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堂就在出發的地方
在此，我們再來關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農民李玉龍後來的人生命運。因為談廣東的開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後命運。
李玉龍1978年逃港未遂後，又逃過兩次，最後一次終於如願以償，於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後來在香港的命運並未如他所夢想的那樣，工作不好找，斷斷續續幹過一些建築工的苦力活。倒是長安這邊的弟弟先是搞運輸，後來開公司做生意，很快發了財，10年前就在長安蓋了幢四層小樓。李玉龍在1999年便從香港回來投奔弟弟，給弟弟打工，目前幫著照管弟弟在長安南城邊上開設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過，我們這些人在那裏隻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攢下一點錢，但這點錢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錢了。老家這邊沒走的人這些年都發財了。我現在挺後悔的，沒想到，我們這邊發展得太快了。他們都有分紅，我們這些人就沒份了……”
麵對這樣一個人物，你很難說他的命運是一場悲劇還是一場喜劇。其實，人生的命運真是深不可測。當你朝著你期望的這條路走去時，結果走進的卻是另一條路。
聽著李玉龍這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筆者在想，有一點，李玉龍可能一生也不會意識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張子彌擦肩而過的那一刻，是充滿了怎樣的戲劇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道無形的國門中，一個正往門裏邁，一個正往門外擠。
其實，這個場景又何止發生在李玉龍和張子彌身上。
門外的人往裏走，門裏的人往外擁，這種頗有戲劇色彩的情景竟成了東莞這扇門剛剛打開時的真實寫照。
在香港人紛紛進來辦廠的同時，東莞進人了又一輪的逃港高峰。東莞誌的大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79年上半年，全縣又出現逃港**。4月29日，縣革委會頒布《關於維護社會治安秩序，製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筆者在虎門、長安等鎮采訪時，總是無法避開“逃港”這個詞。這兩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當時的偷渡重地，公社黨委的兩大重任是“學大寨，防偷渡”，虎門12公裏海岸線竟設有17個防偷渡點。
那天在李玉龍的幫助下，筆者在長安不到半天時間就采訪了四五位當年的逃港參與者，在此，筆者順手摘錄兩例口述作為論證。
王先生（原長安公社廈邊村農民）：我隻逃過一次，那是1979年。當時我們村很多像我這麽大歲數的人都先後逃走了。看別人都走，我和幾個朋友也一起商量這事。我有一個朋友逃過好幾次，他知道該怎麽辦，我們都聽他的。我記得我走的那天剛剛過完中秋節，我隨身的包袱裏還裝了好幾塊月餅，家裏人騎著自行車把我送到碼頭。我們是在虎門那邊的一個碼頭集合的，到了深夜一兩點才出發。上了船之後，大家都坐著，不敢說話，挺緊張的，船上一共有二十來人吧。沒想到船開了三四個小時我們就被發現了。現在想想，幸虧當時沒走成。後來我跑到虎門做服裝，掙了一點錢後又在長安搞了一家電子公司，現在過得挺好，平時沒事就打打高爾夫球。我的兩個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們都送到了國外去念書。長安這些年的變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個天一個地。當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給我打工的就有好幾個……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實我也不是很窮，去之前我有工作，一個月能賺30多塊，那時30多塊也還可以的了。我有兩個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過去的，他們1979年回來探親時說讓我過去，還說幫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門心思要逃到那邊去。開始逃過兩次，都是開船沒多久就被發現了。最後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為什麽記得這麽清楚，因為那天正好是我23歲的生日，中午時我母親還給我做了碗長壽麵，看著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我說你哭什麽，沒事的，有叔叔在那邊還怕什麽，我掙上錢就給你寄……那天晚上我們坐的是一個大的機動船，五六十人，一路上還算順利，船開出去五六個小時的光景我們就到了……
好日子即將開始，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管理最開明的地方，為什麽會發生瘋狂大逃港？假如說是因為貧窮，但這種貧窮並非一日之寒，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後再次出現一個逃港**呢？那是如何一道讓人困惑和優愁的謎呀！
