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01

何海美是我見到的眾多的經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五十的她依然風采不減。何海美年輕時沒奔上好時光，聰明伶俐的她因為文革隻好過早地做了初中畢業生。由於個頭矮小，與別人一樣幹一天重活，她隻能得4、5個工分，到年底分紅連件衣服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給了城裏做工的小金，丈夫一個月33塊工資，那時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兒子生下後，由於戶口隻能隨母親，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過。更讓何海美難上加難的是她母子倆所掛的戶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給了城裏人為由，連其兒子的口糧一起吊銷了。家在城裏的何海美卻在城裏又找不到一處可以糊口的活，於是就憑著自己手巧開了個成衣店。這可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人闖進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說地找走了她的縫紉機，並嚴厲地責令道：出路隻有一條：關店別幹。何海美天性倔強，可為了兒子和丈夫，她含淚低下了頭。俗話說：置死而後生。就在何海美欲生無路時，她的哥哥在部隊回家探親時帶了幾張劇：照，令左鄰右舍的年輕人愛不釋手。對啊，這是個來錢的好買土哩！何海美心靈手更靈，她知道照片製作並不太難，於是就花了35元本錢，買了一套簡易的洗相設備。當時義烏電影院正在放《紅樓夢》戲劇片，看厭了樣板戲的人們對這種古裝戲異常有興致，幾乎場場爆滿。何海美似乎有種特殊的商業敏感，她拿了一台借來的舊照相機坐在電影院的第一排，看準年輕人喜愛的幾個鏡頭連連哢嚓，又回家連夜將照片衝洗出來，第二天當她帶著自製的照片在影院門口的石板上擺起小攤時，圍觀者竟然裏三層外三層的。一場電影下來，她所洗的幾十張照片全都出手，許多小年輕連價都不問一聲便買走了。

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點，淨利十幾塊錢！那一天她樂得嘴都合不攏。生意就這麽做開了，但那時城裏根本不允許有生意人出現，何海美隻好到鄉下的廿三裏鎮，據說那兒每逢農曆―四七集市時可以擺攤設鋪。頭一回到廿三裏，何海美看到的所謂能做買賣的也就是有那麽百十來個人分坐在那條老街兩邊擺上些各式各樣的小百貨小雜品而已。何海美對當年到廿三裏擺攤的情景記憶猶新：頭天晚上夫妻倆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發，那時從城裏到廿三裏鎮不通汽車，就是通了汽車也沒人乘一做小本生意時的義烏人從來不會輕易花一分錢。廿三裏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憶起來就想笑：那時既沒有攤位，也沒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掛一隻哥哥給的軍用挎包，站在供銷社門門把一大把照片樣張往一張白紙上一粘，就開始吆喝起來。我當時做的生意對一直做雞毛換糖的本地人來說是個新鮮事兒，開始沒有人買我的貨。我便一邊招呼顧客，一邊對他們說，你們隻管放心拿去轉賣，賣得好我們雙方賺錢，賣不掉可以回還，反正我天天在這兒，放心好了！這一吆喝還真靈，三三兩兩地就有人從我手中把照片買走了，因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帶到南昌、合肥等賺了錢，他們把一兩毛錢的照片賣到一塊錢一張，所以後來好多人從我手裏進貨，我便成了廿三裏市場上惟——個經銷照片的業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誇張地說，後來我們義烏出現聞名全國的印刷品市場，最早就是由我賣小照片成功後引發的。

關於義烏的印刷品市場幾年前就有所聞，不想它的發源竟是一位普通農家女的幾張照片引來的，這真讓人感到市場經濟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經發展有幾萬種熱銷全國乃至全球市場的每一個義烏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樣一支支動人肺腑的傳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進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內的繁花般的世界裏，一眼就被市場裏頭那望不盡邊際的花類攤商所吸引。記得在京城有一次誤闖小商品市場，我的女兒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動腳步，無奈中我也忍住性子細細觀賞起這些據說來自義烏的頭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義烏人創造的這些奇妙的手工藝品折服了，一方麵不僅它有巧奪天工之奇，另一方麵它的品種之多讓人難以想象，更重要的是義烏農民們所擁有的那種叫城裏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識，令人由衷的欽佩。那天我女兒趁機大撈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幫著提拎那一大包玩藝，她一個人無論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稱絕的是一向對商品買貨異常挑剔的妻子，這一次卻格外喜愛女兒買回的義烏頭花產品。來到義烏的收獲之一是使我有機會直接認識開發頭花商品的這些撥浪鼓手。

