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謝裏·多明戈與格雷戈裏·桑切斯雙殺案
——“為什麽你就不能滾出我的生活！”她尖叫道，“砰”的一聲掛上了電話。
關於與母親謝裏的最後一次對話，黛比·多明戈（DebbiDomingo）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們沒有交談，隻有喊叫。1981年7月26日，星期天，聖巴巴拉正處盛夏。岸邊的霧氣與桉樹的濕氣都已退去。太平洋的海水逐漸升溫，白色的海浪拍打著柔軟的沙地，奔向一排望不到邊際的100英尺高棕櫚樹。十幾歲的男孩們青春洋溢，留著柔軟的頭發，有與生俱來的肌肉，他們帶著衝浪板衝到海裏，表演當地人稱為“衝浪彈跳”的動作。這是聖巴巴拉的魔法時刻，黛比不用在格拉納達劇院打工的時候，就想沐浴在這種氛圍中。她喜歡東海岸的活力，特別是沙灘排球。那天下午，黛比遇到個小問題，於是在斯泰特街的一部付費電話前刹住了她的10速自行車。她從剪短的牛仔褲口袋裏掏出幾枚硬幣。而母親接了電話，黛比直入主題。
“我要回家拿泳衣。”黛比說。
而母親冷漠的回答令她感到詫異。
“不行。”謝裏說。
黛比眼中躥出一陣怒火。她緊緊抓住電話，和母親頑固地爭執起來。母女關係又回到了兩人分開時的狀態。
那是四天前，在阿納卡帕街1311號拐角處一棟不起眼的小房子裏，也就是在克萊因瓶危機庇護所的總部。克萊因瓶是一個幫助青少年解決煩惱的組織，7月中旬，黛比出現在這裏。她帶著匆忙打包的書包，騎車逃到了這裏，她很清楚大人定下的規矩，也很清楚如何公然違抗。但從克萊因瓶總部垂吊的大量蕨類植物就能推斷，這裏很難算是一個要求嚴苛的封閉設施。那時正是艾麗斯·米勒（AliceMiller）所寫的《天才兒童的悲劇》（TheDramaoftheGiftedChild）最流行的時期，這是一本幫人自助的暢銷書，目的是揭露父母教育過程中那些難以察覺的反麵行為，這些行為即便在最切實際的家庭中也可能存在。米勒極力主張讓讀者去“尋找真相”，發現童年曾遭到虐待的可能，同時讓談話療法風行一時。克萊因瓶的顧問們一邊用陶瓷杯喝茶，一邊向那些不善言辭的青少年保證——沒有什麽感受是平淡無奇或難以啟齒的，都可以分享出來。
這裏除了會分配家務，還有一條特殊的規定：孩子們可以自願來或者走，但必須簽署參加治療的協議。工作人員安排謝裏和黛比一同來見顧問，幫助解決她們之間的問題。
多明戈母女看起來一定非常適合調解。她們都不是眼神呆滯、飽受生活摧殘的癮君子。她們遠不是這種狀態，這對母女都是長相精致的美女，一副搭配養眼的休閑裝扮：妝容簡潔，腳踩平底涼鞋，身穿印花上衣和牛仔褲。黛比喜歡時不時編個辮子或是戴個發夾。謝裏當年35歲，像封麵女郎納塔利·伍德（NatalieWood）一樣瘦，作為一名辦公室經理，態度務實，為人和善。黛比則更顯豐滿，和絕大多數青少年一樣，她的大藍眼睛隻看得到短期結果，缺乏遠見。兩隻眼睛同時散發著健康、自負又冷靜的光芒。
