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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為什麽，赫爾利整整熬了一個通宵，方才寫完了向美國國務院呈交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其實，在案頭工作方麵，他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快手。去年年底，他給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卡特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其篇幅雖然是剛才提到的那個報告的兩倍，但時間隻花了完成後者的一半。
這似乎與內容有關係。
在私人信件中，赫爾利以滔滔不絕的筆底波瀾，描述了史迪威離職和他自己擢升的重要意義。那熱情奔放的言辭，那斬釘截鐵的保證，仿佛他比蔣介石還要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國民黨的事業。對於中國政治衝突的性質，他則懶洋洋地說，共產黨人不是問題的所在，他們不過同國民黨人一樣，是一批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權力爭奪者。於是，他誇下海口道，不到一個月他就可以完成‘在現政府領導下統一中國’的光榮使命。
然而，大半年了，赫爾利的胸膛上既沒有增加一枚勳章，肩膀上也沒有增加一朵星花。恰恰相反，他在中國的行為和這種行為的性質，使美國輿論界產生了許多令人憂慮的問題。他是不是在沒有得到充分授權的情況下一意孤行，先斬後奏？他是否僅僅是一個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笨蛋，一個最後招致不幸結局的冒充大人物的拙劣醜角？在一定的意義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赫爾利需要對他所麵臨的挑戰進行反擊。而寫給國務院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便成了他緊緊握在手中的武器。因為至少在他看來，隻要在報告中盡量突出談判雙方已經取得的成果，那麽不僅表明國共兩黨是相安無事的，而且表明中美關係也是相安無事的，從而最終達到表明自己簡直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化身的目的。
不過，當願望和現實並不是一碼事的時候，做起來就十分困難了。赫爾利咬破筆杆，絞盡腦汁，始得以駐華大使館的名義，在那份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談判者同意他們將為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府、複興中國及製止內戰而合作。雙方同意支持作為共和國總統的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他們又同意雙方將擁護孫中山的學說，並將合作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民主的政府。共產黨同意他們將承認國民黨為控製政府的主要政黨，並將在從目前的政府形式過渡到民主政權的時期內，與其合作。不少其他問題，包括釋放政治犯，人身、言論、出版、信仰、集會與結社等自由，都取得了協議。”
當然，說話得有餘地。這不僅能夠增強故事的真實性，而且能夠暗示出他在其間的艱辛與努力。於是，赫爾利繼續寫道：
“還有兩個重要點，會談者尚未取得協議，雖然雙方對於使協議的取得有可能曾經作出讓步。其中一點是共產黨主張在某些省內有任命、選擇或選舉省長之權利，而政府則認為直至製定憲法和建立民主政府之時為止，任命省長和官員的特權應屬於共和國總統。”
“另一點雙方已達成一種協議，但並未最後同意，此即包括在中國和平時期國家軍隊內的共產黨部隊的數量。政府指出目前計劃要求一個包括八十至一百個師的和平時期軍隊，而國民黨認為是少數黨的共產黨卻主張大約占和平時期軍隊半數的權利……”
當這份報告進入總結階段的時候，赫爾利覺得有必要向國務院展示一種美好的前景。這種前景不僅是屬於重慶談判的，更是屬於他本人在中國的發展的：
“談判人員之間的精神是良好的，中國兩大黨之間接近問題似乎正在進步中，隻要會談繼續，內戰的討論和流言是會消失的。”
