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從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離開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時間裏，王淦昌認為這是他一生從事科學實驗工作最得心應手的好時光，不僅因為這兒的生活條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學留學和在浙江大學工作時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兒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美國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級高能質子加速器，但蘇聯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級的，超過“老美”的級別。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著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領域獲得最快捷的途徑，美國科學家張伯倫和塞格雷僅在美國高能加速器建成幾個月，就利用它發現了反質子，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蘇聯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當時，世界物理學界誰擁有了高能加速器，誰就可以去擁抱諾貝爾獎，誰就能主宰東西方世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領域搏一搏。在剛到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時，蘇聯朋友在用伏爾加葡萄酒招待中國客人時就流露出了這種強烈的願望。
“美國的張伯倫和塞格雷算什麽？比起我們的‘北極熊’，他們的高能加速器隻能算小毛驢。小毛驢怎麽能與我們雄健的北極熊較量？哈哈哈……”蘇聯朋友自豪地拍打著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紅的眼睛盯著王淦昌等中國朋友，半醒半醉地說道：“我們一起……
一起把美國佬趕到大西洋裏，喂……喂鯊魚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學家，我們全看你的了。
啊，來來，為我們的蘇維埃，為我們的斯大林同誌幹杯！”王淦昌不會喝酒，尤其是蘇聯的那種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幾口常熟老家的那種米酒，但在蘇聯朋友的盛情邀請下，沒喝酒心卻快醉了！那天，中國專家第一次來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釗等漫步在四周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的伏爾加河、杜布納河邊，頓覺心曠神怡。之後，他們再沒有時間進行如此悠閑地散步了，每天必須有十幾小時甚至近20小時站在那台龐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連續幾天在見不著一絲光亮的雲室內……王淦昌開始是作為課題組長指揮中國助手們的，後來擔任了聯合研究所副所長，手下不僅有中國科學家，還有蘇聯、越南、民主德國、波蘭等國的幾十名學者。王淦昌成了整個研究所的一名指揮官，一名向世界科學技術最前沿衝鋒的指揮官。
在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曆史，現今是共和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淦昌當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著難忘的感受。他說：“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高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誌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毫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的困難。
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王淦昌心裏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看著他工作！當然，作為對手，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了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王淦昌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選擇研究方向，這好比決戰前的指揮方案，製定得好，就勝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斷送整個戰役。由王乃彥院士審校，李瑞芝、孫曉光、常甲辰編著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中記述了當年王淦昌領導中國科學家和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利用蘇聯高能加速器進行一係列實驗探索和完成了一項世界性影響的科學發現的過程。
王淦昌到聯合研究所工作時，正是國際上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時期。他以準確的科學判斷力，根據當時麵臨的各種前沿課題，結合聯合高能加速器的特點，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尋找粒子（包括發現各種超子反粒子）；二是係統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規律。科學家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論預言的實驗，這種發現是有既定方向的，隻要選好技術路線，一般來說會有所發現；另一種是帶有偶然性的，就是在眾多的實驗結果中察覺到異常點，並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對實驗工作人員的要求就相對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學發現，其價值一般比不上後者。王淦昌在設計研究課題時，對這兩種工作都給予重視：新粒子的發現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類所掌握的實驗資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則必然會有結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擊核靶，既可以產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對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過程中的產生規律提供許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選擇的兩個研究方向，正好發揮了聯合研究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的能量優勢。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響曲的話，那麽，按照王淦昌的編排，樂曲的展開，都是以由他親自負責的尋找新粒子課題為主旋律，並輔以兩個平等出現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的產生規律（由丁大釗和另一位蘇聯同誌負責）和介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負責，後來把其中非彈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劃給另一個由蘇聯工作人員為主的研究組）。當然，研究組的主攻方向是尋找新粒子。這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難度自不待言，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聯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後，人們都期望能盡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論誰分配在哪個課題組，在觀察原始實驗資料時，都要為這個主攻方向積累資料。
