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育為本
遠觀曆代，橫覽九洲，人才之盛衰，風俗之淳靡，實關教化。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風俗玉聖，而國以強；否則反此。
——孫中山
夫欲弘大道，要先直其心，心既其直，然後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則能廣運無涯。
——《維摩經注》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
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管子·權修》
因失學而興學——獨創“五千字課”——“揾錢容易使錢難”之豪語——興學重教
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源泉，故於衣、食、住、行四種人生需要之外，首先注意於學校也。
——孫中山
馬應彪的文字，我們已略有見識，行文之嚴謹、大氣，是必留有深刻的印象。如能看到他的書法，嫻熟古拙又揮灑自如，當讓人感佩萬分。可他自幼隻讀過三年私塾，從此就沒了上學的機會，這些成就令人難以置信，可不，一個創興了中國第一家百貨業大公司的實業家，怎能隻念過幾年書呢？不可能吧。
確實，他的學識，全靠是在日後勤奮自學而來的。當年隻能讀三年私塾，是家中僅有三元銀洋，那時，一年學費為一元，三年下來，家中再沒銀洋了，所以，沒法再讀第四年。所以，他的自傳中亦有一句話：因失學而興學。
早在先施公司興辦之初，他就特別留心於後一代的教育，因自己失學，感到現在的孩子再也不可在受教育上欠缺了。其時，香港開課，均用的是英文，英文書院則更不用說了，課本都得從英國運來，如沒及時買到，還得托人到英國去買，或者尋父兄的舊課本去用。
馬應彪得知這一情況，馬上讓先施公司同有關學院聯係，提前獲知該年開課需要的課本名稱，先行於英國大量定購。
到了開學注冊這一天，先施公司用專車把課本運到學校，按各班級用書分別包紮好，每包寫上定價，以方便學生購買。
先施公司在學校擺地檔的名聲傳開，各大學校都爭先來約請，幾天之內，文具部所經營的課本便銷售了一大半，連當日專經營課本的英華書莊都磋歎不及。
從此，連香港的學生都知道有一個誠信可靠的先施公司。如今，不少老人回憶起來，均說，我們那時都是買的先施公司課本讀的書呢——都大半個世紀了。
與其說這是馬應彪的生意眼光，還不如說是他的一片苦心。他不忍看到孩子們被耽誤，中國的未來在他們，而他們的前途則在於讀書，得讓他們順順當當地讀，一分鍾也不受影響才是。
正因為年幼失學，馬應彪很看重文化知識的提高。早在澳洲，他就願無償不恥地當人家的雇員，隻為的是學一口流利的英語，好打開局麵。對於自己祖國的文字，他更是傾注了全部心血，學習、臨摹、誦讀、反複揣摸。而今，我們從他留下的文字，絕非是經商範圍內很小的一部分，連四書五經以及眾多古代典籍，他都運用自如，以致出口成章。
對祖國文字，不下一番功夫，是難得如此造詣的。對於一位僅有三年私塾經曆的窮寒淘金人來說，平日又需付出多大的精力去刻苦攻讀以充實自己呀！
日積月累，持久不懈，他的中文水平，已遠遠超出一般人之上。而這，均是發憤自學所取得的。
他積累了豐富的文字學知識，並且能從實踐上較為科學地把握了漢字使用的效率。僅為掃盲，應付日常生活，有千餘字便可以了。而基本上掌握中文，能讀各類文章，則要更多。
多少呢？
中文都是以一個個字來拚組成詞的，字達到了一定數量，絕大部分用詞便可以組合出來，不僅逾萬，而且上十萬，百萬。中文字不要多，但組成的詞卻豐富多彩，幾千個字，便可以組合成百萬個詞，不比英文，每個詞都不一樣，總是不斷地出現生詞，甚至無法理解。中文隻要字認得，組成詞的意義，也就很快可以理解了，自有其優越之處。
馬應彪是個有心人。一有心，任何難關都可以攻得下來。
人們萬萬沒有料到，就這麽一個僅讀三年私塾的實業家，竟可以拿出漢語識字的最佳方案，並且在當日倘無隨機函數使用，更無電子計算機進行大量數據處理的情況下，推出了最科學的漢字使用頻率最高的數位。
在先施公司內部，他一手創辦了職工的業餘夜校，鼓勵員工提高文化水平。
而且一律免費就讀。
在夜校中，他拿出自己獨創的“五千字課”，並親自雇員書寫九宮字格，給上夜校的員工臨摹。並稱：
——隻要你們把這五千字寫好記熟，今後中文運用就犯不著發愁了。五千字夠你受用一輩子，五千字亦教你可讀遍古今文章，同樣可讓你走遍天下。
他說得非常自信。
這種自信，當然必有科學依據與實踐證明。這是他積平生心血所創立的。
後來，他本部的員工，幾十年之餘，仍不無感慨地回憶：
——是呀，正是當年學得這五千字，我不僅會讀報、寫信，還當上了高級職員，左右逢源，再難讀的文章，隻要有這五千字，是必豁然開朗，連字典也毋需查。
這五千字，真是絕妙的數！
不少著書立說數百萬言乃至上千萬言的作家、學者，要問起他所識的漢字，大都一言以蔽之：
