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國外講學,最難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發碧眼的研究生給我提出過的一個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日本文化當作中國文化的子文化,換句話說,日本人也認為中國是自己文化的發祥地,是他們的希臘與羅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對中國卻施以了滅絕人寰的野蠻暴行,你對此又作何認識?”
這個問題,十多年來始終縈繞在我的心頭,雖說我當時很機智地作出回應,稱“這又是一次‘下克上’”。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的傳統,足以解釋他們對中國一次又一次的戰爭麽?這顯然是不夠的。
從公元6世紀始,日本接連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團人數多時達到五六百人,全麵地學習中國的製度、科技、藝術文化,尤其是儒學及中國化的佛教,為此,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論概說》中就這麽說過:
“把我國人民從野蠻世界中拯救出來,而引導到今天這樣的文明境界,這不能不歸功於佛教和儒教。”
鑒真東渡,為了傳播佛教文化,先後失敗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終於抵達日本九州,成為日本律宗的創始者,還把中國的建築、雕塑、醫藥介紹了過去……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陳元贇,更在日本生活了50年,卒於名古屋,當年鑄的梵鍾,迄今還留有他的銘詞:
運丁灰劫,再新琳宮。
琳宮司漏,多孔鳴銅。
警醒旦暮,震覺昏蒙。
百萬千劫,聖德善功。
這仿佛是一個謁語,告誡幾百年前後的日人——這難道不可以說,陳元贇在日本半個世紀,對其民族的根性有著深刻的認識,方可以用此作訓誡?
即便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維新”也與中國人的感悟不無關係,其時的政治家吉田鬆蔭、橫井小浦,對魏源煌煌百卷的《海國圖誌》愛不釋手,他們從中的借鑒與得益,遠遠比當日的中國維新派要多。《海國圖誌》當是東方第一部較完備的近代世界地理典籍,其中對美國的民主製度自有前瞻性的稱許,為此,日人迄今對《海國圖誌》仍念念不忘。
可以說,日人是一個替於學習的民族,一個頗具實用理性的民族,兩次向外的大學習,使他們有了宏闊的視野,從而迅速走向了現代化,人們不能不驚歎,他們在工業組織上的出色才幹、技術工藝上的精細——這與他們的國民性也是分不開的。可他們調過頭來向老師開刀,當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
尤其是走向細菌戰。
世界公認,細菌戰、大屠殺、慰安婦……等,是最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的重大罪行。法西斯德國,正是通過技術路線與理性手段進行有組織的屠殺,600萬猶太人就是這樣在奧斯威辛等集中營中“人間蒸發”的。集中營並沒有把猶太人視為有生命的同類,一個同樣擁有生存權利、有創造力與想象力的同類,而隻是視為一件件的實驗品、度料、垃圾,這才有一座座作為“殺人工廠”的建立。而上百萬死於細菌戰的中國人——這個數字迄今仍無法統計,原先估計的100萬顯然是太低太低了,在日本法西斯的眼中,也同樣不是一個個擁有生存權利,李有生活情趣、活潑的想象力與無限創造力的生命,而隻是“馬魯大”——圓木,“731”是這麽稱呼被活體解剖的對象,至於上十萬死於南石頭難民所的粵港難民,又被視作什麽——一個已被治理為“皇道樂土”的城市的累贅,一個不堪負擔的食品消耗鏈條……總而言之,當徹底地將其消滅於無形之中。
“波字8604”的細菌戰罪行之所以能隱瞞得那麽久,一是其組織的嚴密性,控製的冷酷;二是其罪魁們“堅不吐實”——其實,他們內心仍清醒地、理智地認識到這樣的罪行是多麽可怕。所以才百般隱瞞、推諉、回避、避重就輕!
是的,這一批人,沒有一位不是高智商的醫學專家,廣州“波字8604”部隊的部隊長佐藤俊二,學曆還是博士——顯然,在殺人的本領與技巧上,他當可再封上一個“博士”,那種下令從本部取來殺人毒菌的冷靜,那種在審判席上偽裝無辜的從容,當是理性的表現。但愈是這樣的理性殺人,其罪惡就更巨大,其行為就更無恥。
他們,當是人類理性的恥辱!
