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當為“阿裏山瓜子”的老板和袁勤生說段話
一個時代，一段曆史，後人們盡可以去評說。對一個人也一樣。
在常熟，大概還沒有一個人能像“阿裏山瓜子”的老板、支塘陽橋村的沈奎生那樣引起人們的爭議了。關於沈奎生的傳說很多，有人說他是“常熟第一牛”，平時隻“接見”省以上的幹部；有人說他是“夜貓子”，白天呼呼睡大覺，夜裏十二鍾開始就來精神；有人說他沒事就把遙控監視器的鏡頭對準大門前的國道，看看有沒有不經**的“小賊骨頭”（二流子）提進去教訓教訓；當然，說沈奎生最多的還是他“搞女人”的本領，說上海一帶的電視節目女主持人不少是他的“情婦”。據說沈奎生本人呢，對上麵的這些“說法”不以為然。特別是對最後一個間題的說法，他沈奎生聽後常得意地笑道，像上海那樣的電視節目女主持人能跟你談情說愛，這說明我們常熟農民的檔次上去了。
他就是這麽個人，這麽個一般意識無法接受的人。
但盡管人們又引憲奎生個人的德行有多種多樣的議論，可有一點卻誰都不能否認，那就是他沈奎生和他的“陽橋工業城”是常熟大小農民老板中是公認的“第一塊牌子”。有人說他的資產已達八九個億，可倒底多少誰也搞不清。隻知道他目前在全市的納稅戶中是名列前茅者。
外地人到常熟一般都從上海而去，而一進常熟地界，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他沈奎生的“陽橋王國”。那已經連成一片的“工業城”中，既有名揚四方的“阿裏山瓜子”的大幅招牌，也有中韓合資的現代化廠房；既有高大雄偉的辦公大樓，也有飛龍嵌鳳的鄉村別墅區……這是一個真正的“獨立王國”，裏麵應有盡有，而主宰這個“王國”的自然是締造了這個“王國”的沈奎生。
他在這個“王國”裏的權威，勝過常熟市長書記對常熟管理的權威。這並不奇怪，因為這裏的每一塊磚瓦、每截水泥地，都是他沈奎生當年用“炒瓜子”的手一把把炒出來的。他理當對這兒的每一份財產擁有絕對的權威。間題是，這權威是建立在什麽基礎和出發點上。而這兩點對沈奎生又至關重要，他這麽多年來在常熟人的心目中有那麽多爭議，可仍然站得住腳，正是在某種程度上依靠了這兩點才保住了他的“王國”和自己的“皇位”。
沈奎生比天津的禹作敏穩坐江山，其區別就在於他沈奎生在努力為自己建立獨立“王國”，為當地百姓造福與發展經濟同時，沒有忘記遵紀守法這一條。
沈奎生的曆程，既有所有成功企業家那種闖勁、幹勁、牛勁，同時也體現了常熟的市場經濟家們不同於別人的明晰的思維方式與處世哲學。
通常在那些財大氣粗的農民企業家的“王國”裏，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辦公室裏都是高檔無比的裝飾和那正麵迎你而來的一尊雙手托著金元寶的大神像。沈奎生不例外，這些他也都有，像現在那些有錢的闊老板追求紅木辦公家具一類東西，對沈奎生來說這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但在沈奎生的“王國”裏多一樣別的農民企業家不大可能有的東西——
一尊羅丹的《思想者》雕塑。
當時他把一尊‘·光屁股的洋人”放在工廠醒目位置時，曾受到全村村民們的強烈反對，有些青年女工盡管偷偷也看，但嘴上一樣跟人說沈奎生弄來了一個外國大流氓，揚言要到法院告這個不正經的沈老板。可沈奎生左耳聽右耳出，我行我素。他說他就喜歡這個“洋流氓”，並衝男女村民們說，以後我沈奎生就要做這樣一個“洋流氓”，你們誰看不慣可以不在我廠裏幹。雖然有人對他的話很氣憤，但畢竟沒一個人離開他廠的，倒是隨著“阿裏山瓜子”越炒越熱，進他廠的人越來越多。後來，農民們慢慢地倒也沒感到那“洋流氓”有什麽傷風敗俗的，隻是，有人見那些年輕的女工竟站在雕塑麵前照相就大皺眉頭。沈奎生呢，這時候便十分開心地得意道，他的陽橋女村民開始夠檔次了。
