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馬應彪和香港第一家華資公司及中國四大百貨公司
如果把太平洋的西海岸，也就是東亞的海岸折疊起來，那麽，居中部分便就是廣東了。這並非比喻，從地緣學的角度上看，它在海上商業交往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它東連日美，西接南洋與歐洲。再換個角度，如果從地球儀上方，也就是從北極往下看，或者作一個北極投影的世界地圖，全球便被清晰地分為內、中、外三部分，我們馬上便可以發現，世界發達國家與地區幾乎全集中於內圈。而引人注目的是，內圈西北角，與東西相接的是北美，內圈西南與北美相對應的，正是東亞到東南亞海岸線，其中心點恰巧也正是廣東的珠江口。
由此可見，廣東在世界性商業流通中的戰略地位。
此書傳主、中國現代百貨業的創始人馬應彪也便在這條海岸線上降生、發展。作為他的同時代人，戊戌變法的兩位主帥之一、思想家梁啟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中，在對曆史作完縱向分析後，便斷言：
廣東地理有天然優勝，為世界交通第一等通道。廣東人性格彪悍活潑，進取冒險性強，對內競爭力弱，對外競爭力強，廣東人在外稱王稱霸，遠比國內的多，對外則敢於“冒險犯難，大長南天！”
他的斷言，時為本世紀初，如今，已是世紀末了，仍見其生命力之久長。廣東，仍是或者說，已再度是當前世界經濟最活躍的海岸線中點上，作為大陸沿海最早的曆史性的即從先秦至今天的開放地帶，更在當今被中國領導人定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龍頭”，廣東的經濟，尤其是商貿業，令舉世矚目——曆史，又一次選擇了廣東。
要研究中國現代百貨業的興起，就不能不研究廣東這一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廣東商人的“底氣”。
廣東，相對於內陸省份而言，它無疑是一個海洋省份，有人說，它是作為中國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補充——沒有海洋文化，光有內陸文化，中國文化便是不完整的。廣東背靠足以截斷來自西伯利亞寒流的五嶺，使得嶺南稱得上四季如春，沒有雪也無霜凍。廣東三麵臨海，海岸線長4300公裏，幾乎占全國海岸線的四分之一，居全國之首。廣州、潮州，均是1000多年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南中國海島嶼星羅棋布，沿海多深水良港，地處太平洋、印度洋、亞洲與澳洲之間的商路要衝，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以及世界上各大商港，包括歐、美、澳洲交往的樞紐。這是向外。往內，珠江水係發達，西、北、東三江貫穿全省，連接全國。
盡管明、清封建統治者變本加厲實行海禁政策，但廣東的海商商幫也“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仍在壯大與發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不得不實行開海貿易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餘廣州粵海關一口通商，這一來，廣東的海商商幫更隨著廣州的獨口貿易而獨占鼇頭了。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諭旨中便稱“粵東之麵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國商人，攜錢買貨往來貿易者至多也”。當清政府僅餘廣州一口對外通商後，全國對外貿易的商品都要運到廣州出口，外國進口商品亦要經由廣州經銷，廣州更成了獨一無二的“開放特區”，以至英國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稱：“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像倫敦橋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麵上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的眼裏，再沒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長達幾英裏的帆船更為壯觀的了。”
發達的內外商業貿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業資本來承擔商品交流的任務，於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賈的產生，後期，便是商業資本家的形成。作為中國現代百貨業的翹楚，馬應彪的先施公司及其隨後接踵而至的永安、大新、新新共四大百貨公司，便得以破土而出，長成參天大樹，成為中國20世紀的商業奇觀之一。
四大公司的形成，應當說是具有鮮明的廣東特色，即由海商而僑商，從而又返回故裏興辦。這一傳統，是幾百年前便有了的。廣東人出洋的多，在南洋形成一股貿易經商的勢力，在前有梁道明，在爪哇“久而情熟，摯家住居，積有歲餘，閩廣軍民棄萬裏為商，從之者數千人”。還有羅芳伯，在婆羅洲組織華僑公司，經營農、礦、漁業、製糖業與商業，勢力遍及全洲大部。至於廣東人經商所到達的地方，更遍及全球，因此海外流傳有這麽一句話：“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即“太陽無時不普照廣東人的社會”。