會麵的時候到了。入座時，幾個人還說了幾句客套話。黛比和謝裏就像兩隻落到電線上的鳥兒，坐到了沙發上。但她們落座的一瞬間，就開始大吵起來。她們的爭吵從一開始就充斥著憤怒，還是如過去一般糟糕，唯一變化的是兩人的立場，懷疑對方的人和感到委屈的人互換了位置。她們不需要勸誘。爭吵的話題從界限變到規矩，從男友又到不禮貌。黛比都不記得顧問是男是女，隻記得自己不停地喊叫和屋內似乎還有第三人的模糊印象。這個顧問應該是看完了全程，但也被嚇到目瞪口呆。結果，黛比就像之前一樣，突然跑了出去。這個深色頭發的女孩帶著她塞滿行李的書包騎車離開了。兩周後，她將年滿16歲。
謝裏看著這座城市吞沒她的女兒，感到非常不安。聖巴巴拉充斥著騙局和誤導。女兒的大腦遭到浪漫承諾的支配，卻模糊了潛在的危險。1925年，聖巴巴拉經曆了一次19秒的地震，市中心嚴重受損，那之後這座城市重建成了統一的西班牙殖民地風格——白色的石膏牆、平緩的紅瓦屋頂、鍛鐵門。保守的市政領導仍然無法接納高樓和廣告牌，這裏依舊是一座平和的小都市。32年來，一名希臘移民日複一日地在斯特恩斯碼頭下的旅行車裏賣紙風車和爆米花。炎熱的夏季夜晚，窗戶開敞，夜間綻放的茉莉花香便隨之飄入，海浪的濤聲與其相隨，伴著人們進入夢鄉。
但這裏也潛藏著不安，貧窮暗流湧動。經濟衰退讓市中心的許多企業從內部遭到瓦解。當時斯泰特街還沒有不允許在公共場合飲酒的法律，到了晚上，酒鬼們邊互相嚷嚷邊隨地小便、嘔吐。音樂俱樂部也變了，民謠和迪斯科都已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暴躁的朋克音樂。當地報紙曾報道，有匿名男子給11歲至15歲的兒童打電話，說要弄死他們。另一個打匿名電話的人——可能是同一個人——會告訴妻子一方，要是不滿足他的要求，就害她們的丈夫。當地警察稱這個身份不明的恐嚇人為“喘息者”。
101號公路是縱貫加利福尼亞的南北向重要線路之一，而在斯泰特街和101號公路的交界處有一個紅綠燈。十多年來，一群穿著打扮五顏六色的嬉皮士都在這裏舉牌子，要求搭車去聖迭戈（SanDiego）或者尤裏卡（Eureka）等地方。這簡直就是聖巴巴拉的傳統項目，以至於德士古加油站長年備有馬克筆，供想搭車的旅行者在硬紙板上寫字。
雖然最近的嬉皮士還是“愛之夏”[72]時期的打扮、搖著手鼓，但他們不再年輕了，這點顯而易見。近距離看，你會發現他們經曆的不隻是強風和烈日，還有一次次失敗，他們眼中的希望之火熄滅了。在牌子上注明目的地的人越來越少，有些人隻是整日轉來轉去。
或許聖巴巴拉紫紅色的三角梅會讓人注意不到這座城市的裂痕。謝裏不希望黛比受到任何傷害。每個母親的腦海裏都會盤旋著自己孩子可能遭遇的一連串不測，但極少有孩子這樣為母親擔憂。他們何必擔憂？青少年更不會如此，他們曾經把父母視作上帝，後來視作人類，但也暫時視作障礙——如同一扇尤其沉重、無法挪動的門。
孩子當然不用為母親擔憂。用克萊因瓶的話來說，黛比才是“有危險”的那一方。離家出走的美麗少女往往不會有好下場，但這次有。
黛比·多明戈因離家出走逃過一劫。
謝裏知道，她和黛比的衝突僅僅是皮膚上一個粗糙的斑點、路麵上一塊小小的隆起，她們終將重歸於好。等黛比自己的孩子長到十幾歲的時候，她們還會拿這段時期說笑。但在這段時期，她需要一個解決辦法。謝裏是一名辦公室經理，所有人都覺得她像“帶小雞的母雞”一樣愛操心，但她似乎既沒做好“母雞”的角色，也沒替她女兒操對心。
