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法門——希臘文化

按照羅素的提示，這西方文明的第一道法門是由一連串拱門組成的。這些拱門的名稱是：古希臘文學（主要是悲劇，也有喜劇）之門、藝術（最高成就是雕塑）之門、哲學（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師生三代為代表的哲學）之門，還有一個最令人費解的“純數學”之門。

哦，當真靈驗，當我讀了幾本關於古希臘的書，進得門去（再看現實中的法國，再看歐美各國），立即獲得了“解碼”，不僅讀出了西方文明中諸多其然，還讀出了所以然來。

走進拿破侖三世建造的金碧輝煌的階梯形巴黎歌劇院，一眼就辨出其“基因”是古希臘因地製宜依山而建的露天階梯劇場，隻是加了一個豪華的“罩”而已。民主製的古希臘劇場出於公民應平等觀賞的理念，那時就在追求並有了天才的聲學設計，即無論前排還是後排的觀眾所聽到的聲效是基本一樣的。巴黎歌劇院沿襲下來的聲學設計，不過是聲音在室內條件下傳播的均衡性更加精確罷了。對比我們千年來（從唐玄宗的梨園算起）的中國戲台（從鄉野草台到皇宮戲台）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戲台高於或站或坐的觀眾，在一個較小的空間裏其聲效無須特別設計而能求得前後差別不大。因此，我們就沒有獨立創立聲學這門學科。再接著在巴黎歌劇院看上演的歌劇《卡門》，會發現從亞裏士多德的《詩學》引申出來的戲劇三一律——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事件——在這裏一脈相承，這與中國戲曲的虛擬場景、地點即時轉移的戲劇規則迥然相異。由此可見，隻要通過古希臘文化的法門，便能便捷地抵達西方文明的某處堂奧。

再來到羅浮宮。三件鎮館之寶——斷臂的維納斯、無頭的勝利女神、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前兩件都是古希臘的雕塑，第三件《蒙娜麗莎》的寫實主義美學也是秉承了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模仿論”。有人說，西方哲學發展了2000多年，不管走多遠，隻要一回頭就見到柏拉圖；西方藝術又何嚐不是如此？換一種說法，如果想進入西方藝術，隻要從古希臘藝術的法門進入，你就不會迷失在數千年的西方藝術的迷宮裏了。

那麽，羅素說的古希臘的“純數學”是什麽意思呢？前麵說了，凡爾賽花園裏剪修成的幾何形樹木、花壇，就是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萬物皆數”理論的感性顯現。數，在古希臘成為哲學的本體論。柏拉圖學院的大門口就寫著“不懂幾何學的人別進來”。中國的孔子辦學以及後來各個朝代的書院從來沒有提過對數學的要求。古代中國著名數學家商高發明過“勾股定律”，他在《九章算術》中寫道：“若勾三，股四，則弦五。”即直角三角形的兩個直角邊，一條是三，另一條是四，那麽斜邊一定是五。其實這不是數學定律而是經驗公式。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定律才是“純數學”，他的定律是抽象出來的幾何線條間的數的關係——a2+b2=c2，與具體數無關。我還從“純數學”聯想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的一個設問：為什麽西方發明了交響樂，而中國沒有？他的回答是因為西方是基督教倫理，中國是儒家倫理所致。因為儒家倫理主張大一統，所以不會讓音樂有多聲部。我卻從羅素提出的“純數學”找到了另一個屬於音樂本身的答案。古希臘人發明了多弦的豎琴，十個手指是完全解放的，在同一個時間裏可以演奏一個音也可以演奏多個音。這就催化出畢達哥拉斯對於同時演奏兩個音的和諧度的純數學研究。他發現，兩個音的弦長之比越單純，聽起來越和諧，反之亦然。正是畢達哥拉斯這個純數學理論，才可能有後來的可以量化的音程、對位、複調、和弦直到交響樂的誕生。中國音樂則不然，樂器基本上是一次隻能演奏一個音（即使多弦的古琴也是演奏連續的單音），沒有畢達哥拉斯關於和諧度的數學研究的需求。中國古代音樂即使是千件樂器在一起演奏，都是同一個聲部，所以才會有“濫竽充數”的成語。就音樂本身而言，中國不會出現多聲部，不會出現和聲與交響樂。這比韋伯的空洞的大一統倫理解釋更本真些。

到這裏，我算是真真切切感受到“古希臘是歐洲文明之母”了。