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逃港搭建的財富橋梁
似乎幸運女神特別眷顧東莞這塊土地。因為在這裏，即使一滴滴苦難的淚水，在時間的河流裏，也能慢慢凝結成一顆顆閃亮的珠寶。
誰曾料想過，1962年那個長長的浩浩****的逃港隊伍，在16年後竟會化成一座從這頭到那頭的橋梁？！
這是怎樣一座神奇的橋梁啊？
這是一座通向世界的橋梁！這是一座通向富裕的橋梁！
正是這些生死以赴的逃港人群，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又反回身來參與家鄉的經濟發展，為東莞的輝煌鋪就了堅實的基礎。
透過曆史的時光隧道.你聽，他們在1962年匆匆逃港時悲槍的腳步聲，和16年後東莞改革發展前進的足音重疊在一起時，合成一首何等氣勢磅礴的交響樂啊！
東莞，你何以如此幸運，讓幸運女神對你寵愛有加？是何種偉力讓你化腐朽為神奇？化悲劇為喜劇？化苦難為財富？
水激則早，矢激則遠。然而，記憶依然是沉重的。
關於1962年5月東莞那場大逃港的高峰場景，許多親眼目睹的本地人曾向筆者描述過——
據說為了慶賀英國女王誕辰，香港將打開邊境大門，聽到消息的東莞人已經來不及走山路了，直接蜂擁到通往寶安（如今的深圳）的公路。那條公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結成一條長長的人流，像一條凶猛的洪流撲向寶安。匆匆趕路的人們大多頭上還戴著種田時的鬥笠，個個麵無表情。他們彼此陌生，互不相識，但他們心裏清楚，他們有著共同的夢想，有著共同的前程，他們匆匆趕往的將是同一個目的地：寶安出境口。一路上，不時有各個公社的手扶拖拉機急匆匆地開過來，虎門公社的，長安公社的，鳳崗公社的，東莞縣裏的。公社幹部們坐在拖拉機上，手裏拿著喇叭急吼吼地喊叫：“不要去香港！不要去香港！大家回來！”拖拉機“突突突”地沿著公路開，幹部們也一路嘶著嗓門吼著：“虎門的人跟我回去！”“長安的人跟我回去！”但路上沒人理睬，人們把鬥笠盡量壓低，腳步邁得更快……
在這條長長的人流中，有一個瘦弱的身影，這個瘦弱的身影昨天還坐在虎門中學的課堂裏。這個少年來到人間才剛剛17個年頭，在這17年的人生體驗中，饑餓是他唯一的感覺，即使是此刻，這種感覺也是如此強烈。夾雜在瘋狂的逃港人群中，他的內心充滿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他匆匆的步伐奔赴的將是怎樣的一個前程，也不知道他未來的人生命運將怎樣的變幻莫測，更不知道又一個17年過後，他將成為中國農村“三來一補”的第一人，為他家鄉的經濟發展寫下極其濃厚的一筆。
他的名字叫張光。
作為一個逃港人，能改變自己命運已屬不易，改變別人的命運更不易，改變許多人的命運想都不要想。然而這些想都不要想的事卻偏偏在東莞發生著。誰敢想象，這次瘋狂的大逃港居然也能改變東莞後來的命運。
東莞的確是塊神奇的地方。這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著戲劇般的因果關係，無論這個因是悲還是喜，結果隻有一種，喜！
2007年7月，筆者來到了張光的家鄉——虎門鎮5公裏之外的龍眼村。由張光投資的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就在這裏誕生。
龍眼村這個村名很獨特。龍眼村盛產荔枝而不是龍眼。龍眼得名於村口的一口古井，相傳是龍王的一隻眼睛而得名，可惜這口井早在’‘文革”期間就被填平了。另一種說法是，大嶺山脈屹立在虎門鎮東北麵，大沙河蜿蜒盤山而下，宛若遊龍，河口灣處恰好有兩座小山丘，對峙在河的左右，如同龍的雙眼，龍眼村因此而得名。
筆直寬敞的水泥公路幹淨整潔，街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道路兩旁樹木蔥鬱，綠草鮮花點綴其中，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文化教育區等井然有序，超市、學校、銀行、劇院、醫院、遊泳池等公共設施應有盡有，一幢幢農民別墅、高級公寓正在拔地而起……這就是如今的龍眼村，與現代化城市沒什麽兩樣，筆者絲毫想象不出當年貧窮落後的舊貌。
