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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精神力量遠遠超過了多賺與少賺錢的意義。另一方麵從經商的條件看，馬路市場與正規市場之間的差異也極大。過去在馬路邊擺攤，其規模、其信譽都受影響。進入室內市場後就大不一樣了。每一工商戶都有固定的攤位，固定的經營場所，顧客從你這兒買東西也放心，如果發現問題可以隨時找到貨主，還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門論理索賠。攤主的經營形式更是發生了質的變化。馬路市場時期一不敢多進貨進長貨，二都是現錢進貨現錢交易。正規市場後的經營形式就多樣了，攤主從貨源地進貨時如果該商品銷路好時可量大吃進，如果資金周轉緊張時供貨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發貨，待貨出手後再與其結賬。而何海美告訴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義烏經營者之所以發，是因為他們這些個體經營者進人小商品營銷市場時，貨源方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滯銷產品，他們進貨時不僅價低，且大部分都是銷完再結算，這使得何海美他們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別是當某一滯銷產品的企業得知義烏人給另一個滯銷產品的企業解決了大難後，就主動找上門請何海美他們代銷代售，甚至出現半送半賣的現象。
這一階段，義烏很多人賺了大錢，也使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名聲大振。一時間，似乎好賣或不好賣的商品，隻要到義烏、到義烏人手裏就可以賣個好價錢，就可以變死錢為活錢。早在雞毛換糖時就有異地交易傳統的義烏人，這回更是發揮所長，有的經營者人未出義烏，卻把廣州的緊俏產品與上海的滯銷物就那麽―交換，嘿，錢嫌老了！然而這僅僅是有形的物質世界。對義烏廣大個體經營者來說，他們通過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支持中獲得的收益，不單單是豐厚的鈔票，更豐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與進步。黃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吳承先等一批曾在極左年代視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的經商積極分子，都是在這時先後加人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以自己守法經營、助人為樂和慷慨支持公益事業的行動，在廣大個體經營者中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為整個義烏市場的良好風氣奠定了基礎。十幾年後當我來到義烏實地采訪時，雖然主人沒有專門為我介紹這方麵的情況，但當年這批個體先進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帶頭作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場裏找何海美和馮愛倩等人采訪時，她們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並非在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專門為市場和別的經營戶做事。什麽勸架呀，什麽幫助聯係運輸呀，或者找消協呀，總之沒有一粧跟自己生意有關的事？
開始我很奇怪，問何海美、馮愛借他們，為什麽你們放著自己的買賣不做而專為別人在忙乎？她們告訴我，市場發展大了，每天有幾萬經營者和幾十萬客戶，而買賣之間既有合同協議一類的大事，又有缺斤少兩一類的雞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場管理部門就管不過來，所以我們這些積極分子就把這些事都攬了下來。一方麵我們本身是經營者，熟悉和了解經營者之間或經營者與顧客之間的問題，加上我們又都是市場的元老，處理啥事時大夥容易聽得進。
我在與何海美、馮愛倩談訪時，正好有兩個經營者為了擺放貨物發生矛盾而來到市場辦公室論理。快嘴利牙的馮愛倩幾句話就將兩個剛剛還像鬥雞一樣的小老板說得無話可言地低著頭出了門。雖然在短暫的采訪中我無法獲悉更多的相關事例，但從義烏市場管委會場所中不時出現馮愛倩、何海美、龔輝潮他們這些人的身影中，引起了我無限的思索：義烏市場之所以能夠與眾不同、之所以不斷地繁榮，它有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就是充分發揮和依靠了馮愛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積極分子，這些創業者的勤業精神與無私奉獻，是義烏市場閃閃發光的基石，它支撐著這座五彩繽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廈。