由於西方的殖民者人侵，在南洋、在中國沿海地區，打斷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正常發展，尤其在內地，這種破壞更甚。山西商幫與山西票號的衰亡，便是外來殖民者與封建統治者雙重壓迫下造成的。
而廣東的民族資本主義，卻在這雙重壓迫下頂風而上，破土誕生了。
這是值得研究的一種“特殊中的必然”。
而支撐廣東民族資本主義誕生的，不是別的什麽，恰恰是積蓄已久、有相當實力的僑商。
從全國範圍來看，一般來說，先是出現洋務企業，然後才能有民族工商業。這是中國這麽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途徑，因而形成的也是一個怪胎，洋商與官商生下的怪胎。
在廣州則不同，樣務企業的出現，是在民族工商業之後。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畢竟洋務運動在廣東推行得較遲，經濟勢力不大，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阻力也就相對小了一些；另外，廣東是僑鄉，華僑有較雄厚的實力率先投資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因此，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由於外來資本人侵而加速瓦解之際，民族資本主義反而得到了較正常的發展。這一來，廣東便成為了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最早誕生地——它恰巧是洋商與官商匯合產生的台風下的“台風眼”。在這，我們隻能簡單說上幾句，詳盡的分析還是由經濟學家們去做吧。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廣東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更具有典型性、完整性與研究價值。廣東的民族資本家——在純粹的意義上，也更先於或優於其他地方的資本家，較少或基本沒有什麽買辦色彩。
馬應彪，作為中國第一個百貨業的大資本家，也正是中國民族資本家中的佼佼者。作為當年去澳大利亞“掘金”的農民，完全憑借自己的努力，積蓄資本，開辦錢莊，首創股份合資公司，一躍而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立柱，其間的智慧、能力殊為可敬，而所經曆的曲折、打擊與困厄，也令人扼腕。
據史料記載，世界上第一間百貨公司，是在19世紀30年代創立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個中心——著名的花都巴黎，當然，人們更不會忘記它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祥地。當時，由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交通工具也較以前發達，馬車作為相當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人們的活動範圍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足跡可及十幾、幾十裏外。這一來，分散的小店鋪，便自然而然地逐步向鬧市區集中，從而形成一條條的商業街。
而百貨公司的誕生，則被譽為“第一次零售革命”。它的好處是，經營的品種相對集中，又能分櫃台售貨，還能利用廣告、宣傳櫥窗介紹商品；同時，明碼實價，方便顧客選購。對於經營者而言，其貨品銷售量大，盈利更不錯。所以，當巴黎出現了第一個百貨公司之後，全世界的資本家都爭相仿效，開設了百貨公司或商業街。
馬應彪於1900年在香港首創中國第一家百貨公司，正是在澳大利亞從安東尼·奧頓百貨公司那裏得到的啟示。而在創立之前，則經曆了上十年的慘淡經營。
在他之前，中國已產生了第一個民族資本家，這便是南海縣的陳啟源，早在1872年，他便創立了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繼昌隆綴絲廠，其投人的資金，則是他哥哥、僑商陳啟樞的白銀7000兩。由於該廠“出絲精美，行銷於歐、美兩洲，價值之高，倍於從前，遂獲厚利”。其女工高達六七百人。辦廠自是幾經曲折，光“有傷風化”一條就夠受了。這同先施公司草創之日，馬應彪夫人霍慶棠親自站櫃台而引起軒然大波，不得不派團練維持而後退讓不少時日，也夠得上“同病相憐”了——可見在當日中國要辦成一件事有多難。
無論多麽艱難，民族工商業的誕生與發展，畢竟是順乎曆史潮流的，尤其到了20世紀，更是不可阻遏了。當年早期的維新思想家，如鄭觀應——他也是香山（即今中山）人，在經濟上，是堅決反對洋務派的“官督商辦”，主張民辦工商業，發展資本主義。他力主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與西方列強進行“商戰”，強烈譴責外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要求收回海關主權。……這些是與實際上形成與發展的民族工商業相呼應，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迫切願望。
