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河邊村走向都督府
一個年僅28歲來自滹沱河邊的農村青年，在毫無家庭背景的情況下，以其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老練與勇敢果斷而少年得誌，雄踞於三晉。在中國曆史上，不說絕無僅有，至少也極為鮮見。
閻錫山在台灣菁山之中的墳塋冷冷清清，然而他在山西卻分明早已經成了一種文化符號。政府化錢修葺了河邊村龐大的閻府，如今成為一個遊人如織的著名景點。
閻錫山參加同盟會，革了清政府的命，取得了晉綏兩省的統治大權。對外實施“保境安民”，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加強編練軍隊，率領起義軍和清政府的軍隊進行了多次戰爭。於是就有民謠唱道：“初三、十三、二十三，河邊出了個閻錫山；閻錫山，灰拾翻，打倒巡撫做省長。隻領兵，不關餉，打仗到了娘子關，一炮吹了個響亮兒光。”
五台話中“灰拾翻”就是“瞎折騰”“胡鬧”“不務正業”的意思。
閻錫山當上山西都督後，第一要務便是大抓教育普及，強力推行全省各地大辦學校，沒有校舍就搬了廟裏的神像當教室。這自然要引起一些守舊派的反對，所以那時候一首民謠很快便傳遍了三晉大地：“初三、十三、二十三，河邊出了個閻錫山。灰拾翻，剃了辮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學堂。”
五台縣石村的學校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建起來的，學校設在關帝廟，說搬神像隻是搬了兩廊廂房裏的神像，正殿裏的大塑像並沒有動，各村都是如此。校長徐明性剪了辮子，因為行七，人們都叫他七禿子。多數老師和學生都還留著辮子，徐校長在學校宣傳剪辮子，批評辮子是豬尾巴，說留辮子是清朝的規矩，應該剪掉，但是宣傳是宣傳，行動的人卻很少。
一年後過大年的那天，學校院壩上鑼鼓喧天。學生們，還有村裏的許多人都以為來了戲班子，擁到學堂去看熱鬧，突然大門關上了，徐校長宣布要剪辮子：“誰要出去，剪了辮子再走！”幾個青年人拿著剪子守在大門口。有些大人怕得要命，有哭的、有鬧的，但是不管怎麽抵抗，進了學堂的，辮子都被剪了。當時人們對辮子隻有一個顧慮，害怕清朝複辟後殺頭。原來男人們留辮子，都是把頭的四周剃光，隻在後腦勺上留上片頭發，即所謂辮盤子，等長大後，才結成辮子。現在從腦後一剪，辮盤子上還留著一些長發，辮不起來，隻好用一段鐵絲卡在頭上，以防散亂，這就是剪辮子之後人們的發型。以後人們剪辮子的逐漸增多，到閻錫山後來推行“六政三事”(1)的時候，五台縣人的辮子都已剪掉了。
閻錫山提倡女人放腳，也是早在推行“六政三事”之前，首先拿他的老家五台開刀。
在東冶一帶推行女人放腳是大力推行閻錫山新政的民間機構“保安社”。滹沱河北岸的東冶、槐蔭等村是讚成放腳的，但受到南岸河邊、建安等村的反對，他們說：“閻錫山實在管得寬哩，連女人們的腳也要管。”南邊各村人，會打拳的不少，以河邊人曲汝霖和宋周全為首，組織起一兩千人的隊伍，到東冶來打“保安社”。“保安社”的人著了急，關起大門上了房，那天東冶正好趕會，人越聚越多，河南岸各村鬧事的就說“保安社”怕他們，氣勢越來越凶。前來維護秩序，保護“保安社”的警察想驅散群眾，便朝天放了一槍，圍在外麵的人卻說，沒槍子兒不要怕。鬧事的人擠得更凶了，有的還擠上前去奪警察的槍。警察頭目於是下令朝人群裏開槍，當場打死十幾人，群眾一哄而散。
過了幾天，省裏派人把曲汝霖和宋周全抓走了。到太原後，曲被殺頭，宋陪斬，被劊子手在臉上篦了一刀，嚇得昏倒在地。後來宋周全在河邊村殺豬賣肉，有人要提起他陪斬的事，嚇得他就尿褲子。
從此以後，沒有敢抵抗放腳了。原來纏腳時，女人們穿的是木底鞋，現在突然放了裹腳布，女人們一下子都不會走路了，全都得扶著牆，才邁得開步。“保安社”派人挨戶檢查，不放腳的要罰款。最初，查腳的走了，多數又把裹腳纏上，外麵穿一雙大襪子包上，查腳的一進村大家便互相通風報信，應付檢查。後來，為了方便，查腳的都帶一個女的，以便逐個脫掉襪子檢查。天長日久，年輕的不再纏腳了，年紀大的也都放了腳，隻有少數腳趾已經變形的矯正不過來了。