在第二代市場建立不久，原設計的1800多個攤位在開業不到一個月裏由於經商人員猛增，市場管理部門不得不采取應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辦法，使場內攤位擴至2800多個，但參與經商的人員依然如潮水般的湧來。經曆當時這一幕的義烏人都還清楚記得，新市場開業時，大夥對當時全省第一大室內市場歎為觀止，可轉眼間竟然被擠得無立足之地，別說遠道而來的客商們進不了市場，就是本地的攤主進出都成問題。由於越來越多的人猾好市場，因此幾度出現攤位租賃費猛增，有人看著攤位搶手，便幹脆倒騰起攤位來，這更加劇了市場的吃緊與混亂。1985年4月下旬，已經從謝高華手中接任的新一代縣委領導現場辦公，在征求工商戶的意見基礎上，決定為適應市場需要提出了再建一個市場的方案。然後令決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傳出，冶即引起了另一種反響，客觀上是這新方案中必須占用一定數贄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裏甚至向中央寫信說：這麽好的田毀掉建市場太可惜了，光靠市場能吃飽飯嗎？一句直截了當的話是：你們這麽幹，既毀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這些自發的又自由散漫的個體戶、小商小販們所製造的某種不正常的現象所迷惑！在當時，這種意見不是沒有社會基礎，而且從大多數人特別是大多數幹部的心態來看，對搞市場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為義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主導產業打了問號。怎麽辦？路隻有兩條：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場向前推，不建就是讓市場發展至此為止。兩種涇渭分明的意見都集中在縣委身上。那時的縣委書記是趙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趙仲光書記處理此事既簡單又不簡單，他叫上縣委五套班子人員，跟著他來到實地考察，最後來了個集體表決的方式把再建市場的事定了下來。有意見隻聽不改，定下來就快上，明年國慶節前開業時我來剪彩！趙仲光書記最後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斬亂麻，而義烏的決策者們從謝高華開始就一直做著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便是順應市場發展的自身規律，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9月26日，僅用了10個月時間，一個更大規模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在義烏內建成。
形勢依然出乎想象。開業之初呈現的欣欣向榮景象，令義烏人自己都無法解釋到底是怎麽回事，總之市場之好連經營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時隔僅半年，在1987年春季到來之時，義烏的第三代新市場再度告急：經營場地爆滿不說，整個義烏城內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市場一由於室內場地的不夠用，許多經營者和客商隻能見空地方就湊在一起買賣交易起來，曾出現過有人什麽生意都不會做，就在火車站旁邊租了一棟樓給外地人提供進貨發貨中轉，結果此人一年下來輕輕鬆鬆賺了100多萬元！義烏人太精明呀，有人聽說出租房屋賺大錢，於是便掀起了在縣城內大興新宅基的熱潮，哎，這一熱，連一向頭痛如何把城市建設趕上去的城建幹部都沒想到的事出現了：搞了幾十年卻從沒多少改觀的義烏城市建設在一夜之間樓群遍地，馬路一新，整個城區麵積一下擴大了好幾倍！叫人興奮的是政府沒掏多少錢，僅僅多拿了幾套規劃而已。
市場給義烏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短短幾年間的市政建設使以往的一個小舊鎮，瞬間裏一躍嵋起在浙中的現代化城市。1988年，義烏正式由縣變成了市。而這撤縣改市的進程，如果沒有小商品市場的發展，也許義烏的今天仍然是個縣級建製的地方。
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在政治經濟學中指出，資本進人自由經濟時，它的發展將常常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所轉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同樣的道理，當它一旦進人良性狀態後，它的發展將超乎我們想象，並對整個社會形態都將產生不同小可的影響。在第三代市場開業不久，攤位的緊張再度成了義烏市場的首要矛盾，而此時外地客商對義烏市場的熱情則越來越高，故經營者紛紛向已經是市府的義烏領導們強烈要求再把市場擴大，其急切心情勝於火燎。看來第三代市場的決策過程又是短期行為了，別猶豫了，再擴吧！這回上下幾級幹部和大多數群眾都看法一致，因為實打實的好處使義烏很少有人再對市場說三道四了。集體決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場後側過稠州路向東延伸的120畝地作為第四代市場規劃區。六月份決定，七月份就以市委辦公室名義向全市發出了通告。
