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東區強奸犯（EAR）與初代夜行跟蹤狂（ONS）的DNA關聯
——“對的。”斯托克韋爾念到EAR的其中一個標記時，洪回答道。
“對的。”洪念出一個，斯托克韋爾答道。
斯托克韋爾來到霍爾斯的辦公室。
“完全一致。”
“什麽是EAR？”保羅·霍爾斯問道。
約翰·默多克驚了一下，他已經很多年都沒聽到這個縮寫了。
“怎麽了？”默多克問。
他們坐在飛機上過道的兩側，要去參加加利福尼亞犯罪學家協會大會。那是1997年。默多克剛剛卸任康特拉科斯塔縣警長取證實驗室負責人的職位，他的專長是辨別槍支和工具留下的痕跡。霍爾斯當時年近30歲，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生物化學專業畢業後不久，便當上了犯罪學家，也是副警長。他一開始研究的是法醫毒理學，但很快就發現自己熱愛的是犯罪現場調查（CSI）。他的好奇心讓他不再滿足於顯微鏡，開始和調查員一起跑現場——他是一名身陷取證實驗室的懸案調查員。他喜歡去涉案物品保管室，翻看陳年懸案的盒子。他在其中看到了許多故事，有報告、照片，還有心煩意亂的調查員在紙邊潦草記下的思路雛形。實驗室裏不存在模棱兩可的結果，但舊案卷宗中充斥著這種痕跡。謎題在吸引著他。
“保羅，那不是你的工作。”不止一名犯罪學家同事批評過霍爾斯，但他不在乎。他像帥氣的鷹級童子軍[81]，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時，總能保持好心情。他發現，自己想做的是調查員的工作。機會來臨時，他就輾轉調動到了那個部門。
雖然默多克和霍爾斯年齡差距較大，但他們承認彼此有一些共同點。他們都很擅長科學學科，但真正吸引他們的是故事。霍爾斯每天完成實驗室的工作後，就會坐下來翻看舊案卷宗，震驚於但也沉迷於那些脫離了正常行為的人類陰暗麵。他始終忘不掉那些懸案。作為一名科學家，他無法容忍案件中有不確定。他如饑似渴地翻完了所有陳年懸案的盒子，發現一個規律：那些寫得最詳細的犯罪現場報告後，總署著同一個人的姓名——約翰·默多克。
“我看到檔案櫃的角落裏，有些文件夾上用紅色寫了EAR三個大大的字母。”霍爾斯向默多克解釋道。霍爾斯還沒有打開那些文件看過，但他感覺那些文件夾是被刻意單獨放置的。
“EAR就是東區強奸犯（EastAreaRapist）。”默多克說。這個名字還清楚地印在他的腦海裏，它的意義沒有因時間而褪去。
“沒聽說過。”霍爾斯說。
於是在飛機降落前，默多克就在這3000英尺的高空，為霍爾斯講述了那個人的故事。
EAR非常喜歡徘徊在現場附近。起初，警察幾乎注意不到他的存在。1976年6月中旬，他出現在薩克拉門托東區一名年輕女性的臥室裏，幹了“不穿褲子的勾當”。他隻穿了一件T恤，手裏拿著小刀，他低聲威脅被害人、洗劫案發地。他強奸了她。這次的作案手法很粗糙，但在1976年，薩克拉門托有許多同類案件。凶手戴了滑雪麵罩和手套，說明他有幾分聰明，但這種不穿褲子的強奸犯往往都是醉酒的青少年，他們的母親會拎著他們的脖子來自首。
但這個犯人不是。他犯下了更多起強奸案，11個月，22起。他的手法與眾不同且始終如一。一開始，他會像一般的盜賊一樣讓被害人屈服，他會堵住女性被害人的嘴，讓她們按自己的要求移動。他一圈又一圈地捆上她們的手腳——通常是用鞋帶。奇怪的是，他在性侵過程中會避開胸部，也不會親吻。他會亂翻東西來尋求刺激。薩克拉門托東區陷入全麵恐慌狀態，凶手卻樂於提高犯罪風險。他把目標轉向了熟睡中的情侶或夫婦。他會把一摞摞碟子放在遭到捆綁的男性被害人背上，威脅他們要是聽到碟子落下，就殺了他們的妻子或女友。東區強奸犯就是臥室裏的惡魔，他是陌生人，卻對被害人一家異常熟悉——他知道房間的布局、孩子的數量、被害人的工作日程。滑雪麵罩和刻意偽裝的沙啞音色，都提示他在展示自己的另一麵，但他的本來麵目是什麽呢？
薩克拉門托縣警局碰壁了，而且是嚴重碰壁。他們反複拘捕過一些年輕白人男性，但沒有一個是他。也或許其中有他。這就是問題所在。所有EAR特別小組的調查員都對嫌疑人的臉形成了自己心中的印象，沒有一個是一樣的。他是身穿陸軍外套的金發癮君子，是騎自行車的摩門教徒，也是有黃棕色光滑皮膚的房地產經紀人。