沈老板就是這麽個人，沒有多少文化，但要做一個有獨特思維的思想者。他說他們支塘小鎮在這個世紀出了像為國家成功研製原子彈、氫彈的王淦昌和大化學家張青蓮等十個博士、二十幾位教授，還有現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吳銼敘、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也都是支塘籍人士，快世紀末時，支塘該有那麽一個徹底改變家鄉經濟麵貌的實業家了。他生不逢時，“革命”和“運動”使他沒機會進大學堂當學者、專家，所以他隻能爭當這個實業家的角爭。他家鄉現在最需要的正是他這一號人。
但最初的中國經濟並沒有市場可言。
當兵回村的沈奎生開始做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公社農場場長、粉絲副廠長。後來又到瀕臨倒閉的針棉廠任副廠長。他上任後幹的就是現在市場經濟那一套，也使企業一下扭虧為盈。但成績並沒有算到他的頭上，為此他一怒之下寫了43頁“萬言書”向上陳述，結果他落了個“貪功”的罪名。
“沒權不行，要幹就得有名有份，是非功過清楚。”
他又憤憤疾書——這回是含著淚寫的：
“……人到中年，急人所難；我欲辭退，考慮再三；一家四口，3人在外；大兒未壯，父母年邁；田在鄉下，缺人種栽；開支實大，拮據成災；我若歸田，勿愁糧柴……參加工作，六十年代；有所進步，歸黨培養；黨搞四化，我有信念；但看下層，渺茫氣歎；熱心工作，不受人讚；忠於事業，處處作難；
……以上報告，考慮再三； 同意我辭，決無意見；如不同意，請給我權……”
在市場經濟並不為所有人接受的時候，像沈奎生這樣明目張膽的要權者，不少人是懼怕的。結果他不得不辭職回到村裏。這回，沈奎生要自己幹了，他要當一名真正的“有權”者。
這回他真有權了：他自任有15個才寸民湊出來的1500元全部家當的“支塘炒貨廠”老板。他對自己的炒貨廠戲言道：我老鄉王漁：昌為中國研製原子彈讓全世界震驚，我沈奎生炒瓜子也要在世人麵．前爆它個天翻地覆。後來他的“阿裏山瓜子”，果真爆得讓全中國人都青睞。再後來，沈奎生就開始被潮水一樣般湧來的錢衝著往前走，一直走到今天。不過他從來也沒有被這錢的潮水衝得忘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人：他讓全村大部分勞力進了自己的企業，又讓一小部分人搞農場把村裏的地種得好好的。他還給45歲以下的職工弄了養老保險金、搞了合作醫療。村上的老年人不僅有退休金，還組織起來種花養魚，每年另有年薪不少於3000元……
再後來就是到了現在。
現在的沈奎生不再是那個因為沒有權而憤憤疾書43頁紙的“辭職者”了。現在他的權大到人們無法估量他——因為他已經有了自己的那個“陽橋王國”，他是這個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誕生出來的農民工業王國的“國王”了。
看看他這個“國王”現在是怎麽說的和做的——
在父老鄉親麵前，他說“我現在知政不參政，一心拚命創利潤。年年爭取產值10億元，要做常熟第一村。”
對廠裏的職工，他說你們可以“吃公家，用公家，不準拿回家，一心為公家。”、在慕名而來的華西昊仁寶麵前，他說：你老吳起點太低，你搞的是現代化農莊，我要搞現代化的“中國農民特區”。
國家領導人、省市幹部們到他“特區”視察時，在讓沈奎生談沐會時，他照常臉不改色地說，成績的取得是“政策英明，領導高明，還有我的精明。”
沈奎生，就是這樣一個有獨特思想的農民企業家。
關於這位常熟農民企業家的傳聞可以單獨寫一本書。但是我考證後卻發現：盡管人們對這位“阿裏山瓜子”的老板有這樣或那樣的議論，可誰也沒有對他的經營和對村裏、鎮裏、市裏所作的貢獻這一點有過懷疑。而在我看來，沈奎生之所以沒有在那麽多爭議中從他的那個“王國”裏倒下去，他的“王位”也從來沒有動搖過，其中根本的一點是，他這個人在國家和人民利益麵前表現得不壞，壞就壞在他那張嘴上。
可是又有誰封得住一個以當“思想者”為自樂的人的嘴呢？