“大家過來一下，看看這張‘蜘蛛網’奇特嗎？它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驚呼他的助手們，讓他們都過去仔細看一下氣泡室裏出現的一個奇跡。
“對對，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網呀！”助手們頓時歡呼起來，圍著王淦昌讓他給這個新奇的粒子起個名字，因為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將震驚整個世界。
“它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當然應該叫反西格馬負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語道。
“中國朋友發現新奇粒子啦！”“烏拉，偉大的蘇維埃高能加速器萬歲！”“斯大林——毛澤東萬歲！”王淦昌領導下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義不亞於一項單純的諾貝爾獎，因為它使當時的基礎科學又向縱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釗院士所言：王淦昌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學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從50年代認為是‘基本’而發展到60年代認為‘不基本’，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發展到更深入的層次。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是要歸功於這些活躍科學思想的學者的創造性勞動”。
“為了讓美帝國主義看看社會主義科學成就”，蘇聯《真理報》和中國的《人民日報》都為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專門作了重要報道。蘇聯的科學權威刊物《自然》雜誌還指出：“實際上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是在微觀世界的體係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25年後的中國政府在那個難忘的“科學春天”裏，特別向王淦昌等當年參與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科學家頒發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物理學家獲得的第一個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什麽新任務這麽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靜靜地思索了一下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看報紙了，可當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時，不由內心一陣隱痛：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已經罵得不可開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對政治時勢發表評語，然而他內心明白：中國要與蘇聯徹底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也將同時要與蘇聯“老大哥”們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麽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在留蘇期間積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名義全部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大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助手們這才想起應該給王淦昌開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麽的。“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汪容等年輕人隻好折回，坐到原來的位置，靜等一向嚴格要求的王淦昌“訓話”。
“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向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後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麽辦呢？我們心裏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裏就踏實了。這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起來，“真有意思！”弟子們一下也跟著樂了，像往常一樣，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仗”來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麵在黑板上劃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事。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已經打好領帶準備回國的王淦昌，還是以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發表高論。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幹嗎了。”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麽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蹲坐在地毯上竟毫無察覺。“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將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
