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原馥庭：被閻錫山帶到台灣的秘書

到台灣後，閻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辭去了“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辭職是他自願的，閻先生是個明白人，他之前曾經說過一句話：“需要我，趕也趕不走；不需要我，留也留不住。”

閻錫山昔日曆任秘書迄今在世的僅有兩位，一位是現居台灣的運城人氏原馥庭，另一位是現居太原的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任、著名曆史學者李蓼源。

到現在原馥庭仍保留一口濃重的山西口音。從抗戰開始一直到1960年閻錫山去世，他擔任秘書20多年，一直沒有離開過閻錫山。2004年他曾把從大陸去的山西老鄉特地請到台北市一家山西飯店吃午飯。他說這是同為山西人的徐永昌從太原帶來的廚子開的，幾十年來雖幾經易手，老板換了好幾位，不過飯店的山西風味倒是始終如一地保持下來了。

原老感歎說：“戰亂時分，老百姓受的苦，遭的罪，那真是一言難盡。所以咱們中國能有今天，不容易啊，兩岸同胞都要倍加珍惜！”

這是原先生的肺腑之言。

在此番做東及次年參加台北山西同鄉會暮歸故裏的日子裏，原先生在各種場合談到了他當初追隨閻錫山離開山西後的經曆。

原馥庭回憶說：

我迄今還記得很清楚，閻先生接到代總統李宗仁從南京發來電報的那天，是1949年的3月29日。那時候國共雙方決定4月1日在北平舉行和談，李宗仁特地召集閻先生與居正、白崇禧、張治中等人去南京，在代表團啟程前夕，商討和談問題。當時太原大戰在即，閻先生在各種場合都高調宣示，決意與太原共存亡，他從內心是不願意在這樣緊要的關頭離開的。但是李代總統專電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談國是，他不去也不成。後來有的人寫文章說他是說一套，做一套，讓部下留在太原與共軍拚命，自己找個借口溜掉了。有好幾本書上都這樣醜化閻錫山，說他裝腔作勢，要和大家共存亡，但事實上，就在三軍將士受其蒙蔽，為其賣命的時候，閻錫山卻偷偷搭乘專機逃出太原，一去不回頭！為了掩人耳目，盡快脫身，他甚至連一向心愛的五妹子也棄之不顧了。還有本書裏說，到了1949年3月初，太原空中交通已被解放軍炮火所控製，隻有西門外洪溝小飛機場尚能使用，閻錫山便急電在南京的軍事代表楊愛源，叫楊向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請求，向代總統李宗仁提議，調他為行政院長，但李不同意，未能實現。到3月下旬，閻錫山又打了一個電報給銓敘部部長賈景德說：‘為拯救晉民，咱擬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計，副主席亦可。’賈向李代總統請求，先去一電，請其來京，俾脫險境，李許可了。

原馥庭先生認為以上諸種說法毫無根據，純屬誣蔑醜化閻錫山人格的妄測之言。當時連他們幾位跟隨閻先生同赴南京的人員，也全都以為要不了三五天就會回來，出發前連家也沒顧得上回一趟，親人也沒顧得上見一麵打個招呼就走了。“拿我本人來說，自那天匆匆一走，父母天各一方，陰陽永隔，連一對親生兒女，也是幾十年後才偷偷摸摸從台灣跑到香港見上一麵。”

閻錫山的另一位留在大陸的秘書李蓼源先生也在《閻錫山離晉去台始末》一文中，記述了閻錫山試圖從南京返回太原所做的種種努力：“但四野炮兵第1師高射炮部隊的到來封鎖了太原的天空，也斷絕了閻錫山回家的路。太原守軍發去電報說機場全部被毀，飛機已無法降落，閻錫山最終才放棄了返回太原的計劃。”

關於閻錫山離開太原的情形，我們還是聽聽他本人在日記中是怎麽說的吧。

1949年3月29日：“李代總統電召赴京，商決黨國大事。晚8時抵南京。”

4月11日：“去奉化。蔣總裁雲：‘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國家一隅，若國家不保，太原亦無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團結工作。’”

4月12日：“返京。參加和談會議。李代總統亦一再囑多留京。”

4月1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政治委員會委員於廣州聯席會議，電邀赴穗，同謀挽救危亡。”

4月19日：“太原飛機場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電稱，請勿再圖返省，解救危急，隻有大量空軍，希望能使飛虎隊用國家空軍名義大量出動。”

4月21日：“複接梁代主席化之電話，共軍增加炮兵部隊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經應處理之人及事，處理完畢。職一定遵命集體自殺，並本屍體不見敵人麵之昭示，一切準備妥當。複接閻慧卿電話雲：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殺，並焚其家屋，請勿為念。”