“你是怎麽做的？”謝裏泡在埃倫[73]家的爵士牌按摩浴缸裏，邊喝紅酒邊問。埃倫是謝裏最好的朋友，也是三個女孩的繼母，她們全都是十幾歲的青少年，與埃倫和她丈夫住在同一屋簷下。那時候許多當地女孩吸毒成癮，失去意識後還被遺棄在台階上。而這三個女孩的良好表現讓謝裏感到驚訝。
“你得好好管教。”埃倫說。
在埃倫看來，謝裏嚐試管教黛比的時候已經太晚了，她太放縱黛比了。埃倫要求三個女孩時刻匯報自己的位置。女孩們知道，要是她們曠課，埃倫或者她丈夫漢克就會現身學校，穿上印有標語的衣服，讓所有人知道自己是曠課生的保姆。這種社會性的羞恥感讓她們一直規規矩矩。
與埃倫相反，謝裏管得太鬆了。黛比不遵守門禁或者曠課的時候，謝裏都表現得很有耐心。謝裏生性樂觀，遇事冷靜。她相信黛比的所作所為都是青少年典型的行為，不願意對她太嚴厲。謝裏說過，這個階段會過去的。黛比出生的時候，謝裏隻有19歲，母女倆關係好的時候，會一起在商場試衣服、一起去她們最愛的潘喬·比利亞餐廳吃午餐，會因為陌生人把她們認作姐妹而感到高興。她們對陌生人的猜測咯咯一笑，大家就知道自己猜錯了。她們當然不是姐妹，她們是朋友。
這也是為什麽，在兩人關係愈發緊張的幾個月裏，在黛比喊出“我不在乎你的規矩！你在毀我！”的時候，謝裏的回應——雖然是事實——總暗含著謙卑和猶豫：“但我是你媽媽。”
最開始引發衝突的導火索是謝裏的離婚。謝裏遇到羅傑·迪安·多明戈（RogerDeanDomingo）的時候，羅傑還是海岸警衛隊的一名電子設備技術師，他比謝裏大兩歲，而謝裏還在讀高中。1964年9月19日，謝裏年滿18歲後不久，他們就在聖迭戈結婚了。第二年8月，黛比出生了。幾乎整整一年後，他們的兒子戴維出生了。羅傑離開了海岸警衛隊，成為一名衛理公會教派牧師，後來又做了中學老師。1975年，一家人搬到了聖巴巴拉。
黛比還記得，她人生前12年的記憶充滿了溫暖的琥珀色。謝裏會給孩子們發自己烤製的小甜餅，一家人會在諾爵維瀑布公園用午餐。黛比曾經非常喜歡年輕的父母，他們不會坐在公園長椅上看著你，而會把你舉高去夠孩子用的健身雲梯，還會在海灘邊跟著你攀岩。謝裏和羅傑身體都很健康，活得無憂無慮，這也體現在他們的做事方式上。“我上初中的時候才知道什麽是憤世嫉俗。”黛比說。
然而，從某個時間點起，謝裏和羅傑的關係越來越緊張。聖巴巴拉縣警長辦公室有關謝裏一案的報告長達1157頁，其中一大部分講述的是謝裏的生活細節。在第130頁，羅傑被問到了他們的婚姻狀況，特別是他們在聖巴巴拉的社交生活。他憶起了一些在戶外野餐的事情，他說他們喜歡去索爾萬——附近一個古色古香的丹麥主題小村莊。問訊中，他的第一人稱從“我們”變成了“她”。謝裏喜歡跳舞，喜歡去“派對”。“派對”這個詞可能是羅傑說的，也可能是問訊人說的，但他們都是責備的語氣。謝裏不吸毒，也不酗酒，“派對”一詞更多是為了突顯她的天性。羅傑滿足於在草坪上鋪好野餐布、擺好柳條筐來享受生活的日子，但從某一時刻開始，謝裏不再滿足於此了。1976年12月，他們分手了。
羅傑搬回聖迭戈，黛比和戴維則輾轉在兩個城市間。黛比從這次家庭關係破裂中發現了一個契機，她開始玩轉於父母兩人之間。她挑戰兩人的極限，無視家裏的規矩，有一點點不高興，就直接打包宣布要去父母中的另一方家裏住。幾年來，她都這樣來回折騰，往返於聖迭戈和聖巴巴拉之間，至少轉過六次學，有時甚至在學年中期考試時轉學。1981年7月，她曾經優異的學習成績開始下滑。她在聖迭戈和一個年齡較大的男友混在一起，盡管謝裏和羅傑極少觀點一致，但他們都認為這不是什麽好現象。