在龍眼村村委會，筆者見到了龍眼村副主任兼城建辦主任張誌偉。他告訴我們，龍眼村方圓8平方公裏，全村兩千多人大部分姓張。“改革開放前，我們這裏很窮的，10個工分隻有六七毛錢，能有一塊錢是最好的了。分了口糧就沒有錢了。當時聽說香港那裏比這裏好很多。說香港那邊‘吃油當吃水，沒有老婆有老舉（妓女）’。”
1978年改革開放時，張誌偉剛剛高中畢業，此後做過教師，種過地，跑過運輸，當過外資廠廠長，1993年到村委會當委員。說起龍眼村當年引進第一家“三來一補”時，他提起了龍眼村的老書記張旭森，“龍眼村能有今天，老書記是有著很大功勞的。”
1978年底，龍眼村書記張旭森聽說縣裏麵正動員大家拉香港的親戚回來辦企業，他也為了此事琢磨上了。琢磨來琢磨去，張旭森想到村裏的一個人來，他叫張細，張細的姐姐弟弟在1962年都跑到了香港，聽說小弟弟張光在香港還發了大財。於是在一個晚上，張旭森敞開了張細家的門。張細一聽，覺得村書記心誠意誠，便欣然點頭，答應一定勸弟弟回家鄉投資。弟弟張光在1978年5月就回來參加廣州春交會，與廣州輕工局簽了兩個合同，在番禺投資了兩個廠，所以後來張光回廣州時，張細也特地趕到廣州，把村裏的意圖跟張光講了，說東莞也開放了，你可不可以回家鄉投資？張光說可以是可以，隻是怕村裏有意見。
從廣州回來後，張細便將張光的顧慮如實告訴了張旭森。張旭森當即向張細保證說，你就放心吧，隻要張光肯回來投資，其它的事我來處理。
沒想到，張旭森處理這件事時很是費了一番工夫。村支部開會討論這事時，會上就引起一番爭吵，副書記堅決不答應，認為這是政治問題，風險太大，其他幹部也思想不通。最後，黨支部討論沒能通過。消息傳出後，村民們更是態度激憤：“在外麵有錢了回來剝削我們，絕不同意！”張旭森為此愁得一夜沒睡，連夜趕寫匯報材料，又花一天時間舟車勞頓趕到廣州，找到正在省委黨校開會的虎門公社書記黎桂康。此時的黎桂康正在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其中就有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他意識到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當即表示支持。
對於這件事，2008年11月，在本部書稿即將下廠印刷之前，現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的黎桂康也向筆者作了補充回憶：“當時我正在廣州參加省委組織部的讀書班，張旭森受到很大的委屈，含著眼淚，長途跋涉跑到廣州找到我，向我匯報了這個情況。當時太平已引進了中國第一家鎮辦的‘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鎮可以搞‘三來一補’，那麽，村是否可以搞呢？我感覺應該解放思想。龍眼村的經濟以前都是以農業為主，農業也是搞單一的水稻，另在山崗邊種一些紅薯和木薯，經濟非常落後，一個主要的勞動力在村的分配每年隻有300元，如果按張光辦廠的合作合同，一個進廠的農民一個月的收人就有300元。一個月等於一年的收人，這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人，對農民來說，應該是好事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已經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於是，我特地請假回來，趕緊召開了公社黨委會議，組織學習全會精神，並聯係龍眼村辦假發廠的事情展開了辯論。會上，公社‘駐片’（龍眼和北柵同屬一個片）領導堅持三個立場：一是張細家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讓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回來剝削貧下中農；二是不能讓宜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變成工廠廠房；第三龍眼村是農業學大寨的一麵紅旗，不能插上資本主義的黑旗。