可見在當時那個革舊鼎新的年代，人們對閻錫山在治理山西時所采取的激進手段的不理解，不支持。但事後看來，沒有一個不佩服的，都說他有膽量，有眼光，為山西，為家鄉做了好事。
後來禁煙禁賭，進行得都很順利，因為賭博吸大煙向來就是正派人所反對的。
當上山西省都督的當年春節，28歲的閻錫山要回河邊村老家過年。因為是當“大官”後第一次省親，部下親信們都認為閻督軍這次一定會“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因此就安排得異常隆重排場，要顯示顯示督軍大人的威嚴和氣派。於是擬了一份籌備計劃，有龐大的隨從隊伍，攜帶貴重的各色禮品，準備筆挺的洋服和炫目的軍服，光大小車輛就備下30多輛。計劃呈給閻錫山後，閻錫山眯起眼看了一番，卻搖了搖頭，提起毛筆全都劃了叉叉。
部下吃驚不小，心想如此安排還不滿意，這當如何是好？
不料，閻錫山隻要一輛比利時駐天津領事鮑萊爾送他的英國老爺車，隨員也隻有兩名侍從和一名司機。
車到河邊村村頭，閻錫山即吩咐停車。下車後，他取出母親陳秀卿給他一針一線縫製的一件中式棉袍，認真穿戴起來。兩名侍從則穿著黑色愛國布（市布）袍子，戴瓜皮小帽，同樣不起眼。閻錫山一路走，一路和村民抱拳打躬，笑臉招呼，見了長者，則更顯謙恭，站在路上與之敘談家常，看見老漢們就作揖，看見穿製服的老師們就舉手敬禮，看見村裏的知識分子就鞠躬，看見娃娃們就摸摸頭拍拍肩膀，挺和氣的。從村頭到家門，足足走了個把鍾頭。第二天到川至學校慰問師生，閻錫山還吩咐手下賞給夾道歡迎他的學生們每人一塊銀元。
返城路上，侍從請教為何如此？
閻錫山答：“民為本，我為仆。手握權柄之人，豈能以嚴威懾於父老鄉親？苟能蔽令伯之忠孝，子厚之謙恭，有德於百姓，則伯川可少過矣！”
從這次返鄉省親以後，閻錫山凡是回河邊村，就用不著再吩咐了，屬下比照那一次回鄉規格去安排就對了。這個習慣，閻錫山從當上督軍後的初次回鄉起，直到離開大陸方止。
但僅以此例便認為閻錫山不講排場，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回家鄉如此，倘若到其他地方，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閻錫山對自己的保衛工作尤為重視。居家時有內線警衛和貼身侍衛兩層保護。閻錫山居住區百米範圍內，裏裏外外、或明或暗足足有不下200人。
閻錫山倘一出行，下麵就更是忙得不可開交。內警隊、侍從隊、外線警衛部隊各司其責，立即布崗。抗戰時期，行營始在秋林，後移到吉縣黃河壺口瀑布附近的克難坡，一住七八年，每逢出外，總是騎一頭黑毛驢。說是騎毛驢，卻與平常老百姓的騎法不同。用土話說，就是騎在驢上大撒手（即雙手一不牽韁繩，二不抓鞍鞽），因而直到現在，每每說到幹什麽不用操心，不負責任時，都愛用：“閻錫山騎毛驢——撒手不管”來形容。
如果想知道這則歇後語的來曆，便需要回到閻錫山初來吉縣的時候。
吉縣位於呂梁山南端，西臨黃河，東接臨汾，南連鄉寧，北依大寧，到處溝壑縱橫，梁峁交錯，素有“地無三尺平，抬腿就爬坡”的說法。村與村之間，村與城之間連接的道路，像雞腸子一般，又細又陡且不算，走三步一轉向，行九步三掉頭，腳底石子滾，身子半騰空（一邊靠崖，一邊臨溝）的路段隨處可見。閻錫山一到吉縣，一沒法坐黃包車，二不敢坐轎子。蔣介石送閻錫山一輛黑色小轎車，一來汽油不好弄，二來根本沒有車走的公路。因此，對閻錫山的行走問題，難壞了一大幫侍衛官。
一天，閻錫山從克難坡出來轉悠，見幾頭身負水桶的毛驢不用人趕，從城北垣盤山道上前後有序地一路小跑，自動來到坐在河邊的兩位老漢跟前，待老漢給背上水桶加滿水，便又自動從向山坡小道返回，一時覺得很有趣，便走上去問道。“老鄉，你們這搭的毛驢咋能**得這麽聽使喚哩？”
老漢抬頭見閻錫山像個當官的樣子，因為身子後頭還站著幾位挎盒子槍的。便也有意向閻錫山賣弄起來：“俗話說‘川道騾子草地上的馬，山路上的毛驢用不著打’長官敢情是打大地方來的，咱這山區人就時興使喚毛驢，用著順當。”
另一位老頭插話道：“長官有所不知，毛驢這畜生能著哩，人稱鬼驢，就是精靈得很的意思，夜裏走路前頭有一點響動，也都能聽到，早早停下來，不往前走半步；白天走單邊道，知道避崖畔，叫人少操好多心，若按老百姓的講究，黑驢左蹄還是一種最避邪的鎮物呢！”