原東莞市文聯副主席鄧慕堯，在本地是個頗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幫筆者解開了這道謎：1978年，中國打開國門後，那些去香港多年沒回來的人可以回來了。他們這次回來探親，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給搞亂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掙了錢。他們回來後大包小包的，有的帶回了電視機，有的買部貨車送給村裏。大家看到這些事後，突然發現香港實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處流，人往外域遊。瘋狂的大逃港就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狀態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輸給他們一種全新的認識——香港即天堂。東莞人性格一向務實，敢於衝鋒，此刻他們不再相信理論上的說教，在他們認為，實踐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榜樣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濤強烈地衝撞著人們的內心，使他們從心底深處突然湧起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夢想和渴盼。十多年的平靜終於被打破了，這種平靜曾深深地沉積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伴隨他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貧窮的日子。於是，從心底深處湧起的波濤很快便釀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潮流，釀出一場比第一次逃港更執著更義無反顧的瘋狂大逃港。
這一次，幹部們千方百計的圍堵、苦口婆心的勸阻說服完全失效。眼前擺著一個個鮮活的教材，誰還會相信幹部們空洞的語言？誰還會相信黎桂康聲淚俱下的“我們國家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已經好起來了，我們的日子會更好”那種承諾？
沒人相信。理論太蒼白了！
他們帶著改變命運的夢想開始了重尋人生價值的航程，盡管他們沒人知道，在到達黃金的彼岸前夕，是否會被暴風、驟雨、旋渦所吞噬。他們無所謂這些，隻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後遣返回來，再逃，周而複始，隻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紅光光的東南角。
那是他們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發而不可收。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輕人，僅長安公社在1979年前後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壯年，占全鎮總勞力的一半，丟荒土地5000多畝。
東南角的紅光散發出一種錢的光彩，幻化成一張張數也數不完的人民幣，召喚著萬萬千千的東莞人。人們為了盡快到達黃金彼岸，這次出逃的路線也不同於第一次。第一次大逃港時，人們幾乎都采用步行方式，為了躲避公路上的邊防軍，大多沿山路走（後來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東莞的山，山連著山，一直連到香港那頭）。走山路時，為防民兵，人們晝伏夜出，至少得兩三天時間。而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徑不同，故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別於第一次的散兵形態。這次基本上屬於有組織、有規模的，人們私下聯合起來，提前湊錢買船或租船。用得最多的是那種可坐五六十人的機動船。
與此同時，許多水性好的人開始采用遊泳方式，他們事先打聽好海裏的最佳路徑，幾個小時便可到達。在他們認為，這種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時，更重要的是，遊泳比較安全，難被發現。坐機動船目標大，容易出事，當年廈崗村的一條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幾十人葬身大海，為此公社書記被降職調離。
事實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遊泳方式。因此也帶動了塑膠生意的紅火，據說當年塑膠枕頭（那種吹氣的頸套，遊泳圈）在虎門長安等地滿大街都是，很快便脫銷，人們得跑到很遠的地方去買。買者賣者心照不宜。此事在當時已成為一件公開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則謠言將大逃港推向瘋狂。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於是聞訊後的人們匆匆趕往深圳。僅1979年5月6日這一天，來自東莞、惠陽、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國，何時才能扭轉這種人與錢的流向？不能不說是一種命運的巧合，也許，曆史老人於冥冥之中讓東莞就在這樣一塊浸透著苦難和血淚的土地上艱難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為一段曆史。中國領導人也早已用力挽狂瀾的氣勢扭轉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決策與事件民間觀察》的書中這樣記述過——
因為深圳邊防部隊對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幾乎無力防守，廣東省主要領導把這作為惡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鄧小平的麵前。
然而令匯報者愕然的是，鄧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著窗外煙塵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對這個“驚天動地”的問題無動於衷。沉默了好一會兒，鄧小平才背過身，十分肯定地說了兩句話：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這兩句話讓廣東的同誌百思不得其解：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