鄧小平有句名言，叫作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常熟人眼裏，大概沈奎生至少就是屬於“抓住老鼠的好貓”吧。
我曾經問過常熟的領導同誌，他是怎麽看沈奎生的。他說你一定知道咱們常熟的陽澄湖大閘蟹吧？那絕對是世上絕無僅有的美味佳肴。可人們雖都知道常熟陽澄湖蟹好吃，卻說不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誰。但是你到常熟問起幹部群眾，在常熟地盤上誰最早在市場商海裏打滾且在全國出道最早最有名氣，大多數常熟人都會說是沈奎生，是沈奎生的“阿裏山瓜子”。這就說明沈奎生作為一個農民企業家在常熟走向市場經濟的曆史進程中，是有其不可抹去的特殊功績。市場經濟在中國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新鮮事物，我們黨、我們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走些彎路，何況一個農民出身的人呢。作為一個從事經濟工作的人，作為一名農民企業家，作為一名出了名的經濟界人物，群眾對他的一言一行都有權給予評說，有權用不同於一般的標準去要求他們。但作為政府、作為組織，你就得用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眼光去要求這樣的企業家。我們應當更多的是鼓勵和引導他們，而不是橫加指責。人都可能有局限性，何況是土地上自生自長起來的農民企業家。隻要他們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壯大集體經濟作了貢獻，且又遵守法紀，那麽他們就是很不錯甚至是很優秀的人了。如果用這樣的眼光回頭再看一看沈奎生，我們就會比較客觀了。沈奎生他現在還是在常熟市村級單位中為國家每年作出貢獻名列前茅的村黨支部書記，他力圖要把自己的“陽橋集團工業城”，建設成常熟的“特區”。既然是“特區”，那就應當讓他有些“特”的地方。當然這個“特”並不是脫離了社會主義戶，脫離了共產黨領導，脫離了法製。今天的沈奎生和沈奎生的夢陽橋工業城”還是丫個社會主義的具有朝氣和充滿活力的新農村麽，還是共產黨領導，還是自覺遵守各種法製的工業區麽。就憑這幾點，沈奎生理應有他特殊的社會地位。
我想這位領導者的話是正確的。“阿裏山瓜子”的老板在蒸蒸直上的常熟市場經濟大潮已經進入眾星燦爛的今天時，雖然似乎顯得不像昨天那麽光彩照人了，但沈奎生那種不甘沉淪、敢於為民請命，作“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改革先鋒和用自己智慧大寫中國農民形象的獨創精神與敢幹勁頭，卻十分典型和鮮明地代表了常熟農民市場經濟中那一部分永遠值得稱道的時代意義。
看東海岸頭的長江之濤，其勢其威，令人歎為觀止。然而此時是否有誰想到那大江最初的源頭可能就是幾亂小小波漪？而大江在幹裏奔騰之後入海時那般壯觀的衝天巨瀾，不正是因為有了源頭那‘亂又一亂的小波漪，才組成了入海時的此般雄渾，此般力量，此般濤聲！
沈奎生，你應該走出“陽橋大廈”，來聽一聽人們對你的所有善意或惡意的評說，你同時也應當看到屬於自己的那幾亂波漪！並且應當明晰，大江雖然離不開源頭最初的那幾亂波漪，但畢竟幾亂波漪是不能成其為大江的。因為大江自有大江的風采，大江自有大江的胸懷，大江還自有大江的灼見與真知……
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為在常熟當代的市場經濟弄潮人中，已有比沈奎生做得更傑出的。
王莊鎮的常熟江南儀表廠廠長袁勤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與“思想者”沈奎生相比，袁勤生是真正的一位思想者。
