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寂靜
〔韓〕樸馨瑞
王吟譯
一名年輕的女教師結束了一天的課程，走在下班的路上。剛到村口，便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這是什麽聲音，從何處傳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白晝的江原道小村，從未出現過如此巨大的噪音。懷著不安，她漸漸加快腳步。待終於走出最後一個巷子時，女教師的表情僵住了。隻見鄰居們都聚集在她的家門口，喧鬧不已。她尚未開口詢問，一名鄰人便回答起來。
“我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敲了半天門也沒有人回答。”
她急忙掏出鑰匙打開玄關大門走了進去。噪聲從房門緊閉的裏間不斷傳來。房門被一把拉開。
接下來的一瞬間看到的情形，讓她永生難忘:老舊的黑白電視機前，坐著她剛滿六歲的次子。他瞪大眼睛，耳朵緊緊貼著撥到最高音量的擴音器上，不停地哼哼著，想要知道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就在那天，這個孩子失聰了。
但是，我並不記得這件事。從我失聰，到一點點開始恢複聽力，又到再次適應聽見聲音的這期間，大概有兩年的記憶被抹得一幹二淨。這不是對我的考驗，而是對我的父母的考驗。
當時，原州以療效顯著而聞名的文昌模（1907—2002。韓國知名醫生。曾兩次參與國會議員選舉落選。1992年，八十六歲的他成為十四名國會議員中最高齡的議員。1964—2001年他在原州開設耳鼻喉科醫院。（——譯者注）耳鼻喉科對我作了初診。醫生仔仔細細地將我這個被嚇壞的小聾子檢查了一遍，默默地開了藥。至今我仍然很好奇，那個白色的袋子中裝的到底是什麽藥。也許是軟心豆粒糖或者硬糖吧，因為除了飽腹感以外，我沒有其他感覺。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四十多天。突如其來的寂靜讓我如同受傷的困獸一樣，變得極度暴躁。我歇斯底裏地將電視機的音量一遍又一遍開到最大，一不順心就隨手亂扔東西。
六歲的孩子在家中橫行無忌，父母自然是憂心忡忡。對於在這個年紀失聰的孩子來說，不僅學習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連夢想也是奢侈的。我已經開始迅速遺忘之前學到的語言了。也許應該說，在失去聽力後的幾天內，孩童的語言已經瞬間分崩離析，我隻能粗聲粗氣地以號叫的聲音哭泣。後來的某次酒桌上，舅舅模仿了我當時的樣子，甚是壯觀。
絕望中的父母想盡了一切辦法。這個海倫？凱勒以後應該怎麽辦呢？他們憂心忡忡地問醫生：“怎麽樣？有辦法治好嗎？”
醫生大吼起來：“才上了四十天的醫院，你們就想治好？”
你大爺的，聾的可是我兒子，吼我幹什麽！當父親意識到這個醫生隻是在等待奇跡或自然恢複時，即刻拉著我上京。
首爾醫院的醫生親切到讓人感激涕零。他們一邊感慨我們周六的下午從大老遠趕來，一邊給我做了好些個精細的檢查。他們將我放人一個巨大的圓頂機器中，又在外麵問了我許多問題，當然我無法給出準確的回答。
檢查結束，幾名醫生在討論過後，得出了兩個不同的診斷：一個是由扁桃腺炎引起的失聰，另一個是聽覺器官的物理損傷。醫生們先就扁桃腺炎的診斷配了藥。
“你們住得遠，所以我一次開了十五天的藥。如果這之後還是沒有好轉的話就再來複診吧。到時候我們得看看助聽器的方法。”
於是，我們拿著一大包裹的藥走出了醫院。這次的首爾之行，我們是全家出動，既然都來了首爾，還不如去昌慶苑逛逛。雖說小兒子變成了聾子，但是從江原道來到京城的一家子想看大象的興致沒有因此減少。
昌慶苑不僅有大象，應該還有老虎，也有長頸鹿和斑馬。想必父母和長我一歲的哥哥看到這些異國動物時都十分開心。當時的我十有八九也是一樣欣喜若狂，像動物般到處亂竄。但是，我卻回想不起來。幼年時期的記憶，需要五感的共同作用來形成，由於其中一個感官出現了漏洞，所以當時的任何一個場景，我都記不起來。
和原州的咆哮巫師比起來，醫院的醫生不僅和藹可親，醫術也相當高超。在服用了一周的藥後，我的聽力便漸漸開始恢複了；十五天的藥吃完後，我已經能聽見喇叭聲避開車輛了；又過了一個月，對於別人的稱讚，我立刻能夠聽懂。醫生的第一種診斷對了。為了表示對他們的感謝和尊敬，我曾經認真思考過要不要走上為窮人治病之路，但最後還是沒有讀醫。
