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話 為了應有的曆史

多年來，我一直有這樣一個心願，或者說是野心也可以，我想為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上的三大民係：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中的前兩者，作一曆史的長卷，也就是說，分別為兩大民係立傳。這不獨因為我的父母分別是廣府人與客家人。至於潮汕人，我想會有人為其立史卷的，因為如今潮汕籍作家已蔚為可觀，其功力與影響亦不在我之下，或日“崔瀕有詩題前壁”吧。

為了完成這一計劃，我作了較長時間的準備。我接觸了大量的史料，近來常被人引用的德國地質學家利希霍芬關於廣東人的評價，也是我先譯介過來的——我驚奇地發現，一個世紀前，一個外國人竟能如此準確地抓住了廣東人的某些特征，他稱廣東人乃“開化種族，在所有的智能、企業精神、美術情趣方麵優於其他所有中國人。廣東人幾乎掌握著中國所有的工業……對經營大商業和大交通業有卓越的才能……”而100年後珠江三角洲的騰飛，又進一步證明了他言之不謬，何況在香港的廣東人，業已給我們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商父——馬應彪》亦是這一曆史長卷中的一部分——正是符合我這一心願，我才欣然應諾寫這部傳記。因為這能使我一頭紮進廣府民係經營大商業的一個世紀的曆史中，更深刻地抓住這個民係的特征，這也為我創作計劃中的曆史長卷打下更厚實的基礎。

由於母親的早逝，迫使我較早投人了客家民係的曆史長卷的創作中，至今，已告一個段落了。百萬言長篇《客家人·師瘍》第一部已經付梓，26集的電視連續劇《客家魂》也開鏡了，10集的《客家人·母瘍》電視劇以及小說《客家人·俠瘍》均已竣筆。所以，我當今可全力以赴，投人到廣府民係曆史長卷的創作中。長於《客家魂》的巨型連續劇——關於廣府人100年來以商興邦，實業救國的構思，業已日臻成熟。無疑，《香港商父——馬應彪》給我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背景材料。有了這部史傳及前一部《廣東，第三個浪潮》的現實素材，我更有信心去實現自己的計劃。

一個被別人寫過傳記的人，又轉過來為他人作傳，說起來似乎讓人詫異，可人畢竟是性情中人，我隻覺得，在這100年的曆史大變動中，無論始終，均有眾多光彩照人、值得懷念的人物留下自己的印記，何況馬應彪這樣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佼佼者呢，作為愛國僑領、辛亥元勳，又兼商業巨子、教育功臣、慈善大家，憑這些身份，就已教一般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了。尤其是今天，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之際，讓他為年輕一代所熟知、所效法，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他不僅以他偉大的功業，更以他崇高的人格，彪炳於世，激勵後學者百倍奮進，去建設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寫他，意義也在這裏。其實，在這之前，我亦寫過不少人的傳記，不過，那是在另一層意義上，是為了不該有的曆史不再，如（潘漢年傳）等。而這一部，卻是為了應有的曆史更發揚光大。

正因為如此，這部傳記，我力求尋找到它的最好形式，以使其成為“信史”，而不似業已濫筋的某些曇花一現人物的紀實，嘩眾取寵、文過飾非，徒有虛名。

作為信史，除開其之真實性外，更應有其思想性——思想更是一種真實。因此，它亦應兼備其學術品位。在這裏，我願引用本世紀一位著名的史學大師科林伍德的一段話：

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曆史。因此，比如說一部傳記，不管它包含著有多麽多的曆史，都是根據那些不僅是非曆史的而且是反曆史的原則所構成的。它的範圍是生物學的事件，是一個人類有機體的誕生和死亡；它的框架因此就不是思想的框架而是自然過程的框架。對這種框架——那個人的肉體生活，他的童年、成年和衰老，他的疾病和動物生存中的全部偶然事件——思想的各種浪潮（他自己的和別人的）就不顧它的結構而在交叉衝刷著，像是海水衝刷著一隻擱淺了的廢船。

這無疑是闡述了一個立傳的原則，必須捕捉思想的脈絡，惟有這，才可以教史傳閃光。亦如科林伍德所喻，一場地震可以死掉萬人，但地震隻是自然現象，其中並無思想可言。而一場戰爭死掉萬人，但戰爭不隻是現象，它從頭至尾貫穿著人的思想，它是思想的行動。同樣，作為馬應彪這樣一個曆史人物，他不僅僅是一個商人，能夠具有獨特的商業眼光，而且是一個愛國者，一位革命家，所以，他的商業行為與投資教育，就深深滲透著他的思想，寫出這點，才可能夠得上被稱之為信史。

無疑，他早年漂泊南洋、淘金種菜，使他深深品嚐到了貧困的滋味，尤其是作為一個貧困的中國人的滋味，這是他思想的一個重要起點。筆者的前幾輩，亦同樣是“賣豬仔”下南洋開礦種橡膠的。故產生了共鳴。而當他成為嶺南大學第一位華人校董時，筆者的親人亦正在那裏執教……太多的共同之處，才有了思想上的共鳴。

而這，也正是曆史作為思想史的證明。

在我，首先是個作家，而後才是學者。作為前者，我有數十部中、長篇小說及數以百計的短篇、散文、報告文學作品；作為後者，則有《中國文化史觀》多部論著。如以前者的身份，這部傳記，當然可以寫得娓娓動聽、悲天憫人，波瀾起伏，調動全部的文學手段，使之跌宕生姿，妙筆生花。但我沒有這麽做，我寧可以學者嚴謹、平實的筆調，去發掘其中的思想或哲理，使讀者能有更多的思考。當然，我也並不想控製自己的**，當寫到催人淚下之處，我的淚水也按捺不住。

因此，我采取了一種尋常不大使用的筆法，為給讀者以真實感，我設法較大分量地去引用曆史資料以及傳主的墨寶，力戒有可能的虛構成分。從文學角度上來說，憑借曆史資料發揮，寫下去會得心應手一些，更搖曳生姿一些，而引用，每每吃力不討好。因為，第一，這需對原始資料大量的搜集、辨識、去偽存真，要花更多的功夫；第二，要運用得當，亦殊為不易，因為原始資料本來就是如此，它並不按你的思路而設，你若加變動，勢必會有偽飾的感覺；第三，外人看來，大量的引用，似乎是作者在愉懶，難免會招惹不恭。

但我決計這麽做。

我不想嘩眾取寵，如同市場上推銷劣等貨一樣。我力圖使它具有一定的學術品位，也不僅僅是為抬高它的檔次，以躋身於論著之行列，成為研究成果，而隻是想寫出一部廣府人的思想史，一部完全可信的曆史——這可以說是概括了我寫此書的全部初衷。

奔走於中山等地，搜尋於各大圖書館，審慎鑒別種種史料，我每每仍有力不從心的感覺，是的，這部傳記本應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更嚴謹亦更感人一些，因為，還應有希望發掘出更多生動的、並更深刻的思想材料，可惜，時間太緊，更多的事尚在呼喚，我隻能把它當作我前進中的一步，而後還得邁出更新的一步。但不管怎樣，對於我筆下這位曆史人物，我始終懷有深深的敬意，我從中看到了我們民族的希望，看到了廣府人奮勇進取的精神，我在寫他，亦為他所鞭策，努力去開創更新的未來。

這裏，我得謝謝他，因為，他為我即將動筆的廣府人的曆史長卷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而他本人，也正是廣府人傑出的代表。也許，在新的長篇巨製中，我們還會再度與他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