但多數黨委認為，過去我們長期搞政治運動，搞階級鬥爭，搞單一經濟，農民不能富裕，現在有三中全會精神，我們為什麽不能突破舊的思想束縛？有些黨委說，張細家家庭成分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來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壞，祠堂也不是天天用，騰出來辦廠搞收人有好處，農業學大寨不能越學越窮，眼前有一條致富出路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嚐試一下？經過兩天的討論，我集中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同意龍眼村與港商合作辦假發廠。”
1979年3月，由張光投資的龍眼發具廠開工了。這便是中國農村第一家來料加工的港資企業。
對於龍眼村來說，這隻是一個開始，之後又引進來一大批“三來一補”企業。1988年，龍眼村引進了全市第一家台資企業。如今，龍眼村的台港企業已有一百多家，連李嘉誠都把工廠辦到了這裏，龍眼村自己也辦起了好幾個加工廠。
如今的龍眼村早已致富。像許多村一樣，龍眼村早已沒人種地了。張誌偉告訴我們：村裏的財政收入來源主要分兩塊，一是租廠房，二是租鋪位。村民的分紅每月1000多元。到了一定年紀的農民（男60周歲、女55周歲）每月還能領上200元的老人金。村裏的文化設施應有盡有，有廣場、運動場、老人活動中心、遊泳池等。他還向我們介紹：張細、張光兄弟倆後來又介紹了不少其他港商進龍眼村辦廠。他們自己在虎門有5個廠，投資幾個億，建成了三四萬平方米的廠房，成了香港最大的美發公司。張細現在是虎門香港同鄉會會長。另外，龍眼村還有個叫張佛恩的人，是村裏最富的人，在中國富人榜也排名靠前呢。
當天，筆者見到了張光的哥哥張細。張細已年近古稀，但交談起來，你能發現他是個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語明了且沒有一絲晦澀，也許這正是東莞人大度豁達的性格所顯露的印記。那天，張細向我們敞開心扉，以一種輕鬆的語氣講起了那一段並不輕鬆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5歲那年，我父母雙雙離開了我們。之前我父親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親生我小弟弟張光時，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漿，很快就病死了，父親一傷心也跟著去了。父母死後，我們家的家產被親戚給搬走了，家裏窮得什麽都沒有。
我上麵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畢業後就參加了革命。我下麵還有兩個弟弟。1952年劃成分時，我們家被劃為地主成分。這樣，當兵、讀書都跟我們無緣了。沒有出路，隻好跑。
1962年，聽說香港有十來天放開海關的大門，當時我大弟弟剛讀完初中，我給他做了一些幹糧，讓他先走。我大弟弟很順利就逃到了香港，他一到香港就寫信回來，說解放軍還告訴他們怎麽走，從什麽地方去香港。那批到香港的人來信後，我們這兒跑的人更多了。5月18日那天是大批大批的。其實那時香港也非常需要大批勞動力。沒有偷渡工，香港根本興旺不起來。接到大弟弟的信後，我一看挺順利，所以趕緊讓在虎門中學讀書的小弟弟張光和我姐也走。本來我想等他們走後我也過去的，不料稍一耽擱，海關的大門很快就關上了，那次我就沒去成。現在回想起來，1962年沒去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誤，因為他們走後不久，“文革”就來了，整整10年的“文革”，我吃盡了苦頭。假如那時候我也出去的話就不用受這10年苦了。