義烏人告訴我，他們的頭花產品源於廿三裏的鄭山頭村。現在這個小村子已經成了頭花專業村和全國的頭花生產基地，每年出產的各種頭花、插花、禮品花及其他花類商品已有上千種、萬餘噸，除供給全國幾百個小商品批發市場外，還銷往香港、美國和南非等十幾個地區與國家。其實頭花產品完全是我們義烏人在雞毛換糖過程中所創造的無數商品中的一個小品種而已。鄭山頭村的百姓回憶說：1982年，廿三裏派塘李樟弟從廣州帶回一朵頭花，是用紗綢製作的，老李買來是給他媳婦戴的。偏巧被我村搖撥浪鼓路過的金正海看到了，他當即想仿製。但李樟弟給媳婦買的頭花用的紗綢隻有廣州才有貨，有心計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時雞毛換糖從湖州紅旗綢廠買的紗綢替代？一試果真行，金正海把自製的頭花往市場上一投，姑娘、嫂子們愛不釋手，銷路旺盛，而且每隻頭花可淨嫌利潤五至八毛。金正海也是好樣的，見頭花生意好，毫無保留地向村上人傳授開了，於是鄭山頭村在短短的時間裏，家家戶戶都做起了頭花生意。鄭禮龍和鄭朱龍、鄭以楓、金益平四人還率先在這一年辦起了頭花專業廠。雖然當時這四戶的廠不算大，但卻是義烏農民從手工作坊式的加工業向機械工業邁出的具有曆史性的關鍵一步。鄭山村離城鎮較遠，開始大夥用自行車馱著貨上街賣貨，可供不應求；他們改再三輪車馱，還是供不應求；於是就同城裏的汽車站商議開通一趟客車送貨，然而依舊滿足不了要貨的客戶。幹脆，再加租一輛行李車！兒位頭花生產的大戶一商量，事情這麽簡單地定了下來。稀罕事，農民進城經商買月票！鄭山村人的頭花生意，惹得《人民日報》等都發表文章道。

現今有頭花大王之稱的鄭禮龍，忘不了當年的鄭山村從亊頭花生意的初期，他為了留住進城送貨的汽車司機們，親自出錢修建了駕駛員停車場和宿舍。冬裏，他怕司機冷，便每人供給一個電熱毯；夏天熱，隻要司機一進村頭，他便送上冰過的紅棗綠登湯，有個夏季，光紅棗他鄭禮龍就買了100多斤。那時其實我不是怕送貨的司機跑了，而是怕咱們鄭山村的頭花生意給別人搶走了。這不，後來我們的生產發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車，村上也有了四通八達的商業專線，頭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國、全世界……鄭禮龍不無感慨。

在廿三裏的街頭，我還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年有位婦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裏的街頭聽人說有種鐵皮五角星很走俏，她聽後暗喜，因為金惠明的遠房親戚在辦鐵皮加工廠，自然每天有不少邊角料白白處理掉。金惠明心一動，連夜從親戚那兒拉回一車邊角鐵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幹開了。丈夫軍人出身，對五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鐵皮五角星認認真真地漆上了紅顏色，於是一個個閃閃發光的紅五星就這樣出現在廿三裏市場上。令金惠明沒有想到的是她的貨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賣了個好價錢。她回家把喜訊告訴丈夫，兩人興頭上決定：咱就做這紅五星！這一幹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著車到親戚的鐵皮廠把邊角料運回家，下午就動手幹起來，一直到晚上十一二點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賣掉，如此一陣子幹來，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場上銷售鐵皮五金的專業戶，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貨。於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為機械化生產，她的紅五星竟然後來走遍了江蘇、湖南等大半個中國。幾年之後，做鐵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義烏市場上的家電銷售大戶，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廠裏生產出熱銷的產品。