聽了兩個老漢的話以後，閻錫山便隨口來上一段打油詩：“毛驢雖小靈性大，不用揚鞭奮蹄疾。背負水桶忠職務，崎嶇路上凶化吉。”
張逢吉機靈地逢迎道：“困難時期，我們每個弟兄都要像毛驢一樣，對自己擔負的工作，自動、徹底地忠於職責，何愁社稷不能複興，倭寇不能驅逐！”
幾個侍衛一聽，靈性一動，便設法在村裏弄來一頭渾身上下一根雜毛也沒有的小黑驢，再經過一番涮洗打扮，作為閻錫山的坐騎。
閻錫山一見便心裏歡喜，騎上也很舒坦，一高興也和侍衛官開起了玩笑，說：“要好好飼養，給它一個將官的待遇。”
閻錫山騎毛驢出遠門時，文臣、武將、副官、秘書、侍從、參謀大群緊隨其後。副官們有持暖壺的，有持坐墊的，有持鬥篷的，有提公文包的，浩浩****，蔚為壯觀。沿途閻錫山的警衛部隊和當地駐軍，早就布置了警戒線。士兵荷槍實彈，麵向外立。閻錫山的警衛軍長傅存懷騎著高頭大馬，帶著護兵沿警戒線來回巡視檢查。在中國舊軍閥中，侍從人員之多，威風之大，恐怕閻錫山算得第一了。
1941年陳誠到克難坡拜會閻錫山。他身著黃呢軍服，佩武裝帶，穿高腰黑馬靴，僅帶秘書、副官各一人，侍從兩人，輕裝簡從，至為精幹。閻錫山的侍從人員見此情景，私下紛紛議論：“看看人家陳長官，我們老總的派頭也太大了！”
閻錫山素來極重視教育，外出視察總免不了到當地學校走一走，慰問一下老師，看望一下學生。他在由他創辦的山西省立國民師範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宣稱：“今後哪個縣的縣政府比該縣的中學闊氣，我就槍斃那個縣的縣長！”
雖然此後並沒有哪個縣長果真因此“罪名”被他抓起來斃了，但以閻之尊，出此之言，其威懾力自不待言。所以抗戰前山西的教育，才能得以揚眉吐氣地走在全國各省前列。
作為山西首輔，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閻錫山能以身作則，為人表率。他一登上督軍寶座，便號召全省打爛廟宇神像辦新式學校。他的老家河邊村自然率先響應號召，砸了村西閻王殿裏的神像，辦起了一所小學校。當時，河邊小學隻有初小4個年級，300多個學生。由於不興男女同校，又在閻王殿隔壁和尚廟辦起了一所女子學校。後來，學生逐年增加，村裏一些掌權鄉紳，感到堂堂一個河邊村，閻都督的家鄉，又是全省的“模範村”，沒一個能起示範作用的小學校實在說不過去，遂號召村民集資，興建完善河邊小學。
閻錫山知道後，大為讚揚：“這事辦得好，應該讓娃娃們有個好的學習環境，”為此，他慷慨解囊。不久，就在關帝廟遺址上蓋起了一座嶄新的小學校。“樣板學校”竣工後，閻錫山由族長、村長陪同，前往參觀。隻見校舍寬敞，設備齊全，不但有12排教室，教師宿舍，還有大禮堂、體育場、籃球、足球、乒乓球場地，十分滿意，再三誇獎表揚，還親自給學校題寫校名，起了個名字叫“實生活小學校。”
“實生活”？啥意思？在場的人誰也弄不懂，弄不懂也不敢問，反正閻督軍說甚就是甚，都是“最高指示”，大家照辦就是。
“實生活小學校”建成後，閻錫山每次回家，都要到學校散步，對老師噓寒問暖，送上點小禮物，鼓勵學生刻苦學習，將來報效國家。因此，不但本村的孩子搶著上學，鄰村有錢人家的孩子也托人說情到河邊村來念書。但當時人們受封建禮教束縛，不準女孩子念書，所以女子學校卻是門可羅雀，冷冷清清。閻錫山知道後，就讓閻府的女孩子帶頭上學。他把堂妹閻慧卿（即後來大名鼎鼎的“五妹子”）、閻竹梅送到女子學校。有他帶頭，其他人也就把女孩子送到學校念書來了。不過，窮苦人家的孩子，仍然無錢上學。閻錫山索性將兩校合並為一校，窮家兒女，也可免費上學。這所學校，後來升格更名為“川至中學”，近百年間培養了不少人才，發展到今天，就變成了定襄高級職業中學校。
1917年冬，閻錫山再次回到河邊村。