——我查過《康熙字典》，五萬字中，隻識得五千字，才十分之一，但足夠了。中文著作數百萬，詩詞歌賦一齊來，也不過是這五千字的不同組合罷了。
而今，最常用的各類字典、辭典，經過嚴格的科學處理，其出現的漢字，也大都是五千、六千五，直至八千而已。
可見，五千字，乃是最科學亦是最基本的常用漢字。
而馬應彪先生能創辦“五千字課”，實在是一大奇跡。
經商奇才，同樣是漢字辨識的奇才！
也許，隻有奇才，才足以解釋他在這方麵的獨創。
在公司開夜校，鼓勵鄉人與同胞免費就讀，不僅公司受益，每個人也受益不淺。而且，馬應彪特別注重員工的文化業績，不僅鼓勵他們讀書，而且根據他們成績的好壞，量才錄用，破格提升。
一句話，用人惟賢，惟才是舉，決不看親緣與門第。你成績好，則由“後生”（即做雜工的學徒），很快便可以提升為售貨員，由售貨員，即可升櫃長；由櫃長，又可升部長，升行長。
在他這種管理機製下，從下層上來，升至行長、監察，乃至升為司理（即經理），亦不乏其人。
所以，隻要努力，再貧寒無靠，也都是有前途的。
除開“五千字課”外，為讓員工學得更好更快，馬應彪還專門編印了“同音字韻”的課本。
在清末民初，此數十年前，馬應彪對文盲失學的成年人教育，可謂功勳卓著，比起後來的掃盲運動，早了好幾十年，實是一先行的典範，曆史必銘記他這傑出的成就——可以說，這絕不亞於他在商業上的成功。
義所當用乃謂之用，
用得其當乃謂之當。
馬應彪先生平生為人豪爽，且出語風趣，迄今，仍有一句非常精妙絕倫之豪語：
——提錢容易，使錢難。
依廣東話，“使錢”即是花錢、用錢之意。
這實在是驚人之語，一般人隻謂溫錢不易，花錢如流水，他卻反其道而言之，且行之，何故矣？以至當年，遠在東南亞，位於馬來西亞的婆羅洲的山打根埠，竟有人來詢問：這句話是什麽人說的？什麽人才說得出這樣的話？
當人們告訴他，是馬應彪說的，他還進一步追問：
——馬應彪君是何許人也？
確實，這句話要出在別人口中，幾近荒誕，未免誇飾。可出自馬應彪之口，卻是實情，是真心。有人是這麽解釋的：
由於一手創立先施，馬翁控製相當股權。先施生意，欣欣向榮，一日千裏。每年該公司分紅派利，皆盈千累萬。馬翁雖名成利就，進身富紊，仍自奉儉樸，生活簡素，鹹魚青菜，乃家常便飯。既無不良嗜好，更無奢侈陋習，故以其個人之消費，的確無法能花盡此源源而來之財富收益，乃有感而發， 出此妙語。其克勤克儉，刻苦律己，富而不忘有本色之作風。求諸淑世，至屬難能，足資矜式。
這自然不失為一種解釋，對馬應彪的為人，亦可謂深知矣。
但是，卻未能更深了解馬應彪此語的真正含義。馬公此語，不僅於此義矣。
作為他的後裔，馬文輝老先生卻另有一種說法，當更為服人。亦可謂“知父莫如子”矣。他是這麽說的：
其實公司一向各類生意業務興隆，故財源廣進，謂“攝錢容易”，但鑒於用得其當的錢並不容易，所以才有“使錢難”一說。
用得其當！
這四個字足以振聾發饋！
其當，該當在何處？
僅指投人流通、增值嗎？絕不，馬應彪的意思決不在這個地方。
他看得更遠。
也站得更高。
非如此，不足以理解他這一豪言壯語。
從到澳洲投奔父親，當淘金礦工，又當菜農小販，再設果欄——這顛沛流離的曆史，已教他看到，中國之弱，在於民智未得開發，故每每為外國人所欺侮，視為不開化之民族——其實，中國卻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比他們的曆史悠久得多，隻是到了近代，才落伍了，被人瞧不起。所以，每每見外國人淩辱華工，都教他刻骨銘心，發誓要讓中國富強起來。
可富強之路何在？
回到中國，他致力於興辦實業，以經商之利，營造廣州、上海數處眾多的工廠。實業救國，不僅是他，也是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的大誌。但是，在外國資本的擠壓下，他的工廠亦大都倒閉了。其原因很明白，不僅在實力上不如人家，在科學技術上也遠為落後，所以，具體在商場上，同樣戰勝不了敵手。人家科技發達，生產快、成本低、做工精，而自己科技跟不上，生產慢、成本高、做工粗，所以失去了競爭力，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他由此深深地懂得，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態，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務必培養一大批科學技術人才。而培養人才的惟一途徑，也就是要興學，辦學校。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教育上沒打好基礎，實業是興盛不起來的，沒有人才，什麽也幹不成！不搞教育，中國沒有出路。
可惜中國，幾千年前就有辦教育的傳統，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辦教育的先師，沒料幾千年後，中國教育竟如此讓人心寒。
“溫錢容易，使錢難”——“使錢”當使在骨節眼上，不可亂擲！
所以，在他認為，“使錢”，就應使在教育上，使在這千秋萬代的事業上！