―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千千萬萬個經營者和六十多萬義烏百姓都在企盼著更大更精彩更宏偉的中國小商品市場誕生。然而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風暴從北京刮遍了中國大地，一時間神州大地上空烏雲陣陣。中國人民陷人了痛苦和迷茫，未來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個人重新期待的大課題。讓義烏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難受的是社會上此時盛行個體戶是動亂的根源！國家要繼續舉起紅旗，就必須先得鏟除私營經濟！雲雲。義烏人和義烏市場此時承受著來自四麵八方甚至是頂頭懸下的利劍般的壓力，雖然有些現象想起來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曰子裏卻被說成有彝子有眼的事，似乎個體經濟就是產生動亂的土壤，個體戶便是動亂的有力支持者，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最活躍，故而那裏的政治問題就最值得關注。簡而言之，義烏的人和義烏的事應當引起上麵足夠的重視和注意！
什麽，這個時候你們還要擴建市場？這不是火上澆油嘛？
先把個體經營行為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給弄弄淸楚再說！
有人對義烏呈上的報告不屑一顧，拿著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義烏人心寒的事：一向對義烏市場熱心並常常喜歡將義烏市場發展的成就納進自己成績挎包裏的某個別領導到了義烏市場卻不敢往裏走一步，好像走進一步就會把他的烏紗帽摘掉似的……那是一個令義烏人極其失望與期望並存的時刻，義烏人因此而更加不忘當時的市委書記鄭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風大浪麵前，鄭尚金等領導作出了果敢和負責的決策，兩姓們因此而一直記著這些在義烏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曆史性人物。雖然我沒能有機會采訪到現已是金華市市委書記的鄭尚金等人，但他們在特殊時期為義烏所作出的功績，在義烏人民心目中是座不火的半碑。
當時參與《關於擴建義烏小商品市場問題的論證報告》的現任市委宣傳部朱連芳部長向我介紹說，當時整個義烏市場出現了人心浮動，其根本點是圍繞著個體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由此引發了義烏辦小商品市場到底對不對、還要不要辦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當時由於動亂造成上麵的聲音一時不明的情況下，突然擺在了我們義烏決策者和廣大群眾麵前，中國有許多事可以等著決議了再做，但我們是在辦市場，當時義烏市場已在全國掛上名了，龐大的市場一天不經營就會影響幾萬、十萬經營者的利益，幾天不經營就可能使我們幾年苦心經營和造就出的市場會一下垮了，所以那時我們市裏領導急，市場管理者急，個體經營者更急，怎麽辦？那時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風險。值得義烏人感到欣慰的，當時的義烏市委、市政府領導迅速作出了正確的決策，即堅定不移地肯定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營者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辦義！烏市場昨天沒有錯，今天擴建它更沒有錯。為此，我們做了大量艱苦而有成效的穩定人心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見用廣播等形式，不時地向經營者們宣傳，出動機關行政幹部深人市場給群眾做耐心細致的解釋和宣傳工作。同時又專門配合中央電視台插出的反映義烏市場的專題片《獨立的王國》宣傳，使在義烏從商的全體經營者都明白，義烏走的路沒有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僅沒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確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搞個體經濟光榮，參與辦市場就是為社會主義辦更好的事。認識清楚了，信心也就堅定了，我們的市場也就越辦越好……
1990年10月5日，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沈祖倫大筆一揮：義烏市場擴建確有必要。於是經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波之後，義烏人辦市場、辦大市場的決心更大了，這回他們是徹底要瞄準全國第一目標進軍，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場的設計一出台就令人激動不已：義烏要建總麵積達五萬平方米以上的全國最大的室內商品交易市場！
第四代市場從提出到開工到正式營業，用了一年零10個月時間，這場決戰義烏人非常難忘，它既使從商者完成了從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簡單的階段到具有現代知識和技能色彩的整個過渡，也完成了什麽是姓資什麽是姓社的經營性質上的根本認識。幾年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我黨正式得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1999年初的全國人大第九屆二次會議上又把鄧小平理論連同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成部分一起寫進了憲法。其實對義烏人來說，他們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和運用，與發展市場經濟來推進社會前進的實踐則早已開始並獲成功。當義烏人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市場經濟也真的像一隻無形之手，幫助和促進著整個義烏市場的健康發展。