這一幕，幾十年後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注，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王淦昌回國沒多久，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什麽事這麽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內心的緊張似乎減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王淦昌一陣激動，他看看錢三強。錢三強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隻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的代號是‘596工程’，是國家最高機密，從現在起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剛入伍的戰士，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行，我能做到！”劉傑和錢三強頓時對視著笑了，請王淦昌坐下。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氣氛異常的辦公室裏響出了一陣笑聲。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麽樣？”“好呀，王京同誌！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從這天起外國科學界發現，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彈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90歲的王淦昌準確地回答我：“怎麽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製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才知道的。”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上馬的。
當美國人於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德國的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麵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那麽，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性。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裏。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鏈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炸彈……
隻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可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愛因斯坦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癱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兩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劃正式啟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者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隻有日本還在東方戰場掙紮。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麽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天，連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悲劇發生後，全球震驚，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已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成為用來向別人撒威風的武器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蘇聯人的眼裏卻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蘇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遊泳，毛澤東向他伸出一個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麽？”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作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什麽？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誌你就隻管放心。”毛澤東再也沒有理會對方，獨自躺在遊泳池旁的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煙”……
“主席說得很清楚，世界上兩個強國現在都有了原子彈，我們也應該搞一點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從我們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點不搞是會受人欺負的，搞多了呢，不利於我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搞的，主席是鐵了心要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出席會議的老帥們和將軍們講述著毛澤東主席“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指示。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點原子彈，下一步就再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這話我在幾年前就說過了，大家還一定記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澤東開口道。
“各位老帥和將軍們都聽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也還要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今後世界強國有的武器，我們也都得有一點。”周恩來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了一圈，口氣往上一提，“10年，主席給我們下達的是10年時間先要搞出原子彈、氫彈來，大家有沒有信心啊？”“有！”會上頓時響起一片歡呼。
周恩來和毛澤東會心地笑了。“喲，主席，我要先走了。那頭我還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來看看表，急忙跟毛澤東和諸位老帥與將軍們打了聲招呼，驅車回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說的急事，就是根據中央指示，盡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國物理學家接回來，以防不測。事後，秘密從蘇聯撤回中國物理學家的行動便開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國匯報工作，從此離開了杜布納。