第二天，雪下得很大，學生們被通知到川至中學(2)的院壩上去聽閻錫山講話。這天他換了衣裳，戴著有纓穗的高帽子，穿著督軍的草綠色厚呢大禮服。他開口便道：“人不是紙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你們今天能來，還是不錯的。”接著就講軍國主義，他說：“現在世界上是弱肉強食，要是沒有力量，國家就無法保存，所以我們也得實行軍國主義。中國若不實行軍國主義，在世界上就站不住腳。”講到最後又說，“你們現在年輕，當學生還沒有野心，心裏覺得能當上個老師、校長就不錯了。但大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蹦躂幾天，就覺得當校長不如當縣長，當了縣長又想當道尹，當了道尹又想當督軍，還想當總統，當了總統還想坐皇帝。坐了皇帝又想長生不老。人的欲望沒個夠，所以啊，需要從小的時候就學會克製自己的欲望。不要想做不到的事。思想端正了，才能克製住自己的欲望。你們閉上眼，看能不能聽到河水嘩嘩地流？可能聽不見，但是經常靜下心來照我說的這樣去想，照我教你們的這樣認真地去聽或有或無的流水聲，久而久之，人就會變得來清心寡欲，就沒有大的奢望了”。
閻錫山絕非等閑之輩。他少年老成，誌向高遠。據史書記載，他6歲發蒙，入村私塾，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學起。三年以後，轉入村義塾，研讀《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春秋》《左傳》及《綱鑒易知錄》等。到15歲習商止，“四書五經多能隨口道出，綱鑒大事亦知概略”，傳統文化的根基由此養成。
閻錫山雖然從小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但對傳統文化派生出來的八股取士製度卻深惡痛絕。“所以我常說，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於研究物質科學，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也正因為如此，在以後的學習生活中，他對自然科學與近代軍事兼收並蓄。1902年，在太原當店員的閻錫山，考上了山西武備學堂。進入山西武備學堂後，閻錫山在學習軍事科目的同時，開始接觸數學、理化、史地等學科，自然科學的聲、光、電、化給青年閻錫山展現出了一個五彩繽紛的新世界，引起了他濃厚的學習興趣。由於勤奮刻苦，武備學堂三年的學習，閻錫山學、術均佳，尤擅操典。
1904年，閻錫山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先入東京振武學校，畢業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
留學日本的經曆，更使閻錫山得以走出國門看世界，親身體驗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近代文明，進一步涉獵西方文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閻錫山首先感受到的是日本先進的社會秩序。他說：“日本的員工做甚務甚，謙虛和藹，人少事理，與我們中國的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其次是接受了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由於對清廷腐敗和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不滿，“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由於了解了外麵的世界，認識到“政治不可失時，若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時代所拋棄”。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下，閻錫山於1905年10月加入同盟會，曾會見孫中山並參與製定了同盟會的“南響北應”的戰略決策。1906年，他參加由黃郛、李烈鈞等人在東京組成的同盟會中的軍事組織“鐵血丈夫團”。鐵血丈夫團約於1906年底前後組建完畢。參加者多屬同盟會員中留日陸軍士官學生，共計28人。(3)蔣介石、張群為1908年加入的後期團員。
武昌起事後，各地紛起響應，“鐵血丈夫團”的同誌，都做了全國各省都督和軍、師長級的統兵將領。