處於聽力恢複階段的我需要格外的照顧，因此我被托付給了位於春川的外婆，而討喜伶俐、聽力健全的哥哥則仍然留在原州，在父母身邊。這也算是一種分類回收吧。雖然的確是因為父母雙職，但從各個方麵看來，這是最好的選擇。既然說是從“各個方麵”看來，那麽本應該羅列出幾處，然後最後擺出最重要的一點，才能使得整句話的邏輯成立，不過細細一想，便會發現僅用“萬全之策”四個字，就能簡潔說明一切。
外婆是我的一切。當我需要體溫時，她會背背我；當我需要玩伴時，她陪我玩;我肚子餓了，她用石油爐做中式蛋炒飯;我小病不斷，她帶我去醫院，疾走在夜空的銀河下。身為她的外孫，我十分有安全感，感覺就像手下率領著秣鞮族一樣，什麽都不用擔心。從小到大，這一點始終未變過，不管是我年少叛逆之時，還是在國外的城市混飯時，我的心中有一半，一直都依在她的身邊。
在我不分善惡，將包括父母、兄弟在內的所有人當作仇人咬牙切齒、極具攻擊性的幼年時期，隻有外婆對我來說是例外的，這是件令人吃驚的事情。也許是因為外婆生來就有教導主任的天分吧。後來，外公因腦部中風導致語言中樞受損，口齒變得不清，他自尊心很強，不願讓別人看到他這一麵，因此他隻是小聲和外婆說話。看到外婆臉上流露出全心全意的眼神和表情，我便會回想起靜靜和她麵對麵而坐的那段時光，渾身一陣酥麻的暖意。
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我都是在外婆的懷裏成長的。我遺忘的大部分語言也都是在那段時間裏重新拾起來的。在和外婆對話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她的語言。因此在我的語言中，更多的是外婆那代人使用的語言。那語言中，蘊含著韓國動亂時期的艱苦。那語言中，不僅有我的故鄉春川，還有外婆的故鄉“寧邊的藥山”（詩人金素月《金達萊花》中提到的。——譯者注）。我的語言，是在外婆的懷裏產生的。
外婆信過很多教，在晚年止於基督教的一個分派，可我總覺得她太過投入了。某天，她對一直對此不屑的我說：
“神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話，外婆我可就太慘了。這輩子可就太冤枉了。”
從她這句話中，我看到了一個嚐過生活百味的人才會體會到的一種空虛，因此我便不再對她的宗教信仰做任何評論。2007年冬天，她去世的時候，是我唯一一次違背自己的理智和信念，真心祈禱世上某處真正存在一個叫做天堂的又高又美的地方。
我八歲的時候，春川的幸福時光結束，我回到原州上了小學。我已經能夠聽到聲音，但聽力仍然很差。尤其是低沉的聲音，我聽起來特別費力。後來我才知道，我的耳朵對於這種特定音波毫無反應，在這個區域的聽力已經喪失，無法治療和恢複老師的聲音聽起來斷斷續續，在上課時我自然是無法集中精力。再加上幾乎要重新學習語言，和其他同學比起來，我已經落後在起跑線了。比我大一歲的哥哥在上小學之前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韓文（韓文為拚音文字，掌握了所有韓文拚音，即使不知道意思，也能夠讀。——譯者注），而我在上小學之後的兩年裏，屬於幾乎不會認字、寫字的差生。外婆教會了我說話，但是我並沒有學寫字。自己丟人倒是次要的，隻是父母都是老師，我是家門之恥。因此我常常自覺地避開旁人的眼神，默默地躲到角落裏。那時候，將我當作隱形人無視我的存在，便是對我最大的幫助了。
一天，隔壁班的一個女同學跟在她母親身後找到我家，說我把腳伸到她的書包裏亂踩，把書包踩壞了。我絕對沒有做過這件事。也許我做過更可惡的事情，但是我不會庸俗到用腳去踩她的書包。女同學躲在自己母親的身後，隻是點頭或搖頭。當時我的父母都是那所小學的老師，因此站在他們的立場，既然學生家長提出了抗議，也隻能先滿足對方的要求了。這對惡母女拿了書包的賠償費便揚長而去，而我卻被父親痛打了一頓。我用盡一切能使用到的語言一再否認，卻無濟於事。事實明擺在那裏，我卻無法解釋清楚，這種絕望，這種口拙，再加上父母並沒有站在我這邊，更讓我萬分難過，以致過了很久，直到現在，我對這件事仍然記憶猶新。