卡羅爾·戴利是特別小組領頭的女性調查員。第22起強奸案發生後，她又一次在淩晨三點後帶著驚慌失措的被害人來到醫院，她驚訝地發現自己有一個黑暗的想法：我愛我丈夫，但我恨男人。
讓調查員理查德·謝爾比無法入眠的，是那些反複出現且可信的報告，報告顯示有一個徘徊的可疑人士，一旦被發現，他就“悠閑地”走開。
這個可惡的混蛋走得很悠閑。
社會公眾從副警長眼中瞥到了恐懼。EAR在盯著他們的腦袋——所有人的腦袋。太陽一落山，公眾就開始集體恐慌。盡管他不可能永遠逍遙法外，終會有逮到他的幾率，但誰會傻傻等到他被逮捕的那天？
1976年至1978年，是薩克拉門托東區受恐懼支配的兩年，他在這裏神秘現身，又神秘消失。
“哇，”霍爾斯說，“然後呢？”
默多克記得霍爾斯當時隻有十歲，意識不到這一係列案件給社會帶來了多麽大的衝擊，事件的轉折、錯誤判斷帶來的虛假的希望，以及推理的死結，全都牽動著人心。但霍爾斯隻能通過標有EAR的卷宗來建立自己與案件之間的聯係。
“後來他去了東灣，”默多克說，“衝我們來了。”
霍爾斯開始向年齡較大的朋友和同事打聽EAR的消息，驚訝地發現到處都有這一係列案件的影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名副警長還記得頭頂盤旋的直升機和掃遍安靜住宅區的聚光燈。一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則說，他第一次和妻子約會，就被其中一支強奸犯巡邏隊打斷了。甚至有一名同事悄悄告訴霍爾斯，被害人之一是他的親姐妹。
EAR在北加州人間蒸發後，又在1978年10月到1979年7月期間，在大東灣地區製造了11起案件，其中有兩起發生在聖何塞，一起在弗裏蒙特（Fremont）。案發20年後，嚐試取得進展無異於親手扼殺自信。當地警察局曾接手過部分案件，但包括薩克拉門托縣警局在內的所有機構都已經銷毀了證據，他們走的是涉案物品保管室的常規流程，因為這些案件已經超過法定時效了。幸好霍爾斯所在的康特拉科斯塔縣警長辦公室（CCCSO）保留了證據。角落裏那些用紅筆標注了EAR的卷宗並非僥幸存活，那是當年那些意誌消沉的CCCSO副警長刻意要留在那裏的。與牆上掛的嘉獎牌匾相反，EAR代表了他們的失敗。如果真如專家所言，人腦是世界上最好的電腦，那這些老警察希望能用這些引人注目的EAR卷宗，迅速招來一台年輕又好奇心旺盛的電腦，並讓他無心關注其他。有時候，解決棘手的案件就像進行一場接力賽。
“我們逮到的都是些蠢貨。”警察喜歡說這種話，他們用這種方式能解決100起案件中的99起。但還有一起未解決的，這起案件可能會讓你煩惱到折壽。
1997年7月，霍爾斯開始從涉案物品保管室調出EAR強奸案的資料，嚐試從中整理證據。CCCSO取證實驗室不像加州的其他實驗室那樣先進，這裏的DNA項目展開得比較晚。盡管如此，用三套資料似乎能引導出一份犯人的基本檔案。霍爾斯認為，盡管EAR的典型特征非常獨特，幾乎可以確認北加州的幾起襲擊案是有關聯的，但要是他能找出科學上的證據，證明CCCSO的三起疑似EAR犯下的案件是由同一人所為，或許警方會重啟調查。他們可以深挖過去的嫌疑人，好好調查他們。
放大DNA的工作需要些時日來完成，但結果一出，他們就確認了。如預想的一樣，康特拉科斯塔的三起案件是同一人所為。現在，霍爾斯手裏有了一份EAR的基礎DNA檔案，等到實驗室有了更好的設備，他還能精進這份檔案。他開始鑽研起卷宗本身，這些都是他關注科學實驗時會擱置一旁的東西。他了解了EAR的作案模式：在案發地附近徘徊以收集信息、給被害人打電話、事先做好精密的計劃。
霍爾斯整理了一份過去被懷疑過的嫌疑人名單，還找到了已經退休的拉裏·克朗普頓探員。在該係列案件高發的時候，克朗普頓是CCCSO的EAR特別小組成員。霍爾斯在報告中看過太多次克朗普頓的名字，他可以確信克朗普頓是小組實際上的領頭人。這位老探員要麽十分勤勞，要麽對這些案件非常上心。