“波字8604”細菌戰罪行的半個世紀成功的隱瞞,與整個日本社會對於那場侵略戰爭全然沒有反省,且容不得反省的人是相一致的,刻意的隱瞞與拒絕反省,本就是曆史邏輯的一致。
在日本人所著的《戰爭與罪責》一書中,談到“日本的戰後醫學同戰時直接相連,對過去沒有進行絲毫反省。例如在中國展開細菌戰,進行人體活體實驗的陸軍防疫給水部(即‘731’部隊)有關人員,戰後卻成了醫學係的教授(京都大學、京都府立醫科大學等)、公立醫院的院長,或是在行政衛生部門供職,建立了像‘綠十字’那樣的血液製藥會社。不葬重個人的傳統,仍然被發生了艾滋醜聞的‘綠十字’的企業文化,被厚生省和醫療工作者相互勾結而承繼著”。而這個“綠十字”後來更與厚生省結合為一體,成為一個血液製荊的消費大國。其前身“舊本血庫”的創始人,則是當年“731”部隊搞活體解剖,人體實驗的中樞人物。艾滋醜聞,則是他們進口未加熱處理的血液製劑引發了艾滋病。
這無疑是相當典型的實用理性,當年借助罪行而進行的“科學實驗”,已用於戰後創造經濟效益的企業運作的生意之中了,以致發生艾滋醜聞。當然,美國人是早已看到了這一點,這才有當年作為日本占領軍長官麥克阿瑟的密電:
“731”部隊的細菌資料對於關國國家安全保陣上的價值,遠遠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爭犯罪更重要。
盡管後來具體實施這一“赦免”的美軍代表獄裏·桑德斯上校在回憶這段曆史時說:“現在看來,當初放縱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個錯誤。”美國更完成了巨著《殺人工廠:1933~1945年日本細曹戰及美國之掩蓋》;司法部亦禁止日本央名昭著的“731”部隊沙嫌對人類犯有4行的日本罪犯入境……可這畢竟已太遲了。
日本國內早已有人毫無罪感地宜稱:“用活人作試臉品,促進了日本醫學的進步。”
至於那位不僅逃脫了懲罰,而且逃脫了審判,一直逍遙法外的細菌戰之罪魁——石井四郎,當日就是這麽與美國討價還價的:“如果以文書形式保證他及手下可以免除戰犯追訴,他願意提供細菌作戰的細節資料。”
他如願以償了。
後來,在不同的場合,乃至集會上,他都宣稱:“是細菌部隊拯救了日本國家。”
這裏用的是“拯救了”這一完成式。
那麽,這句話背後,究竟包含有什麽意思呢?作為戰爭當中,細菌部隊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國家”的作用,還是戰後,由於細菌資料的交易,“拯救了日本國家”呢?不管是之中,還是戰後,“拯救”的作用是完成了的。
這段話,是相當自負也相當理性的。他之所以發動細菌戰,是有著明確的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必需手段,而這所借助的,則是現代的科技,為了“醫學的進步”,從而發動戰爭,使用戰俘或難民來進行活體解剖,獲得科學的數據及臨床經驗——這是何等清晰的理性審視,似乎純粹是一種職業,不受任何道德與法律的限製。
戰後,一些西方學者,很是關心工業國家裏控製模式的變化,並主張社會應控製對人們身體壓迫手段的運用。他們主張精心建立有關工作I調控的係統,而這種“精心建立的調控”,則會左右人的意識並漫透到日常生活中,從而規範著人的行為。這種控製,被視為“理念的極權”。而細菌戰本身,當是這種精心建立的調控之示範,它務必擁有科學精神,嚴謹、周密,運算與試驗,都應當一絲不苟,當然,事先得有一個精心籌劃的科學方案——這種理性的殺人,比狂怒之下非理性的殺人,無疑更為可怕,因為所殺的不再是單個的人,而是有組織的屠殺,且毋須承擔任何道義與良心的貴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者對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對日本俊略者的細菌戰,都使用了同一個名詞:“殺人工廠”,一種工業化的屠殺工序。
無論是德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在近現代工業化進程中表現出來的嚴謹、刻板,講究技術與效率,都是值得欽佩的。但是,這種技術與效率,用於戰爭,尤其是用於“殺人工廠”——集中營與細菌戰,其後果則是非常駭人的。我們不禁要問,在如此先進的現代手段的背後,亢奮的又是怎樣一個猙獰的靈魂?
那種子為父隱,後人為前人掩蓋劣行,那種道德謊言,為維護所謂國家或民族而不惜撒下的彌天大謊……種種,隻有極權主義國家、封建專製下方可以有的,那麽,在由麥克阿瑟強行推行民主化了的日本,為何仍會有如此種種類似現象呢?
在民主化背後,仍是貴族政體,恰主政體乃至骨子裏的專製政體?美國原駐日大使賴肖爾在《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中稱:“對獨裁權力乃至領袖權威的反感和對群體合作的強烈偏愛,構成了日本政治遺產的特征。”這多少對日木是有所了解,但可惜他對整個的東方專製主義缺乏更廣泛的研究,他對“群體合作的強烈偏愛”之實質仍缺乏了解,要知道,所謂的“民主集中”便是這種“合作”的另一種描繪,其導致的則是“集體專製”,這同“理念的極權”並無二致。換句話說,保留了天皇製下的日本,其文化的內核,仍舊是一種病態的專製色彩。日本不可能完全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東方的胎記是無法抹掉的,當今日本政府的處事模式,東方人一看就一目了然。表麵上的技術現代化,永遠也蓋不住骨子裏的文化極權。這才有今天與當日被其侵略的國家無法協調的結果。似乎沒有一位獨裁者,可他們心目中仍有一位不可替代的虛擬的“至上者”,如同《工984》中無法確定其是否存在的“老大哥”。
《戰爭與罪責》一書中,有一段頗值得玩味的話: 日本麵對戰敗一種反應是“無罰化”,“不想正視自己做過什麽,失去了什麽”,“另一種反應是由崇尚精神轉而崇尚物質,用唯物的價值觀掩蓋戰爭的心理創傷,認為是物質力量不夠而輸給了美國,於是要通過經濟複興,重建工業,趕超美國經濟而重新站立起來。這其中隱藏著不承認自己精神頹廢,不承認在中國文明前欺北的固執,還隱藏著戰爭中極端精神主義的反作用而導致的物質主義和經濟主義。不是合理的、協調的經濟主義,而是極端精神主義另外一種表現形式的經濟至上主義。這不過是把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移向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認為物質的富裕就是一切”。
作者並非理論家,但這一分析,同我文前說的外表與內核,可謂異曲同工。或者說,是另一類佐證,頗值得我們深思:我們麵對的究竟是什麽?