一次，和作家李起昊老師聊天時發現，原來他和我上過同一所學校。我倆同年，說不定曾經還在那蝸居鬥室般的校舍中見過幾次。他在當時就又會讀書又會寫作，調皮搗蛋，估計也沒少挨打。而那時的我，則生活在黑暗中。這並不是比喻，我的確是被黑暗包圍的。如果當時的他曾在原州台莊小學的走道上看見一個蠕動的黑影，那就是我了。
由於父母二人都是公立小學的老師，我們曾經多次轉學。在這個過程中，比我大一歲的哥哥養成了和誰都自來熟的性格，我則成了一個習慣分離的孩子。但是我的性格卻不木訥，反而是拚命交朋友。對於那個年齡的孩子來說，交友等同於生存問題。可誰又願意和我這個叫也聽不見的聾子做朋友呢？於是，我極力展現和我做朋友的好處。隻要誰稍稍對我流露好意，我會給他鉛筆、橡皮、筆盒，有求必應，掏心掏肺。請我幫忙做衛生，我答應，讓我幫忙值日，我也答應。叫我幫忙後，他們便尋了好去處去玩，而我甚至還會對他們揮揮手祝他們玩得開心。因此，當時的朋友都是些會打小算盤的陰險之輩，穩重懂事的孩子從來不靠近我。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離開了江原道，轉學到了首爾。首爾的孩子欺起生來，和我之前的經曆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如果發動一場以“不要臉”為武器的戰爭，光這個學校的學生就能占領江原道16874平方公裏。我一直小心翼翼低聲下氣，想要和同學們好好相處，但是一周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情況仍然沒有好轉。直到有一天，我忍無可忍，掄起鐵製的垃圾桶將一個同年級的同學狂揍了一頓。當然我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不過我感到這件事情以後，周圍的氣氛儼然兩樣了。
幾天的觀察後，我製定了一個計劃:挑一個看上去很強焊的家夥挑釁。結果當然是一頓亂仗，被痛打，但至少我成了敢於和那家夥單挑的偉人。過了幾天，等青腫的部位消下去後，我立刻找上另一個大塊頭的家夥，再次單挑。一拳過來，鼻血直噴，身體被打飛，定睛一看，原來被打飛的是我。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小孩是三年級中最厲害的，比我患有更嚴重的聽力障礙，而且還是個女孩兒，雲雲如此。
總之，我以此種方式和多名同學打架。這種瘋狂的舉動一直持續，照理我應被別的同學孤立，但是在小學生的世界裏麵，卻不會如此。我從排名圈外出發，在圈內排名漸漸地上升。身份急速上升的感覺就好像中了科舉一樣。我不再是那個躲在黑暗中流淚的孤獨孩子，而是一個事事謹慎應對的傻小子。這正是我想要的。這是我人生初次的放手一搏，也是我初次的成功。
那一年之所以對我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參加了一家全國性報紙舉辦的兒童作文比賽，並且取得了大獎。這是一個奇跡。一年級的時候，我連“太極旗”幾個字都不會寫不會認，二年級也沒什麽起色，仍然是一個低能兒;但是三年級的時候突然參加作文比賽獲了獎。全校早會的時候，我登上主席台領了獎狀和獎牌。回到家，父母詢問我的獲獎感想。
“激動得小雞雞都發抖。”
父親記得我當時是這麽回答的。
之後的幾天中，我細細尋思，這還是我第一次獲得讓小雞雞都發抖的讚賞，是前所未有的經曆。如果捉迷藏的時候由我來捉人，遊戲到晚上也不會結束。甩紙片的時候如果不耍賴，我一次也贏不了。那麽這次的獲獎意味著什麽？秋千上的我做出了影響一輩子的選擇。
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寫作吧。
就這樣，我的人生就由小學三年級獲得的一個獎而決定了。人生淳樸如斯，何處複尋。
然而，提高文學素養暫且不提，我盡顧著提高自己的打架本領了。升上初中後，這種傾向越來越嚴重，打架鬥毆已經成了我的課程表上最重要的一個科目了。成績理所當然地下降了，全年級總共六十七名學生，我排四十二名。寫這篇文章之前，我給父親去信請他確認一下家中留存的初中成績表，他回複道：
“數學，科學，體育，音樂，美術，韓文，剩下的品德曆史社會英語都是。”
平均下來不錯嘛。可父親接下來又甩出一句話來嗆我。
“就是沒有。出勤率倒是全勤。”