正因為確定了這一“使錢”的方向，所以，他便毅然決然地要在全國各地興辦學校，無論在故鄉香山、沙湧，還是在香港，在廣州、澳門，乃至在上海，他都不遺餘力，創辦了一所又一所的學校，擔任了一所又一所學校的董事，把錢用在了刀刃上。
這才是——用得其當！
如同他的先祖愛國精神流芳百世一樣，他的興學重教，亦為百代之傳頌，令人聯想起當日“馬氏大宗祠”上的長聯：
崖海數流微，聽萬頃之潮聲，浩浩兩間生氣湧；
沙湧綿世澤，駐三朝之護肆，遙遙千古大忠留。
辦教育，乃是千古忠於民族之義舉也！
古道熱腸——幼稚園——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無——三大建築——瞄準高等教育
馬應彪為興學，古道熱腸，傾其所有，迄今，仍是家鄉及各地的佳話。
要辦學，則須從兒童做起。
在他親筆寫下的誌中，他是如此以眷眷之心而示於後人的：
若論兒童，則國家之主人翁也，環觀強盛之國，必先培養健全之兒童，以厚國家元氣，此固積極強種之計劃也。苟兒童不善於保養，雖至長成，必為屏弱不振之國民，故強種當自培養兒童得法始也。這正是高於一般人之見識，可謂一片殷殷園丁之情。
因此，他不忘兒時三年私塾對自己一生起步所產生的作用，所以，他首先將自己出生的祖居，改為沙湧在明書塾。
“在明”是他父親的名字。
為此，他親筆題誌為：
此書塾是餘父之舊基業，即餘誕生所在之屋，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者也，旋改為書塾，冠以父名，亦寓紀念之意。
將祖屋改為書塾，可見他辦學之決心，非尋常也。
而今觀在明書塾，雖已陳舊凋敝，但佇立在跟前，卻仍可感受到一個多世紀以來的風霜雨雪，感受到一顆偉大的愛國之心仍在這風雨剝蝕、歲月飛逝之間“抨抨”地有力跳動。雖然他已盡了這麽巨大的努力，至今仍未曾作根本的改變，但中國教育之希望，畢竟仍在他與眾先哲手中萌發、破土，有朝一日，終會成為參天大樹！
在沙湧幼稚園前，他親自留下了一塊石刻碑文，至今讀畢，無不為之動容，此乃其人格之豐碑也。碑文謹錄如下：
木有本，水有源，人有考思，厥例同龜。應彪係出寒微，素承庭訓，壯年經商海外，得信福音，托庇樹立，泊歸故國，父母健存，正思有以盡鳥哺之私，拒未幾而先後棄養，鳴呼，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每誦琴獲詩之父生母鞠，能不黯然神傷那。愛撥餘資，與鄉人課辟此公園，紀我先嚴諱在明，附設幼稚園，念我先慈李氏。從此得與邦人君子，迭坐光陰，切磋孝道，是應彪之誌也。聖謂掠美示恩，則吾豈敢。
馬應彪謹誌
在建立兒童學習的院地之際，他從海外回來，更不惜衝破傳統的重重阻力，反撥“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舊觀念，獨資建立起了沙湧婦女學校，讓女子與男人一同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如他在親筆誌中所雲：
此學校因本鄉辦學最早， 男校於清末北京改政興學時，經已成立，餘為發起人之一。但餘以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獨無，遂即繼起倡辦，並與吾舊屋比鄰英燦君，購得相連舊屋兩間，連本及共三間，一齊改建。時鄉人傳說，謂餘建築洋樓，成來參觀，而不知餘建此實為辦女校之用也。該校一切設置，亦餘一人所擔任。
憑此文，可見當日建校之熱鬧以及眾人之詫異。“男校既有，女校不可獨無”，此種男女平等意識，在當日中國，實為先聲。所以，他才大聲疾呼：
嚐以人倫之始，厥為婦人，治標治本，全在於是。有婦人然後有兒女，有兒女然後有家族，而人群社會國家，皆由一婦人而來，此婦人之重要也。
那時，這些話，是可謂石破驚天之語，讓世人警醒！
他不僅在家鄉沙湧辦女校，還來到香山縣城石岐，創建了香山縣第一間世光女校。
在廣州，他更是培道女中、真光女中的校董。
他還是中山女子師範、廣東女子學校的校董。
20世紀20年代末，沙湧忽地又熱鬧了起來，人們奔走相告，歡天喜地，就像迎來了一個盛大的節日。
村頭，文筆山巍然屹立，在薄薄的朝曦下，竟顯得分外挺拔、分外有光彩。村口的樹木，也格外青碧，綠葉婆婆，濃蔭夾道。喜鵲在枝頭“喳喳喳”歡叫不已。
不一會兒，幾輛汽車從縣城方麵駛來，直開到了沙湧。
馬應彪第一個走下了車，與眾鄉親打招呼。
緊接著，車上下來了一批飽學之士，經馬公介紹，他們原來是土木建築方麵的工程技術人員，都是從香港請來的。
已年近古稀的馬應彪，仍精神抖擻，聲如洪鍾，他興奮地向鄉人宣布：
——我要在家鄉大興土木，建築西式園林格局的豪華大廈三幢，分別為南源堂、馬公紀念堂和在明婦幼院。
他出示了三大建築的圖紙。
果然典雅、崔巍，而且中西合璧，各取其長，令人耳目一新。在綠蔭叢中，分外醒目與銼亮，如白鶴於綠水中亮翅，若鷺鴛於水田間衝天，讓人激賞不已。
馬應彪還宣布：
——在明婦幼院，是為紀念父母之誌願而立的，本在思親日就要創始，隻因為覓地一時難得，且因建何院有待商榷，所以公園、幼稚院都先此院而成立。今日，總算圓了此夢。