我的姐姐弟弟在香港那邊碰上了頭。剛剛去的時候，他們在香港做臨時工，都沒有理想工作。我小弟弟張光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到香港後一開始先幫人家織手套，被師傅欺編過，後來他發現假發很有市場，當時很多外國人流行戴假發，每人都有好幾套假發，就像衣服一樣。張光感覺到這裏有商機，就開始琢磨這裏的門道，他發現做假發產品，最難的就是把頭發漂染上色，於是他就買上一個電飯鍋和一些化學原料，自己去做試驗，對比著做，漸漸就掌握了其中的一些技術。張光是個“語言天才”，他在外麵跟洋人一學就能談得來，做生意沒有語言障礙太重要了。後來有家韓國老板諸他去韓國做技術師傅。在韓國，張光找了韓國媳婦，並且學會了朝鮮語。他的腦子很靈光，我們現在做的好多產品，比如模特兒頭套、接發等技術，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
中國改革開放了，我讓張光回家鄉投資。 當時我哥哥在東莞進出口公司工作，他跟外貿局的聯係非常緊密，這樣我們也能及早了解到一些相關信息。 當時張光除了在龍眼村辦廠外，還在東坑鎮和莞城辦了廠，都是做跟頭發有關的產品。 當時東莞外貿局派了一個叫陳輝的人，是他和張光在深圳簽的合同。當時投資才20萬。我不會英語，就在大陸這邊幫張光管工廠，他在香港那邊主要負責接外國貨單。
在龍眼投資的發具廠，剛成立時就在龍眼張氏祠堂那裏，祠堂後麵當時有一所小學，我們就租用小學教室作為生產車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隻有50多名工人。後來虎門幾乎家家都在練習做假發，可以說，我們的工人遙及虎門的每一個家庭。那時一個月可以生產8（XX）至一萬個假發，然後通過香港公司銷往海外，生意十分好。到了第二年，我們就賺了很多錢。
我是1980年偷渡去香港的，當時也有過走和不走的擾像。一方麵國家的政策開始鬆動了，另一方麵我去香港也沒問題了。考慮了3天3夜，內心還是擔憂多一點：我1962年沒去成，一見18年過去了，人生還有幾個18年？雖說大陸改革開放了，不走也可以了，但是共產黨會不會再搞運動，我會不會再吃一次苦？最後我決定還是走。
那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張佛恩送我去海邊的。他媽媽做過龍眼鄉鄉長，改革開放後，他開手扶施拉機，搞運輸，我們倆一起跑。1978年底，張光回龍眼村，捐了一台汽車給村裏，張佛恩當司機，我那次偷渡，就是他開的這台車送的我。我是從深圳娜繡中華位裏上過去的，坐船半小時就到了香港。那一次，我家裏7口人，一下子就走了6口，我最小的兒子6歲，長了腦瘤，當時我沒帶他走，我在那邊安頓後才申請把他接過去的。那一年，我們龍眼村跑了五六十人去香港。
我去香港其實也隻是拿個身份而已，還得要回來合作做事，所以第二年我就回來了。那時搞來料加工，我主要的任務是把原料運過來加工。最早和村裏合作，合作不太成功，我又跑到厚街搞了幾年，後來村裏又去請我回來。
我這輩子沒讀過什麽書，當了30年農民，也做過木工、泥匠、織過漁網。我插袂一天能插2畝地，1畝地給5毛錢，15歲就買了牛耕地，隻是後來土改分地時，我成了我們村最差的，因為我成分不好。“文革”時被整慘了。現在別人跟我說，你現在可以報仇出氣了。我說算了，以前鬥我的那些人，他們看到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我有5個孩子。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都做自己的公司。他們做生意時，我隻給他們指一條路，不給錢，隻有女兒在廣州裝修假發店時，我給了她9萬元，現在他們都很出息……
張細出生那年，正好與清朝道光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相隔整整100年。他這一生經曆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災害、**、改革開放、香港回歸……曆盡滄桑的張細在談話中並未過多流露出命運對他的不公，童年捉田雞的經曆似乎成了他童年唯一的快樂記憶，“就是捉田雞你也得琢磨，一年四季捉田雞的方法都不一樣。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得勤動腦筋。”
