶瑩的淚珠在眼眶內滾動……
兩天後，中南海又傳來電話，要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和鄧稼先等幾個主要負責人到總理辦公室。電話裏沒有說什麽事，隻說不用帶任何文件資料。王淦昌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每次周總理邀他們去，大多是聽匯報和征求意見一類，所以他提前總會得到一些通知，或準備一些材料什麽的。
彭桓武斜了鄧稼先一眼，說：“總理那麽忙還忘不了請你吃飯？想得美！”鄧稼先在三位尊師麵前伸了伸舌頭，不再敢胡言了。
一到中南海，王淦昌才發現，除了他們所裏的幾個負責人外，錢三強所長也被叫來了，還有錢學森。
“三強，學森，今天總理叫我們都到這兒研究什麽大事情？”王淦昌忍不住問。
錢三強雖是研究所所長，但論資格比王淦昌“嫩”一點，故平時總稱呼王淦昌為“王先生”。於是他說：“王先生，這回我跟您一樣，什麽都不知道。學森也不知道是什麽事。”正在幾位科學家疑惑不解時，掌聲突然響起。王淦昌他們隻見側門間走出周總理和陳毅、聶榮臻元帥。
“坐坐，大家都圍著飯桌坐下。”周總理一邊跟科學家一一握手，一邊招呼大家坐下。錢三強和錢學森坐在總理的左右手，王淦昌在聶榮臻元帥的邊上，與周總理麵對麵。
周恩來總理開始說話：“今天請大家來，隻有一個任務，吃肉！算做我和兩位老總的一份感謝之心。”“嘻嘻……”總理的話剛落音，坐在王淦昌另一側的鄧稼先突然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們的‘娃娃博士’有什麽新聞？”總理問。
“報告總理，”鄧稼先的臉一下就紅了起來，“我、我是興奮的，毛主席和您等中央領導同誌都在勒緊褲腰帶不吃肉，可您和兩位老總請我們來吃肉，這……我們過意不去。”“你這個‘娃娃博士’說得不錯。國家目前有一定困難，主席帶頭不吃肉，但你們不一樣。
主席和我，還有聶老總、陳老總都希望你們把身體養得好好的，把我們的那個‘爭氣彈’研製出來。在兩位老總的建議下，今天請你們來吃頓肉，一是向諸位致歉，二是表示對你們的感謝。來，動筷動筷……”王淦昌事後說，這是他有生以來吃的一頓最香的飯。“肉過去不是沒吃過，但總理和老帥親自出麵請我們吃肉，這是少有的事，而且是在全國人民連毛主席都不吃肉的歲月裏，能吃一頓肉，這是一生中不會重複的事。”中國的原子彈要進行實彈試驗了，科學家們都做好了“西行”的準備，隻等中央一聲號令。
“同誌們，你們誰能背誦唐代大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時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將軍在科學家“西行”前的動員大會上，上來就給大家出了一道題。
“我來！”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應聲而出，“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好，記憶不錯！”張愛萍熱烈鼓掌後說，“今天這個動員會我想把它改為‘詩歌研討會’。剛才那首詩，我看有個字可以改一下。現在請諸位不吝賜教！誰先來？”方才還很緊張的會場一下活躍了起來。
“妙妙！”張愛萍大聲叫好，“王維那個時代的西域一片蒼茫，別說找不到人煙，就是找到了人煙，你也不可能與其共飲和友善得起來。那時民族矛盾厲害喲！現在不同了，我們是社會主義大家庭，各族人民情如手足，你就是陌生一人走天涯，照樣像在自己的故鄉一樣……
而今，我們的科技大軍又要出征西域，去進行偉大的事業，那正是‘春風已度玉門關’啊！”“詩人將軍”的一片**，激活了在場所有科學家的情緒。於是台上台下相互呼應：“張總長，我看這句話也該改一改，叫做‘春風已度玉門關’……”張愛萍將軍高興得指著台下的那位科學家，說你站起來讓我瞅一眼，又說你可以帶學生了。
“對啊，剛才這位同誌改得好啊。”張愛萍將軍突然端起一隻水杯，“今天讓我以茶代酒，為諸位話別。我沒有發言稿，隻有兩首詩送給大家。第一首是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在場的諸位是當今的龍城飛將。當然，那‘胡馬’就是一直用核武器威脅我們的核霸主。有你們這些龍城飛將，我中華民族就不怕幾個‘胡馬’了！第二首我要送給大家的也是王昌齡的，叫《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這最後一句是全場所有科學家們齊聲朗誦的，場麵真是地動山搖。“太感人了！我都流出眼淚了！”王淦昌一生研究了數項世界級頂尖科學技術，在語言表達上僅能用有限的幾個“太”字，然而這正是他那顆純真心靈最真實和坦**的寫照。沒有虛誇，沒有掩飾，隻有直截了當的熾熱與坦率，以及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追求。
有一位國家領導人在現場這樣評價過王淦昌，說像王淦昌這樣隻知幹活不知回報不計名利的大科學家，在世界上也是極少極少的。我們用王淦昌，就像用自然界的水和空氣一樣，好像根本沒有想過一分錢的成本。