來人一片掌聲。
——我先告訴眾鄉親，這所婦幼院，是免費招收我們本村以及鄰村的女子人學的。幾千年，女子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而今，女子上學，仍諸多困難，除開社會壓力，閑言雜語外，還被困守鍋台，就算開明一點的，也難得出資讓女兒讀書。所以，我力、這婦幼院，就是針對這困難而來的，一律免費，隻要肯讀書，所有女子皆可在此得到深造。
大家先是一怔，而後，竟一齊歡呼了起來。
在鞭炮聲中，三大建築奠基禮舉行了。
馬應彪深情地為基石培上了第一鏟土。
沒有多久光景，在眾鄉親的支持下，三大建築迅速建成，出現在沙湧的土地上，成為了這個僑鄉的一大景致。
緊接著，他又創辦了全縣第一所女子學校，名為“世光”。
但更為風光的景致，卻是出現在神州大地上。
在這個世紀的初中葉，中國首次出現了一批堪稱為鳳毛麟角的女狀元——女工程師、女科學家、女學者及其他方麵的專家，究其原生地，竟大都是廣東，而在廣東的，又大都是中山及其近鄰地的。
而她們，有的正是在這沙湧在明婦幼院起步，有的是在中山石岐、在廣州各女子學校畢業的。她們第一次顯示了中國婦女的偉大力量。當年，世光女校，可是包了全縣運動會的女子冠軍的。
而這些，兒乎都離不開在世紀初倡導女子教育的馬應彪。雖然有人說這是他受西方基督教影響之緣故，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他的愛國戀鄉之情，畢竟更為濃重得多。而中國，本身亦已在呼喚一次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
馬應彪正是這一時代大潮的弄潮兒——手持紅旗旗不濕！顯示了非凡的身手。
由於篇幅所限，史料所拘，我們除以上有關馬應彪擔任校長或校董的女子學校外，還了解到的有：
在沙湧，他曾先後或同時，擔任了“沙湧”、“世光”、“民生”等學校的校長。
在縣立中學（如今的石岐一中），他與程祖輝、馬永燦、蔡昌等香港商界名流一道，捐獻了一幢樓房，共有八間課室，並有石碑記載其事，該樓房一直沿用到今天，半個多世紀以來風雨不動安如山，完整無損。
在省城廣州，他也是“一民學校”、“培英中學”、“培正中學”、“廣智學校”等校的校董；
在上海，他是郵光學校、南洋商業高級中學等校的校董；
在香港，他在九龍油麻地開辦了富民學校，並親自擔任了校長；此外，還兼任了聖保羅學校、格羅學校的值班。
列數下來，尚還不全，但已是非常驚人的了。
這並非社會兼職，而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與心血的，至於投資什麽的，更不在話下了。無論他的資本，還是心血，皆可謂“用得其當”。由此去理解他“溫錢容易，使錢難”的驚人之語，你也就不能不敬佩他崇高的人格，開闊的胸懷了。
這就是他，一代巨商，又身兼革命家與教育家之重任。
他不僅僅是一個世紀的楷模。
而且，上麵提到他的教育功績，還僅僅是有限的一小部分。
更重大的、更驚人之舉，我們還不曾提及。
捐資嶺南大學——首任華人校董——曆史的記載
如果說，兒童教育、婦女教育，均是為了打基礎。基礎打好了，萬丈高樓則可拔地齊天而起。
馬應彪注重打基礎，但更高瞻遠矚，無時無刻不在關注大廈的尖頂處——中國的高等教育。而這一方麵，恰巧是當日中國最為薄弱的，最讓他揪心的。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尖端人才馳騁在高科技領域，就很難與外人在各方麵競爭，辦廠失敗的重創之巨，實在於人才的匾乏，科技之滯後。
中國要振興，當培養出自己的科技尖子。
而這隻有賴於高等教育了。
因此，馬應彪成為廣東乃至嶺南第一高校——嶺南大學董事會首位華人校董，則更是名垂青史！
眾所周知，當年的嶺南大學，是美國用清廷的“庚子賠款”在中國開辦的眾多學校當中的一所，美其名日“教育中國人”，因此，校董全部是美籍的。1900年，嶺南大學遷到了廣州，也正是馬應彪在香港創辦先施公司的同時，美方為了使學校有號召力，吸引中國學生，不得不請有名望的中國學者去教書。就在這時，後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鍾榮光去當上了漢文總教習，後來又當上了學校副監督，成了學校裏的巾國領導人。
很顯然，鍾榮光與美國人一直有矛盾，有鬥爭，而且，始終秘密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一直設法奪回嶺南大學的教育權——也就是收回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教育權，主張“中國學校由中國人自己來辦”。於是，他幾下南洋，募集辦學經費，並大力宣傳這一主張。
馬應彪與他是故交， 自然大力支持他這一主張。
所以，鍾榮光一建議他出任董事會中首任華人校董，他便感到責無旁貸——而這，則成為收回學校的重要一步。