早在1990年，袁勤生就是全國聞名的一名具有現代意識和管理能力的企業經營思想者。人民日報曾在這年的11月12日發表了題為（袁勤生的開明管理）的長篇通訊，專門對他的事跡作了詳盡介紹。袁勤生寫的洋洋數十萬字的著作（中小企業管理思考百題》，為中國第一部由鄉鎮企業家撰寫的理論書籍。此書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一連再版數萬冊，成為當時一大新聞。袁勤生出版和發表的理論專著與論文，到現在已不是一本兩本和一篇兩篇了。由中宣部牽頭曾把袁勤生的企業管理經驗介紹給全國。袁勤生的江南儀表廠也因此被譽為“江南一枝花”，他本人在1992年被評為“全國優秀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者”。
袁勤生是江南儀表廠廠長兼總支書記，經濟師職稱，大專學曆。他是中國農民企業家中少有的一個能幹、能說、能寫的人。他的江南儀表廠在他上任前是個虧損鄉鎮小廠，現在早已是產值年年超億元、利稅年年過一兩千萬元的全國著名企業。他的廠在出名時，竟一年內接待了來自中外參觀人員20萬人次。他本人現在是十來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兼職教授，他除統盤領導全廠經營生產外，每年還要四處講學、作報告。
袁勤生的江南儀表廠，是個與沈奎生的“陽橋王國”完全相反的人民樂園。他這兒的一切，處處都體現了工人當家作主人的氛圍
他說任何一個曆史階段以及這個曆史階段的成與敗，都取決於人的作用。搞市場、搞經濟、奔小康，走現代化道路，人仍然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他說曆史證明，把農民的思想與觀念引導好、引導到正確的軌道，是最難的一件事。然而把農民的思想與觀念引導好、引導到正確的軌道又是最重要、最必須的事，尤其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大國。
不久前，國務委員李鐵映視察江蘇時指出，農民參與市場經濟，是中國實行市場革命最根本的問題。而農民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主體，則根本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
站在農村市場經濟第一線的袁勤生比別人更深有體會地說，要解決農民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和主體力量，最大的和最難的事就是真正從思想、意識、觀念上，把廣大農民們改造過來。
改造農民的問題是天下最難的間題。許多農民企業家用的大多是家族式的或者是過去地主階級采用的封建式辦法。
袁勤生不是。因而袁勤生比別人更體現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色彩。
“尊重人、關心人、培育人”一這九個條是袁致生倪仄南儀．表廠成為遠近聞名的社會主義新型企業典範的經驗概括。
說袁勤生，用不著找他本人，農民們自己就有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他從不傷人，真正把工人當人看待——在今天的常熟，農民就是工人，工人就是農民，所以他們這麽說。
在袁勤生到江南儀表廠時，前任領導為了整頓廠紀，決定開除6名嚴重違紀的職工。袁勤生上任後宣布道：原來的廠沒辦好，原因很多，把問題算在少數幾個人身上不合適，所以我決定不開除一個人！
當時台下靜悄悄的，職工們兩眼盯著這個新廠長，嘴上沒說，心裏在嘮叨：這赤佬人小嘴倒蠻巧，不知做事是真是假？ ·，
後來他袁勤生確實沒把這6個違紀職工開除，並且還吸收了5名人家不要的有“前科”的落後分子進了廠。當來年再開職工大會，袁勤生宣讀新的廠長責任製中有關廠長有權開除職工這一條款時，嗓門一下開到最高頻率：我不使用這個權力，隻要我袁勤生當一天廠長，就決不開除一名職工！