不過，有一個人似乎悟出了鄧小平的弦外之音，這個人就是後來奮力挑起廣東經濟特區改革大旗的吳南生。吳當時是廣東省委書記。不久，吳南生帶上秘書一杆子插到深圳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調查。吳南生發現了一件蹊蹺的事：深J ）II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不過，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到100倍。眼前的事實終於使省委書記憂然大悟，他這時才明白了鄧小平的兩句話。經濟收入對比如此之憊殊，難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麽羅芳村，居住在那裏的人竟然全都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1979年初，衰庚驅車返回闊別二三十年的家鄉，準備興建蛇口工業區，他的回鄉見聞也冰冷地印證了吳南生的考察結果。衰庚看到的景象令人心酸：除了一兩座舊樓房，深圳充斤的是一排排淩亂、破舊的黑瓦平房，以及橫七豎八的奧水溝，坑坑窪窪的瓦礫堆。衰庚回到家鄉大鵝島，卻已看不到當年的鄉親了。解放初的兩萬鄉親，到70年代末，隻刹下5000多人。大多數人都逃往香港，菩至流落到了英國、灸國、荷蘭。
也是在這一年的5月14日，穀軟視察深圳時針對逃港現象說出了與鄧小平意思一樣的話：“現在往那邊跑得多，將來一定往我們這邊來得多。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穀枚意識到，邊民往哪兒逃，取決於哪兒有吸引力。製止偷渡，最根本的辦法是發展生產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饑俄中的群眾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沒有說服力的。正如鄧小平所說：“現在我們雖然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還沒有資格大談自己製度的優越性。隻有到下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到此，鄧小平留下的兩個謎才真正解開。
鄧小平回京後對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會議上幾次出人意料地點到了它，並迅即將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時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後，穀牧的話終於得到了印證。
當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來了。他們發現，命運跟他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們曾經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一切代價，懷揣夢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們出發的地方。
虎門也是鄧慕堯先生的家鄉，他現在就住在虎門，身邊有不少人是當年逃港回來的。“現在很多虎門人都拿著香港居民證，我們稱他們香港美。他們回來開個小商店，做點小生意，因為他們在香港沒法呆，連他們的兒女也都回來了。還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門來安居。現在虎門完全不一樣了，以前從香港帶一件衣服回來可以穿幾代人，現在香港人跑到虎門運衣服拿到香港賣。你現在去問問虎門人，問他們願不願意去香港，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願意。實際上，70年代末走的這批人到香港後，大多數都沒發上財，日子都不好過。”
1979年.鄧慕堯在虎門公社文藝宜傳隊當編劇，不到20人的宣傳隊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鄧慕堯拿自己舉例比較起來：“當年宣傳隊跑掉的同事回來聯係我，我請他吃飯，而我去香港打電話給他，他則叫上幾個人，聯合起來請客，而且還不是吃飯，隻是喝茶而已。我在虎門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現在也沒能買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裏。再說.他們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們一個月能掙上一萬塊錢，但租房子就得好幾千，日子不容易過的。他們的孩子讀書花錢更多，我們現在是免費。還有，當初我們宣傳隊的那些人，好歹還算有點文化，這樣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無法適應，在那裏隻能做苦力，有點頭腦或運氣好一點的，最多也就幫人家打工，所以他們這些人在事業上都沒任何發展，更談不上成功。另外，這些人出去時都二十出頭，沒有技術，隻能做體力活，現在他們都五十出頭了，體力活也幹不動了，掙不上錢了，所以他們現在都很後悔。”
確實，命運跟他們開的這個玩笑有點開大了，這也使筆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麵的那句話：“你們會後悔的……”
“後悔也沒辦法了。”鄧慕堯接著舉例說，“我有幾個親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一個原來幫人家殺鴨子，現在自己開了個小店，過得還算好一點的。還有一個現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領點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生活。還有一個以前幫人做建築，現在也是力氣不夠了，找不到活兒了。香港畢竟是一個商業社會，你沒有技能，不在寫字樓裏工作，靠做苦力，年紀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60年代初跑過去的人都發了財，因為那時兩邊的反差比較大，在香港做勞工再苦也苦不過我們人民公社的勞動，人家做一天都有兩百，我們做一年都沒有幾百塊錢。但中國改革開放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廠很多都轉移到了這邊，到這裏招工人，這時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難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沒什麽機會。這些年來，我們這邊發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機會。我身邊還有很多沒去香港的人，本土創業，現在家裏都有車有房，日子過得很好。”