即便是最穩定的家庭，也難以承受處於絕對叛逆期且目中無人的青少年，更何況謝裏的生活並不穩定，她本人也處在壓力之下。6月，由於經濟下滑，謝裏和好友埃倫所在的特裏姆工業公司——一家製作電腦桌椅的小公司——辭退了她們。謝裏率先為兩人找起了工作，她租來一台IBM電動打字機，修改了兩人的簡曆。不僅如此，她還決定搬家。
幾年來，孩子們不住在聖迭戈的父親家時，就和謝裏住在蒙特西托的一棟出租房裏。但5月的時候，謝裏父親的表姐妹，也就是她的姑姑芭芭拉（Barbara），打電話說她要賣掉在戈利塔的房子，搬去弗雷斯諾（Fresno），但她不希望房子在待售期間空無一人，不知道謝裏和孩子們願不願意替她照看房子？
芭芭拉姑姑住在托爾特克路的盡頭，位於戈利塔東北部，聖何塞灣附近，這裏安靜祥和，植被茂盛。這棟木瓦科德角風格的房子，在車庫上方還有一層，窗子都是百葉窗。鄰居們都管這裏叫“大紅房子”。謝裏之所以下決心搬來這裏，是因為埃倫碰巧就住在斜對麵的托爾特克路上。
6月初，在搬家公司的幫助下，謝裏和孩子們把行李搬到了托爾特克路449號。這裏桉樹枝葉低垂，這份寧靜與其說是人們的追求，不如說是大自然的饋贈，但這份寧靜沒能讓黛比的心靜下來。她的心還活躍在聖巴巴拉的梅薩地區，或是在蒙特西托和朋友們玩鬧的日子裏。這裏的一切都是臨時而短暫的。房地產經紀人會組織開放日帶人來看房，她家的草坪上還有“桑塔納地產/出售中”的標誌。黛比想念聖迭戈那個沒給她帶來什麽好影響的男朋友，為給他打電話花掉了大量話費。搬過來幾周後，她和謝裏大吵了一架，便把所有能塞進書包的東西都塞了進去，跨上自行車離家出走了。
大多數晚上，謝裏都會到街對麵的埃倫家，兩人開一瓶紅酒，泡在爵士按摩浴缸裏。她們從謝裏與羅傑有關子女撫養費的爭執，聊到找工作，又聊到愛情。謝裏已經開始嚐試打求偶廣告、體驗專業的約會服務，她在市中心的餐廳裏有過幾次尷尬的相親。有個男人還打電話到謝裏的辦公室，留下一個神秘的名字“馬克·波羅”。謝裏知道這件事後大笑了幾聲，但完全不明所以。埃倫知道，謝裏還想結婚。雖然這在離過婚的人中很罕見，但埃倫知道謝裏是一個保守而浪漫的人，她渴望收到表達愛意的明信片，憧憬那些在夕陽西下的海邊手拉手漫步的幸福夫婦。
謝裏離婚後，對那些極力靠近想贏得她芳心的男士們都持謹慎態度。埃倫沒正式認識過那個男人，因為在她認識謝裏前，謝裏已經在和他談戀愛了，但她曾在上班時溜進謝裏的辦公室，看到了那個男人。他比謝裏年輕得多，留著深色頭發，身材高大，比例完美。埃倫知道的就隻有他們分分合合了好多年，但謝裏最近下定決心要分手了。是時候向前看了。
埃倫和謝裏聊得最多的，還是謝裏和黛比之間的問題。埃倫說，愛之深，責之切。
“堅定你的立場。”她建議道。
謝裏正是這麽做的。黛比和謝裏在克萊因瓶大吵一架的四天後，黛比腦子裏就一件事，但這件事不是道歉，也不是向謝裏拋橄欖枝，而是泳衣。她把泳衣落在了托爾特克的家裏。
“我要回家拿泳衣。”黛比說。
“不行。”謝裏說。
“什麽？”
“我說不行。”謝裏說。
“那是我的泳衣！”