“嘩——！”這回職工們全場鼓掌。
為此，上海同濟大學的70多名師生跟袁勤生有過一次對話：
你為什麽不運用這個權力？
因為這是最簡單、最粗暴的做法，是一個廠長無能的表現。
怎麽解釋？
好比一個病人進了醫院，醫生診斷不出病因，又開不出良方妙藥就給轉院了事。
屢教不改怎麽辦？
江南儀表廠與政府的監獄大門隻是一步之隔，夠得上法辦，就向法院起訴，而盡量不向社會轉移。凡社會上能容納的人為什麽我們江南廠就容納不了呢？
掌聲。
再打個比方，醫生對付癌症最積極的辦法就是控製它的轉移擴散。社會是個大生命體，而我們江南儀表廠隻是個小細胞。小細胞裏出了癌症狀，不把它就地切除，如果往社會上一推，那不是讓它擴散到社會這個大生命體上更壞事麽！
掌聲。這回是熱烈掌聲。
有一年年初，袁勤生讓文書印了一張表發給每個職工。表上要求每個職工回憶一下，頭年365天中有沒有隨地吐痰隨地扔煙頭的，再據實情填在表上。如果填“沒有”就可以領到一筆獎金蓄叫文明獎。他在大會上另加說明道：如果你隨地吐了痰扔了煙頭又沒人看到你也可以填上“沒有”。職工們大笑，有的說袁廠長真寬鬆，有的說這麽一來就不會起啥作用了。表格收回來後凡填“沒有”的真的領到了一份獎金。有人站出說：袁廠長你這樣發獎金可就沒啥公平了，我就看到某某前幾天還隨地吐痰呢。袁勤生笑道：你說的一點沒錯，不過我這樣做並不是讓那些做得不對的人在說假話後也能占到好處，而是要從根本上解決那些若無其事的公然隨地吐痰扔煙頭者，通過這種自我教育、自我鞭策的做法來提醒大家慢慢養成文明習慣。他進而又說，我們這些鄉鎮企業的職工，過去都是種地的農民，生活和勞動習慣十分散漫。現在人進了廠，身分變了，但從農民到真正的工人這一過程是很漫長的，·要一天之內完成是不行和不現實的，就得靠一點一滴來培養和養成。
當農民出身的工人們聽後一片哄笑，特別是那些隨地吐了痰扔了煙頭又偷偷填了“沒有”且領了獎金的人，開始以為廠長上他們的當了，結果現在發現袁廠長是對他們的一片苦心。
笑聲裏，大夥開始對過去不經意的事認真了起來。
是工廠，就有工人與廠裏之間的矛盾。
譬如有人曠工怎麽辦？
袁勤生說，一個人突然曠工，一般來說肯定會有突然事件。你廠長及時跟蹤家訪，就可以查明真相，且能為職工排優解難。女工小王一天沒上班，他接到報告後立即派人到小王家去。剛到村口，見小王的父母舉著扁擔在追趕她。原來姑娘跟村上二小夥子談戀愛，父母橫加幹涉。經調解，問題得到解決，小王高高興興安心上班了。職工們從中體會到廠長對職工的真誠關懷。
市場經濟了，工人跳槽在所難免。
袁勤生說，我早有明文規定：來去自由。泥瓦匠小施申請離職，去幹個體賺大錢，結果錢沒賺到，連生活都有些拮據，想回廠。後來又覺廠裏賺得還是不如外麵多，再次申請離廠，到了一磚瓦廠開手扶拖拉機，不料沒幾夭車翻人倒，差點丟了小命。小施左想右想，覺得還是江南廠好，於是便又生回廠之念，可如此反複幾回，自知無顏。袁勤生知道後說，我早有明文規定，來去自由，歡迎再回廠好好幹！小施激動得直掉眼淚，發誓說就是江南廠以後人都跑光了，我也要做最後一個關門的人。
是廠，難免工人與領導之間的一些磨擦和誤會。
袁勤生說，工人不會有過，有過隻在廠長。有一次他從職工與廠長聯係箱裏看到一封寫給他本人的信。信中說袁廠長現在出名了，可不再像過去那樣深入車間，和工人打成一片。每次你廠長下車間就是帶參觀者參觀，把我們工人當作動物園裏的猴耍。這信夠尖刻，但袁勤生認為信中的話雖然比喻並不恰當，可從字裏行間看出這個工人是位關心工廠熱愛廠長的好同誌。於是他在大會上對自己深入車間少作了自我批評，同時對來廠參觀人多，既有壓力也有動力作了辯證分析：幾年來，工廠來了那麽多人參觀，確實有些忙於應付，職工感到反感，心情可以理解。但畢竟江南廠成了全國先進典型有其好的一麵，如擴大了廠的知名度，產品的銷售也頗為增加，從市場經濟學講，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效益……工人們聽著這番話語，句句入耳，說廠長你隻管把外麵的人往廠子裏帶，我們每人多幹一把就行了。袁勤生笑笑說，謝謝大家理解，但我定期到車間這件事不能因其它原因而減少。