這種事情光靠我自身努力哪行？那會兒的家庭氛圍正適合青少年走上自暴自棄之路。父親因為看木到升研究生院的希望，每日酗酒，家中自然一片狼藉。但父親的不得誌也給我帶來了一部分積極的影響。就像是因學曆自卑的暴發戶往往會在自家客廳展示世界名著全集一樣，我在當壞學生的時候所交往的朋友並不是同類，而是那些成績名列前茅的優等生。對他們來說，我就好像是他們的官方打手，保護他們不受繁瑣的是非之擾，替他們要回被勒索去的錢財，將得罪了他們的家夥打一頓，讓他們短時間內沒法參加年級大會。
然而有一天，我去找一個正積極備考的朋友玩，卻很沒麵子地遭到了拒絕。我先是把那廝打得連筆都拿不起來，然後帶著屎一樣惡劣的心情回了家。我並不是氣他，而是氣自己老是圍著優等生轉悠，一副難看的德行。
那天晚上，怒火中的我決定文武兼修。我坐在書桌前拿起了教科書。我毫無基礎，完全看不懂書本上在說些什麽，甚至連自己手中拿著什麽科目的書也稀裏糊塗。但我盲目地背誦起來。從目錄到題目，再到答案，全部背了下來，直到流下鼻血。那可是隻有在平時挨打時才會流的呢，出來得不是時候，鼻血自己都錯愕不已就這樣，一周之後，我考完了期中考試，將前麵的二十五名拋在身後，一躍成了班上的第十七名，雖然前麵的十六名很是礙眼，不過那天以後，至少我不會因為成績被人叫差生了。
升上高中後，我有一陣子主攻學業，難免疏忽了武藝，四處便飛來了拳頭，居然個個都是高手。而我從來不服服帖帖，所以挨打也比別人挨得重好幾倍。有一次，一個高三留級了三年的年級霸王看我不順眼對我大罵，讓我下課後去學校後山和他較量一下，於是我一下課就立馬奔回家拿了兩把菜刀。長得像關羽的那人看見遲來的我，十分高興，說我還怕你跑了不敢來呢。我回答，怎麽會呢，這位大哥。接著，我從書包裏拿出菜刀，一手一把，回稟道：“別廢話了，用這個解決吧。”
有經驗的人想必知道，在對峙的情形下，利器出場，晃一晃立刻就會讓人全身無力。僵局過後，觀戰的一個朋友過來對著我喋喋不休地說：“你找死啊？你不知道那家夥的手臂和你個子差不多長麽？”
我當然不想死。我也不想求饒，不想像落水狗那樣被痛打。我的計劃是，當他伸手擋住其中一把刀的瞬間，用另一把刀刺向他另一邊的腰。身長九尺的他很快就撤了，也許是因為他看穿了我的計謀。也難怪，誰叫我嘴裏還和氣地不停地喊著讓他兩把選一把，雙手則緊緊抓著兩把菜刀呢。
用智謀擊退了會說話的大猩猩，這次的放手一搏也算是獸醫學上的成功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當人從危機中脫險時，有的人會得意洋洋，有的人則被嚇破膽。我屬於後者。我一路走回家，連球鞋帶子散了也沒注意到。我躺到**，呆呆地看著天花板，連洗臉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無論是以前，還是後來，我都從未像那天一樣有種疲倦到穀底的感覺。那天夜裏，透過天花板上那令人眼花繚亂的鉤形圖案，我看到了數年前一個小小的契機和微不足道的選擇將我逼到了何種境地。不甘忍受被人當沙包，決心奮起抗爭，這也許是無法避免的。但拿起刀，把心一橫，打算刺人肋下，這種行為明顯越界了。這兩個值是處於同一個矢量標上相互連接的，我無法否認，我曾經雙手握刀。簡言之，我並不是突然出現在這個陌生的坐標位置上，而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沿著函數的軌跡走到這一步的。
那以後，我整個人就鬆懈了下來，任何事情於我都失去了意義，高中生活一直就這麽無精打采地過去了。我一邊學習，一邊在大學路喝酒，一邊追女生，一邊打架鬥毆，還一邊寫詩，沒有一樣做得好。我也不打算將哪件事情做好。那時，我叛逆的主要舞台就是教堂。每周周末，我都會和朋友們一起去教堂禮拜，但是背地裏卻一一實施著《聖經》上記錄的惡行。頭天晚上大家還一起喝酒鬥毆，到了周日的禮拜時間就帶著優雅的表情，唱起了充滿愛的頌歌，這光景甚是有趣。一直到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的時候，一半因為客觀原因，一半因為主觀意願，這種生活結束了。但是直到現在，每當我經過月桂洞的那間教堂時，心中仍然會湧起一種羞愧感，我又會回想起那天晚上在天花板上看到的千頭萬緒的鉤型圖案，心中甚是悲涼。