仿佛還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裏的姑娘們突然對一種折疊傘如醉如迷。誰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疊傘，便是一種可以在別人麵前顯耀的本錢。記得有一次我從雲南邊境花了20多元買了一把帶給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單位的小姐妹們見後嫉妒死了。但之後沒幾年，中國大陸的市場上便到處有了各式各樣的色彩鮮豔的小花布折疊傘。而給中國人創造這美麗世界的竟是我們的義烏農民，這就是在義烏無人不曉的九聯村製傘專業戶們。九聯村龔姓居多，十幾年前，村民龔益民、龔昌金等龔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帶的城市姑娘愛隨身帶一把花布折疊傘，雨天陽天都能用得下，便回村一商定，辦起了一個製傘廠。不多日，小花布折疊傘就在廿三裏一帶市場上賣開了，客商像瘋了似的搶著要貨。於是小製傘廠變成了大製傘廠，一個廠變成了五個、十個廠。不到兩年，全村八十多家農戶在農閑時一半以上參與加工折疊傘。由於九聯村的花布折疊傘在市場上銷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人了製傘業，即使這樣，他們的生意仍供不應求，因為每年市場需要他們500多萬把傘的生產量。現今的九聯村不僅自己成了製傘基地，周圍的幾個村子也成了他們的聯營戶。有人曾計算過：中國現在每年的折疊傘，市場銷量在1000萬把左右，而從義烏出品的則達95，從九聯村一帶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義烏人的一個小小的動作，竟給中國這麽大的市場帶著某種革命性的衝擊！以花布折疊傘為例，十幾年前的每一把這樣的小傘市場在二十來元，現今在義烏市場上三四元錢一把就可以成千成萬的批發到。這不是革命性的變化又是什麽呢？

真不要小看了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精神。

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商業史書中，專家們兒乎通病般喜歡記述昨天的微商和今天的比斤，蓋茨式的傳奇與業績，但我以為應該在今後的世界商學史中加進搖撥浪鼓的義烏人的雞毛換糖經商精神。在我看來，影響中國封建經濟的徽商和影響今曰世界的比爾，蓋茨固然值得我們作為座右銘來推進未來的市場經濟革命，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國家，發揚雞毛換糖的經商精神似乎更顯得重要，更顯得有中國特色與中國國情。

千千萬萬義烏人前仆後繼地搖動撥浪鼓，不懈地進行著雞毛換糖，其市場意義的理論價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視為中國的一種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國人樸素勤勞的美德遺風。雞毛換糖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人類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時又是現實時代人們渴望倡導的敬業體現。有一種簡單的理解：先不論我們已經比較富裕後的今天，既然是在我們誰的手頭都比較拮據時，有人可以厚著臉皮去討飯，或者幹脆冒著膽子去偷去搶，但卻很少有人願意學著義烏人的樣，挑著貨郎挑，搖著撥浪鼓，專在別人歡顏笑語的喜慶節日裏出遠門、走長路；每每論說生意，有人總會誇口要賺大把大把的錢，卻從不願像義烏人走百裏、上髙坡地去依靠雞毛換糖掙回那一分兩分的腳力錢。許多專家在考證義烏小商品市場後常常感歎：為什麽一無地理優勢二無產業特色的義烏人能創下震驚世人的奇跡？左說右說的論點很多，但沒有哪一條叫板到點子上，原因就在於我們的理論家們無法深刻地理會和感受義烏人在雞毛換糖中所磨鑄的本質東西。一句話，沒幹過撥浪鼓手，焉能懂得雞毛換糖之奧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這一點，自然也就無法真正弄得清義烏市場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什麽。

雞毛換糖有著深刻和無垠的商業奧秘與精神實質。隻有在久搖撥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細細品出它的獨特性與深刻性。

對義烏人和義烏市場來說，廿三裏是一個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裏程碑，它不僅締造了撥浪鼓和雞毛換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曆史時期為形成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礎。如果我們把義烏農民在20世紀末所進行的偉大實踐，看做是中國農民運用鄧小平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進行的市場經濟的成功實踐，那麽廿三裏走過的路則是這種偉大實踐的縮影。