因為舊案給退休的警探打電話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結果。有些人很高興，但許多人都感到有些厭煩。他們可能正在藥店排隊，等著買心髒病藥；也可能正忙著給漁船裝龍骨翼板。盡管你在電話裏很禮貌，也很熱情，但卻浪費了他們幾分鍾時間。
克朗普頓接電話時，感覺他好像剛剛跟人聊完EAR，也可能他幾年來都在跟人討論EAR，而這通不期而至卻令人愉快的電話，自然地延續了克朗普頓在家中的對話。
克朗普頓出生於新斯科舍（NovaScotia），身材高瘦，一臉誠懇，長得就像西部片中約翰·韋恩[82]會信任的牧場主。他說話的方式有點奇怪，有些耗氣——從不遲疑，簡短而有自信，可能需要多一點氧氣。
霍爾斯想知道，克朗普頓是否還記得過去有哪些重點懷疑對象應該被重新調查。克朗普頓記得，但他告訴霍爾斯那些名字的時候顯得不那麽熱情。因為他真正希望霍爾斯做的，是順著他過去的直覺進行一些調查，當時的領導不讓他做這些。
現在司法合作的質量至多算是有好有壞，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這種合作全都非常糟糕。警察隻能靠警方的電傳打字機和流言蜚語來了解其他機構的案件。1979年夏天，EAR從東灣消失了。克朗普頓的領導們鬆了一口氣，開心得幾乎要手舞足蹈。克朗普頓則感到恐慌。他可以確信這名犯人正在進化，他離開，是為了從被害人眼中看到更多恐懼。EAR曾態度僵硬地威脅要殺被害人，聽起來很嚴重，但他隻是嘴上說說，他似乎在嚐試丟掉束縛。克朗普頓很擔心，因為EAR該做的可不是丟掉束縛。
1980年初，克朗普頓接到薩克拉門托縣警局調查員吉姆·貝文斯（JimBevins）的電話，他們因為EAR特別小組的工作走得比較近。貝文斯不想繼續調查這個案件了，他因為這個案子的工作離了婚。但他想告訴克朗普頓，他聽說聖巴巴拉發生了一些案件，其中一起謀殺案像是EAR的手筆。克朗普頓撥通了聖巴巴拉的電話。
他們並不配合。“這裏沒有這種案子。”克朗普頓得到了這樣的答案。
幾個月後，克朗普頓參加了一場全州培訓會，正巧坐在一名聖巴巴拉縣的調查員旁邊。兩人小聲閑聊了起來。克朗普頓開始裝模作樣，假裝了解了什麽內情似的。
“前一陣的那起雙人謀殺案呢？”他問。
聽到案件細節，他沒讓自己顯出一點恐懼。
“我跟你說，保羅，”克朗普頓在電話那頭說，“往南邊查，從聖巴巴拉開始，我聽說那裏死了五個人。”
“我會的。”保羅·霍爾斯承諾道。
“我知道是他。”克朗普頓說完，掛了電話。
案發20年後，霍爾斯打電話到聖巴巴拉，仍然吃了閉門羹。聖巴巴拉警方否認曾發生過任何類似於他提到的案件。但在對話快結束時，電話那頭的警探似乎回想起一些事，也可能是他不想糊弄霍爾斯了。
“問問爾灣，”他說，“那邊有這種案子，我覺得。”
霍爾斯給爾灣打了電話，然後被介紹到了奧蘭治縣警局，與取證實驗室的犯罪學家瑪麗·洪取得了聯係。霍爾斯告訴她，他最近得到一份身份不明的白人男性DNA檔案，他的代號是東區強奸犯，簡稱EAR，曾於1976年到1979年在北加州犯下50起強奸案。EAR調查員一直懷疑他到南邊犯下了更多案件。霍爾斯飛快地描述了一下EAR的典型特征：案發地點是中產階級或中上階級的單層住房；夜間入侵；對象是熟睡的情侶或夫婦；捆綁被害人，並強奸其中的女性；偶爾偷竊，偷的基本都是對被害人有意義的私人珠寶，而不是價值更高的東西；戴滑雪麵罩，所以很難辨明其長相，但有證據顯示他穿9碼鞋，A型血，非分泌性體質。
“很像我們的案子。”洪說。
霍爾斯和洪談到這些案件時，他們的實驗室采用的是不同的DNA分型技術，奧蘭治縣的是早期的STR分型技術。他們能比對的基因是DQA1，結果匹配，但他們也隻能比對這一組基因。當時康特拉科斯塔的實驗室也沒有連接CODIS，也就是說他們不能連接到州數據庫和國家數據庫。洪和霍爾斯決定先保持聯係，等康特拉科斯塔實驗室升級運行後，再更新比對結果。