作為一名有可能在未來擔綱大任的軍事將領，那時的閻錫山便表現出了不同凡響之處。
民國紀元前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公曆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趙戴文各攜炸彈一枚，返國布置華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時，因知海關檢查甚嚴，乃將趙戴文所攜之炸彈亦集於己身，並向趙君說：“如檢出來，我一人當之，你可不承認與我是同行之友。檢查時，我站前列，你站後列。”
趙君說：“我站前列，你站後列如何？”
我說：“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易被注視，仍我站前列為宜。”
果然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前列細密，我遂得渡此難關。其後我向趙君說：“越危難處越不可畏縮，畏縮則引人生疑。”
行抵漢口，在一家旅館中，很湊巧地看到牆壁上有墨筆寫的兩行字：“事到難為宜放膽，人非知己莫談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黨人所題，若非革命黨人，腦筋中就不會動此感想。(4)
山西辛亥事起當晚，全省的一把手陸鍾琦就被革命軍殺了。陸巡撫並非死在閻錫山的刀下，可不費吹灰之力便將主宰山西的大權握在手中的卻是新軍團長閻錫山，這個中，就有故事。
閻錫山回憶說，他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到太原。當時的太原，隻有一旅新軍，一旅舊軍，各下轄兩個團，新軍舊軍各4000餘人。過了大約一年工夫，閻錫山便當上了新軍裏的一名團長（那時還稱標統），將一半新軍控製在自己手中。閻錫山新官上任，剛當上團長，馬上又趕到北京紫禁城裏去大大地露了一回臉。清廷舉辦留學生朝考，閻錫山到底去日本學了些真本事回來，朝廷一放榜，輕輕鬆鬆就讓他中了個武舉。那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夜看盡長安花，回到太原雖仍是個團長，但此時的團長頭上加了頂舉人的帽子，風頭一時蓋過了他的頂頭上司、旅長（那時稱協梳）譚振德。緊跟著，雄心勃勃的閻錫山挑頭，與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一鐵盟友成立了一個“山西軍人俱樂部”，利用這作為平台，開始發展壯大自己的勢力。
武昌起義爆發後，巡撫陸鍾琦很緊張，也知道閻錫山是新軍裏的領軍人物，便趕緊將在北京的兒子陸亮臣召到太原，與閻錫山拉關係。原來這陸大公子，和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
行客拜座客，陸亮臣到太原的第二天一早，即來拜望閻錫山。幾句寒暄後，便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來，即專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對。百川兄有何高見，愚弟可向家父轉達。”
閻錫山留有餘地，小心答道：“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遠元究竟是為革命而起義，抑或別有原因，我也不明白。你我現在就談如何應對武昌事件，是不是為時尚早？”
陸公子躊躇片刻說：“我們可以再觀察兩天，不過，假如你們真要家父離開。也沒有什麽，我會配合老兄的。”
閻錫山笑道；“你這話說哪裏去了，你我是同學，更說不到這樣的話。”
閻錫山送陸公子出門。分手時，陸公子又道：“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姚協統一起談談？”
閻錫山爽快答應：“行。時間，地點，由你定。”
候在外麵的趙戴文等軍官一見陸公子登車離去，馬上鑽進屋子問閻：“陸公子來幹麽？”