正因為勤動腦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的張細在香港和南粵大地已擁有多家公司。 目前，他分別擔任著香港張氏投資有限公司、東莞海龍美發用品有限公司、宏達紙品廠、廣州金創利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東莞君悅國際大酒店（五星級）主席。企業年銷售收人超過3億元，在香港每年納稅都在500萬港幣以上，他個人所得稅每年也在300萬以上。
改革開放成就了張細的今天，但張細也沒有忘記家鄉對他的養育之恩。這些年來他為家鄉的公益事業捐款100多萬元。1997年，虎門成立了香港虎門同鄉會，張細被推選為該會的會長。在這10年間，他投人了大量的精力，聯係組織當年逃港過去的虎門人，讓他們為家鄉的建設添磚加瓦。 目前，香港虎門同鄉會已擁有會員2000多人。
這2000多會員，為家鄉的經濟發展搭建了一座騰飛的橋梁。
這是一筆多麽令人驕傲的財富啊！
采訪中，張細提到的張佛恩，筆者也曾聽說過。第一次到東莞采訪，筆者住的便是市區的一家國際大酒店。人住當天，有人告訴筆者：這家國際大酒店的老板叫張佛恩，這家國際大酒店是他送給女兒的“嫁妝”。哇，你們東莞的老板這麽有錢呀？當時筆者就曾這樣驚呼過。
原來這個東莞有名的大亨張佛恩，便是張細先生當年一手提攜過的人。“1981年我與張佛恩一起在村口辦了一家‘沙河餐廳’，兩年後，恰逢虎門鎮大開發，我和張佛恩便聯合建了‘龍泉賓館’，這個賓館當時在虎門是最高檔的。我們三人合的股，我10萬，張佛恩5萬，還有一個香港人出了兩萬。可17萬哪夠蓋樓房嘛！那個香港人一分錢不願多出，於是我又出了30萬，後來又貸了一些款。賓館開張後，生意特火。張佛恩很會經營，賓館一直交給他打理。6年後，我把我賺的2000萬元的股份賣給了張佛恩，繼續幹自己的行當。張佛恩則一直幹他的酒店業，後來生意越來越紅火，酒店一家接一家地蓋，成了東莞數一數二的大老板！”張細談起張佛恩時，言談之間滿是欣慰和自豪。
在與張細的半天交談中，對當年的貧窮日子，老人家並沒有過多描述，但虎門人當年曾經經曆過的那種饑餓感，筆者相信這裏每個50歲以上的人還都能記憶猶新。正是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大饑荒，促使他們背井離鄉，踏上了逃亡者的路程。
“我們不是沒有吃的呀，我們東莞在解放後一直是一個先進的農業大縣，六七十年代的東莞和內地一些地方比較起來，是個富裕地帶。可是，越是富裕地帶，對國家的貢獻就得越大啊！”那天在東莞文聯辦公室，提起當年的辛酸往事，鄧慕堯的眼圈都紅了，他說，“我最近為我的家鄉搞一個村史。六七十年代時，我們村所有的土地都種糧食，每年生產糧食7萬擔。7萬擔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然而我們村4000人卻糧食不夠吃。因為在人民公社時期，你生產的糧食得要上繳啊，繳公糧，繳餘糧，還有三超糧、愛國糧。我們生產得越多，貢獻越大，可我們自己卻窮得掉眼淚。我小的時候是在50年代，印象最深的就是糧食不夠吃，每家每戶規定多少斤糧食，一個人也就十來二十斤的，肯定不夠，當時我們還種那個雜糧，遍地都是番薯。我小的時候，吃的都是一半番薯一半米。我們不是沒有米呀，我們遍地都有，但大都上繳給國家了。虎門這個魚米之鄉，有水有魚，村上的人幹活回來，不愁買菜做飯，隨便到河裏一撈就有魚，閑時摸魚捉蝦還可到市場賣點錢。1958年開始搞人民公社，大躍進，要搞共產主義，所有家裏的鍋都砸爛了，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鍋飯。記得那年我剛好考上鎮裏的中學，我去學校得走12公裏，都是走路去，走到哪個村，就可以在哪個村吃飯，當時都是人民公社學員，哪裏的飯堂都給飯吃，吃到你飽，但這種吃法吃了3個月左右就全部吃光了，後來就沒的吃了，接下來很快就到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艱難了！我記憶中，1959年最緊張，我們學生每頓也就2兩米。當時正是我長身體的時候，沒的吃呀，不但要讀書，還得挑磚挑瓦建校舍，辦小農場，農忙季節還要下鄉搶種搶收，勞動強度也很大，你吃這麽一點怎麽夠呢？學校發動我們上街撿香蕉皮，砍香蕉樹，剁碎了後連同那個發黑的木薯粉混在一起吃，那時可真餓呀……”