三年級獲得作文大獎的時候，我早早地決定了將來的人生方向。當然，就像大部分孩子曾經夢想過長大後當軍人當歌手，當棒球運動員，當總統，當白雪公主等一樣，我也曾有過類似的夢想。但是一直以來，我心中的某個角落都有朝著寫作方向發展的信念。因此在結束了地獄般的高中生活後，我選擇了國語國文係，這於我也許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現在雖然有很多專門教寫作的文藝創作專業，但是在當時，這種專業主要屬於技校或文體學校，很多人甚至連這種專業的存在也不知道。那時的我並沒有家庭壓力讓我必須要學一門賺錢的專業，因為父親那時終於取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到國立大學當了教授，進而步步高升當了處長、校長。那時的母親也成為一名有著光鮮履曆的中堅教師。至少，我們家在經濟上已經漸漸走出從前的窘狀了。
上大學後，我加人了文學社。白天和學長們喝酒後，接下了純粹找茬打架的任務。偶爾閑暇我也會寫寫詩。並不是因為我喜歡寫，而是父親很久以前就是一位詩人，更因為由古至今，隻要說要搞文學，最顯範兒的方法無疑是寫詩。當時寫下了上千篇慘不忍睹的習作，至今我還保留著其中的三四篇。不是因為寫得好，而是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這一路走來。
當時的我有一個豪邁的興趣，那就是爬到樓頂位於緊急出口上方約一坪的空間，在避雷針旁邊找個位子躺下思索。每每想到不錯的句子，就立刻拿起身邊備好的紙揮筆而就。時不時會有年輕或年長的男女來到樓頂，相互喂食對方的唾液，謙恭的我隻會稍稍探出頭偷看，每當這時，我都感到自己是一名被禁錮在墮落之塔索瑪多的高尚詩人。而今，據說這種孩子被稱為窺**癖患者。
某天，我在樓頂沉睡時被雨水淋醒。正打算下樓，卻發現人睡前寫下的詩句不翼而飛。我四下尋找一番，最終渾身透濕，空著手下樓了。
那之後的好幾天，那首詩的模糊身影在我的腦中揮之不去。但當我整理思緒，想要重新回憶那首詩時，卻發現那用語言構築的終極秘境不知所終，空留如同災難過境般的胡言癡語。我最終得出結論，除了再次找回被風吹走的原文之外，別無他法。但我已經徹底搜過屋頂甚至是整棟樓附近，一絲痕跡都沒有。陷入困境的我，隻有繼續登上索瑪多之塔，寫下喪和執念交織的詩。
半個月後的一天傍晚，我偶然間在索瑪多之塔正下方的排水孔中發現了一個黃不拉嘰的東西。走近一看，是一張皺巴巴的紙。我不由發出一聲驚呼。常言道燈下不明，原來找了那麽久的不朽巨作就在眼皮底下！我捧著那張被雨水和灰塵侵蝕過的紙跑回房間，坐到桌前，小心翼翼地展開，反反複複看了五六遍。
我閉上眼。臉上滾燙，一動不動地坐到天亮。我在思考。思考那些可以掌控的，以及不能掌控的事;思考那些通常可以解釋的現象，以及一瞬的記憶間閃過的印象;思考稚童能夠理解的傾訴，以及有著無限意義的眼神；思考含有暗示的事件，以及含有暗示的句子;思考究竟自己是哪種人，又應該何去何從……窗外漸漸天光大亮時，我下定決心：我必須停止寫詩，哪怕是為了捍衛被譽為地球之肺的亞馬遜叢林。
我並沒有立刻轉向小說，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寫起了隨筆，約莫虛耗了兩年時間。這些隨筆隻不過是比詩稍微長一點的垃圾而已。一天，為了迎接到來的暑假，我和一個大學同學乘上了去往釜山的火車。我們有著一個很樸實的目標:依靠打工賺錢環遊世界。可到了釜山之後遇到的事情，實在是不堪回首。也算是小康之家出身的我們忍饑挨餓，露宿街頭，四處碰壁，才四天就灰頭土臉地返回首爾。同學認定是受了我的蠱惑才讓自己遭受這番罪，十分生氣，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我一句話也無法反駁。我心中窩火，拿起客艙裏的鐵道部雜誌翻來翻去，正巧裏麵刊登了一篇當時正如日中天的小說家的微型小說。看完之後，我對仍怒氣衝衝的同學一股腦兒發泄自己對這篇小說的不滿。“這種文章，主題不明，情節無逆轉，沒有教化意味，沒有趣味……”
同學勃然大怒。
“你這個殘廢，有本事你寫啊。”
回到家後，殘廢連洗漱都顧不上，倒頭就睡。淩晨起床，開始寫文。標題為《允哲的愛》的那篇長達八十頁稿紙的處女小說就是在那天傍晚時分完成的。寫完後，我讀了一遍又一遍，不足之處太多太多，但至少比我在火車上讀到的那篇名家小說要強。我想，這就算是成功了。這是我自從小學三年級獲獎之後初次感到自己在寫作方麵取得成功。