4月22日：“由京到滬，以無線電話，繼續指揮作戰，並勉勵全體文武幹部，成功是國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獲。所愧者，不能與大家共同犧牲，惟我—定要對得起大家。”

4月23日：“10點後，與太原聯絡中斷。於聯絡中斷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戰到底。”

4月24日：“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體電促速往穗，共商國是。原擬先飛溪口再飛穗，後因機場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飛穗。”

原馥庭說在山西當首領不容易，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處於戰火中，沒有安頓下來。光是1912到1927北洋15年，山西就被進攻過10次。比如1925年馮玉祥就曾占領大同13個縣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張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幾個月，不過後來馬上被打退回去。他還談到閻先生有4個秘書，一個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個是娘子關的代表，一個是東部的代表，原馥庭則是運城的代表。這是因為不同工作需要配備的，也是讓周圍人看，閻錫山能把各方麵都照顧好，不偏不倚。山西像一個小國家，要讓身邊人都擁護他，也要花很多心思才行。在外人眼裏，閻錫山這個“山西王”很風光，但在原先生這樣的身邊人看來，閻錫山其實是個勞碌命，這一輩子做官做得很苦。也許是因為對這一切已經厭倦，閻錫山也很早就決定離開台北，搬到山上去住。他就是要主動做出退出政治的姿態。

原馥庭回憶說，有一次，台北市長高玉樹想到山上看閻錫山，下了車站在那兒等。高玉樹並不是蔣介石的人，可是閻也不見。原馥庭隻好對高玉樹說：“對不起，閻先生不在山上。”那時候政治氣氛也十分敏感，他不想讓情報人員以為他拉幫結夥。

原馥庭晚年在回憶閻錫山的文章裏寫道：

在台北待了半年後，閻先生帶著我們隨行人員四五十人搬到台北市郊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人廢棄的茶園，一片荒蕪，山上的荒草長到了一人多高，當地的老人都割草挑擔賣到造紙廠。日本人占領台灣時，山上還有遊擊隊。這裏非常偏僻，交通不便，平時進城要步行30分鍾才能到達公路。附近也沒有村落，也沒有電燈、電話、自來水。走山路的時候，經常看見野兔四處亂竄。

閻先生租了這塊地，蓋了9間房子，以茅草為頂，竹片糊泥為牆，房子十分簡陋，台風又把草頂給吹掉了。有一次屋裏還漏了雨，我們就撐了一把大傘，掛到他**頭，所以閻先生還有過打著傘睡覺的經曆。

為了對抗台風和地震，閻先生後來想起了自己家鄉山西的窯洞。我們讓工人就地取材，用石頭水泥又建了5間房。當時蔣介石給他陽明山的另一套日本人留下的好房子讓他住，閻先生謝絕了。

當時，山上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喝的是用竹管接的泉水。不久，蔣氏夫婦上山去探望他，路況很差，車子顛簸不已。回到台北後，蔣介石就讓人裝了一個軍用電話，以解決和外界的聯絡問題。陳納德和夫人陳香梅來山上探望閻先生時，贈了他一台發電機，可是閻先生為了節省用油，仍然點蠟燭工作，直到3年後電力接通。

為了改善生活，我們自己在山上養豬養雞耕地，一梯一梯地種橘子。跟隨他到台灣的侍從人員有四五十位，閻先生用錢也很仔細，一個人一個月在大廚房的夥食大約是100塊。這個標準吃了大概有10年，也沒有漲過。後來廚子說大家吃得太苦了，閻先生聽了這話，才又加了點錢買肉。剛一增加夥食標準，閻先生就走了。當時很多衛隊的青年人跟著他到了台灣，他也用不了那麽多警衛，為了替大家張羅生計，他還曾開過印刷廠。但後來他也養不起這麽多人，很多老部屬也就慢慢地離開了。

那時候我也多少有些動搖，猶豫著該不該繼續在山上待下去。當時一個朋友希望我到台北一個機關裏做事。有一天我跟閻先生提了此事，他聽罷沉默了許久，說了句：“你不能離開我。”我就又留了下來。

閻錫山在菁山一住就是10年，一心讀書寫作，非重大的活動不輕易進城。他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晨7點起床，然後寫作。午飯後休息兩小時，下午會見客人，或者讀書、思考問題，晚上22點準時入睡。

1959年，閻錫山77歲。一天晚上，他伏案寫作完畢，準備上床休息時，忽感心髒不適。第二天，便到台灣大學附屬醫院檢查身體。經醫生診斷，已患有比較嚴重的心髒病，醫生勸他住院治療。他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因記掛著他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國》一書，沒等痊愈，便匆匆趕回了菁山。