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從蘇聯回來的中國物理學家，關切地問王淦昌：“在杜布納的幾年還好嗎？我們的人都從那邊撤回來了嗎？”“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經撤回來了。大家現在都已經到各自的崗位報到，情緒十分高漲。”“這很好。你們在杜布納聯合所的一批同誌都是我們國家核物理的骨幹力量，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你們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還特別指出，第一步，我們要用五六年時間把原子彈造出來；再用四五年把氫彈、洲陸導彈搞出來。你認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來將詢問的目光投向物理學專家。
“我看是可以實現的。”王淦昌認真地點點頭。
“好。有你這位專家的話，我心裏就踏實多啦。”周恩來站起身，感慨道，“難怪格魯謝林帶領蘇聯專家撤出時對我說，‘你們有王淦昌，還怕造不出原子彈！’你還記得幾年前我們一起會見過他嗎？”“記得，總理，那次參加會見的還有蘇方的阿爾齊莫維奇和我們郭沫若院長以及宋任窮部長。”“你的記性不錯。那時是我們與蘇聯合作核科學的開端，僅僅幾年，形勢就變化得那麽大。
今天一切得靠我們自己動手，你和同誌們的擔子不輕啊！”周恩來說得語重心長。
“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全力以赴。”50多歲的王淦昌像一名剛上戰場的年輕戰士，站起身子，腳又用力一攏。
“嗯，有點像當兵的樣。”周恩來說完，自己先笑了起來，“聽說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誌，老規矩，今晚還是請你從物理學的角度給我介紹介紹原子彈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基礎準備……”據王淦昌的隨身司機介紹，那些年裏，他時不時需要在節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處。在那兒，王淦昌或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或是周恩來請他上一節“原子彈知識課”。“王先生常常一進西花廳就是好幾個小時，幾乎每次從西花廳出來後，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讓我把車開到他的辦公室。他總說總理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我必須盡快找到正確答案。所以我常常見王先生為此而開夜車，有時一開就是一個通宵……”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來說，國際國內的種種壓力仿佛每時每刻都會像“陣陣黑雲”襲來，王淦昌從總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負的重任。
從後來那些撤密的檔案資料上我們知道，毛澤東、黨中央為了實現我國獨立自主地“搞點原子彈”，在王淦昌回國之前就抓緊開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設。當時兵分兩路，一路是由李覺將軍帶領萬名官兵開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進行未來原子彈試製基地的建設；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個“灰樓”裏開展技術研製工作。後者由錢三強領頭，下麵是技術負責“三巨頭”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分別擔任物理實驗、總體設計和理論計算的領導組織工作。
然而原子彈到底怎樣才能研製出來？當時中國雖然有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著名物理學家和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等中堅力量，但畢竟過去誰都沒有直接接觸過原子彈以及研製工作，從何著手呢？
“原子彈研製就像要進行一場戰爭，需要多方麵全力配合協作，還要有巨大的物質條件保障。”一次，毛澤東找來錢三強，認認真真地聽了錢教授的一番話後，大手一揮，對錢三強說：“放心，這件事中央會通盤考慮。隻要研製工作需要，其他部門必須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麵，人、財、物肯定是不成問題的，關鍵的關鍵還是原子彈的研製技術。而技術工作的核心部門就在李覺將軍擔任院長、王淦昌擔任第一副院長，及彭桓武、郭永懷領導的二機部（核工業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門。
“我從不迷信。既然外國人能造出原子彈來，我們中國人並不笨，也一定行，問題的關鍵，是要我們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求實的工作作風，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王淦昌經常這樣向他的那些“技術將領”和研製工作者灌輸。由於研製原子彈涉及的知識與理論太多，好多新參與進來的同誌都得加強理論基礎學習，技術骨幹也同樣存在再學習和打基礎的必要，因此在研製初期，王淦昌不僅一方麵要抓緊時間完成好毛澤東和黨中央交給的在“五六年時間內搞出原子彈”的艱巨任務，同時還得利用一切時間為參與研製工作的同誌們“開小灶充電”。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講效率的，誰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訓。有一次他讓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完成一項計劃，鄧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亞同誌曾提到當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聞。”鄧稼先後來在研製兩彈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稱“兩彈元勳”之一。那時鄧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幹將，所以王淦昌對他們的要求自然格外嚴格。
“你們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廣島和長崎投的原子彈，為什麽幾乎所有重要的建築物都倒了，而一些煙囪卻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兒？想一想，這是很有趣也很有學問的事。”中國的原子彈研製離不開對國外原子彈研製過程的研究與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經弄清楚或尚沒弄清楚的問題交給大家討論，而每一次討論就是對研製原子彈工作的推進。
原子彈的核爆炸過程之巨大，可以摧毀一個城市與區域。在這複雜而巨大的爆炸過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須回答的問題，同時還要與實驗的結果相符。為了弄清這些高難度的問題，王淦昌會幾天甚至幾個月不能靜下心來。
“走，今天太累了，你帶我到王府井轉轉。”王淦昌往車裏一坐。許久，司機毫無反應。他火了，“怎麽回事？我的話沒聽到？”“王先生，對不起。你的話我都聽到了，但我不能帶你去。”司機一臉委屈。
“為什麽？”王淦昌一臉茫然。
“這是中央給您定的紀律。王府井那兒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麵，說不準有人認出您來，所以我們不能去……”“喲，我把這事給忘了。”王淦昌回過神來，連忙給司機作揖，“對不起，對不起。”說完，他無奈地瞅瞅四周，獨自往“灰樓”旁邊那塊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過程，實際是物理作用的過程。掌握它，還得回到核反應前的爆炸壓縮過程。怎樣掌握這個過程呢？