1992年，在義烏的曆史上可以重重地記下了兒筆：由國家工商局確認的全國十大市場中，義烏市場被評為榜首，並為此得到國家批準將義烏小商品市場改名為中國小商品城在這之後義烏的小商品市場連續七次排名全國第一，即年年處在幾萬個商業市場的老大地位其二是，義烏當年向國家上繳的財政收人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人達50.5，實現了第一次過半。別小看了這一過半，它的意義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全中國人民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是個極其重要的實踐依據，當然對於義烏人自己就更不用說：搞市場此時已不再是簡單的管與不管的副業了，它是實現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占主導地位的大產業！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經濟學家討論過這樣的話題：在中國，類似義烏的商品批發市場不下幾千幾萬個，為何獨有義烏市場發展得如此迅猛與健康？這位經濟學家運用了很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試圖來向我論證義烏辦市場的成功經驗。但他的那些出自亞當密斯的經濟理論無法使我得到信服，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市場規律別人也曾運用過，但中國很多市場在辦的過程中就時好時壞或者壓根兒就失敗了，可義烏從來就沒有失敗過，一直發展得出乎意料的順利，這是哪隻無形之手在作怪？在發魔力？
這正是我和許多人想明白的。
這正是義烏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經聽到一則民間傳說：有個廣州商人在八十年代中葉認識了一位義烏人時，這個廣州商人已有30多萬資產，那時這樣的數目絕對是大款了。當時那位義烏人是剛扔掉撥浪鼓第一次出門去廣州想批點小商品回家賺個過年錢。他身上僅有500元錢，本來隻夠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廣州的那個老板說你要貨不是？是想便宜點不是？好啊，你就請我進一次01廳玩玩怎麽樣？那義烏人心想城裏人不就是愛那個尋開心嘛，去就去唄。這一進去不要緊，最後一結賬那義烏人差點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這怎麽進貨呀？那廣州人大概看出對方的窘境，說老弟你放心，我看你還算仗義，進貨的錢你暫時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證下次再付也成，不過有個條件：必須在半個月之內你得把錢送來。人家已經夠朋友了，那義烏人還有啥可說的？行，就這麽定下後。那義烏人挑著貨物往火車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隻剩了20來塊錢，連張火車票都買不著。這可咋辦？義烏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過回去再到廣州老板那兒借點錢買個回程票，可又覺得自己太丟人現眼，說不好人家以為你是故意敲詐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領。正在他極其為難時，他看到附近有個小店有賣竹擔子的，義烏人對竹擔懷有特殊感情呀，那義烏人便馬上過去用身上所有的錢跟那店主討價還價買了副竹擔，並把批發來的貨物全部裝在擔裏，就邁開雙腳重新當起了一回特殊的貨郎擔。從廣州到義烏一千餘公裏，那義烏人一路搖著撥浪鼓，邊賣貨邊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時間趕回了義烏。第十六天，正當那廣州老板心裏罵著不能當好人時，義烏人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並且把準備好的錢一分不差地呈上前去，說了聲：大哥，實在對不起，因為趕路我耽誤了一天時間。待廣州人聽完義烏人從頭到尾那麽一說，老廣感動得連呼義烏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商是義烏人也！五年後，那個義烏人已經是千萬富翁了，而那個廣州人則老老實實在義烏打工，每月隻掙兩千來元生活費。有人奇怪地問他為啥放棄生意不做而來義烏為別人打工？你道那廣州人說啥？他這樣說：天下既然已有義烏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從商？關於這則民間傳說的真實性我無法去査證，但從中可以讓人側麵認識一件事，那便是義烏市場的興旺發達，長榮不衰，這與義烏人獨特的經商之道密不可分。
義烏人從小孩到老人，都能說出下麵幾句話：踏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曆盡千辛萬苦。這個四千精神是義烏人祖傳下來的經商法寶，它源於雞毛換糖的搖撥浪鼓生涯，可以說是義烏人經商成功的精神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