我是一個無法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的人，我隻能從成功中學到東西。那天的經曆，讓我決心成為一名小說家。於是我整個學期靠當氣焊工，加油站加油員，粘貼小廣告等零工賺錢，然後一到放假就去國外旅行。說來也複雜，可我覺得未來要當小說家就必須這樣。由於兵役和長期旅行，我三次休學，終於在1999年勉強畢業。這期間每當有新的小說初稿完成時，我都會標上流水號儲存在電腦中，《允哲的愛》是一號，畢業那年寫下的短篇是六十五號。這兩篇小說之間隔了大約五年的時間。
我初次參加新春文藝的征文活動是在1998年。結果當然落選。第二年再次參加，再次落選。第三年我也參加了，靠，又一次落選。然而，讓我稍感安慰的是，也許是我的文章也有可取之處，兩次人了複審。其中，1999年那次的複審評價，無比辛辣地詛咒著我那已經壯烈犧牲的參賽作品。“故事情節自始至終牽強附會，小說無趣難懂……”等字眼，至今仍曆曆在目，常常被我在酒桌上自豪地炫耀。
2000年新春文藝的失利，充滿了各種心痛。不單單因為我在作品中傾注的心血，也不單單因為一個已經畢業的無業者的不安。對我而言最致命的打擊，是一起學寫作的朋友率先步人文壇。我一直堅信自己比他寫得好，因此沮喪之心難以言表。好不容易才奉上祝賀之詞，然後收拾好行裝。整整三個月，我一直在美國和南美輾轉，然而這段旅程並不愉快。我還留有一張當時在美國西南部的黃金岩石處拍的照片，細細看去，表情仿佛那種看透人生的頹廢。
就這樣，身心皆一貧如洗的我回國，在蠢島的租房內坐下，開始寫小說。我預想著這將是我人生的最後一篇小說，因此並不打算給別人看。這篇小說僅僅是為了我自己而寫，完全不用考慮讀者，它有著複雜費解的結構，運用了長期垂煉出來的一切寫作技巧;而在形式上，不用轉行，隻由一個段落來敘述。我要享受這種別致的奢侈，來終結自己的錯誤抉擇。
這篇小說《在沙漠中》，於三天後初稿結束。之後我大約花了十天時間對著電腦屏幕不斷改稿，再打印出來，朗讀出聲反複推敲，發現有不通順的地方便在打印出來的稿子上修改，再將修改的內容錄人電腦，重新打印。就這樣反複打印了大約一百多次。過了一個月，我已經能夠將小說從頭到尾背出來，連打印都不需要了，在酒桌上如果想到更加貼切的表述方式，我便記下來，回家後修改。5月初，改稿結束。標記上七十三號，在電腦中儲存好之後，我便出門痛飲，直到失去意識。大約過了一周，我便搬到了一個聞所未聞的地方，打算在那裏的學校一邊擔任行政助教一邊讀研究院。我再也不想看任何小說，要和小說斷絕一切關係。
我的一生中最出乎意料的逆轉就是離開首爾搬家到外地的那天。我走進那間髒得好似是土匪住過的單間，將所有行李放到房中間，從角落開始打掃。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打來了電話，電話那邊說是《現代文學》，開口就問我年紀。
很久以後，我才聽說整件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現代文學》的小說單元正在進行小說家的新人推選評審，對於是否選我出現了異議。因為已經推選出了一名作家，並不需要再選一名，但是擔任評委的兩人中的一位認為我的小說十分新穎，堅持要選我，另一位卻認為我的小說太迂腐，堅決不同意。《現代文學》雜誌的主編看不下去了，於是出麵展現了所羅門的智慧，他提出，如果這個作家年齡不到三十歲的話，就以文風新穎為憑推選他，如果年齡超過三十，就以文風太迂腐為由不選。兩位評委同意了這個方案，於是便給我打電話。當時的我當然對此一無所知，朗聲回答。
二十九歲。
就這樣，我成了作家。但其實幸運並不僅僅在於此。我在接到祝賀的電話時仍然處於懵懂狀態，因為我並不記得曾經給《現代文學》投過稿。可當時如果坦白，很有可能會被取消獲獎資格，於是我絕口不提此事。後來我才知道，《現代文學》的新人推薦原本每年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但是1999年開始，縮減為隻有上半年一次。而我用來當作投稿參考的投稿須知，是從圖書館館藏的1998年之前的《現代文學》上偷偷撕下來的，所以我是按照並不存在的1999年下半年新人推薦的截稿時間，於9月末投去了稿件，並且將這次不成功的投稿經曆忘得一幹二淨，以至於麵對七個月後來臨的獲獎消息感到一頭霧水。我相信，那位收了我這個腦子抽風的投稿者的小說，並且默默放到第二年的評審桌上的不知名的貴人，來世必定大富大貴。