廿：三裏，當我著意再一次滿懷情感邁步在那條百米老街時，我仿佛聽到腳下無數塊青磚都在隆隆發響。嗬，那是千千萬萬個撥浪鼓手在向苦難的曆史告別發出的鏗鏘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嘭嘭心跳聲。嗬，當我的腳步輕輕移動在那每一塊青磚石壘時，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條條縫隙間流淌的正是義烏人幾百年來向命運奮爭所付出的成噸成噸的血與淚；而踏步在老街盡頭那小橋頭的級級台階時，我分明意識到義烏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奔小康過程中所肩負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婦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長辮去換幾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喪心病狂地搶走了她心愛的長辮後向她扔下一堆唾沫，並罵道：見鬼去吧：臭資產階級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當有個農民第一次提著自家的母雞上街想為新出生的兒子換幾塊稍稍柔軟的尿布時，突然一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人員將他拉進一間黑屋責問，而膽小的他竟然嚇得當場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訴我：那年的一個風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壞右子女剛把幾盤義烏青的糖塊和貨郎擔備好，幾個打砸搶分子帶著棍棒和手電不由分說地橫衝直撞進門，將那副未挪窩的貨郎擔和青竹做成的撥浪鼓，連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開肉綻……

我更忘不了馮愛倩說的：有一次上蘇州沒有進到貨，我就改道到上海，終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貨進到後，老天下起了大雨。為趕路，我便冒雨挑著擔子上火車站。哪知車上人很多，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門進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當時衣服濕，手也濕，車身也濕，我攀著車窗剛往上掙紮，手突然一滑，我的整個身子像小泥袋一樣重重地摔在鐵軌上，頭也摔破了一層皮，疼得怎麽也動彈不得。可眼看火車快要開了，我不顧一切地跳起來伸出雙手再一次扒住車窗，但我還是勾不住，因為我的手是滑的，車也是滑的，可火車則在隆隆啟動，我當時真的眼淚嘩嘩往外流，就在這時，是車上的好心人伸手將我拉了上去……等火車到了嘉興，我透過車窗見也是經商在外的我們義烏的樓香雲等四個婦女，正在站台上焦急萬分地一邊嚷邊跺著腳，個個全身淋得像落湯雞。我心頭一陣酸痛，忙伸出雙手招呼她們。我一手接過她們的貨擔，手抓住她們的胸前衣襟，拚著全身力氣將她們一個個拉進車廂。樓香雲她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倒在車廂內臉色蒼白，剛開口就哇的號啕大哭起來，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關龍說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樓桂賢和樓華明一起到溫州進貨。由於春節剛過，在溫州一時找不到貨源，於是我們又回到以往落腳的永嘉一帶尋找貨源。我們搭乘的是一輛機動三輪車。那三輪車剛開出不到十分鍾，突然與迎麵駛來的一輛大客車頂頭相撞，我當時隻聽耳邊一聲巨響，隨後是身子翻了個個兒，便不知人事……當我清醒過來，從倒地的車廂爬出時，第一眼便看到的是我的堂弟一動不動地倒在一邊，他的嘴上和鼻子邊直冒鮮血。壞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應就是這個。還有樓華明呢？我轉頭一看：樓華明正痛苦地呻吟著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腳不多不少，被扭了個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隊學過醫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來了個扭正動作。老天有眼，還真的成功了1當我再回頭時，發現堂弟的身子輕輕地扭動了一下，啊，他還活著！還活著！我悲喜交加地一邊告訴樓華明，一邊開始上路招呼過路的車子，請他們幫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從我身邊至少駛過了十多輛車子，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搭救我們，我眼看著倒在血淚中的堂弟帶著對生命的無限眷戀痛苦地離開了人間。當時我的堂弟年僅25歲，原定正月十五去完婚，可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這樣永遠離我們而去。多少年來，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總難平靜，因為春節，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遺體運回義烏，卻在很長時間裏找不到願意拉屍體的人，我為此傷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盧浩說的：我父親原在國民黨軍隊當過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誠，經過黨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院校任教。在極左年代，我父親陰差陽錯後來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分子，於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卻從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兒時的別名。長大了，沒人願意嫁給我這樣的壞蛋，無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結婚，而這我從沒後悔過，然而有人卻連生活的權利都要從我這兒剝奪。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搖撥浪鼓，我卻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會跑台灣去。十年浩劫結束了，我也由狗崽子變成了與別人一樣的可以行使正當權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開放年份裏，一切變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開始經商做小買賣，我學著也搗鼓起來，可剛一動手，背後的槍手就來了。那年，隊上分給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費。苦了快半輩子的人了，我也想學著大夥的樣做起買賣。於是我到杭州邊的一個地方進了1200雙襪子，下午坐火車回義烏。那時車站上的打擊投機倒把的便衣檢查人員到處埋伏。我剛把200雙一包的襪子從車窗遞給妻子，突然幾個彪形大漢從我妻子的背後衝上前來，扭住我的妻子胳膊我一看嚇壞了，慌忙將頭縮回車廂內，隨即脫下外衣，又轉換7—個座位。我知道不這樣做的話，馬上就會麵臨噩運。果不其然，幾個便衣檢查人員迅速登上車廂，逐一搜査，好在我若無其事地裝著與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認出。可等檢查人員下車時，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濕盡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處置：是下車還是怎麽著？我心頭隻有個念頭：絕不能讓我全家的1200元貨物泡湯！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車開了，開到了離義烏的另一個地方，我又急又怕，這時一個好心的乘客幫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車逃下了火車。我終身難忘的那是個再不能黑的夜晚。當我一腳卨一腳低地摸著回到家門時，妻？