在全部是美國人擔任董事的董事會裏，華人要躋身於其中，成為董事，斷非易事，這不僅要有巨大的名望和大筆的投資，還需要堅實的基礎與各方的支持。
但馬應彪看準了，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隻要有朝一日能收回嶺南大學的權利，歸中國人自己所有，那便是值得的。躋身其間，縱然當時為絕無僅有，但畢竟開了個頭，就好開展鬥爭了。
曆史提供了他一個有利的契機。
1917年7月，孫中山先生從上海來到了廣州，組織南下的議員成立了“非常國會”，“非常國會”於廣州成立了軍政府，以孫中山先生為首腦，稱為大元帥。
其時，追隨孫先生多年的馬應彪，也出任了大元帥府的庶務。
恰值鍾榮光這一年回國，出任嶺南大學的副校長——當時稱為副監督。雖然當時校長為美國人晏文士，對鍾榮光的言行進行種種限製、約束，但大的形勢不同，況且鍾榮光又是大元帥的故交，得到省政府和各方麵的支援，晏文士的製約也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鍾榮光趁此機會，為擴大華人在嶺南大學中的力量，進行了不遺餘力的鬥爭。
學校的基本建設經費兒乎全靠捐款，而所有日常行政和教務所需經費，則除“美國基金費”之外，全靠學生繳費，雖有免費指標，但不多、不定，也不公平。所以，學校財政麵臨很大困難，鍾榮光隻好親自向大元帥孫中山與廣東省長朱慶瀾要求援助。
雖然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經費也非常拮據，得靠借款和華僑捐款才能勉強支持。
但孫先生聞訊，仍立即拍板：
——支持辦教育，元帥府責無旁貸，我帶個頭，捐兩千元給嶺南！
身為大元帥府庶務的馬應彪過去早就捐資建該校宿舍，更是義不容辭，提出：
——當為嶺南大學獨資捐助幾大建築，以解中國人辦學之困厄。
於是，他親臨嶺南大學，在鍾榮光的陪同下，了解校情，作出決策。當他了解到，當時校友子弟均來自港澳及東南亞華僑區，他們的父母要來校探望子女時，大都要往返於廣州之間，如水路不暢，常常耽擱很長時間，路上之辛勞，苦不堪言……
馬應彪當即表示：
——我先帶頭獨資捐獻一個招待所，用以款待學生父母留宿之用，免得他們顛沛奔忙，也讓他們與子女好好團聚，以享天倫之樂。
於是，一幢“馬應彪招待所”便破土動工，並很快落成了。
不久，他又目睹學生在學校患病，一時惡化，須送香港醫治，誤了時間，且又十分危險，於是，便又捐資1.5萬元，以夫人名字命名，建立一個護養院，以便學生就地留醫，更方便校醫。還請了名醫於該校就診，免卻師生往返省港就醫之麻煩。
就這樣，“馬應彪夫人護養院”亦出現在嶺南大學中。
民國六年（1917年）11月嶺南學校的《大觀》布告第十四號，在第一至二頁間的插頁中，刊登了馬應彪先生的相片，兩側則記載了護養院捐獻事宜。原文照錄如下：
馬君為吾粵商界泰鬥， 亦慈善大家，本校從前籌建小學宿舍及遣學生籌款，與夫組織維持會，皆得先生之力為多。近更獨捐一萬五千元，以建學生護養院，熱心高義，卓然可風。
用後人的話說，馬應彪就此“創該校獨資捐建整座建築之先河”。
短短一年間，由於鍾榮光的遊說，孫中山先生與省府的支持，在嶺南大學，憑捐款便建了四座中學生宿舍，以及張弼士堂、爪哇堂、嘉庚堂、陸佑堂……
馬應彪還同陳嘉庚、陸佑、蔡昌等十名僑商，捐獻了有名的“十友堂”。
據馬應彪自誌：
此學院因嶺南向有農林科，惟無農科，旋得各友眯資捐助，每人港紙一萬元，餘為十友之一，而該堂以十友稱，蓋顧名思義也。該堂開幕，由校長鍾榮光君，聘餘主禮，以餘出身農圃，僑居亦喜務農，且又曾任該校農科學會主席，而該院建築亦為餘司庫，成立經過，知之較詳，故以典禮相屬。
請馬應彪當主禮， 自是鍾榮光一片誠意，亦為苦心——因為他為該校捐助之巨，遠在他人之上。
借此機會，鍾榮光借助省府及有關方麵的力量，加上馬應彪的貢獻，他終於實現了變該校為中國人所有的第一步——讓華人進人校董會。
1919年，在美國紐約印刷的關於嶺南大學的紀念冊上，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譯過來是：
中國，是打開世界未來之門的鑰匙。
在紀念冊第23頁上，印上了馬應彪先生的照片，並且寫下了如下文字：
馬先生， 中國的溫拿墨家①先生，先施公司之首腦，在上海、香港和廣州均開設有很大的百貨公司。馬先生是一位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的基督徒，而且是該校的熱心支持者，並於1918年成為了該校的一名董事。
中外史料的可靠記載，證明了馬應彪在嶺南大學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所起到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創立嶺南農學院——美國校董失算了——民國政府的支持——桃李滿天下——收回嶺大主權——前塵與後人
擔任嶺南大學惟一的華人董事，對馬應彪而言，這僅僅是走出了第一步。
①沮拿墨家，乃是美國最早的百貨公司的創始人。