“此次會談的全部成就，在於使國民黨和共產黨，當幾乎所有擁護使中國分裂政策的分子預測要有內戰的時期，進行商談和平時期的合作。會談將是繼續的，毛澤東還留在重慶，蔣委員長許諾毛氏並以他的人格保證毛氏和他的隨員的安全。他同意任何時候他們如果不願意繼續會談，當予毛氏和他的隨員以去延安的交通工具……”
既然報告是以大使館的名義寫的，最後這幾句話，赫爾利就好說了：
“雙方曾對大使的合作與幫助表示深切的感激。他們同意在他們所提議的最後決議中列入一節，對於大使在促成會談和在談判過程中以調解者的地位所給予的一般幫助方麵對中國的巨大貢獻，表示謝意！”
就這樣，呈交給國務院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總算在今日上午以密電的方式拍往華盛頓去了，在重慶，作為一種公開的表示，赫爾利則給桂園打了一個電話，邀請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出席他在大使館內備下的午宴。
少頃，當三位共產黨人如約前往，驅車直抵大使館門前的時候，赫爾利早已迎候在石階之下，直挺站立如同路旁的電線杆。
他現在彎下腰，親手為毛澤東拉開車門：
“哈羅！見到你們，總是這樣令人高興。今天嘛正好是談判休會的日子，所以我特地為你們準備了我的家鄉的烤雞，地地道道的俄克拉荷馬風味呢……”
毛澤東微微笑道：
“大使先生的飯，我們是一定要吃的。不過，有道是，飽食不如寬坐。既然我們和國民黨方麵談不下去了，何不趁此機會，和你好生敘談敘談呢？怎麽樣，對於我的這個建議，想必不會招致你的反對吧？”
“不反對，不反對。”赫爾利高翹著八字胡須，伸出了他那長長的手臂，“那麽，現在就讓我們去客廳吧.各位先生，請！”
赫爾利以他慣用的誇張的手法，擺出了這裏的主人架勢。剛剛在壁爐側旁的沙發上落下屁股，他便猛地昂起腦袋，用一種輕佻的煞有介事的語調說：
“方才，當毛澤東先生告訴我，重慶談判又一次陷入僵局的時候，作為國共兩黨共同的朋友，老實說，我在良心上頓然承受了一種痛苦的自責。不是麽？倘若我能夠對上一輪談判的過程進行研究，倘若我能夠對下一輪談判的內容提供線索，那麽，這種談不下去的局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唉唉，可以避免的局麵，結果偏偏出現了！什麽叫做終身遺憾？這就叫做終身遺憾呀……”
毛澤東坐在壁爐另一側旁的沙發上，望著赫爾利滑稽而拙劣的表演，不覺想起了這位美國將軍以總統特使的名義訪問延安的時候，那高叫著印第安人戰爭口號的聲音，那全然出乎意料的歇斯底裏的舉動。
不過，與當時的驚訝和惑然相反，毛澤東現在對付赫爾利的，除了那淡淡的微笑，還有隨之而來的輕言細語：
“大使先生，在最後的期望尚未破滅以前，其實是用不著終身遺憾的。按照中國人的說法，亡羊補牢，未為晚矣。這就是說，如果不是能夠與否，而是你確實願意對下一輪談判的內容提供線索的話，那麽，我想，正好周恩來先生在這裏，王若飛先生也在這裏，我們為什麽不把上一輪談判的過程和盤托出以便你進行研究，從而促使重慶談判有所進展呢？”
赫爾利的麵孔刷地變得通紅。為著遮掩尷尬之色，他在仰麵大笑之餘，竟一巴掌打在沙發扶手上：
“好事情，好事情！既然你們如此地信賴著我，那就讓我試試看吧。當然，基於對國共雙方利益的深刻的理解，關於上一輪談判的過程，我隻消知道部分議題的商談情況就行了。譬如說，對於國民大會問題，國民黨方麵曾經告訴我說，可以新增加的代表名額確實有限，若重新遴選之名額中，除去婦女界與新聞界及其他團體請求增加之名額外，所餘者為數極少。不知道這個問題上輪談判涉及沒有？如果涉及了的話，請問中共方麵又是什麽意見呢？”
赫爾利的目光迫不及待地轉移到壁爐對麵去了。他看看周恩來，又看看王若飛。然而，回答他的，依然是死死地盯住他的毛澤東：
“上輪談判涉及了國民大會問題。中共代表提出兩點意見。其一，國民大會勢須延期召開；其二，國大代表應重選，並要求修改選舉法和組織法，以實行民主自由與普選。不過，大使先生，這個問題隻是上一輪談判的五個議題之一。如果說這個問題，以及政治會議問題，施政綱領問題，各黨派參加政府問題，雙方僅作了一般性的商談，從而不足以構成中斷談判的威脅的話，那麽，上輪談判的關鍵問題還在於是否承認解放區。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實質性的問題上，你難道不願意聽聽中共方麵的意見麽？”
“願意，當然願意，我什麽時候說過不願意！”在毛澤東的無法抗拒的目光的逼視下，赫爾利顯得煩燥與不安了，“可是國民黨方麵至今未能接受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的方案，事既如此，關於解放區的問題，你們又能夠告訴我些什麽呢？”