由政府資助的取證實驗室都出現過人們能想到的所有常見的經濟問題。經選舉上台的官員們都知道，公眾不歡迎縮減警察的數量，因此裁員就要選不那麽顯眼的職位，比如法庭科學家。實驗室的設備也不便宜，實驗室主管經常要反複提出他們的需求。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何過去就不景氣的康特拉科斯塔實驗室，花了一年半時間才趕上奧蘭治縣。2001年1月，康特拉科斯塔啟用了STR分型技術，霍爾斯讓同事戴夫·斯托克韋爾（DaveStockwell）重新檢測一遍EAR案件中的DNA片段，看看用這三起案件的資料是不是還能得出同樣的犯人檔案。斯托克韋爾的回複是肯定的。
“給奧蘭治縣的瑪麗·洪打電話，”霍爾斯告訴他，“我們有一樣的技術了，和她比對一下。”
斯托克韋爾和洪在電話兩頭向對方大聲念起了DNA標記。
“對的。”斯托克韋爾念到EAR的其中一個標記時，洪回答道。
“對的。”洪念出一個，斯托克韋爾答道。
斯托克韋爾來到霍爾斯的辦公室。
“完全一致。”
2001年4月4日，媒體報道了這則新聞。《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Chronicle）的頭條新聞就是《DNA表明1970年代強奸犯與連續殺人案有關》。沒人在新聞出現前提醒過那些幸存的強奸案被害人，其中許多人在邊吃早餐邊看報紙時都吃了一驚。《薩克拉門托蜜蜂報》頭版文章標題則為《連續強奸案新線索：案發多年後，DNA表明東區強奸犯與奧蘭治縣案件有關》。
令許多被害人感到更加不真實的，是《薩克拉門托蜜蜂報》頭版上警探的照片。那是理查德·謝爾比和吉姆·貝文斯。謝爾比，個子高，脾氣火爆，記憶力超群；吉姆·貝文斯——他的警察同事都開玩笑地叫他“豆眼”，沒人比貝文斯更討人喜歡，就算他是從50碼外的地方大步走來，你也相信他是來平息事態的，他能讓一切安好。
如今他們出現在頭版，都老了。對警察來說，25年是一段漫長的歲月，裏程表上的數字也能說明這點。他們的表情中暗含了些什麽，是窘迫？還是慚愧？他們猜想了一下他們的天敵現在在做什麽。謝爾比猜他進了瘋人院，貝文斯猜他死了。
幾天來，霍爾斯邊處理記者的來電，邊沉醉於激動的情緒中。盡管他私下裏仍然感覺調查工作才是他的使命，但他已經升任為犯罪學家主管了。責任在召喚著他，而且他結婚了，有兩個孩子，年齡都還小。他沒有時間研究DNA關聯後合並起來的10000頁卷宗，證據之多聞所未聞。樂觀的情緒卻在辦案人之間膨脹，什麽DNA檔案？橫跨加州的60起案件？他們隻關心逮到他以後，誰來第一個審問他。
奧蘭治縣的拉裏·普爾就是被指定的先遣兵。對普爾來說，有關DNA的新聞是個絕好的消息，但也令他感到有些氣餒，就好像過去幾年，他都把時間耗在了一個狹小而熟悉的房間裏，卻突然發現那隻是一間倉庫的附屬建築。
一些老警察堅持認為那個怪物已經死了，他們認為這些案件不值得調查，普爾則堅持要擺脫這種想法。他們認為，除非死了，不然因性衝動而連續殺人的犯人不會停止殺人；沒準哪個正義的房主在他入室偷竊的時候射殺了他。他們說，別浪費時間了。
七個月後，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新聞證實了普爾的想法。2001年11月，媒體的關注點都轉移到了另一個身份不明的連續殺人犯身上，他已經近20年沒作案了，有人以為他早就死了，他就是華盛頓的“格林河殺手”（GreenRiverKiller）。原來，這個高產的妓女殺手一直活著，還活得很好，住在西雅圖近郊。他為何放慢作案節奏？因為結婚了。
“是技術逮到了我。”殺人犯加裏·裏奇韋[83]（GaryRidgway）曾這樣告訴警察，這說法就相當於對警察豎中指。但他是對的。多年來，他一直靠鬆弛的麵部和暗淡的眼神愚弄警方。警方以為，裏奇韋這樣的笨蛋不可能是殘忍的連續殺人犯，就算證據越積越多，警方還是——一如既往地——放走了他。
2001年4月6日，在媒體曝出東區強奸犯與初代夜行跟蹤狂有關的兩天後，薩克拉門托東區索恩伍德路一棟房子裏的電話響了。一位60出頭的女人接起了電話。雖然她的姓氏變了，但近30年來，她一直住在這棟房子裏。
“你好？”
聲音很低，語速很慢。她立即就認出了這是誰。
“還記得我們玩的遊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