王淦昌就是上帝賜予中國科學事業的“空氣”與“水”。
到達戈壁灘後王淦昌發現，這兒的一切遠比王昌齡寫的詩要蒼涼和可怕得多。先說睡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間房子——幾萬人集結的一個地方竟然沒有一間房屋。然而，在我們這位老科學家的眼裏，新中國和毛主席太了不起，一聲號令，把整個“困著的”戈壁灘給“弄醒了”，而且到處“蠻開心”。王淦昌那腔常熟話細細聽來很叫人解乏。在當時“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隻有我英雄戰士”的試驗基礎上，任何一樣東西都可能引起大家的一陣不小的歡樂。
王淦昌說什麽都不願住進去。“我同大家一樣，不搞特殊，帳篷很好。大家能住我為什麽不能？”王淦昌說啥也要搬到帳篷裏跟他的“娃娃博士”和朱光亞這些年輕人住在一起，而且還加了一條理由，“我們可以隨時研究問題”。
戰士們背後都叫王淦昌是“王老頭”，王淦昌並不在乎，反倒經常跟那些小戰士們開玩笑：
“你們得好好謝我這個老頭，這不，我一來你們的夥食就改善了！”原來，根據基地張蘊鈺司令和李覺將軍的指示，對王淦昌等科學家的待遇要像對待基地最高首長一樣。因此王淦昌每到一地檢查工作，有關單位的領導就把平時不舍得吃的好東西都拿出來招待，戰士們趁機也能改善一下，故而大家特別盼著“王老頭”出現。還有，“王老頭”自己根本吃不了幾口，好吃的都留給大家。
大家喜歡王淦昌的主要原因還不在這裏，基地的上下都清楚，中國的原子彈什麽時候真的開始爆炸試驗，這隻要看“王老頭”的工作情況就明白了。別說是根本不掌握高級機密的普通士兵，就是基地司令也得看王淦昌他們的工作進展才能判斷什麽時候“爭氣彈”該聳立於長空了。
有人說：“基地機密雖多，但有‘王老頭’這個活晴雨表，我們不比司令員知道得少。”這話多少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王淦昌到基地一線是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的事。“你不去我不放心。”周恩來對王淦昌有過這樣的交代。僅憑這麽一句話，王淦昌肩頭的擔子便可知其分量。
當時他的主要工作是抓縮小尺寸的局部聚合爆炸實驗。由於戈壁灘基地特殊的環境所決定，各種車間、工號、實驗場相距都十分遠，常常為辦一件事情，得清晨出發，晚上才能趕到。
遠望戈壁灘似乎一展如平海，可當你坐在吉普車上飛速行進時，屁股就像坐在搓板上一樣難受。年近花甲的王淦昌幾乎每天都得在千裏寬闊的戈壁灘上來來回回奔波。
1963年11月20日，這在中國原子彈試驗史上是應該記住的一天。這一天，雖說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卻有著與核爆炸相似的重要。當時參加這項縮小尺寸的整體模型爆炸試驗的人不多，可從技術角度而言，王淦昌心裏明白：成功與否，意味著中國原子彈正式爆炸日的到來。王淦昌在獲得中南海直接批準後，便與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朱光亞等進入了緊張的實驗實戰。在那些日子裏，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車間和實驗場就得好幾個來回……終於有一天病倒了，血壓一下高了起來，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嚇壞了。
“張司令，不能怪醫生，我是上了年紀，有些高原反應罷了，不要緊的。”王淦昌趕快出來打圓場，為了不讓大家擔心，他有病也不說，甚至當著眾人的麵連藥都不吃。
“轟——”成功啦！成功啦！縮小尺寸的實驗性爆炸獲得了絕對成功。王淦昌像年輕人一樣，高興得跳了起來：“好極了！我太高興了！中國的原子彈可以正式進入爆炸準備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機部九所改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為副院長，繼續主抓原子彈研製的生產與技術工作。4月，王淦昌和幾位主要技術人員被北京派來的飛機突然接去。原來，周恩來總理親自給他們下達了一項最機密的命令：“596工程”采取塔爆方式，於9月10日前做好試驗前的一切準備，隨時聽從中央下達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萬無一失地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
“當時我們聽了中央的這一精神，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多年的夢就要實現了，緊張的是假如爆炸試驗中出一點差錯，怎麽對得起毛主席、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後的幾十年，還這樣感慨。