多年追隨孫中山先生，使他知道，孫中山先生一生最關注的乃是中國的農業問題、農民問題。連孫夫人宋慶齡也說過：孫中山是從民間來的……他生於農民的家庭……就在這早年還是貧農家裏的貧兒的時候，他變成為一個革命的人。……他一下定決心，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不該長此這樣困苦下去。
馬應彪本人也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以餘出身農圃，僑居亦喜務農”。因此，他見嶺南大學設係開課的現狀，主動向鍾榮光提出：孫中山先生非常關心中國的農業，惟有農業發展了，農民的生活才不至於如此貧困。至今，中國仍是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的八九成之多，而糧食竟不能自給，原因則在於我們的農業生產還十分落後，同我在國外所見所聞相比，無論是水稻、果樹，還是畜牧業，產量都非常低，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就必須培養出一大批——是一大批，不是一小批，更不是幾個，優秀的農業科學技術方麵的人才，否則，就別想有什麽改良。我們應當在嶺南大學開辦農學院以及附設農職班，把高等人才與急用人才一道結合起來培養。
鍾榮光立即表示：馬君很有眼力，創辦農科之目的，一麵養成實用人才，一麵改進農民生活。大處著眼，實處著手，兩相蓋彰，好！
於是，兩人便行動了起來。
沒料，這一動議剛提出來，在董事會上，立即便遭到了美國董事們的反對。
馬應彪是董事會中孤立的一票，加上鍾榮光的支持，在校內上層的力量，可謂眾寡懸殊，不足以對。
美國董事們紛紛提出：
——舉辦農科，分明是得不償失的舉措。我們美國人講實際，得不償失的事決不能幹，這是必置大學財政於困難境地。
——農科人才，在中國的汪洋大海中一下就沉沒了，根本發揮不了作用，無利可圖，也改變不了什麽。
馬應彪據理力爭：
——正因為中國大，又主要從事農業，一個農科人才，就有可能發揮十個人才的作用，事半而功倍。這乃是中國的當務之急，要看大利益，不可隻見眼皮底下。
美國董事又說：
——我們說穿了吧，我們用“庚子賠款”辦學，就是要開化中國人，讓這裏出去的中國學生，去接受西方的文明，也就是說，應有利於我們美國。事實上，這裏出去的人才，不少的已在我國的公司、機構裏發揮了作用，對美國是有利可圖的。可辦農科，美國還需要農科人才嗎？農科人才在中國，也能為我們美國服務嗎？請你們別忘記，辦學的錢，還得靠我們出，無利可圖的事，美國人是不會幹的。
說得如此露骨，這也許是美國人直率的本性，但馬應彪仍堅持：
——一所大學，增設農學院，隻會使這所大學更完善，更有規格，更有號召力；而且，招收中國學生也就更多，中國學生在這方麵的興趣本就很大。學校辦在中國，就得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否則，隻是空中樓閣。無論從長遠著眼、還是看眼前利益，辦農學院隻會有百利而無一弊，何樂而不為？
鍾榮光也表示：
——我是一校之長，大政方針該由我來定，馬董事這一建議，我是堅決讚成並決心實施的，非辦不可！
美國董事終於翻了臉：
——那好，如果馬董事、鍾校長堅持要辦，可以，我們不管，全部不管——也就是說，我們董事會，絕對不承擔辦農學院經濟上的責任，話說到此，就此為止。
董事會不歡而散。
美國董事以為，采取如此強硬的態度，馬、鍾二人決不敢再擅自做主，辦農學院的事，也就會流產。
可他們太不了解中國人，太不了解馬應彪與鍾榮光了。
開弓沒有回頭箭。
馬應彪表示：
——校董會不出錢，我們就自行籌款好了，我就不信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辦不起來。
鍾榮光便說：
——這樣更好，農學院便可以徹底擺脫外國人的約束，單獨組成中國人自己的農科大學董事會。這樣，還可以為今後最後收回嶺南大學管理教育行政權做準備。
馬應彪大笑：
——他們以為下了一著妙棋，其實，是臭得不得了。正好暴露了他們辦學隻為他們服務的狼子野心，逼我們更快、更早地放棄對他們的幻想， 自立起來，這對我們來說，反而是一件大好事！
於是，兩人全力以赴，籌集經費，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時機也很好，南方軍政府在孫中山主持下，正日益鞏固壯大，軍政府的財政部長廖仲愷，同身為庶務長的馬應彪亦相交甚厚。而這時，陳獨秀亦應邀來到廣東，出任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即教育廳長），提出了整頓革新廣東教育的計劃，要旨則在於創辦大學與因地製宜，而鍾榮光又正兼任省教育會副會長，在創辦大學與發展社會教育方麵，兩人一拍即合。這樣，馬、鍾二位，均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加上在華僑等各方麵的發動，好消息可謂接踵而至。