“這是我的房子！”
黛比對著電話怒吼，謝裏也怒吼著反擊。斯泰特街上的人們都放慢腳步，注意到了黛比。黛比不在乎這些看客的想法，她因憤怒而發抖。她用盡全力把她能想到的最惡劣的語言罵了出口。
“為什麽你就不能滾出我的生活！”她尖叫道，“砰”地一聲掛上了電話。
第二天下午2：30左右，黛比在她留宿的朋友家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是黛比在格拉納達劇院的同事。她母親的朋友埃倫曾打電話到劇院找她，留言讓黛比立即給她回電話。黛比知道，埃倫會因為她對母親的態度而責難她，她下決心要抵抗不可避免的罪惡感。埃倫說的第一句話完全在黛比的意料之中。黛比能想象到埃倫叉腰站在那、噘嘴指責她的樣子。
“你得回家。”埃倫說。
“我不會回去的，”黛比說，“休想。”
關於她們說的下一句話，兩人的記憶有一些偏差，但她們都記得黛比很快理解了狀況，知道自己必須趕快回家，情況非常緊急。朋友開車把她送回了家，她坐在大眾汽車的前座，腦海中閃過無數可能性。開到托爾特克路，黛比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案發現場的黃色警戒帶，警戒帶不隻封鎖了這條街，還封鎖了西邊的第二棟房子。那是大紅房子，也就是芭芭拉姑姑的房子。
平日裏往往空無一人的道路盡頭，此時湧入幾十人，看起來竟是那樣陌生。有身穿製服的警察、身穿西裝的探員，還有媒體。嘈雜的現場將緊張的氛圍和困惑的情緒推向了**。人們快步移動，相遇又轉身，神色不安地尋找線索。不知怎的，黛比被允許進入現場。她茫然地穿過喧囂的現場。
為什麽你就不能滾出我的生活！
突然，她感到心髒漏跳一拍，她認出了母親停在車道裏的車，那是一輛棕色的達特桑280ZX。
還有另一輛車，那是一輛白色的科邁羅，漆了兩條黑色的賽車條紋，停在房子前麵。
“格雷格呢？”黛比自言自語道。她環顧四周，沒找到他，便提高了音量：“我要和格雷格說話！”
聚集在路盡頭的人群都愣住了，清一色地回頭，抬起眉毛看向她。他們邊向她走來邊重複五個字——這種一致性十分古怪，充滿挑釁。
“哪個格雷格？哪個格雷格？哪個格雷格？”
【編者按：下麵一節由米歇爾的筆記和刊登在《洛杉磯雜誌》電子版中的《追隨殺手的腳步》續篇《筆者的刪減》（WritersCut）整理而成。】
黛比感覺非常迷幻，像在做夢一樣，她在恍惚間向母親可能會在的地方走去。
“格雷格”指的是格雷戈裏·桑切斯，一名27歲的計算機程序員。20世紀70年代末，他初次見到謝裏·多明戈，當時他們都在寶來公司上班。從1977年到1981年，他們分分合合了無數次，以至於在他們最終確認結束關係後，黛比仍然以為他們隻是短暫分手，還會重歸於好。
格雷格比謝裏小八歲，這種年齡差有時會顯現出來。格雷格是一個整天想顯出男人味的人，他騎摩托，有一輛漆了賽車條紋的科邁羅，是少年棒球聯盟和波普·華納美式橄欖球青少年聯盟的教練。他公寓裏有一間空餘的臥室，配備了你能想到的所有高端音響設備。格雷格體格健壯，永遠衣著得體。和謝裏一樣，他也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兩人都活得比較講究。他們成長的環境都不富裕，因而特別珍惜所擁有的一切。四年來，兩人的愛情軌跡注定是一個循環。她等他長大，他則等她冷靜。最終，他們都等夠了。兩人開始尋找新的伴侶。