王淦昌的腳下突然被荊棘絆了一下，腦子裏閃出一個伴他幾十年科學實驗的“寶貝玩藝”——雲室。沒錯，用雲室照相可以獲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夥子們，今天請你們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讓後勤要來一輛車，然後叫上兩名年輕同誌跟他上了車。兩個小夥子一聽樂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請他們嚐嚐他家鄉的陽澄湖大閘蟹。到了王家，這兩個小夥子知道“上當了”：原來，王淦昌讓他們從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來。
“小心小心，這是從美國帶回來的。是我的心肝寶貝呀！”看著王淦昌輕手輕腳，小夥子們也隻好賣力起來。
“嘿嘿，下回我一定請你們吃大閘蟹，正宗陽澄湖的。”大科學家一說起家鄉的事，就仿佛年輕了好幾十歲。
王淦昌一頭紮在他利用雲室拍攝R射線的艱苦工作中。那時我們的許多基礎技術非常落後，整個原子彈研製工作中隻有幾台很低級的計算機，而且包括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也大多不會使用計算機技術。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負責人張勁夫同誌稱為“有了”的計算機分給了核物理學理論家周光召他們。中國的第一台計算機誕生於1958年，當時是電子管的，一秒鍾才運算幾十次。後來為了給研製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產了第二台計算機，晶體管的，比起第一台計算機不知強了多少倍，但即使這樣一台計算機，在今天連小學生都會嫌它水平太低，因為它的運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們的前輩太了不起了，他們用最低級的技術條件進行著最尖端的科學研製。
王淦昌是個“計算機糊塗”——他一輩子就沒入計算機的門，所有最繁雜的計算都是靠筆頭功夫。當時利用雲室進行R射線的拍攝就更不可能用計算機技術了，隻能靠手工一張張地拍攝，那雲室本來就屁股那麽大一點點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鑽在裏麵能不難受嗎？再加上R射線拍攝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線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輕同誌幹著幹著就沒個姿勢了，王淦昌一看就來火了：“像你這樣怎麽能照上什麽東西嗎？膽小鬼，走開！”說著，他自己動手，一幹一整天。當他完成一批拍攝任務後走出雲室時，才似乎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嗯，小青年跑哪兒去了？喲，是我把他訓跑的。得，趕緊向他賠禮道歉去！”“囡囡同誌，對不起喲，昨天是我的錯，脾氣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個年輕人，畢恭畢敬地說。王淦昌是原子彈研製中資格最老的大科學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誰還能計較什麽？年輕人臊得無地自容：“王先生您千萬別這樣，是我的錯。是我工作不認真…
…”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著小青年的肩膀，語重心長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當年在蘇聯杜布納工作時怎麽發現負超子的嗎？其實沒什麽秘密，就是靠我們幾位同誌不辭辛苦日以繼夜地拍攝片子，然而再夜以繼日地一張張檢查片子，中間不能有一點點差錯。最後我們真的成功了。
科學工作就是這樣，要有不怕苦堅持到底的作風，才能出成果。”“我一定聽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幾乎每一次成功的研製就像發動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當年美國人在進行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時，動員了75萬人參與。蘇聯的原子彈研製工程一直由30萬—40萬人組成的一支“秘密部隊”和同樣人數的幾十個特殊部門參與，並且堅持了近20年時間。中國有多少人參與了原子彈試驗？我從已經“透秘”的幾本書中看到有6位數以上的人參加。其實這僅僅還隻是在第一線的人馬，至於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後備軍就不知其數了。王淦昌和錢三強、彭桓武、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是整個核研製的總導演，不僅要統領全盤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術難關。1960年至1964年，中國什麽樣？三年自然災害，共和國除了精神富有，其餘都陷入了困難的境地。這段歲月對王淦昌等埋頭攀登科學尖端技術的科學家來說，實在是最艱難的歲月，不可能有機會獲得外界的先進技術資料與信息。
美帝國主義國家早已封鎖了我們陸上和空間的所有通道，我國連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與資料都不可能從正常渠道獲得。
有一次王淦昌與周總理見麵，他就直撞撞地請求道：“總理，我真想請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國訪問。那樣的話，我可以從不少朋友那裏帶回一些在他們看來是根本用不著的‘垃圾資料’和‘垃圾設備’。”周恩來聽後笑了：“王先生，你隻要一出去，即使撿垃圾，人家情報部門照樣會把你抓起來。知道嗎？自從你們幾位著名科學家突然從日常生活中‘消失’後，好幾次有外賓問我是怎麽回事？問我們是不是也在進行‘曼哈頓工程’？我隻能用外交辭令告訴他們，‘王淦昌等先生做著他們所一直從事的專業，很忙，所以不大露麵嘛。’你要是往國外一跑，那帝國主義的情報機構可是巴不得呢！”關於中國科學家怎樣在完全被人封鎖的條件下研製出了原子彈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幾十年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為之不解的一個謎團，也是西方敵對分子經常攻擊我們的一大“嚼舌頭根”的事。直到今天，當北約野蠻轟炸南斯拉夫，悍然襲擊我駐南使館事件發生後，美國人一方麵狡辯，一方麵又無中生有地炮製了一個《考克斯報告》。
這個報告謊稱我國在六十年代就“竊取”了他們的核情報，並且煞有介事地說到了我們的“情報部門”特別竊取了他們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技術。這種毫無根據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反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5月31日針對美國的謊言，在記者招待會上嚴正指出：“《考克斯報告》荒唐可笑。我這裏順便告訴大家一個事實，《考克斯報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本來依據的是中國科學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思想，中國從來沒說其他國家使用這一思想是竊取。中國核武器是獨立自主開始研製的……”這段話很明確地表達了一個事實：中國的核武器研製理論與技術，都是由我國科學家自己研究出來的，而且有些技術如王淦昌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不僅是我們中國自己研究核武器技術的寶貴財富，同時還被外國核試驗廣為運用。