哇的一聲哭得差點背過氣。她告訴我：來搜家的人剛走十兒分鍾……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車站候車室一個房子內受審。他們的第一句話就是：把你棄農經商搞資本主義的罪行交侍出來！瞧，那時候做點小買賣有多難！多心悸啊！從4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小屋子出來後，我的後背就像多長了兩隻眼睛，時不時地往後要看看有沒有人在後麵盯著呢。妻子勸我說有什麽怕的，咱一沒偷二沒搶，讓我再去街上賣襪。我就是不願去，她偏讓我去。最後我隻好去，當我戰戰兢兢提著一包襪子上到街頭剛放下正準備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幾個打擊投機倒把人員像鐵麵包公似的站在了麵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後來黨的政策開放，我現在恐怕早已得精神病了，咱義烏人做買賣的開始時期，沒有幾個不像這樣天天是在心驚肉跳的情況下出外搖1撥浪鼓，做小買賣的……

在我去撥浪鼓故鄉的那一天，廿三裏鎮正在舉行一個特殊的表彰會，幾十名自動出資捐助政府修路的農民披紅戴綠、手持鏡框，從嶄新的鎮政府大樓裏走出。當我得知此情況時很想上前采訪一下這些無私為公益事業作貢獻的農民兄弟。但我始終未上前打擾哪一位，原因是廿三裏鎮黨委女書記告訴我，她這兒的大多數公路都是農民自己集資興建的。開始我心頭有些疙瘩，想是不是這裏坑害農民的現象很嚴重？女書記大笑起來，說這可是你們太不了解咱義烏人了。她說我們義烏在處理農民利益問題上在全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從不在利益問題上坑害農民，恰恰因為在政策和製度上這麽多年來始終堅持了正確的方向，農民才真正富裕了起來。而富裕了的農民今天他們又主動自願地出錢出力來支持政府搞基礎和公益事業。比如像最近鎮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當地的投資環境，決定修建一條新交通要道，由於政府一下拿不出那麽多錢，當農民們知道後，主動組織起來進行捐獻，三西多萬元沒幾天就集齊了。女書記自豪地說，在義烏，農民們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會算，但對支持公益事業上也是最大方的，幾千元、兒萬元甚至幾十萬、幾百萬的拿出來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為一種榮耀。我相信，因為在去年的那場大洪水過後的捐助活動中，義烏農民的捐款數額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計算恐怕在全國農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農民一個人就捐了10萬元。

這就是義烏人。他們的每一次抬手舉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難以置信，然而我們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們每一次舉手抬足時所經曆的非凡。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