1981年6月，寶來公司宣布要關閉在聖巴巴拉的分部。格雷格計劃到位於東海岸的佛羅裏達分部找找工作。次月，格雷格與住在克萊因瓶庇護所的黛比取得了聯係，邀請她共進午餐。
格雷格和黛比的關係一直不錯。他就像黛比的家人，因為他的年齡在謝裏和黛比之間，所以他不像個父親，倒更像個大哥哥。他為人風趣，待人和善，喜歡管黛比叫黛布拉·D（DebraD）。
“格雷格，我不叫黛布拉。”黛比提醒他。
“沒關係，黛布拉·D，”他開玩笑道，“別想那麽多。”
在那個7月中旬的午後，兩人吃完漢堡後，格雷格主動告訴黛比他要搬去佛羅裏達了。他說他想親口告訴黛比這個消息，而不是讓她在他搬走後才聽說這件事——他知道那樣的話會給黛比帶來太大打擊。黛比直接從本人口中聽到這個消息，也沒感到好受多少。
“我向你母親求過太多次婚了，”他無奈地說，“她永遠也不會嫁給我的。”謝裏認為自己比格雷格年長太多了，黛比則認為這個理由非常荒唐。
黛比不知道，格雷格已經在和別人約會了。
5月時，格雷格結識了塔比莎·西爾弗[74]。他們住在同一棟公寓樓，格雷格之前還和她的密友辛西婭[75]約會過。辛西婭和格雷格一直保持朋友關係，最後把他介紹給了塔比莎。他們開始外出約會，兩人關係迅速升溫。他們認識還不到三周的時間，格雷格對事情的發展速度感到震驚——也感到一點恐慌。
但他沒什麽時間可猶豫了，他們兩人的生活都不穩定。塔比莎秋天就要去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口腔學院讀書了，這之前她就會離開聖巴巴拉，搬回聖迭戈，在家過夏天。格雷格則麵臨工作的變動，打算搬到佛羅裏達謀生。
“我現在不適合談戀愛。”格雷格告訴塔比莎。
“那什麽時候才適合？”塔比莎反駁道，“等你入土以後？”
7月23日，格雷格從佛羅裏達回來了，他立即給塔比莎打了通電話。他最後還是決定留在加利福尼亞，佛羅裏達對他的朋友和家人來說都太遙遠了。幾天後就是塔比莎的生日了，格雷格邀請她到聖巴巴拉共度周末。
周六，塔比莎驅車來到聖巴巴拉，兩人一整天都待在一起。格雷格暗示要向她求婚。第二天晚上，塔比莎出現在格雷格公寓門口，卻驚訝地發現格雷格最後還是改了主意：晚上他要去找另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謝裏·多明戈。
午夜，謝裏·多明戈的一個鄰居聽到一聲槍響，然後是有人說話的聲音——一個女人用克製又冷靜的聲音對另一個人說了句“放鬆點”之類的話。那很可能是多明戈生前說的最後一句話。
案發後，調查員推測，入侵者打開臥室門時，門摩擦長絨地毯發出了清晰可聞的刮擦聲，引起了格雷戈裏·桑切斯的注意。現場有桑切斯與犯人打鬥過的痕跡。
一名熟悉此案的警探回想起鄰居聽到的女人的聲音，那是想讓人冷靜、轉移注意力的聲音。“她把他惹惱了。”警探說。
這一次，凶手自己帶了繩子。他在調整作案方式，消除證據。
周一早晨，一名房地產經紀人來到托爾特克路449號，為想買房的客戶和他的家人展示商品。經紀人進到房子裏，走到主臥，發現了一男一女的屍體。他立即送走了客戶，報了警。