閻錫山冷冷一笑，說：“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父子倆的花花腸子，我已得到可靠消息，陸巡撫已經決定將太原的訂購的5000支德國造步槍，借3000支給河南，隨帶子彈，而且已經運走了一部分。另外就是把我新1、2團全部調往臨汾和代州，由巡防營來接管太原防務。”
趙戴文；“他們倒是先下手為強了。百川，事情既已如此急迫，是不是馬上把弟兄們叫來，商量個辦法。”
閻略一思忖，斷然道：“革命是個玩命的事，一商量就容易走漏風聲。大丈夫當斷則斷，看誰下手快？”
9月初8日（陽曆10月29日），閻錫山率兵將旗人管帶瑞墉抓了起來，然後立即帶領1、2兩標向巡撫衙門衝去。
協統譚振德站在大門前高聲製止，被起義士兵亂槍打死。
槍聲一響，閻錫山奮不顧身衝在最前麵，撫署衛兵未作抵抗便紛紛潰散。
閻錫山率兵進得三堂，隻見陸巡撫衣冠整齊，立於三堂之上。陸公子亮臣也立於旁邊。
陸公子喊道：“你們不要動槍，什麽事都可以商量！”
陸巡撫倒不失為大清朝的忠臣，朗聲喝道：“用不著，你們要造反，就照我身上打吧！”
閻錫山還來不及發聲，隻聽身邊槍聲暴響，陸氏父子訇然倒下，血濺三堂。
閻錫山率部殺死太原巡撫陸鍾琦，一躍登上了山西省都督的寶座。從擁袁稱帝與反對護法的相繼失敗，接受教訓，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力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這樣政策的閻錫山，雖然在後來的北伐、中原大戰中屢次失意，但是都能夠在疾風驟雨之中始終屹立不倒。
一個年僅28歲來自滹沱河邊的農村青年，在毫無家庭背景的情況下，以其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老練與勇敢果斷而少年得誌，雄踞於三晉。在中國曆史上，不說絕無僅有，至少也極為鮮見。
創業難，守業更難。奇的是無論在袁世凱時期，或國民政府時代，閻錫山都能夠巍巍乎屹立於三晉大地，“山西王”一當，就是38年。
閻錫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並沒有像當時許許多多的軍閥那樣，一朝權在手，便開始搜刮地皮，禍害百姓，而是以極大的精力圖謀發展山西實力。他堅持守土以自保，使山西相對穩定，比其他省少受兵禍連甲之苦。閻錫山醉心於搞建設，在山西發展起體係較為完備的近代工業。同時，他對移風易俗，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也是不遺餘力，做了很了不起的貢獻。孫中山來太原做演講時，對山西的進步與成績也是讚賞有加。
進入三十年代，閻錫山又提出“植樹造林、工業興省，按勞取酬”的口號，並廣為推行實施。在他的苦心經營下，抗戰爆發前的5年裏，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裏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人將這段時期的經濟成就歸功於閻錫山。這當然是事情的一麵，如果沒有他的決策、頭腦和手段，山西不會寫就這段曆史。
也就是那一年，山西省的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上海和廣東，“模範省”絕非浪得虛名。
在對待曆史人物的評價上，要占有材料，尊重史實，要設身處地，一分為二，不能為了某種需要而扭曲曆史。每個人都是時代、環境的產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局限性，閻錫山有其反動的一麵，但是也有其開明、進步的一麵，這正是他有別於其他軍閥的閃光點。
閻錫山理政一是管得細，細得匪夷所思；二是摳門兒，摳得啼笑皆非；三是能為人表率，六親不認。作為山西省的最高統治者，全麵抗戰爆發前的二十多年裏，閻錫山以“保境安民”、“工業興省”為號召，製訂並實施“六政三事”“省政十年建設計劃”，開辦規模與經濟實力在北方首屈一指的“西北實業公司”，都是其他軍閥想不到，更做不到的重大舉措。
閻錫山不單對軍政大事日理萬機，還頒布《人民公約》，要求人人遵行不悖。公約寫道：“近年來人情愈壞，家庭中最不好的事，莫如繼母虐待兒女，以及婆婆虐待媳婦。還有一件最不好的習慣，就是夏天在街前吃飯……”