周恩來現在開始答話了。他雙臂平放在沙發扶手上，越發顯得徜徉恣肆，揮灑自如：
“是的，大使先生，正因為聯合政府的方案不為中央所采納，而委員長先生又一再指示我等應以革命精誠坦白之精神切實解決問題，所以便在一輪談判中，直率地提出了有關解放區的幾點意見。誠如你知道的那樣，這幾點意見早已白紙黑字地寫進了談判方案的條款，並無任何字句上的增刪，放在此間不必向你贅述了。然而，需要向你並通過你向國民黨方麵強調的是——”周恩來抬起右臂，稍有晃動，卻使得他那不卑不亢的語調頓時落地有聲：“現在，在本黨控製之下有十九個解放區，政治上已實行減租減息，民選政府。那麽，我們對此一事實上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前次，為顧及事實，並本著互相讓步之精神提出建議，而張治中先生則謂我等要求數省之主席乃為封建作法，我等實不能同意。雖然如此，吾人為顧及中央政令之一致，在全國其他地區未實行普選以前，不單獨實行普選，所以才有了這次切合實際的提案，即主張某些地區已由中共負責者，由中共推薦主席，而其他黨派仍可以參加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如此，則即可促成彼此之團結與國家之統一。”
赫爾利托著腮幫，愣愣地聽著。上身全然不動，下麵高翹著的二郎腿，卻極不耐煩地踢來踢去，仿佛在尋找對方的要害部位似的：
“那麽，請問：中共方麵的重劃省區之議，又將意味著什麽呢？要知道，這才是有關解放區能否得到承認的至關重要的實質性問題！”
王若飛說話了。他沒有毛澤東的進攻的目光，也沒有周恩來的穩健的手勢，但他同樣是敏銳而機智的。在通常的情況下，他隻有按捺住自己內心的衝動，方才能夠像此間這樣不失時機地啟開那厚厚的嘴唇：
“大使先生有所不知，關於解放區問題，並非我方要求政府重劃地區或分割省區，而是我方已有此種區劃存在，且其所實行的減租減息與民選製度，亦已為當地人民所擁護。有鑒於此，王世傑先生曾主張有功之文武人員，政府也可以任用一點，猶不足以滿足人民之期望。所以，我等以為欲解決解放區問題，惟有兩種辦法：一為普選，請中央承認人民所選舉之地方政府；二如中央以為不能有少數省區實行此種特殊之製度，則惟有采取我等現提之辦法。尚不知你以為然否？”
赫爾利哧哧地喘著粗氣，一時無語。他先盯了王若飛一眼，繼而轉了轉自己的眼珠，最後拉長脖子，聲嘶力竭地道：
“國民黨方麵不是有過建議了嗎！在各收複區成立一個人事整理機構，這難道就不能成為解決地區問題的一個辦法嗎？”
“這個辦法既然來自國民黨方麵而並非大使先生的建議，我們就無須乎在這裏討論什麽地區問題了。因為本黨重劃省區之議，亦已向中央有過提案——”
周恩來不無揶揄地朝赫爾利笑了笑。為著顧全這位外交官的麵子，他試圖用極為平靜的語言，來緩和一下大使館裏的氣氛：
“當然，我還是以為我方的辦法切合實際。中央如能采納，自不必形諸文字形式，有一致的協商與決定即可。總之，關於解放區問題，我黨在盡量讓步，以期依據中央統一之政令，求得問題之解決，以促成兩黨之合作。”
殊不料赫爾利無言以對之餘，竟得寸進尺，惱羞成怒起來：
“不，事情沒有這麽簡單！至少在我看來，政治是與軍事相聯係的。一省一區之內，有政治問題，也有軍事問題。而軍事問題能獲解決，則其他問題也必然能獲解決……”
赫爾利的吼聲突然被毛澤東的笑聲打斷了。當他圓睜雙眼、定睛看時，才發現這位共產黨領袖早已笑得東倒西歪，前仰後合。
“你笑什麽？”赫爾利問毛澤東。毛澤東依然打著哈哈道：
“我笑你太不了解我們了，大使先生。老實說，如果恫嚇可以征服我們的話，那麽，這個世界上早就沒有共產黨，沒有解放區啦！當然，這興許不是你的過錯。你的過錯在於，當委員長先生政治上已陷入被動，甚而至於已經掉入不能自拔的旋渦的時候，你卻徹底地拉下了‘居中調停’的假麵具，硬要去充當什麽救命稻草。須知，你是救不了什麽人的。中國人的事情，全靠中國人自己來辦！”
赫爾利渾身顫抖著，臉色由紅轉青，眼圈由青轉黑。隔了半晌，他才從牙縫裏迸出一股冷颼颼的聲音：
“好，好，毛澤東先生，這句話可是你親口講出來的！以後若是要追究究竟是何人破壞了重慶談判的話，請你不要推卸屬於自己的責任。至於我的責任嘛，我想，該說的說了，該做的做了，我需要盡快地回國述職了。因此，從明天開始，但凡談判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們不要來找我，也不要去找委員長先生。談與不談，談這談那，都請直接和國民黨方麵的首席代表張群先生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