台上台下，一片融洽。
時間長了，當廠長的話說多了，表揚誰，批評誰，難免引起一些這樣那樣的議論。
有一次，袁勤生在會上表揚了10多個職工在義務勞動中表現好。於是便有人跑來說廠長不了解情況，表揚的人中有“假積極”的，這些人中有的是廠裏的“石灰包”（意為喜歡搗蛋的人）。這事引起了袁勤生的深思：犯過錯的人為什麽做了對廠裏有利的好事卻得不到大夥的認可？誰的思想都可能有起伏，但當後進者企求獲得進步卻得不到讚揚而反被歧視，這不更讓人傷心意灰嗎？於是袁勤生在大會上懇切而談：我袁勤生不是孫悟空，更沒有火眼金睛，‘在義務勞動中我看不清誰是真積極，誰是假積極。但有一點我想大家是與我一樣的，那就是凡是做了對廠裏有利的事，那就是好事。如果一個人能365天，天天做“假積極”，那為什麽我們不真心地歡迎呢？這樣的“假積極”越多，我們江南儀表廠也會越興旺，我要為這樣的“假積極”披紅戴花，張榜送喜！
“好，廠長說得好——！”職工們在台下歡呼起來。那些被視為“假積極”者更是熱淚盈眶。
這就是袁勤生，一個把中華民族傳統中“將心比心”的美德融入企業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學者型企業家。在這樣的管理者麵前，企業怎能不產生巨大的生產力？怎能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勝？
王莊小鎮的江南儀表廠的崛起在必然之中。
那年廠裏建了一座六層大樓，四周跑道貫通，內外雙層玻璃，室內還添了錚亮的皮轉椅。開始有人以為蓋的是廠長經理們坐的辦公大樓。竣工後，袁勤生到車間向工人們手一揮：從今天起，你們都到新大樓裏工作！而他和經理、科長們仍在原來的平房裏辦公。200台新台扇運到廠裏，管理人員想這回該輪到優先了。誰知他說：對不起，‘一線工人比你們出汗多，先給他們用。難怪工人們說：在江南儀表廠，最好的房是我們工人住著，最好的工作環境是我們工人呆著，最好的待遇是我們工人優先著．…我們工人在這兒是真正的主人翁。
美國著名企業管理專家喬本女士參觀後，動情地說：“我看了許多中國企業，常熟的江南儀表廠是最難忘的。這裏的人創造了企業生產效益的奇跡，但這兒的人又不光為錢，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注重自身的整體素質。”
袁勤生所領導的企業，一定是市場經濟戰中的常勝部隊。
袁勤生現在是十多所大學和理論研究機構的客座教授、兼職研究員。他的學術報告時常在各式各樣的會場裏響徹，而且已經持續了二十來年。有人說理論總是灰色的。但植根於沃土之中的理論之樹卻是常青的。袁勤生，這位農民思想家的理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曆史進程中成了一棵“常青樹。”
有人說，沈奎生和袁勤生，一個是以天馬行空式的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掀浪推波，獨往獨來；一個則像花園裏的園丁，每天細心慢步地在為每一棵草木澆灌並使之成為托起民族經濟大廈的棟梁。他們一個是農民經濟活動中的英雄式人物，一個是農民經濟活動中的領袖式人物。他們的區別在於，一個敢管，一個會管。
敢管者創天下，會管者得天下。中國尤其是農村，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既需要創天下的敢管者，更需要得天下的會管者。
敢者為勇，會者為智。任何一個曆史時期，都離不開闖先鋒的勇者，也離不開統率隊伍的智者。
智勇者是推動我們曆史的動力。智勇者組成了我們的天下。
常熟的經濟能騰飛，得益於有千百個像沈奎生和袁勤生這樣的智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