兩名被害人都是**的。桑切斯的屍體呈俯臥狀，一半伸到了壁櫥裏。凶手從上麵的架子上拽出一堆衣服蓋在他頭上。屍體旁是一個手電筒，電池上有桑切斯的指紋，說明手電筒是房子裏原本就有的東西。
桑切斯麵頰處中了一槍，他很可能是在和凶手扭打或反抗的時候中彈的。這一槍並不致命，但他還遭到某樣鈍器的打擊，由此造成的24處傷口才真正致命。謝裏·多明戈麵朝下趴在**的一片血泊中，她因遭同樣的鈍器重擊而死，身上蓋著和牆紙同色係的床單。她雙手交叉在身後，似乎曾遭到捆綁，手腕上繩索留下的痕跡則印證了這一點。
調查員發現，樓下客臥有一扇打開的小窗戶。這扇窗的紗窗被取了下來，藏在一棵杜鬆樹後的灌木叢中。雖然這扇窗戶很小，不足以讓一個成年男性通過，但調查員推測，凶手從這扇窗戶伸手打開了外側浴室的門。
警察調查案發現場的時候，注意到走廊裏滿是灰塵的園藝支架上，有兩樣工具在近期被取走後留下的輪廓。其中之一很明顯屬於管子鉗，謝裏的前夫在之後表示，另一個輪廓可能屬於一樣叫做草坪修整器的工具。警方沒能找到不翼而飛的草坪修整器和管子鉗。
警察在附近挨家挨戶地搜集線索。住在隔壁的鄰居表示，大概淩晨2：15的時候曾被狗叫聲吵醒。他和妻子往窗外看了看，沒發現什麽異常，便又回去睡了。
兩名13歲的男孩告訴警方，晚上9：45的時候他們在附近散步，看到有人站在距離案發現場一個街區遠的一棵大樹後。他們認為那人是男性，但並不確定，那人站在陰影中，他們隻能看到一個剪影。
萊恩·戈德沙因和卡羅爾·戈德沙因[76]告訴警方，當天晚上他們出門散步時見到過一個陌生人。大約晚上10：30的時候，他們在尤尼弗西蒂路上向西走，發現一個陌生的男人跟在他們身後，男人越走越近，在他們轉彎走上伯克利路的時候，男人穿過馬路，走在與他們平行的位置。
那是一名白人男子，接近20歲或20出頭，約有5英尺11英寸高，身材瘦削，留著亮眼的金黃色直發，長度及頸。他胡子刮得很幹淨，身穿類似於太平洋服裝品牌的襯衫、淺藍色褲子，可能是燈芯絨褲也可能是牛仔褲。
同晚11：00左右，塔米·斯特勞布[77]和她女兒卡拉[78]在梅裏達路慢跑，看到一個牽著德國牧羊犬的年輕可疑男子盯著其中一棟房子的車庫看。他背朝她們，完全定在原地，就好像被凍住一樣。男人看起來有20多歲或30出頭，身高5英尺10英寸，體形健壯，金色頭發，身穿白色或米色的網球短褲、淺色T恤。之後警方合成了這名可疑人士的畫像。
警探還了解到，在案發前的下午，房地產經紀人卡米·巴多[79]曾在大紅房子進行開放日看房活動。在她忙著向另一撥人介紹的時候，一名年齡在35至40歲之間的白人男子走了進來，什麽也沒說就開始在房內到處轉悠。在她結束與客戶的對話前，男人就離開了。
看房活動結束後，巴多檢查了一遍房子的狀況，在廚房發現一些金屬零件。她在回憶時意識到，那些零件看起來像是房子後門的鎖止裝置。
據巴多描述，那名奇怪的看房人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留著淺棕色短發，發質卷曲，混雜著縷縷金發。他的皮膚呈棕褐色，身高約5英尺9英寸，身穿一件短吻鱷圖案的綠色襯衫、一條褪色的李維斯牛仔褲。她特地與聖巴巴拉警方的畫像師見了一麵，合成了此人的畫像。