我就這樣進了文壇，心中卻不甚舒坦。明明打算放下一切去讀研究院了，這姍姍來遲的**算是哪般！我也很憤怒，若稍早一點進入文壇，肯定機會良多，現在這些機會都沒了。命運弄人。一怒之下，我決定放手一搏。兩三個月後接到約稿請求時，我打算將那篇比我的出道作品更重要的第二部小說《在沙漠中》交去。怎麽說它也是我的心血之作，如果能夠博個好評固然不錯，但如果由於結構複雜而被狠批的話，就證明了我的封筆決定是正確的，我將毫不留戀地放下一切，不再回頭。
再次拿起《在沙漠中》時，我的心情有些微妙。因為這裏麵的“毒”。回頭看去，我寫這篇小說並不是為了慰藉二十歲時那顆曾經熱烈愛過卻未能結果的心，而是充滿了憤怒、怨恨，是為詛咒而寫。站在旁人的角度讀，也許會罵作者瘋狂猥瑣，而對於字裏行間包含的各種緣由記得清清楚楚的我來說，讀起來隻會覺得疼痛不已。我一句話也沒有改，原封不動地交了上去。所幸的是，沒有出現什麽特別的痛批。實際上，沒有任何人提到這部小說，好像沒人知道有這麽一篇小說一樣。
後來，我一邊擔任助教一邊讀研，每年大概發表兩到三篇小說。過了三年，大概可以集成一本書了，於是我開始做出版的準備。我對文壇一無所知，不知道交給哪個出版社會更賺錢。正好幾名值得信賴的前輩給出建議，我便將合集寄給了文學與知性社。審稿等了大概半年，我終於在合約上簽了字。終於，那本書頂著《養兔須知》這個耐人尋味的名字於2003年12月麵市原本期待會在書城出現火爆情況，但仍然沒有任何人提到那本書。這本初版印了兩千冊的書很快就被初版百萬冊大軍的《哈利波特》踩在腳下。三年後我的第二部原創作品集賣得火爆直到斷貨，第一本書也成了文學與知性社的雞肋。
我的第二部創作集《午夜故事》反響很好。書出版的第二年我又發表了兩個短篇小說，也獲得了好評，不僅成了文學獎的候選作品，還分別兩次被其他媒體重新收錄。這本該讓我高興有餘，但是當時這種鼓舞人心的現象立刻便成了其他煩惱的根源。隻因我當時已讀完博士課程，該寫論文了，可這樣的話，至少有一年的時間不能寫小說。而我剛在文壇嶄露頭角，小說越寫越好，如果此時的這個機會錯過了，何時又再會碰到呢？
深思熟慮之後，我做了決定:學位論文，等我成了大作家之後再寫，或者不寫。而且也不能隻寫短篇，遂決定寫長篇。
於是2007年的夏天，我離開了韓國。正好我從幾年前就開始構思一個故事，內容是泰國曼穀某條街道。偶然間我得知，離中南半島不遠的中國西南部的某所大學正在尋找母語韓語的教授，我認為這正是個好機會，於是不顧一切便去了。在那裏，我一方麵將自己手到擒來的韓語發音灌輸給中國學生，一方麵每個月去曼穀兩三次，收集寫小說所需要的素材。就在學校發覺異狀之前的2008年夏天，我離開中國，來到泰國，租了一間房開始創作。
再回到韓國已經是2009年的春天了。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繁忙的時期，以後也不會再有比那一年更繁忙的時候了。光是長篇小說，我就寫了一千七百頁的連載，另外還有五部短篇小說，發表了兩部，我還完成了備受期待的博士論文，又在大學裏講課，參加新加坡舉辦的國際作家交流會，還兼職翻譯了七百頁左右的稿子……繁忙如此，我仍有剩餘的氣力，那一年喝的酒比其他時候多得多。
翌年，也就是2010年的聖誕前夜，我人在印度。邋裏邋遢地躺在一趟從中部班加羅爾開往南部喀拉拉邦的火車的二等艙臥鋪上。平時的我一躺下就睡死了，可那天卻沒有。我在手機上亂寫一氣，又打開地圖看看自己到哪裏了，然後喝了一些體溫般溫暖的啤酒，走到兩節車廂的中間抽起了煙。車窗外漸暗，在與大自然展開了持久拉鋸戰後，印度的白晝暫時撤退，一個個村莊緩緩流過。
我的心情有些複雜。原因有三:幾天前，我獲得了一個很大的文學獎，開始寫小說後，這是第一次走到眾人麵前領獎。過了沒多久，我又通過了高麗大學的聘用審核，畢業超過十年，我第一次有了一張像樣的名片。乘上火車後，耳朵突然聽不見了，驚慌之餘我立刻爬上臥鋪藏了起來，可我並沒有永久失聰，大概兩個小時之後，我的聽力又恢複了正常。
這一件件，都是能夠左右我人生的重要事件。三件事情接踵而至，我的心中難免有些不安。再加上這些既是我剛剛經曆的，同時也會直接影響到眼下的未來，且不論孰輕孰重，每件事情都值得深思。