財政部長廖仲愷決定，由省政府撥給開辦費30萬元，以後每年補助常年經費10萬元。
另外，還撥給了土地900畝，以建立農林試驗場。
這一舉措，充分表明了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的高度的民族精神。這些給了馬應彪、鍾榮光以巨大的鼓舞。
但在紐約的董事局，仍舊無意擴辦嶺南農科。於是，馬應彪、鍾榮光便按原先已商定的方針，正式由中國人組成嶺南大學農學院董事會，負起學校的領導與經費籌措工作，馬應彪擔任籌委會主席。得知這一決定，四方迅速產生回應，辦學經費終於籌集到位了。馬君兼任司庫。
無疑，農科大學的建立，為最終收回嶺南大學做了必要的準備。其時，鍾榮光亦是農大的校長，馬應彪則是農大董事會的主席。農科大學迅速設立了中國獨有且急需的蠶絲科。後又立即籌建了農牧場所。
很快，農田、園藝、畜牧等係也建立了起來。這些，都是馬應彪所重視的。
作為實用人才的培養，農職班也迅速開課了。
馬應彪以自己的親自經曆，給學生們講述了在海外的感受：
——相比之下，我國的農業是太落後了，無論是水稻、園藝，還是畜牧等，各方麵的產量都很低。如水稻方麵，每年“上四下六”就算是豐年；而果樹方麵，因管理不善，又沒有認真改良品種，每每使一些著名的水果，如荔枝、龍眼、黃皮等，質量下降並導致退化；而畜牧上，豬、牛、羊、雞、鴨、鵝等，同樣因為沒改良品種，更大大遜色於歐美若幹先進國家。所以，你們作為中國最早一批農學方麵的科技人才，是大有作為的。走強國之路，農業上不去，就無從談起了。國人都殷切地期待這方麵有一個大改變！
身為校長，鍾榮光亦身體力行。當時，中山大學亦有農學院，兩院相比，各有所長，如能相互取長補短，則都能得到更長足的發展。在農田係，中大有水稻專家丁穎指導一切，開展較好；而在園藝與畜牧上，嶺南農大則請了我國與歐美著名的園藝家與畜牧專家當教授，如檀香山園藝專家理查德·林（林金意）教授，且有設備較為完善的畜牧場和園藝場。於是，雙方洽商，采取相互寄讀的方法，在中大上農田課時，嶺大的學生可去中大聽課與學習；在嶺大上園藝與畜牧課時，中大學生亦可來嶺大的畜牧場與園藝場聽課、學習和參觀，互相均可提出問題向教授請教。這一來，兩校學生都受益匪淺，對教學也都帶來了便利。
短短幾年間，嶺南農科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的成就，可謂碩果累累。
在農田方麵，由於丁穎教授的指導，研究出了“中山一號”、“青梗蘭”、“東莞白”等優良品種，其中，“中山一號”產量尤為突出，一造畝產便可達五六百斤，在當時是個了不起的高產數字。
在園藝方麵，培養出的嶺南木瓜，身長、無核、肉多；且味美鮮甜，膾炙人口，在市場上頗得中外人士青睞。
在畜牧業上，引進了英國約克種黑白豬，經過改良後，飼養時間短，長膘快，每頭均在500斤以上。引進的荷蘭奶牛，每頭每天出奶量在80磅以上，遠近馳名。同時，還將廣東出名的良種肉食雞，如水東雞、惠州雞等，經過配種，培養出新品種“廣東雞”，這種雞每隻都重二至三斤，肉嫩、骨軟，深受廣東及各方麵人士的喜愛……
這一係列的科研成果，有力地證明了馬應彪與鍾榮光當初堅持開辦農學院不僅眼光獨到，有先見之明，而且其方針與方向，也是非常正確的。
畢業的學生，很受各方歡迎。
其中一部分，立即就被省農林局與國營農場“搶”去了，並被委以重任，繼續研究所長專業。從而推動了南方農業科學的發展。
其餘的，全都派去南方各省做基層工作，在所屬各縣，辦了不少示範農場，推廣良種，將科學知識傳授給當地的農民，讓他們開眼界、長見識。
總而言之，嶺南農大的創辦，不僅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專家教授與科研骨幹，而且為華南農民在改良稻種、推廣瓜果優良品種及農產品加工等方麵，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有著開創性的成就。
這一切，與馬應彪、鍾榮光的苦心孤詣、慘淡經營、四出奔走、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23年，在戰勝了粵軍閥陳炯明的叛變後，孫中山又重返廣州，重建了大元帥府。他對嶺南農大殊為關心，在日理萬機之際，還兩次攜夫人宋慶齡來到嶺大視察，並對全校員工發表了演說，勉勵學生：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還要學生學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精神，為國家、為人民，竭誠服務，當犧牲時，亦義無反顧。
憑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對嶺南農業大學的高度關懷與殷切期望。
如前麵所提到的，嶺南農科大學的創立，為最終收回嶺南大學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後來，隨馬應彪之後，又陸續增加了兩名中國人的董事，而教職員工，更是占了壓倒優勢。所以，鍾榮光不久赴美，即理直氣壯地提出：