看看，堂堂一省之尊，管到何等瑣屑地步？
至於娼賭盜毒，更在嚴懲不貸之列。山西各城鎮繁華路口，均立有鐫刻著閻錫山“上諭”的石碑，碑文大抵是懲惡揚善、倡導仁義禮智，鼓勵興辦教育之類的警句格言。
閻錫山長子誌恭少亡，次子誌寬長得一表人才，談吐不俗，聰明而好思考，閻錫山視其如掌上明珠，每次鄉居時外出散步，必讓誌寬隨其後，於閑談中細加教誨，隻望琢璞成玉，屆時好“承續大統”。偏偏這個寶貝兒子，24歲時一場暴病，讓他死在洋人在成都辦的華西醫院裏。
1924年4月，閻誌寬與太原女師學生趙秀金舉行婚禮。軍政人員紛紛議論，均準備屆時送上厚禮，借機討閻錫山歡心。閻錫山知道後隨即通知各部門，任何人送禮都不準超過銅錢兩枚，否則到時候弄得彼此臉上都不好看。那時40枚銅錢頂1角錢，10角錢換大洋1元。
閻錫山的堂兄弟閻樹梅青年即入晉軍，由班、排、連、營長直至晉升為團長。1929年，晉軍被國民政府裁軍會議決定裁減官兵8萬人，其中就有閻樹梅。名單報請閻錫山批準時，他一視同仁，即準去職，令官兵們深為敬服。
閻錫山外侄閻述先在太原斌記五金行任協理，以為有姑父做靠山，生活**，常與人爭強鬥狠。1935年夏，閻述先乘人力車路過柳巷南口時，因警察未能及時給他的人力車夫疏通道路，順手揚起文明棍將這名警察打得頭破血流。此舉激起全市警察的憤怒，警察局長程樹榮當即據報請示緝拿懲治。閻錫山略一思忖，提筆批了8個字：“依法嚴懲，決不姑息。”閻述先聞知姑父大義滅親，嚇得從省府汽車管理處借了一輛免檢的紅牌小汽車潛逃回老家河邊村，深居不出長達數月之久，從此再不敢拉大旗作虎皮了。
閻錫山懲治屬下貪官汙吏，更是別有一番招數。
1942年6月裏，他吩咐侍從秘書室特製印章一枚，上刻“匪首”二字。並囑咐主任秘書凡由閻錫山簽之公文，一律加蓋“匪首”圖章。這樣的公文一發出，軍政要員、地方官吏驚函紛至，要求對此事“徹底追查，嚴予懲辦。”
閻錫山見到反映信件，極為高興，並將“手諭”寄發大小諸官，雲：“你們見我的名字上蓋上‘匪首’印章，深為不快，並表示義憤，表現了你們愛護領袖的忠貞。但這件事乃由於軍隊、行政有擾民害民行為，致使人民罵我為匪首。欲除此汙，責在大家。望我軍政人員，不再侵民擾民，則此汙可脫，此恥可雪，此章即可廢棄不用矣。”
閻錫山摳門兒，更是摳得成了精。一者是因為山西財政不寬裕，不得不精打細算。再者是出於閻錫山本人的商人習性。
抗戰勝利後，閻錫山堅決反對與共產黨和談。為了說明自己的主張正確，他以一個故事作比喻。他說：“太原開古董店的老板，都是花言巧語極富生意經的。比如一個康熙瓷瓶價值6元大洋，他開口就要9元。顧主還他8元，他連聲說，瓶子是8元5角買進的，由於你的誠意，我可按本錢賣給你，可你無論如何不能叫我賠錢呀。顧主聽他講得有理，被感動了，就以8元5角買下。可這一來，恰恰上了古董商的當。現在與共產黨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買古董一樣。”
如此匪夷所思的比喻，卻正是閻錫山念念不忘的思路。這種精明算計的摳勁兒，曾經在緊要關頭，給他帶來致命的打擊。
中原大戰時，閻錫山被馮玉祥、李宗仁推舉為反蔣聯軍總指揮。他在北平設立軍政府，宣布與蔣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完全脫離關係，向駐北平的各國公使代辦發出照會，儼然以一個獨立主權政府的麵目出現。隨著戰事進展，蔣介石已取得明顯優勢，擁有30萬大軍，標榜“中立”的張學良，也就漸漸將傾斜的重心移向蔣方。加上閻錫山限於權力和財力，派往東北的代表開價太低，在張學良麵前備受冷遇，情況就更是急轉直下地惡化。閻錫山派往沈陽的代表，隻有500元活動經費，應酬場合，不敢露麵。後來賈景德等人去後，經費仍然是捉襟見肘。
一次，張學良的秘書直言不諱地提出要山西資助軍費，開口就是300萬。賈景德不能做主，忙報告閻錫山，閻錫山咬咬牙答應給50萬。而蔣介石那麵，情況全然不同。蔣介石派吳鐵城等人到沈陽，在中國銀行開了賬戶，允諾隻要能拉住張學良，就可不拘數目，隨時提用。吳鐵城用金錢把張學良的左右都收買下，因此，對張的一舉一動，都能了如指掌。張學良要軍費300萬，吳鐵城一口答應給500萬。蔣介石還特意在東北兵工廠買了10萬支槍，每支價格比市價高出25元，等於白送給張學良250萬。此外，南京政府答應另外再撥給東北1000萬，用以整理奉票和償付外債。