誰都企盼成功，但誰都不可能在沒有失敗的經曆中獲得成功。王淦昌曾經對自己的弟子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不懼怕失敗。正是一次次的失敗使我激發了對下一次實驗的興趣。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真理。”然而這一次沒有失敗，這一次不允許失敗。雖然這對科學來說是有違規律的，但它必須是這種結果。你不管有什麽理由，你一定得成功。這就是全中國、全民族給王淦昌等科學家的全部任務。
王淦昌不像美國的奧本海默那麽輕鬆，因為奧本海默是第一個試驗原子彈的人，即使不成功也還可以進行第二、第三次試驗，反正別人拿他沒辦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蘇聯的科學家那麽幸運，因為斯大林給蘇聯科學家的任務是“必須超過美國人的，不超過的我不想要”！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被隔海的美國人天天在用原子彈威脅，而“北極熊”更是張著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沒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個係統按照中央確定的日子，全力準備在預定時間爆炸原子彈時，問題真的出來了！氣泡！報告王院長，×××的三次模擬試驗中出現了氣泡！這一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基地本來對科學家們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兩天。但王淦昌沒有休息，也無法休息。
他剛從設在酒泉的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回到基地，一個緊急電話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後麵。
“我馬上就來！”沒有顧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帶著衛兵和兩名助手，又趕往酒泉。
自然，在一線負責技術和生產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據當時酒泉工藝車間負責人祝麟芳回憶：自一批濃鈾235在蘭州氣體擴散廠生產出來後，經毛澤東親自批準，第一套合格的鈾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開始組合。這個鈾235部件是原子彈的“心髒”。原子彈是個比人的生命體更為複雜的特殊“生命體”，其“心髒”出現“氣泡”就意味著爆炸試驗徹底“泡湯”。不用多說，“氣泡”問題已經牽動了無數人的心了。王淦昌趕到酒泉時，負責鈾芯技術的物理學家薑聖階總工程師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並正在發動技術與生產骨幹找問題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見是：繼續重複試驗！說來容易，做起來就比較艱巨和困難，當時我們國內即使是生產最精密的高新技術產品，用的卻是最原始的設備。酒泉廠消滅“氣泡”的整個戰鬥就是這個狀況。技術人員和工人同誌們無法上馬，靠著真正意義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爐一爐地重複著試驗，一絲不苟地查找問題，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下，徹底消滅了“氣泡”這個幽靈。
五一節清晨，原子彈的“心髒”——鈾芯正式安裝完畢，而且經王淦昌等科學家檢測合格。
至此，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誕生。
“全體集合！準備行動！”此時，從中南海傳來一聲號令。這句暗語告訴所有參與原子彈試驗與生產的部門，原子彈安裝開始！各路兵馬向羅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裏不踏實。”在指揮部會議上，王淦昌第一個提出要親自去西安和蘭州等原子彈重要部件的安裝與生產地護送“寶貝兒子”到羅布泊來。
“王老，你年歲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強將在，你還有什麽不放心？”司令員張蘊鈺和李覺院長勸王淦昌不要擔當累差。但王淦昌說什麽也不聽：“如今最後一步了，而且部件運送的安全與否，責任重大，我是總管技術和生產的，不去，出了問題怎麽向總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好吧。王老要去，警衛部隊的同誌聽著，你們要像保護原子彈部件一樣一絲不苟保護好王院長，出了一點問題，軍紀嚴處！”張司令員吩咐手下的一名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