嶺南則非美國政府及教會所辦，其始隻一位美國傳道中國之牧師發起，托某教會管理，其後脫離教會，在紐約改組董事局（1893年），擔任籌款與派教員等事，至今董事屢易，全賴三五名望人物勉力維持，並加入中國董事三人協助，至執行部則設在嶺南校內， 中國任部員逐年增加人數，隨時可以收回自辦。
他向華僑們再三呼籲：
收回嶺南之第一步，即今嶺南農科大學。再進而收回嶺南之教育科、商科各立一大學，更進而收回嶺南全校。
光服務嶺南二十五年，由學生而教習而至今職，自信深知底裏，苦心全力，收回嶺南自辦為帷一之目標。幸農科大學成立，第一步已達到了。
大家鼎力則收回外人在中國所辦學校， 當以嶺南為囑矢。
由此可見，嶺南農科大學的創立，不僅僅是自身在農科方麵的發展，更重要的是，為維護民族主權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終於，1927年，嶺南大學收歸國有。
鍾榮光作為新校董會主席兼校長宣布：
——接收本校原因是：（一）尊重本國政府教育法令；（二）順應中國民族運動潮流……
馬應彪的心願終於實現了。
後來，嶺南大學迅速發展成為擁有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等綜合性的國內名牌大學，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人們沒有忘記馬應彪與眾多先行者在嶺南大學所作出的奉獻。
人們沒有忘記，當年中國人第一次在嶺南大學的組織章程中，力敵千鈞地寫下自己的宗旨：
本校由本國人全權管理，施行人格教育，養成科學人才，適合中國之需要為宗旨。
這些，都是應該用如椽大筆，寫在中國的教育史上的。
如今，嶺南大學培養出來的大批高級人才，業已遍布了全世界。在建校百年大慶中，新任的董事會主席伍沾德是這麽說的：
——我在小學時曾在嶺南大學聆聽孫中山先生的訓話，孫先生勉勵嶺南人要立誌做大事，但不要做大官。現在看來，做大官的嶺南人不多，但功成名就的專家學者，卻是遍布天下。
馬應彪的後人，亦對嶺南大學一往情深。
1989年，馬應彪先生的哲嗣馬文輝先生，決定捐資10萬元人民幣，在其父數十年前捐建的“馬應彪招待所”上，添建第三層；加層麵積為121平方米。整個工程，當年8月便正式竣工。
這是馬文輝先生繼承父親支持嶺南事業的誌向，並表示馬氏一家世世代代不忘母校之深情——馬應彪的後人，亦有不少畢業於該學院。
緊接著，馬文輝先生及其夫人盧雪兒醫生又再決定捐資28萬元人民幣，也將其母“馬應彪夫人護養院”添建至三樓。
這一工程，亦已竣工。
與此同時，他們還設立了“紀念馬應彪獎勵金”用以獎勵教職員工中工作成績卓著者。如果說，添建新樓是硬件，那麽，獎勵金則是軟件，它所產生的精神效果，更是無可估量，可以說，這更有遠見卓識。
獎勵金評委主席黃煥秋在頒獎大會上激動地說：
——馬應彪先生是著名的愛國僑領、先施公司創始人，曾任孫中山先生的軍需官。從1918年起參加嶺南大學董事會，成為首位華人校董。馬應彪先生生前熱愛祖國，熱心支持祖國的教育事業，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令人尊敬。今天，也正是馬應彪先生誕辰126周年紀念日，在這個時候舉行頒獎大會，對緬懷先賢業績，激勵後人奮進，同樣是很有意義的。
就在嶺南大學收歸國有之日，於該校任教的謝扶雅老學長，業已登百歲之壽，可謂與嶺大同歲，他從海外歸來，專程參加了嶺大百年大慶並在穗舉行了他的百歲祝壽茶話會。馬文輝親臨敘談，他不勝興奮之至，欣然應諾為“馬應彪招待所”添建三樓作詩紀念，特記如下：
馬應彪招待室添建三樓
喜賦兩首
一
前塵腳印不難尋，
六十五年數至今。
敘記應彪招待室，
張筵會友暢談心。
二
佳兒香島一名流，
美髯休休何處求？
紀念九泉賢父母，
孝思更上一層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今，學校業已百年，馬應彪“實業救國”至“教育救國”的遺誌正在進一步地實現。我們僅從百年校慶的紀念刊上就可以看到，嶺大桃李滿天下，已名不虛傳。
僅其間提及的科技與文化名人，為我們所熟知的，便有梁宗岱、鍾敬文、聶緝弩等，世界知名生物學家兼文學家江靜波、中科院院士盧永根等，數不勝數，不少任職於海外名牌大學教授。躋身於《世界名人錄》的，據不完全統計，亦有近百人之眾。
他們都牢牢記住校訓：今之學者為人。
他們更十分理解，為人者，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所以，才有那麽高的造詣與成就。
多少校友，迄今仍一同在唱《嶺南畢業歌》：
世路同攜手
勿作風雲散
母校從此別……
奮誌當前！
九泉之下，馬應彪亦應聽到這響徹雲天之歌聲，當為之快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