除了金錢，蔣介石在政治上也開出大額的優惠清單：允諾由張學良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由其部下任平津衛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勝利後，冀、察、綏、魯四省及平津地區由張學良全權管理。
由於實力懸殊，閻與蔣爭拉張學良，本來就是一場極不對稱的拉力賽，而閻錫山的小奸商作派又何能與蔣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曆練出的海派氣勢相提並論？軍閥之間，政治也是經濟的繼續。如此豐厚的報酬，當然有極大的**力。張學良本來就是要坐收漁人之利的，加上張的左右無不主張擁蔣倒閻。張見時機已到，於是表示擁蔣反閻。張同時也在公開站邊之前將自己的意思透給閻錫山，我現在要出兵打你了，看在和我老張家兩代人的交情上，所以先給你老打個招呼。
但閻錫山的這種摳勁兒，又在另外的重大事項中，顯示出為令人稱道的節儉。在建設橫貫山西的同浦鐵路的過程中，也正是靠著項項工程精打細算，以有限的財力，辦了更多的事情，以當時最低的成本，建成一條給山西帶來巨大效益的鐵路。
不過，為了防止其他省的軍隊乘火車**他的“獨立王國”，閻錫山竟然別出心裁地命令將同蒲鐵路的鐵軌鋪得比全國的鐵路都窄一些，致使所有進入山西的火車都得停在省境上換車輪。這一怪招，在給山西人帶來麻煩的同時，在一定時期也的確對外發揮了某種“屏蔽”作用。
閻錫山一生功罪在案，人們對他也是有褒有貶。但對他的大力興辦社會慈善事業，卻是有口皆碑，為民眾所稱道。
閻錫山從小就接受了民本的思想熏陶。他去日本學校學習期間，又得到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教育。這樣，民本、人文兩位一體的理念強化了他的思想。當他山西大權在握以後，這種思想支配了他的一係列行動。
據說，有一次他在外祖母家吃飯時，聽到外麵人聲嘈雜。出來一看，在這小堡的唯一東西長街一側，有一對雙胞胎棄嬰，觀者如堵。他於是分開眾人，把這兩個嬰兒抱回了外祖母家。人們說他是個“大善人”，當下給他說了很多很多關於窮人的事，什麽有的窮人無法養活娃娃們呀，什麽殘疾人被餓死呀，什麽孤寡老人尋死呀，還有具體事例呢，讓他想個好法子來解決一下這個社會問題。閻錫山心想，這是個社會問題，從古至今就存在。自己盡管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但也要在管轄的地盤上努力。
不久，閻錫山委托村裏親戚，用自家的錢，在家鄉河邊村的後陳堡上興建一座收嬰撫孤的慈善院。在興建的整個過程中，閻錫山從太原和外地寫了幾封信，詢問情況，調整結構。河邊慈養院大工告竣時，閻錫山親程趕回，做了詳盡的布置。沒多長時間，能收容三百人的食宿院就滿了。閻錫山有點犯愁。他撰文讓社會上關注這一問題，同時以督軍府名義發文，在各地興建一些社會慈善建築設施。這項事業也得到了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的鼎力支持。老先生拿出一筆數目可觀的巨款，在五台、崞縣、定襄等地施舍興辦慈善事業。對河邊鄉黨，閻錫山更有特別照顧，逢年過節，閻錫山都安排人給那些“過不了年”的窮人們送去白麵、蓧麵等。在平時，凡達到一定年齡而娶不起媳婦的河邊老光棍，閻錫山即派人送去40塊銀元，幫助老光棍們成家。
(1) 筆者注：“六政三事”，指閻錫山在山西強力推行的水利、蠶桑、植樹與禁煙、天足、剪發，後來又增加種棉、造林、畜牧，合稱“六政三事”。
(2) 筆者注：以閻錫山的字百川來命名，意為百川歸至之意。川至中學成為當時晉北一帶名聲最好，教育水平最高的學校。
(3) 筆者注：參閱征引《閻錫山早年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叢書之29。
(4) 筆者注：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