生存，居然在這個富裕的魚米之鄉也變得異常艱難。
貧窮，這是兩個多麽可悲的字眼，無論從積極方麵還是從消極方麵去考慮，任何人也都不會願意在他的一生中去尋找這種特殊的“財富”。這遠遠要比它給虛幻的人生與抽象的社會帶來的痛苦多得多。
窮則思變。餓急了的人們開始向香港的親戚們伸出了求救之手。
1960年前後，接到信的香港人想方設法趕回來，給他們饑餓中的親人帶回吃的，一包又一包，還有一些他們不穿的衣服，而那些回不來的香港人也通過郵寄方式，寄回一罐罐豬油渣等副食品，緩解饑荒，補充營養。
所有的人見到這些東西後都傻眼了。這些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香港是人間地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間天堂。此刻，他們迷茫了，究竟哪是地獄哪是天堂？
他們渴望走進一個能吃飽飯的天堂，渴望能真正吃到賣火柴小女孩火光裏的豐盛美味，而不是隻能在火光裏見到。
再一打聽，他們更傻眼了——在香港做苦力一個月能掙幾千甚至上萬塊錢，這邊一個勞動力日值才三四毛錢，除去口糧，一年下來也就一百多塊。天哪！也就是說，人家幹一天掙的錢比我們幹一年的還多！
這次傻眼之後，他們不再迷茫。他們相信，能填飽肚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他們要奔向真正的天堂！
據文件記載：1962年4月26日開始，在通往寶安縣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如“大軍南下”，奔向邊境線，伺機進人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擁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一這次逃港持續時間長，波及麵比較大，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亦相繼聞風而去。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5月中旬達到**，到7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裏，共十多萬人次擁入深圳。
1961年至1963年，香港新增移民16萬人。
“可以說，像我這樣年齡的虎門人幾乎都逃過香港，能不能成功是另外一回事。那個時候逃港是件心照不宜的事。白天，大家還安安靜靜地在地裏幹活勞動，到了晚上說一聲‘我今天晚上去東南角’，於是第二天就再也見不到人了。生活在海邊上的虎門人大多是漁民，自己有船，也熟悉路。”說到這兒，鄧慕堯把話題轉了回來，“實際上，逃港在今天看來，對東莞後來的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尤其是1962年左右逃港的那批人，他們知艱識苦，拚搏賺錢，創立了一定的基業，一旦內地的門打開，他們情牽故土，一是他們自己回來投資，二是他們介紹關係進來。所以現在虎門、長安、厚街等地方發展得比較快，其中得益於當年逃港鄉親的先覺精神。”
在如今的香港人中，每10個就有一個是東莞籍人，每100個就有一個是虎門籍人。
東莞半數以上的“三來一補”合同就是與當年的逃港者簽訂的。而今，當我們再回首那一幕幕充滿苦難的往事時，誰還會說那是悲劇呢？
不可否認，正是他們當年悲劇性的逃港預示著東莞喜劇的提前到來，正是他們當年不顧一切地奔赴天堂，預示著更多人將走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