正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當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運充滿了戲劇性——他們奮力遊向夢想中的黃金彼岸，誰料，彼岸的黃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發的此岸。在奔騰激**的波濤裏，在詭誦莫測的風雲中，他們與夢想失之交臂！一念之差，一河之遙，一轉身之間，他們卻走進了與初始願望完全相反的境地。
不能不感歎命運的力量。
這股命運的力量正來自於中國偉大的改革開放。多少年之後，也許他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自己戲劇性命運的脈絡圖：在他們紛紛湧出國門後不久，中國以一股強勁的偉力，吸納了世界產業大轉移的浪潮。在這股浪潮中，無力承載高勞動力成本的港商紛紛將企業轉到東莞等地，於是他們夢想中的金礦也隨之移到了中國。
時空交錯，天地移位。命運就這樣跟他們捉起了迷藏。他們誤以為幸福在彼岸，他們怎知，幸福的天堂就在中國！
當他們知道時，時光已經流逝，一切成了定格。
當然，也有例外，這批逃港者出去之後，也有人很快便敏銳地嗅到了中國的機會所在，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打開的這道國門正是一道富裕之門，於是他們及時回轉身來，在人生的關鍵時刻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尋找到了真正的天堂。
2006年3月9日，這一天筆者到長安鎮采訪，天很晚了，鎮黨委秘書問：願不願意采訪一位當年的“逃港者”？行啊，筆者問是誰。秘書說，就是你現在住的長安國際飯店的老板。“太好了！一定要采訪！”筆者趕緊整齊地穿上衣服，並到約好的咖啡廳去見采訪者。
“你是何作家嗎？”咖啡廳裏空****的，隻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走過來與我打招呼。
“我是。”筆者應道。
“對不起，我剛從深圳回來，是不是太晚了，您可能要休息了吧？”小夥子非常有禮貌地給我讓座後說。
“沒關係。你們——你們老板來了沒有？”筆者東張西望地等待采訪對象。
小夥子笑了，說：“我就是呀！”
“你？你就是陳總？這家五星級飯店的老板？”筆者驚愕地打量著眼前這位中等身材的壯實小夥子，怎麽也想象不到他能與如此豪華的國際五星級飯店的老板連在一起。
小陳老板憨厚地一笑，說：“其實我真的還像個農民。我們東莞的老板多數是農民出身，他們與我一樣，雖然現在口袋裏錢不少，但臉上和身上還沒有真正從泥土味裏脫胎出來……”
“我絕沒這個意思。”筆者趕忙解釋。
但小陳老板擺擺手，然後順手從口袋裏掏出身份證：“你看，我的身份證上明明白白寫的住址是東莞市長安鎮沙頭村，這證明我是完完全全的農民嘛！不信你看。”
筆者接過一看，果真其是。
“這樣的尷尬事時常發生。我是一個國際旅遊飯店聯盟的五星級飯店老板，管著幾億資產和上千人的隊伍，但我出差到北京或上海住宿時，賓館飯店的服務員一看我的身份證，眼球常常就立即變成了‘燈泡’。她們懷疑咱廣東農民怎麽住得起五星級酒店呢？我告訴她們：我就是一個農民，但我也是一家五星級國際飯店的老板。她們聽了我的話，會愣在那裏半天反應不過來。哈哈！”小陳老板的故事讓我們的談話有了一個爽直和愉快的開頭。
“我是沙頭村人，家裏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妹妹。七歲時我就學會了遊泳，出去打魚，給家人弄點菜吃。我童年記憶中的長安一帶，窮得叮當響，大家就是種地掙工分，那時我見田就頭疼。當時我們這裏偷渡去香港的人太多了。不僅男人偷渡，女人也偷渡。我念五年級的那一年中，我大姐偷渡了5次，二姐偷渡了3次，但都沒有成功。後來我爹殺了一隻雞，說誰吃了誰就到香港去，後來我二姐吃了那隻雞，那次她真的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我念書的同學中，有許多人都逃了出去。那時，偷渡出去就算是有了一條活路。我跑了兩次，都被香港警察給遣返回來，最後一次算成功了，可沒多少年，聽這邊的家裏人說，國家改革開放後的日子越來越好，而且也允許做生意了。我就跟我二姐商量，向她借點錢給我回來做生意，於是我就回來在107國道旁承包了一家小餐廳，又當老板又當廚師。後來我又到了一家外資企業當會計，那是1988年前的事。那時外企剛剛進人長安，他們還不太熟悉這裏的情況，我倒覺得是機會了，於是便辭職出來，自己另起爐灶。滾打幾年後，掙了一些錢，1997年我買下了5萬平方米的一塊地皮，當時也就隻想建個100個房間的小賓館。後來到香港招商，結果大出我所料，人家願意跟我在長安鎮一起建個五星級的國際級酒店。你現在看到的這家飯店就是這樣在我不知天高地厚的情況下，曆時4年時間，總投資3個多億人民幣建設起來的。”說到這兒，小陳老板樂嗬嗬地笑開了，“何先生，你看看我的酒店與你們北京的五星級有沒有差距？”
“保安，把大廳的燈開一下！”小陳老板的話音剛落，眼前突然燈光燦爛，環視著金碧輝煌的大廳，高雅華麗的四壁和嶄新豪華的歐式沙發及桌椅，以及惶光閃亮的地麵，筆者不由點頭讚歎：完全不比北京飯店差什麽！
小陳老板的臉上再一次閃出憨厚的笑容，說：“我的飯店是按照‘世界一流酒店’連鎖成員的標準和要求管理的。我們飯店的總經理和一半的特色廚師都是從國外聘來的。中層管理人員也有近三分之一是外籍人員，飯店的一切製度和標準完全按國際水平進行管理。不知何先生人住此地有何不滿意的地方？”
“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你的飯店是在一個鎮上，在中國最小的行政區級地麵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議！”筆者把自己的真實感覺告訴了主人。
“是啊，要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是不敢想象的事。但現在它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我自己的家鄉和我自己身上，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東莞人特別念‘鄧公’好的原因！”小陳老板說的“鄧公”就是鄧小平。
像小陳老板這樣主動把握自己命運的人在東莞還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