外界都以為閻先生是“山西王”，很有錢，但到了台灣來看，他的生活非常簡單，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不知為什麽，閻先生和家人並不親近。閻先生的第一位太太在太原抗戰第二年就去世了；後來又娶了一位，這位夫人和他同歲，家裏非常有錢，她沒有生孩子。他們向來不住在一起，閻先生隻有星期六下午才和太太見一麵。這樣好多年了，我們也不能問。我記得是1952年左右，這位夫人也去世了。他的孩子很早就去了美國，也很少回台灣。

搬到山上後，他幾乎很少出門。他的生活非常規律，頭一天晚上我們把他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好：幾點幾分幹什麽，給這個人10分鍾，等等。他不願意浪費一點點時間。除了侄子閻誌昭偶爾來訪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寫文章上。不過，他的寫作方式是“動腦不動手”，每天他起床後，總有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聽候他的命令，他口述自己的想法，我們幾個記錄、整理。比如某天他有感而發，就讓我們寫下這句：“喜怒不形於色，深沉可，陰險不可。”他睡覺時，身旁有支鋼筆，有什麽感想，他也隨時寫出來，交給我們整理。

閻先生平素話不多，閻先生的會客室門上寫著三個大字：“持得住。”我們和他一句都不敢多嘴。跟隨他這麽多年，我幾乎沒有幾張和閻先生的照片，因為不敢張嘴提這樣的要求怕打擾他。我記得有一年他請了一位客人來吃飯，客人還沒有來，副官拿相機給我們拍了一張合影，單獨照相的機會幾乎沒有。

有的朋友來信對他說：“你在台灣寂寞，可以參加宗教活動。”閻先生回信說：“我一天到晚忙得很，我估計再有三年五年，我把該寫的寫完了，我並不寂寞。”

有人對我開玩笑說：“閻錫山是前世五台山的老和尚，你是今世的小和尚。”

閻先生一直患有心髒病，但他那時把注意力都放在他的《三百年的中國》一書上，所以醫生勸他住院他不肯。

1960年5月20日，蔣先生有一個慶祝會，閻先生因為重感冒加上氣喘，就沒有參加。第二天，他的身體就出了狀況，渾身出汗，在**坐也不行、躺也不行，我們把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請來，醫生讓他馬上進醫院接受治療。等到了醫院，人已經不行了。

閻先生的墓地就選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廬後，我們挑了兩樣東西隨他下葬：一支是他平時記東西用的鋼筆，非常普通；還有一把剪刀——他生前一個人閑著想事情的時候，經常拿這把剪刀剪胡子。

山西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曹振武與原馥庭多有交往，後撰《愛國老人原馥庭》一文，發表在《黨史文匯》2010年第1期上。摘引如下：

原馥庭係山西省河津縣和井村（現屬萬榮縣）人，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生，現已97歲。山西大學中文係畢業。抗日戰爭時任第二戰區司令部秘書。1949年將一雙兒女留在原籍，同夫人去了台灣，任閻錫山首席秘書。閻錫山逝世後調任台灣當局少將參議。李登輝上台後搞台獨，原馥庭堅決反對，憤而辭職。

原馥庭身居海島，心係大陸，無時不在思念故土。兩岸隔絕數十年，骨肉生死難明，原馥庭唯恐今生難見親人一麵，於1989年與夫人攜晚輩到香港，同在大陸離散40年的子女團聚6天，以慰天各一方，夢寐思念之情。1993年，兩岸關係初晴，冰山漸消，原馥庭回到離別44年的和井村掃墓祭祖。此後他幾乎每年皆回山西探望，受到省地縣鄉各級領導和家鄉父老的熱烈歡迎。

原馥庭親眼見到祖國大陸由貧變富，由弱變強，山西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豐衣足食並日益提高的事實，甚為感動。1998年他參觀萬家寨引黃濟晉水利工程時，賦詩盛讚山西黨政領導其功不在禹下：“石樓臨晴空，南眺出千裏，人憐山氣佳，予歎禹功美。”參加山西大學承辦的“近代史研討會”後，他赴五台山參觀，途經忻口見抗日戰場遺跡，回想此役有4萬餘官兵為國犧牲，至感悲痛，泣不成聲。此後，友人邀他再遊五台山，他婉言相謝，實則是不忍再看忻口傷心之地。他說：“忻口戰役堅持23天，牽製日軍速戰速決三月亡華之妄想，亦使南京得以從容西遷，功不可沒。是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敵寇的典型之戰，後人不可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