1982年，美國海軍實驗室粒子束聚變研究室負責人庫珀斯坦博士在中國參觀了中國同行的實驗室，在聽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國科學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設計方麵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實驗現場觀看了中國電子束打靶的結果後，稱讚中國的加速器物理設計考慮得比較周到細致，把計算機的模擬計算方法也用於了加速器的設計。庫珀斯坦特別說，美國雖然也建造了許多台比中國規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設計方麵所做的分析和計算不如中國全麵和深刻。
王淦昌對自己在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方麵的科學成就也情有獨鍾。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上，王淦昌的學生、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導師發言之前問道：“王老師，在您所從事的眾多科學研究中，您認為哪項是您最為滿意的？”獲得世界上最高科學獎的學生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老師問這麽個問題，頓時引起了全場的關注。幾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實會場上很多人心裏幫著他們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還用問，成功地研製了中國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唄！”但是錯了。
隻見王淦昌的臉上習慣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後一字一句地說道：“我自己對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因為這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這種想法引出了後來成為慣性約束核聚變的重要科研題目，一旦這個科研題目得到實現，這將使人類徹底解決能源問題。”話音剛落，李政道等科學大師們帶頭熱烈鼓掌。是的，因為大家心裏清楚，王淦昌作為中國“兩彈元勳”，他的一生中最輝煌的和對中國作出特別貢獻的，無疑是領導和參與了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研製；而作為傑出的物理學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學提出的發現中子的建議、在抗日戰爭時的浙江大學裏提出了中微子實驗方案，以及在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裏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等劃時代意義的成就，都可以歸為“滿意”的科學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經說過，我一生重要的科學工作並沒什麽，對一名科學家來說，追求新的發明創造與新的發現才是真本事。王淦昌畢竟是位真正意義上的大科學家，他把人類研製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武器及幾項有可能獲得最高科學獎的發現和發明並沒有放在“最滿意”的工作成就之列。僅此，我們也足可以見到一位科學大師的寬闊、深遠與慈善胸懷。
王淦昌自己講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於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後不久便實現了氘的聚變反應，四年之後人類又實現了鈾的裂變。盡管人類在裂變能源的發展方麵超乎尋常的順利，但裂變能源的探索卻格外艱辛與曲折。就像一個彩色的謎，它既令許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學家們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腳踏實地的科學家們無所適從。因為這一課題太偉大了，正如王淦昌說的，一旦被攻克，人類的能源問題將徹底被解決。這個貢獻絕對比任何一項諾貝爾獎和任何一種核爆炸更榮耀、威力更大。
有一日，上海複旦大學的謝希德教授見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關注過激光嗎？聽說這種東西在國際科學界成了熱門話題。”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後又異常敏感地反問道：“激光？我怎麽不清楚？”謝教授這一問，使正在專注研製原子彈的王淦昌意外地萌發了一個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強度特別大、方向性好、單色性和相幹性好的四大特點嗎，尤其是前兩種，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實驗中，不就可以創造出更神奇的效果來嗎！”於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擊氘化鈾靶產生中子的想法，而這實際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實現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科學概念的雛形。
王淦昌的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彈研製的最緊要關頭，手頭的要緊事太多，關於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當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王淦昌等有功人員紛紛被毛澤東請到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有一天小組討論，王淦昌回單位取資料，說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的鄧錫銘副研究員瞅見了匆匆而過的王淦昌，便一聲“王老師”把他叫住了。
“哎，小鄧呀！你最近在做什麽？”王淦昌到過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幾次，知道鄧錫銘這位年輕有為的光機專家。
“我們剛剛進行了一次釹玻璃激光器試驗，發現在激光束的聚焦點上，空氣被擊穿後光軸上出現了一連串火球。我們不知道那是種什麽現象，正想請您幫著解釋呢？”“真的？”王淦昌一聽驚訝地叫起來，“這是個新奇問題。太有趣了！來來，我們坐下來談。”王淦昌隨手把手中的一份報紙往旁邊的一個石階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隨即招呼小鄧：“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設想用激光束打擊靶子的實驗方法，如果這個方法在實驗中成功，熱核聚變問題將得到解決，那將又是一大科學貢獻！”“王老師，請您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我們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鄧錫銘聽後特別激動。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點點頭：“你晚上到我辦公室，我把已經寫好的一份論文稿給你看，它會幫助你指導實驗的。”當晚，鄧錫銘從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頁的論文稿。幾天後，鄧錫銘把王淦昌的建議直接向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勁夫同誌作了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