作為第一家百貨公司——先施公司，它同樣是我國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一。今日，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人才又在改革開放中重新認識了股票，而這卻幾乎是在一個世紀之前了。已故的馬應彪之子馬文輝，在審讀此部書稿時，曾一再要求筆者點明這一點，不是沒有意義的。這也是現代意識的體現，不可或缺。
而“不二價”，有人稱中國古已有之，其實，今日零售市場上的討價還價仍不絕於耳。中國古之“不二價”的內涵，與現代商業經營中的“不二價”，實屬兩碼事。如在周代，一天三市，開市前，須由督管者核定價格後才準開始作買賣；漢代，韓康在長安市售藥更以“不二價”堅持三十年而名聞天下。但其基點，是準衡於宗法製度下的“德治”而非現代社會的立法，取信於人。況且在中國，所謂“無商不奸”反而成了“天經地義”。故先施創立，門前寫上“先施公司始創不二價”，完全是一種現代的商業精神的弘揚。
更不用提其規模經營，是過去的小本買賣所無法相比的。
所以，先施公司一出現，便具有中國商業革新開拓的重大意義，它創立於本世紀的第一年，頗有創世紀的意味。
作為經營者的馬應彪，不僅需要遠見卓識，也需要巨大的魄力與頑強的抗爭意誌。正是他拓開了中國百貨業的新路，在本世紀初，四大百貨公司相繼建立，形成了百貨業的大氣候。
在思維科學的新理論中，有一個理論，稱之為“群體激發效應”。我們不妨看看，中國百貨四大公司，又是怎麽“群體激發”出來的。
凡是上了歲數的中國人，尤其是港、穗、滬的老人，都可以隨口數出這四大公司的名稱來——先施、永安、大新、新新。
人們也不難發現，這四大公司的創辦人，竟清一色是中山人，而且是當年旅澳的中山人。
都出在同一個地方。
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
先施公司創立在前，生意看好，郭標、郭泉、郭樂等在澳大利亞的中山人也就跟了上來。他們彼此提攜，又各有千秋。先施創立於1900年，永安則創立於1907年，在主要經營百貨業外，先施另還有酒店業及十大工廠；而永安在百貨之外，則以其永安紡織廠著稱，振興實業。
兩家又是兒女親家，著名的上海實業家、後出任廣東省副省長的郭棣活（郭氏第二代）娶的是馬應彪的千金馬錦超。
至於大新、新新公司，與先施關係就更密切了。
兩家的創始人，當年均是先施公司的創始人或合股人，有的還擔任過先施公司主要領導職務，如黃煥南、劉錫基——他們後來則成為了新新公司的創始人。至於永安公司郭標、大新公司蔡興，正是馬應彪籌股建立先施而召集的第一批12個人中的成員。
由此可見，四大公司均出自中山人之手，均不以為怪。但這並不是根本原因，親緣、鄉緣僅是一個方麵。而作為中山人，中山旅澳華僑，他們同受世界先進的商業精神所影響，又同是一片愛國熱忱，這才是根本。
無疑，四大公司的創立，論貢獻，當首推馬應彪，可以說，四大公司均與他有關，不僅僅是影響，而且為其他公司培養了人才與骨幹，這才得以蔚然成觀。
老一輩人，忘不了他們的一段佳話。
當年，黃煥南於1914年到上海選擇先施公司的地址時，南京路還比較冷落，於是，他派人到各個十字路口，以測出行人的流量，一個多月積累下的資料表明，南京路比浙江路行人的流量要大，於是，便作出了決定，把先施公司建在南京路北。而第二年，郭泉從香港攜港幣50萬元來到上海，準備建立上海的永安公司，同樣派了兩個人分別在南京路的路南、路北作觀測，見一個人，數一粒豆子，最後又測定，路南的行人比路北的要多，於是，永安公司則定址在路南。1917年，上海先施公司開張，1918年永安公司開張，南京路一下子便成為了鬧市區，上海百貨業亦由此興旺起來。
這僅僅是個小故事，可從中也可以看出當年作為民族資本家嚴謹的科學態度與務實精神。正是從這裏開始，四大公司才曆盡世紀的風風雨雨，迄今仍屹立在中國的土地上。
大新公司的命名，出自於“大展新酞”。因它創立之前，早已有了先施、永安，可謂“專美於前”。但大新卻自有抱負，認為自己可後來居上——這也是四大公司之間在相互提攜中形成的競爭，結果是相互促進，各地的四大公司，也就各有所長，如新新，還辦有劇場、電台、實業公司，還有銀行。大新亦有自己不同的經營。
由此，中國百貨業四大支柱便支撐了起來，並揚威海內外——先施等公司，也先後在日本、英國、東南亞設立過自己的子公司。
四大公司的形成與發展，也就是中國民族商業發展的一個縮影。用行內的話說，從世紀初到抗戰前，是中國百貨公司的勃興階段，它自香港創立擴展到全國。由華僑挾資歸國，於香港創立雛形，一俊試驗成功，便經曲廣州，最後在上海達到鼎盛，其營業宗旨為“包羅萬有，無物不備”。但由於歐美各列強控製了遠東市場，故貨源百分之九十係“洋貨”，國產微乎其微。及至抗戰期間，國貨方振興起來，國貨上升至百分之七十——這便是百貨業複興之際。而內戰四年，由於時局混亂，經濟崩潰，百業凋零，百貨公司也由盛而衰了。
滄海桑田，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
而今，在改革開放大潮中，中國的百貨商業，又一次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在廣州、在上海，商業之興盛，是前所未有，且仍在蒸蒸日上。香港的回歸，對於百貨市場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穗、港、滬大市場，給新的百貨業帶來了勃勃生機。
一個世紀之前，那些矢誌振興民族工商業的先行者們，如地下有知，當為之百倍地欣慰。中國的百貨業，已不再是當日的慘淡經營了，而是前程無可限量。
撫今追昔，展望未來，我們該有比馬應彪當年更大的信心，更衝天的豪氣，向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