首先，獲得文學獎一事含有一個不祥的信息。這意味著，從此以後，我的小說必須有更大的變化，否則，獲獎之日就將成為我的文學成就的最高點。從走人文壇的那天開始，我就一直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寫得好的作家，而是一個寫得不同的作家，這正是我自信的來源。“不同”不僅僅意味著和別人寫得不一樣，更意味著要寫得和自己以前的作品不一樣。如果文中養成了慣用形式，很快就會被認為懶惰，又或者是被先入為主的習慣而侵蝕。所以最近在構思小說的時候，我已經熟練地掌握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先將可用的技巧全部擺出來，再從中選擇必要的進行組合。可問題就出在積累這種經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這種組合成了哥特體，更有一些被稱為習慣的非藝術表現方式。若此時再不轉換方向，就好比打牌的時候不更換手中的王牌，我必定會因躲避此處的絕壁而從彼處的絕壁墜下。時至今日，仍未有“樸馨瑞式”的東西登場，也未到登場的時候，我仍需繼續探索。
隻因小說之根本，並不是回答模式，而是提問模式。
成為大學教授，的確是一種榮譽，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是一次危險的考驗。更重要的是我並不確信自己已做好萬全的準備。那天，我在手機中寫下備忘錄：
“突然十分恐慌，我的人生該何去何從。若不想被人當作殘廢，我必須好好計劃。躺在駛向喀拉拉的火車臥鋪，我被這種種憂鬱的情緒環繞。”
對於需要私人時間的小說家來說，沒有比教授更好的工作了，但工作畢竟仍是工作。也就是說，當我像以前那樣很想動筆的時候，常常不能寫作。我更是重新被賦予了從未碰觸過的責任感。我必須從極其私人的領域走出來，進人一個公共的領域。以前的我隻用管句子和敘事結構就行了，但是現在還得管人。我需謹記，我的口袋裏有可能裝有別人的錢，我必須適時交出。更甚者，我必須學會如何和那些可怕的“教授”相處。稍有不慎，就會聽到別人叫我殘廢。
當然，我清楚，這種症狀不可能永遠都是暫時的。在去中國的大學就職之前，我曾經接受過一次精密的身體檢查，當時醫生警告我，很有可能在今後的數十年內完全喪失聽力。耳中植入助聽器，並不會對生活帶來不便，但能聽到自然的真正聲音和各種樂器演奏出來的真正旋律的時間卻不多了。當時醫生估算的延遲期為五年。身為當事人的我耳朵不好，將數字聽成了二十多年。走出醫院，樹上的鳥兒嘰嘰喳喳鬧個不停。身後的車按著喇叭，喊著把屁股給我挪開！走廊上站著的中年婦女對著手機獅吼……今後這些聲音全部都會消失嗎？之後便要在我的頭蓋骨上鑽出一個窟窿，植人一個帶電池的晶體管，讓這一切成為振動來感受嗎？
好吧，這是有可能的。我一直以來心裏都忐忑不安，無法放寬心，所以對於至今獲得的所有機會，站在耳蝸的立場來看已經是備受眷顧了。回想起以前經常出人文昌模耳鼻喉科的那段日子，也許我的處境會比現在差很多。無法再感受先天聽覺器官帶來的特別靈感，的確可惜，但是我已經做好和它們告別的準備。體檢歸來的那天傍晚，我給編輯打了個電話，我提出會在幾年內結束正在構想的長篇小說，接下來便要寫一部關於聲音的書。我打算仔細傾聽一切自然的聲音以及樂器的聲音、一係列的流行音樂和音樂史上的名曲，然後寫下感想。這將成為我那飽經滄桑的聽力所走過的最後旅程的記錄。
自那之後又過了三年，2010年的冬天，在朝著南部喀拉拉駛去的火車中，我終於理清了這三個煩惱的順序。三個煩惱，無一不重要，但是首先我必須向自己的身體和經曆致敬。拿出手提電腦，將草稿一塊塊勾勒出來。我將這一生聽過的印象最深的聲音，將我想聊的樂器，將必須一見的專家的名字，寫了下來。就這樣，約莫過了三個小時，倦意湧來。我悠悠整理一番，躺下。放鬆和緊張猛烈交雜的一種寂靜，奇妙地將我包圍。回想起來，嶄新抉擇初始的第一天，都是如此。
樸馨瑞韓國作家，1972年出生。2000年在《現代文學》雜誌發表短篇小說《養兔須知》，由此登上文壇。其短篇集《養兔須知》《午夜小說》《手工小說》等展現了作家特有的怪異、極端、憂鬱，但同時又有著令人愉悅的幽默。曾獲第44屆今日年輕藝術家獎。其201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淩晨的娜娜》“讓人身臨其境，展現了對自由世界的大膽探尋”，獲第18屆大山文學獎。現任高麗大學文藝創作專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