起初，警察還考慮可能是毒販破門而入殺害了這對情侶，但熟識被害人的人都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否決了這種可能。他們兩人都不吸毒。之後，警探又將矛頭指向了謝裏的前夫。經過無情的盤問後，他們仔細審查了他的不在場證明，是成立的。
這名在逃犯在聖巴巴拉犯下一起襲擊未遂案、兩起雙人謀殺案，多年來，當地人都稱其為“海灣殺手”（CreekKiller）。由於案件中的三對情侶都沒有結婚，有人就推測凶手是一名宗教狂熱分子，他在懲罰那些他認為有罪的人。而聖巴巴拉的調查員一直認為，凶手是當地一個叫布雷特·格萊斯比（BrettGlasby）的小流氓。
1980年，聖巴巴拉調查員首次將格萊斯比視作潛在嫌疑人。格萊斯比是當地一個臭名昭著的小混混，性格惡劣，脾氣暴躁，沒人對他有任何好印象。他就是個卑鄙的混蛋。作為一名慣偷，格萊斯比隻與被害人羅伯特·奧弗曼有一點關聯：他和跟他混在一起的小流氓們是殘忍毆打奧弗曼辦公樓門衛的主要嫌疑人。格萊斯比住在嫌疑人可能居住的地區，還有獲得0.38英寸史密斯威森手槍的途徑——那與凶手在奧弗曼、曼寧一案中使用的手槍屬同一類別。但彈道測試結果顯示，凶手用的不是這把槍，並且沒有任何物證顯示格萊斯比與其中的任何一樁案件有關。
1982年，布雷特·格萊斯比本人及其兄弟布賴恩（Brian）遭到謀殺。兩人當時在墨西哥度假，到聖胡安德亞利馬（SanJuandeAlima）的海灘進行毒品交易。他們以為是毒品交易，但剛一到，就遭到搶劫和射擊，結果證明交易是個陷阱。聖巴巴拉警方堅持認為，格萊斯比可能犯下了奧弗曼、曼寧案及桑切斯、多明戈案這兩起雙人謀殺案。奧蘭治縣懸案部門則認為，這些案件與初代夜行跟蹤狂的案件有共同的典型特征，可以聯係在一起調查，可即便如此，聖巴巴拉警方仍然堅持認為格萊斯比是嫌疑人。但是，初代夜行跟蹤狂最後一次作案是在1986年，也就是格萊斯比死後的第四年。
2011年，在未能成功建立凶手DNA檔案的多年以後，警方利用在桑切斯、多明戈案現場的毯子上提取的已降解基因材料，成功建立了一份DNA檔案。這份檔案最終將發生在戈利塔的案件與東區強奸犯——即初代夜行跟蹤狂——聯係到了一起。
結果，布雷特·格萊斯比和喬·阿爾西普一樣，隻是另一個被冤枉的嫌疑人。
從沒有人告訴過黛比·多明戈，殺害她母親的凶手可能還殺害過其他被害人。她到21世紀初才發現這件事，當時報道真實案件的電視節目梳理了初代夜行跟蹤狂犯下的案件。那時候，黛比在得克薩斯做監獄看守，已經戒毒七年了，而在那之前，她吸了近十年冰毒。母親遭到謀殺後，她的生活就徹底脫軌了。
7月的那一天，15歲的黛比剛剛得知母親死亡的消息。她打電話給祖母，告訴她母親死了。
“黛比，”祖母回答道，“這種玩笑一點都不好笑。”
案發後，黛比很快搬到了聖迭戈。母親那邊的家人逐漸淡出了她的生活。就在她母親剛逝世沒多久的時候，她曾無意間聽到一段家庭對話，而這段對話始終縈繞在她的腦海。“琳達，”祖母對姨母說，“出事的不是你真的太好了。要是你出事的話，我不知道我會做出什麽事來。”
多年來，黛比一直嚐試與祖母和姨母取得聯係，希望恢複她們的親密關係。但她們從沒給過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