伯力大審判中,對揭露日軍細菌戰的罪行而言,功不可沒。沒有這次審判,二戰後對戰犯的反人類罪行的揭茸,便是不完整的,隻是因為時間倉促,加上美國對細菌戰罪魁石井四郎的庇護,這次審判是很不徹底的,揭露的事實僅是冰山的一角。
但審判的對象,卻隻因他們的身份,便是對熱愛和平的善良的人們以沉重的一擊,不防隨手拈出幾位來:
川島清: 醫生、細菌專家、少將軍醫;
棍家隆二: 醫生、醫務處長、中將軍醫;
高橋隆篤:化學家、生物學家、中將獸醫;
佐膝俊二:醫學博士、軍醫學院講師、病理學專家、軍醫處長、少將軍醫;
西俊英: 醫生、細菌專家;
尾上正男:東京醫科大學畢業、細菌專家;
……這一位位,均是技術官僚,醫學專家,有的還有博士學位。正因為技術上的精通,他們殺人是不見血的,甚至沒有任何負罪心理,而他們隻是日軍進行細菌戰的罪犯中的一小部分,與大量選脫了審判,戰後把這種殺人試驗成果轉換為發財的生意的罪犯們,隻能是小巫見大巫。這裏須補充一句的是,上列罪犯中的佐藤俊二,在被審中完全隱瞞了在廣州“波字8604”部隊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致蘇聯律師在為其辯護時,竟把他在廣州視為無所作為,並以此為由,酌情減刑,把原擬判的25年減為20年——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這種商度的醫學知識與高明的騙術,隱瞞術當是成正比的。誠信的缺失,撒謊成性,本身就是專製極權下的“慣性”,就算這種專製極權崩潰,也難以一下子糾正。
正是封建專製及極權的慣性、狂熱的武士道精神,把人類文明積累起來的商深的科學醫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效率,演化成了諸如廣州南石頭——東方奧斯威辛式的“殺人工廠”,那時醫學博士們隻是坐在操縱台上按按鍵盤,便可以理智地,不見血地殺人,而且是成批量地生產……屍體。日本的近現代化進程,在精神與文化上不易之下,終於在細菌戰中最後完成了白己。這便是日本“第二次大學習”所導致的終結,自然不會把“第一次大學習”中視中國為他們的古希臘和羅馬當一回事了。
這樣走下去,他們還會走向哪裏?
在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之際;
在把二戰罪行的成果轉化為生意之際;
在“子為父隱”,美化曆史,逃避罪責之際;
在……
全世界人民都在叩問。
這正是那麽多人簽字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的根本原因。
《戰爭與罪貴》的作者錐心而問:
那麽日本人沒有良心嗎?全然沒有負罪感嗎?即使存在擔心被周圍知曉的恥辱意識,也都無論他人如何痛苦,全然不存在使自己感到痛苦的負罪感嗎?
而後,他自問自答:
不,我不願意這樣想。
在這裏,我們也願意說上一句:我們同樣不願意這麽想。
無論“二戰”給中國每一個家庭造成多大的痛苦——筆者的好些直係親人便是死在新加坡被圍困的日子裏,但中國人並非要複仇,他們隻需要兩個字:正義!
曆史的正義,總歸要昭示於世界,也包括日本!
對細菌戰,細菌戰下的“東方奧斯威辛”的破譯,是對當下日本政府和社會的一個重新認識,曆史延續到今天,今天中永遠留有曆史的投影,這是一位鄭重的學者的認識:如果沒有頑強的社會心理與精神文化支撐,高超的醫學是怎麽也不會成為“東方奧斯威辛”虐殺的武器。
這裏須重複一句的是:
在寒帶使用毒氣與在亞熱帶、熱帶使用細菌戰,這僅僅是自然地理上造成的差別,而其結果則並無兩樣。
這便是我們稱南石頭難民所為“東方奧斯威辛”的理由。
這裏須說明的是,早在1994年初,廣州電視台便約我寫成10集電視連續劇《黑色“8604”》,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拍攝,於是便改寫為紀實文學《東方奧斯威辛紀事》,這次,承“珠江文化叢書”厚愛,納入其“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專輯”,並作了相應的修改,由黃偉宗會長作序,並增加了這一前言,且在事件發生地廣州出版發行,自有不同尋常的意義。此前言,當是進一步深入思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